>>>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上一世纪的考古学，以石器的形制作为史前文化分期的标准。 

    “新石器”与“旧石器”是两个相对的名词，这一分期方法至今还在沿用。不过，自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GordonChilde，1892-1957）提出由采集食物阶段，转变到生产食物阶段的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观念以来，划分上述两个石器时代的里程碑，已落实在人类是如何生产食物以维持生计上面。从采集食物到生产食物这一发展过程，是逐渐的，不是实时而全面的转变。生产食物，农业自然有其重要性，但是，在生长农作物的自然条件不足的地区，畜养牲口作为稳定的食物来源，也是一种生产食物的途径。因此，生产食物的分期标准，兼用于农业及畜牧。 

    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人类的生活相应的也有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最可注意的变化，当是人类开始定居于一地。采集食物时，人类必须四处寻觅可以食用的动物与植物，一个地区的资源用尽了，就必须到别处觅食。经常不断游走觅食，不遑寄居，壮年的人辛苦，而老弱幼小则难以存活。于是，共同生活的人群，人口数字不会多，也未必稳定。随着农业的发展，人类遂有了定居的聚落，生于斯，聚族于斯，终老于斯。从事畜牧业的地区，人类的食物资源是会走动的牲口，牧人似乎不须如农夫一样的定居于农田附近。但是，所谓逐水草而居，其实也有一定的范围，因为牲口的食物来源是有范围的，再说经常迁移，也不利于牲口的繁殖。于是，即使是游牧生活，人群也有一定的稳定性。为此，本节的叙述将以中国地区史前的农业及聚落为两大主题。 

    山西怀仁的鹅毛口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制作场。史前人类以当地的凝灰岩石料，经过砸击与摔击，制作工具。在这些石器之中，出现了石锄、石斧、石镰，其形制已与新石器时代同类的工具相近。锄、镰都是农具，是以鹅毛口遗址时代，可能已有农业生产。不过，锄是翻土工具，也可用来挖掘植物的根茎，镰是收割的工具，也可用于割取果实及枝叶；两者都可以是采集食物的工具，其出现未必即是农业生产的证据。 

    仰韶文化遗存中的农业 

    农业在中国地区初现，当以发现栽培的作物为据。在中国北方，至今最早的农业遗迹，应是黄河中、下游的前仰韶文化遗存。在距今8000年以前的磁山、裴李岗遗址，出土了确切的农业遗存。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地处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接处，遗址范围8万平方米，是一个古代村落。村中房屋都是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下穴，穴壁有柱洞，以插置柱干支撑芦苇涂泥的屋顶。房屋与窖穴大都是几座聚集一组，似乎反映村中的次级同居单元，也许即是家族。房屋内部，往往留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都是农业生产及粮食加工的用具。遗址中有数百处灰坑，其中有不少是贮存粮食的窖穴，腐朽的粮食堆积，厚度不等，有的窖穴深至5米，粮食堆积厚达2米，储粮总量可达10多万斤之多，其食物供应之规模，相当可观。河南新郑裴李岗与新密莪沟的两处遗址，也都在黄河冲积平原的扇形尖端，也都出土磨盘、磨棒、石镰、石铲，及储存于灰坑中的粮食。这三处的年代基本上相近，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磁山与裴李岗遗址都在高于邻近河床25米的高地上，可能反映当时黄河冲积平原仍有沼泽及湿地，遂在离水不远的台地上种植粟类（小米）。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其时代是距今9000到7800年之间，这里的农业生产与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其他诸遗址却颇不相同，虽也种植小米，但主要的作物是水稻。 

    老官台的农业遗存 

    今日陕、甘渭水流域最早的农业遗存，是在属于老官台文化（由陕西华县的老官台遗址得名）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这里出土的栽培作物是禾本科的稷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老官台遗址不见磨棒、磨盘，却有石杵，则食物加工的方法当系使用杵臼；也不见石镰，而有石刀，是以收割的方法也与磁山、裴李岗的农业不同。 

    以上诸处均有相当数量的猪骨，甚至整只的猪、狗骨架，猪只系幼年的小猪，可知距今八九千年前，猪、狗已是饲养的家畜。同时以磁山为例，从食用后遗弃的动物骨骸，除了家猪、家犬之外，还有大量的野生动物及水产物来判断，显示他们仍有相当程度的渔猎活动。 

    南方的稻作遗存 

    秦岭、淮河以南，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先民发展了稻作农业。至今考古发现最早的稻作栽培是在长江中游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其加速器质谱碳-14测定的年代是距今1.4万多年。地质学工作者在东海大陆架上也找到了距今1.3万至1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的硅酸体。中、美两国组成的中美农业考古队在江西万年县吊桶环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层中，采集到数量可观的野生稻和栽培稻植硅石，其碳-14测定年代也在公元前1万年以前。其后，湖南澧县的彭头山和八十垱遗址也有稻作遗存。彭头山遗址的碳-14测定年代也在距今八九千年间。湖北宜都城背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有稻作遗存，其年代约为公元前5700至公元前5400年。在更南边的广东省英德市牛澜河遗址，考古工作者也采集到了距今1.1万年至8000年前的粳稻和籼稻的植硅石。这些遗存的痕迹，或是于抹墙涂泥中，拌杂稻壳，或是陶土中掺和稻壳碎末。 

    在汉水流域，陕西西乡李家村与何家湾的老官台文化遗址，年代在公元前6000至前5000年，也有稻谷遗存。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群之中，有一座古城，城内有水稻田的遗存，邻近则有祭坛，这片仅有的古代稻田，可能即是祭田。这片稻田的时代，甚至比城头山更早一些。 

    稍晚时期，东南沿海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除了有明确的稻谷遗存，更有稻作农业的专用工具，例如骨耜及戽水器。稻谷、稻秆的堆积，最厚处超过１米。这些稻种，经鉴定为栽培的籼稻。 

    凡此稻作文化，不仅出现了栽培稻，而且已从籼稻育成今日中国人食用的粳稻。中国野生稻是籼稻的祖先，其在中国地区的广西、海南湿热之地，分布甚广。然而，至今最早栽培稻作的地点在长江中游，其中原故，或因南方热带与亚热带气候，食物易得，而两湖与浙江均是温带气候区，有万物凋残的冬季，使先民有了生产食物及储备食粮的动机。 

    这些稻作农业的遗址，出土了不少猪、狗、水牛的遗骨，以及陶塑的猪和鸡，是以家畜、家禽均已驯养。水产品仍是食物，显示采集活动与农业共同存在。稻作农业地区，在石家河及良渚文化时代，北方栽培的粟黍传入南方，似是补充作物。北方的羊，也传入南方，引为家畜。同时，长江流域中游、东南沿海，及华南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各地农具都有地方性的差异。例如，良渚文化遗址有三角形的石犁，广东石峡文化遗址有石镰与石铲，均是因地制宜的地方歧异。 

    南方与北方的原始建筑 

    南方气候与地形土壤均与北方不同。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房屋，大致都是黄土层上挖掘半地下穴，上覆有支柱撑起的涂泥屋顶。长江流域，大溪文化的房屋则是以半地穴或平地为基址，房屋或圆形或方形，四壁立柱，编扎竹片竹竿，里外涂泥，成为编竹夹泥的建筑。屋内地面，以烧土垫实加厚，这种就地取材的竹木涂泥建筑，至今仍可在长江流域的乡间见到。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大量木建筑构件，已知使用榫卯，是中国后世木结构建筑的祖源。河姆渡遗址有一处长屋，是一座有高足的干栏式建筑，长达23米，进深7米，并有宽达1.3米的前廊通道。河姆渡遗址，有一口水井，以木架排桩建成。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在内蒙古中南部岱海东岸，以及黄土高原的山西、甘肃、宁夏和陕西的一些地区，还出现了窑洞式的居室。凡此设施，均可见当时居住是长居久安之计。 

    总之，中国地区的人类，至晚在公元前六七千年，发展了农业，也发展了定居的聚落。北方的粟作农业及黄土房屋，与南方的稻作农业及竹木建筑，都是因地制宜，各有特色。除了栽培的谷类食物外，人类也已发展了相当种类的蔬菜及家禽家畜。拥有稳定的生活资源，古代人类遂进入了新的阶段，在社会组织及心智活动方面，都可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力了。

新石器文化的区系类型及聚合过程 

    在自序中，我以江河流域的扩大比喻文化的进展。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每一个地方都发展了自己的早期文化，有其地域性的色彩。这些小文化正如许多小河流，会一区一区地合并成较大的文化系统，而较大的文化系统又会进一步合并成更大的文化系统。这是一个不断交汇与融合的演变过程。 

    为了探讨各种新石器文化的演变，考古学家观察陶器的质地、花纹、形状，以及古人类遗址的布局、生活的方式，厘定出每一个文化的特色，然后再进一步观察这些特色的交换、转变与融合，建构一套全盘的文化分区理论。要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些分区，到了青铜时代或更晚的时期，会再一次合并、混合。或早或晚，每一个地方的独特文化系统，终要融合成为中国庞大文化体系的一部分。 

    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区系类型” 

    “区系类型”是中国考古学界前辈苏秉琦提出的观念。他的“类、型”是相当于上述小地区的文化系统，他的“系”是属于上述较大的文化系统，而他的“区”是每一区综合起来呈现的更大系统。苏秉琦认为中国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由各处地方性的文化逐步聚合，终于形成几个涵盖大地区的文化圈。他又说，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透过接触、冲突、交流与融合，有分有合，有兴盛，也有衰退。 

    自从人类发展了农业与牧业，生活有了保障之后，人群相当程度的定居于一地，也有余力启发心智活动。这两个条件使各地人群的生活方式，逐渐具备一定特色，这就是所谓“文化”。人群的生活资源稳定，人口即有增殖，增加的人口不能再留在渐渐拥挤的原来聚落，势必移徙建立新的聚落。他们在新建的家园，一方面带去故乡的文化，为此，一个文化涵盖的疆域，会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新地区的环境及资源，必与故乡有些差异，为了适应新居的生态条件，原有文化会有所改变。一个地区文化的聚落群，增殖到一定程度，其分布的空间，又会与另一地区文化的分布空间相接，甚至犬牙相错，彼此穿插叠合。不同文化群之间，遂因竞争而有冲突，也因接触而有交流。这一过程，在各地不断重复进行。文化群之间会经过融合，形成涵盖地区广阔的文化圈，而其中又仍有共相中之殊相。 

    苏秉琦将中国地区的考古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１）以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为重心的北方；（２）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３）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４）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５）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６）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今日“中国”的概念，包括的疆域，超越了上述六个文化圈的空间，蒙藏、中亚、西南山地及沿海岛屿又各有自己的文化圈。苏氏提到的系统，是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几个大地区，不但资料多，发展的线索也较为清楚。单由这几个文化圈的发展轨迹，已足够呈现中国古代人类文化的聚合过程。 

    这些大地区的文化圈，已如前述，是由各区域内部不同文化融合聚合形成。即使在这些文化圈已经成形之后，内部的个别文化之间，还是有其起伏与竞争。 

    北方新石器文化 

    先从北方地区观察：广义的北方应有西北、北方与东北三大区。狭义的北方据现有的资料言之，当以辽西与内蒙古中南部为中心区系。再加细分，则又可划分为辽宁朝阳、内蒙昭乌达盟、北京天津一带及张家口地区等四个分区。这些地区，地处后日的长城线，是农牧交错的过渡地带。有此生态特色，于是不同文化群体，会同时并存，互相影响。距今七八千年，阜新查海遗址和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相距不到200公里，但两个文化却各有特色。其后，由查海文化发展的红山文化，以赤峰为中心，与另一以朝阳为中心的富河文化，曾同时并存。甚至在进入青铜文化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既是上下相叠，又是交错存在，这两个文化的交接处，即在赤峰附近。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现了点状分布及线状连绵的防御工事，即可能反映两个文化群之间的竞争与冲突。这两组文化，在有些地区，又是前后相接的，例如大南沟的后红山文化遗址，即有红山文化后期与夏家店下层文化衔接的痕迹。这两组文化，又各有其发展系列，却又轮流占据该区的中心地带，一进一退，互相覆盖。 

    东方新石器文化 

    第二个文化圈是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其新石器文化又可分为鲁西南与胶东两个地方文化系列。鲁西南滕州北辛发现距今7000年的早期农业文化。其后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分布密集。北辛—大汶口—龙山文化，自成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其中一些文化特质，绵延四五千年之久。胶东地区则另有自己发展的线索，年代跨度由距今7000年到2000年，上下5000年，有其一定的地方色彩。胶东的地方文化，平行于鲁西南系统的每一阶段，有单独的发展，也有互相影响之处。 

    中原新石器文化 

    第三个文化圈，是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历来，中国人以为中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区。考古学上，长期以来，仰韶文化占了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主流位置。考古学数据累积丰富之后，上述六大文化圈平行发展而又彼此影响的观念，已取代了中原中心论的旧说。在中原文化圈这一广袤的区域，内部有几个自成格局的地区：陇山以西，虽然是中原的一部分，其文化与西陲地方文化有相当关系；郑州以东的地方文化，则与山东地区的文化有密切交换，以致呈现过渡的模糊现象；中心地带是宝鸡到郑州一线。然而，在中心地带的仰韶文化，仍有东西两个系列：宝鸡与陕县之间为西支，洛阳与郑州之间为东支。 

    中原文化圈的文化发展，也与前两个文化区一样，跨越距今7000年到2000年，有5000年的分合与进退。距今6000年前后是仰韶文化的发展期，距今5000年前后，则已是后仰韶文化时期了。这一漫长岁月，从仰韶的早期与晚期，过渡到客省庄二期文化，然后到周文化，其间有相当清楚的连续性。中心地带的仰韶文化西支，则又有两个文化系统平行发展，从6000年前北首岭下层文化裂变为两系：一个是半坡类型，一个是庙底沟类型，都是关中的地方文化，两者纠缠交错，同时存在，最后庙底沟类型发展的力量较大，向东延伸，远达郑州，而半坡类型却是株守渭河流域，拱手让庙底沟类型占了仰韶类型主流。 

    比较半坡与庙底沟两个类型的生活方式，两者都是粟作的农业文化，但是半坡类型除种粟的农具之外，仍有相当发达的砍伐工具及渔猎用具；庙底沟类型的器具，则以农具为主，砍伐、渔猎用具所占比例不大。半坡类型的衣着多用兽皮，而庙底沟类型的衣着则多用植物纤维。两者相较，庙底沟类型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其蓄积的资源可能更为丰厚，故判定了两个类型系统平行发展，而庙底沟类型终于成为优胜的一支。庙底沟彩陶的彩绘图案，玫瑰花纹是其独有的特色，有整枝的花形，也有简化的枝叶与花瓣。苏秉琦认为这一花纹与中华民族自称“华族”，或有相当的关系。如以此观念推论，庙底沟类型的优势，也表现于其相当发达的艺术了。 

    东南地区新石器文化 

    第四个文化圈是环太湖的东南地区。这一地区，遍地是河川湖泊，生态环境与华北完全不同；由新石器时代以来，即以栽培稻米的农业，加上渔捞与采集水产为主要生活方式。这一区域的内部，可区分为太湖地区、宁镇地区及淮河地区，当然其中又有更小的区别。太湖地区的文化系列，上起7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到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向下延伸到3000年前的吴越文化，也有四五千年之久。这一系列的文化，数度出现高潮：良渚文化的礼仪中心与礼器，是江南文化史上的奇迹，而吴越文化能在东周时与中原争雄，也不是没有根源的突发事件。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西向到达安徽潜山的薛家岗；北阴阳营文化的上层则出现河南偃师二里头与郑州二里岗文化的特色。是以，宁镇地区有东西与南北两个方向的交流。淮河地区的花厅遗址文化，则为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交汇，接受两者的影响，形成独特的地方文化。因此，东南文化似以环太湖的良渚文化作为优势的一支，而又有沿江的宁镇文化与沿海北上的花厅文化两个支系。 

    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 

    第五个文化圈是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其中江汉平原与四川盆地是两个分区。江汉平原这一地区的农业，早在七八千年前，即出现于洞庭湖滨的城背溪与彭头山，更早的可能稻作遗存发现于湖南道县的玉蟾岩。该区文化可分为三个文化系列：大溪文化系列的代表是巫山大溪、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诸遗址，其分布为长江中游的中心；在其北面，是汉水上游的郧县青龙泉与淅川下王岗的文化系列；在其东面，则是武昌放鹰台与京山屈家岭的屈家岭文化系列。这三个文化系列，互相影响，也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以青龙泉文化言，下层受仰韶文化的影响，中层受屈家岭文化的影响，而上层则受大溪文化之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江汉地区在进入青铜文化时期，因为楚国兴起，遂以“楚文化”代表整个地区的文化了。 

    四川盆地的文化，内部又可分为巴、蜀两个系列。距今五六千年前，广汉三星堆的底层，即是古代巴蜀文化的根源。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文化与万县的古代巴文化，分别发展为巴、蜀两系的青铜文化，其间也分别与商周及楚文化有所交流。 

    南方新石器文化 

    第六个文化圈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一区的东系是由浙江到福建、台湾以至潮汕地区的沿海丘陵地；中系是赣水溯源，跨过五岭，进入北江，直达珠江三角洲；西系则是沿湘水过五岭，入西江流域一线。各系都有几何形印纹陶，但是由于这一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是以不但各系具有自己的特色，各系之内还有更小的文化群。这一地区面向太平洋，太平洋西边的岛屿链及南北走向的洋流与季候风，使这一地区有联系大陆与海洋的优势。 

    以上六大文化圈之间，在新石器时代彼此有所影响。在华北地带，中原的后期仰韶文化，鲁南苏北的青莲岗—大汶口诸文化，与江汉间的屈家岭文化毗邻而居，有切不断的交流。到了距今4000年前，北方的红山文化经过张家口草原通道，折向山西的汾河河谷，在临汾盆地的襄汾陶寺遗址，与来自关中的仰韶文化汇合，故陶寺文化接受了江汉文化与东部沿海文化的影响。这几方面的聚合，终于给予中原文化巨大的发展能量，蔚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主流。3000多年前，周代开国，中原的华夏与东方的文化，融合为黄河流域的主流文化。稍后，楚文化集合江汉与南方文化的力量，成为长江流域的主流文化。更稍后，东南的吴越文化，一度向这两大主流文化挑战。中国本部几个大文化圈终于在秦汉时代开始融合，但至今中国各地文化的差异，仍可以回溯到新石器时代。

许倬云 2014-07-14 07:5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