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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1)04-0008-03
　　鲁迅及其文本是20世纪世界文坛最具魅力的文化现象之一。在鲁迅生前和死后的近一百年间，褒扬与贬抑，扞卫与颠覆，纷争不断，是非蜂起。我们除对这些各执一端的看法作出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论争外，也有必要对这一现象作出合理的阐释，正如法国思想家蒙田所指出的，我们需要对解释进行解释。更甚于对事物进行解释。时代的风云变幻，鲁迅的丰富复杂，论者的立场殊异，固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但研究者对鲁迅文本存在方式理解的偏颇和运作的失范亦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一
　　鲁迅研究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集中在鲁迅文本政治价值的评判和社会历史意义的揭示上。新时期以来，不少研究者对鲁迅研究的这种政治性解读予以了讨伐和清算。其实，鲁迅的一生与政治紧密关联。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1](P455)；与共产党、国民党、自由主义者等各种政治势力及其头面人物都有所交往或交锋；对进化论、阶段论、个性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学说都作过研究和汲纳；特别是他对中国各阶层最广大的民众有着深刻的体察和关爱。关心政治，臧否政治，是鲁迅卓尔不群的固有品格和可贵精神；鲜明的政治性和强烈的爱憎感，也是鲁迅文本的重要内容和魅力所在。瞿秋白、毛泽东等人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立足于当时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发现和挖掘了鲁迅及其文本的独特价值，与鲁迅及其文本进行了创造性的对话。在这样的对话中，既表现出革命领袖对鲁迅深刻的洞见与理解，又显示了鲁迅及其文本的精神特征和历史地位。这种原创性的评价在鲁迅认知史和阐释史上具有不可抹煞的作用。但毛、瞿等人显赫的政治地位使他们的阐释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话语，具有一种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终极性质。这样就使这些话语的所指超出了原来的政治层面，鲁迅及其文本在社会生活中的其他价值，鲁迅个体生命无比丰富复杂的内涵，鲁迅文本中的独特魅力和艺术属性，或被舍弃，或被消解，或被误读，或被否定。按理说，不同研究者在对鲁迅及其文本的理解、诠释和创造性对话中，本应形成各具特色的、体现研究者各自生命独特体验的读者文本。但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下，鲁迅及其文本只能是单一的、静止的、抽象的，一个个的读者文本也只是在既定的模式中，按照先定的价值座标进行重复和印证，致使鲁迅研究在较长时期内出现了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特别是“文革”时期，鲁迅看似被拔高、神化，实质上是被歪曲、篡改，成了一个简陋而枯燥的政治符号。但是，不管怎样，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无论在鲁迅文本还是鲁迅“人本”中，都是一个客观存在。政治性解读，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的鲁迅研究中，都不会被完全舍弃。我们要否定和摒弃的只是单一的政治性解读，或者是泛政治化的模式，因为这种解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鲁迅及其文本的真实性，在很多领域内窒息了读者文本多元诠释的可能性。
　　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打破了单一的政治性解读和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格局，获得了独创性与多元化的发展。丰富的人学内涵和现代人文精神不断更新鲁迅研究的内容，鲁迅研究从思维方式到研究方法，从概念范畴到语言符号系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观照、发现和挖掘鲁迅及其文本，形成了许多富有研究者个性的读者文本。这又一次说明，鲁迅及其文本的意义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历史间距”并不会构成阅读、理解和诠释作家文本的障碍。相反的，只要正视和承认这种“历史间距”，在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带着当代人的审美观念、文化追求和生活旨趣，与鲁迅及其文本进行创造性的对话，鲁迅及其文本中原有的与当代人生活密切关联的思想资源就会得到充分的呈现与多元的展示，研究者的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就会得到空前的发挥并实现其阐释的超越。海德格尔说：“作为过去的作品，它们只在传统和保存的范围内与我们相对。因此，它们仅仅是这样的对象。与我们相对的，只是这些作品先前自足的存在的结果，而不是原样了。”“作品属于何处?作品之为作品仅仅属于它所敞开的领域。因为作品的作品之在，就在而且只在这敞开中到场。”[2](P100—101)研究者总是在现时现刻对鲁迅及其文本进行属于他的解读和诠释。作为“过去时”的鲁迅及其文本也就在另一个敞开的领域中，作为“现实的在者”而“到场”，鲁迅研究实际上就是一代代读者和研究者同鲁迅及其文本进行创造性对话的历史。在这样的精神对话中，既显示了鲁迅及其文本的魅力，也体现了读者文本多元诠释的现代意义。
　　“历史间距”是一种客观存在，研究者在阅读、理解和诠释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离开自身的现实“视界”而完全进入鲁迅的历史“视界”，不可能用一个客观的系统即鲁迅及其文本代替另一个主观的系统即读者及其文本。新时期以来，那些“还原鲁迅”、“回归鲁迅”、“走进鲁迅世界”的提法，那类“扞卫鲁迅”的口号，虽然是出自对当时贬损鲁迅、消解经典、颠覆权威等思潮的反拨与批判，但经不起深究。《收获》2000年第2期上刊登的三篇文章，虽不敢苟同，但其专栏名之为“走近鲁迅”，既认同了鲁迅文本与读者文本之间的“历史间距”，又指出了二者的内在联系，这样的提法倒是比较科学和确切的。
　　但另一方面，不得不指出的是，在对鲁迅及其文本“重估”、“重构”、“重塑”的声浪中，有一部分研究者一味根据自己诠释的需要，完全背离甚至歪曲了鲁迅及其文本。经过他们的诠释，一位为民族事业奋斗终身，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成了一个充满痛苦和内心黑暗，一生与孤独作绝望抗争的悲观主义者；一位自觉肩负历史重任和承受时代重压，具有崇高使命感的战士成了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甚至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也是来源于西方传教士的“东方观”，连鲁迅“匡正时弊，重铸民魂”的思想启蒙，也被扣上了“造成中国传统文化断裂”的罪名。这些人的鲁迅研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极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由于对鲁迅及其文本予以单一的政治性解读，出现了一种非人文化的研究倾向。新时期以来，有些研究者割断鲁迅与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联系，无视鲁迅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鲁迅及其文本采取了非历史化的态度。这两种倾向表面上看似彼此对立，前者采取“仰视”的角度，通过单一的政治性解读，制造了一个“文化革命伟大旗手”的神话；后者以“平视”甚至“俯视”的眼光，通过伪学术的话语操作，塑造了自由主义者、悲观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怀疑主义者的种种偶像。实质上，无论是非人文化的唯政治解读，还是非历史化的伪学术话语，都是按照他们先验预见和设定的理念或范式，把鲁迅阐释成他们心中所希望的、能为他们所利用的文本；然后通过这种被神化或歪曲的鲁迅及其文本支撑和宣扬自己的理念和范式。这种实用主义和追求时尚的倾向，其后果必然是既亵渎了鲁迅及其文本，最终也失去了研究者与鲁迅及其文本进行精神对话的全部意义。
　　 二
　　当代人类学家M·米德认为，文化进化的整个历程经历了前谕文化、同谕文化、后谕文化三个阶梯。鲁迅研究也正是循着这一“三阶段递进”的模式前进的。属于前谕文化的第一代学人大多局限于政治解读，取“仰视”角度；属于同谕文化的第二代学人大多致力于思想阐释，显示出“平视”的心态；属于后谕文化的第三代学人大多迷恋于文化破译，少数甚至采用“俯视”的眼光。尽管他们都以各自的努力，与鲁迅及其文本进行了创造性的对话，使鲁迅及其文本的意义得以不断延续和新的呈现，其中不少人的阐释与研究体现出深刻的洞察力和罕见的思想深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我们发现，这几代研究者身上也有各自的弱点和先天性的不足，特别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或多或少地缺失了鲁迅“做人、处世、为文”的基本精神，与鲁迅及其文本有一种明显的反差和“难解的紧张”。
　　(一)独立思考的品格 坚持独立思考、坚守独立人格，是鲁迅做人治学的基本准则。早在1907年，鲁迅就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30年代鲁迅写了许多批判“帮闲文人”和“帮忙文人”的文章，反对文人对于权力的依附，要求文人有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鲁迅研究往往在一种钦定的模式中，进行着奴性的重复、印证和模拟，专家话语与政治权力话语形成了一种重合或类重合现象。造成这种现象，固然与当时客观情势的胁迫有很大关系，但研究者本身独立思考与独立人格的缺失，也是一个原因。特别是前谕文化阶段的一些鲁研工作者，虽然一生潜心于鲁迅及其文本的研究，掌握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缺少独立思考的精神，个人解读的独创性弥散于大一统的权力话语中，艺术的探求消融于政治需求的应合中，致使他们的研究成果鲜有重大创获，鲁迅及其文本也屡遭不同程度的歪曲和戕害。鲁迅一次又一次地被绑在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的战车上，成为一个工具、象征、傀儡、符号，造成一代文化巨人的悲凉和尴尬。
　　(二)“历史中间物”的思想 “历史中间物”是鲁迅思想的本体，也是我们破解鲁迅及其文本心灵密码的“锁钥”。鲁迅强调一切都是“中间物”，认为“普遍、永久、完全”是三颗棺材钉，会把作家钉死。鲁迅及其文本与终极性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鲁迅人生的每一个侧面和每一个时期，鲁迅文本的每一类文体和每一部作品，都拒斥任何一种简单的、带“终极性”的解释。我们应以“历史中间物”的心态参与鲁迅研究，不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看作是“普遍、永久、完全”的终极性真理。但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无论是出于“舆论一律”的政治解读，还是向传统挑战的思想阐释，或是立足宏观视野的文化破译，不少研究者在各自不同的诠释中，总是力图按照自己标举的理念、结构或图式，营造一种压倒其他阐释的“话语霸权”，试图对鲁迅作出一劳永逸的终极性解释。饶有趣味的是同谕文化阶段鲁迅研究的代表人物王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一方面向沿袭了几十年代表权威话语的陈涌研究系统提出质疑和否定，轰毁了凌驾于鲁迅研究本体之上的“政治革命”的终极性结论，但另一方面，在王富仁的文本中，鲁迅小说文本又成为“思想革命”这一“绝对理念”纵横捭阖的场所，并认定其结论具有终极真理的性质。这种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和带终极性的“话语霸权”，使他“不可能从整体上、结构上来理解鲁迅的精神体系，也不可能呈现鲁迅精神结构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因此，“正是在王富仁最富于革命性的地方，我们发现他的思维模式没有得到真正的革命性的改造”[3]。
　　(三)实事求是的精神 鲁迅在学术研究中一贯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重视史料的确凿性，反对以论代史、以主观意识改变客观存在。他说：“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4](P272)任何时代的读者和研究者都可以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对鲁迅及其文本进行创造性的解读，但这种解读不是随心所欲的，不能改变鲁迅及其文本的“本相”。我们无论对鲁迅及其文本如何“重估”、“重构”、“重塑”，首先要对鲁迅及其文本予以“重读”、“细读”、“深读”。然而，后谕文化阶段中的有些研究者往往不是以文本为依据，而是习惯于从西方文论中寻找理论框架，形成一些似是而非的先定判断和先验概念，再从文本中寻找支撑这种框架和判断的实例。一方面，他们对鲁迅及其文本不甚了解，有意无意地改变了作为历史人物的鲁迅的“本相”，背离了作为“原版”的鲁迅文本。另一方面，他们对各种各样的时髦学说并未得到应有的消化，有一种明显的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的痕迹，不同程度地染上了“理论失语症”或“理论妄语症”。这样的研究违背了起码的学术规范，也就失去了任何科学研究的意味。这种现象再一次地警示我们：“以政治替代学术的倾向虽然早已开始纠正，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纠正以后眼前是一片空白。许多人在不以政治为唯一标准的原则确立以后，却不会回到学术本身。直到90年代后期，我们仍摆脱不了这种发生在深层次的失语现象。”[5]
　　鲁迅确实是不易阐释的，也确实是阐释不完的。21世纪，我们将面临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化语境”，更加宏观的“期待视野”，更加现代的“接受屏幕”。让我们在不断走近鲁迅的同时，与一位更为真实的鲁迅展开创造性的精神对话，从而对鲁迅及其文本作出更富现代意义的阐释。
　　收稿日期：2001-03-27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8～10，14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姚馨丙20022002对作家和读者这两种“文本”存在样式理解的偏颇和运作的失范，是造成鲁迅研究纷争不断的重要原因；非人文化的惟政治解读与非历史化的伪学术话语都是实用主义和 时尚化倾向；研究者应具有独立思考的品格，确立“历史中间物”的思想，坚持实事求 是的精神，从而真正地“走近鲁迅”，与鲁迅及其文本进行创造性的精神对话。鲁迅文本/读者文本/政治解读/思想阐释/Lu xun′s text/readers′texts/politicalinterpretation/ideological expositionExposition and Reflection on Researches into Lu xun and His Works　　YAO Xin-bing　　Chinese Department,Nantong Teachers College,Nantong 226007,ChinaBSPartial comprehension and abnormal operation of the author′s text and read ers′texts are major causes of endless dispute in researches into Lu xun and his works;both inhumane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nonhistorical pseudo-a cademic words are pragmaticism and fashionable tendency;researchers should t hink independently,form Middle-Road thought,and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seek ing truth from facts,so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Approach Lu Xun truly and carry out an innovative mental dialogue with Lu xun and his works.南通师范学院 中文系，江苏 南通 226007　　姚馨丙(1943—)，男，江苏通州人，南通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鲁迅学研究。 作者：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8～10，14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姚馨丙20022002对作家和读者这两种“文本”存在样式理解的偏颇和运作的失范，是造成鲁迅研究纷争不断的重要原因；非人文化的惟政治解读与非历史化的伪学术话语都是实用主义和 时尚化倾向；研究者应具有独立思考的品格，确立“历史中间物”的思想，坚持实事求 是的精神，从而真正地“走近鲁迅”，与鲁迅及其文本进行创造性的精神对话。鲁迅文本/读者文本/政治解读/思想阐释/Lu xun′s text/readers′texts/politicalinterpretation/ideological exposition

网载 2013-09-10 2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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