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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九十年代崛起的作家群中，何顿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小说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读过何顿几乎所有重要的小说。对他的中篇小说《生活无罪》、《我不想事》、《弟弟你好》、《无所谓》、《太阳很好》以及长篇小说《就这么回事》、《我们像葵花》、《荒原上的阳光》、《喜马拉雅山》中的情节故事，我都相当熟悉。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把《我们像葵花》和《荒原上的阳光》认为是近年来我读到的可读性极强又颇具品格的作品（注：参见拙文《我为什么推荐（绿岸）》，载《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3期。）。我很愿意认同文坛关于“北有王朔、 南有何顿”的说法。尽管何顿成名比王朔晚了几乎十年，也远远不及王朔所具有的影响力，但我仍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何顿与王朔确实是有一脉相承之处的。
　　迄今为止，何顿的所有小说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当下中国人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陈晓明称之为现场叙事（注：参见陈晓明《太阳很好·跋：回到生活现场的叙事》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二是进入市场经济格局后文化人的精神状态，可称之为人文思考。曾有论者认为何顿的小说“以全部的故事所指来赞同实利原则，炫耀它给人带来的所谓自足和自豪”（注：引自凤群、洪治纲《丧失否定的代价——晚生代作家论之一》，载《文艺评论》1996年2 期。）。这种看法显然是失之偏颇不尽公允的。
　　作为一种现场叙事的小说，何顿作品最精彩之处在于对中国人卷入市场经济最初状态的记录。《我不想事》中的大毛和柚子是从监狱出来后生活无着走上经商之路的，《弟弟你好》中的弟弟在屡次高考落榜后开始跟着烟贩子做香烟生意，《荒原上的阳光》中的马民为结婚而想方设法挣钱，挣钱的经验使他辞掉了公职干上了装修业务。其中描写最周详的应该是《我们像葵花》中冯建军的从商经历。这个少年时代即有过不良记录的孤儿，先后被学校和工厂开除，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要求，成了幸福街第一个开店做生意的，这是中国第一批个体户的形象典型，小说对他们这种人生经历有一段概述性的描写：
　　冯建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是个调皮学生，首先是小学生，然后是中学生，对宁左勿右的受益没有什么切身体验，虽然他和我们那代人一并是“左”的思潮的受害者，例如没读什么书。但正因为没读什么书，思想就没受羁绊，也是因为年轻就更没什么禁忌了。古人云：初生牛犊不怕虎。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商海潮中，从事个体经济的人，十之八九是年轻人，而且均是坐在办公室里的人看不起的调皮下家！这些人没职业，没工作，他们迫于生存而走上了个体户的道路。
　　然而，正是这种出于无奈的选择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最早下海经商的酬报是使冯建军很快成为第一批富起来的人。金钱，迅速改变了冯建军的社会地位；同时，对金钱的欲望，也主宰了冯建军后来的人生。
　　何顿的这一现场记录是相当准确的。他敏锐地捕捉到诸如冯建军、李跃进、王向阳、柚子、刘金秋这一类“我不想事”的个体户形象。“我不想事”大概是长沙青年的流行语汇，它表达一种放弃形而上的理性思考，放纵直觉感性的生命冲动的心理愿望。与文学史上“多余人”那种敏于思考拙于行动的性格特征恰恰相反，“我不想事”代表了一种勇于行动疏于深思的形象性格。在何顿的小说中，“我不想事”不仅是冯建军这批人物终日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而且是他们人生状态的真实写照。用狗子的话说就是：“有时候想不得那么多，要是什么都去想又怎么做大事呢？毛泽东当年要是想这想那，中国现在就不是共产党的天下。”（注：引自《生活无罪》。）因为“我不想事”，他们无所顾忌无所羁绊地冲决了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堤坝，以第一代个体户的感性力量充当了商品经济时代的弄潮儿，给昔日凝固保守的市场带来了巨大活力，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改变；也因为“我不想事”，如《我们像葵花》中对王向阳、李跃进的描写：“他们的脑海里没有第六感官，他们活在长沙这座尘土飞扬的城市里只有两个感觉：钱和女人。他们不但对别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极为麻痹大意。”于是，他们顺理成章地“开始向违法的路上跑了”，成为萧何，败也萧何，“我不想事”的性格成就了他们也葬送了他们。
　　我认为，何顿在塑造“我不想事”这样一种人物形象时，是有着相当的自觉性的。这种自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何顿有意识地把“我不想事”这类人物形象和“多余人”这种人物形象作了比较，在《无所谓》中，死于非命的文人李建国就是一个敏于思想拙于行动的多余人形象，对李建国生存状态的熟悉自然成为何顿描写冯建军这类人物的思想背景。二是何顿几无例外地对“我不想事”这类人物形象安排了悲剧结局，冯建军、王何阳犯罪入狱，李跃进、柚子死于斗殴，刘金秋被判极刑，这些悲剧结局实际上也就隐含了何顿对他们这种“我不想事”性格的深层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何顿在塑造这类人物形象时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的。尽管何顿以这类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标题常常带有“宣言”色彩，像《生活无罪》、《我不想事》、《太阳很好》，似乎是在为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状态进行某种辩护和表白。然而，深究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何顿并未对这类人物的人生观有任何认同的迹象。甚至，在《我不想事》的结尾，出狱后勤劳致富的大毛这样说道：“你以为我不想事哎，我很想事。我最近看了几本香港和美国大富翁的传记，修摩托车发不得大财，我要学做生意。”以“不想事”开头，以“想事”结束，意味着何顿对他笔下人物的生存状态有着相当清晰的价值判断。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何顿对这类“我不想事”的人物类型很少持批判的态度。虽然何顿清楚地意识到这类人物多属于“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垃圾的劳改释放犯、无业游民和一些待业青年”（注：引自《我们像葵花》。），但何顿却基本上不对他们采取道德评价的方式。何顿只是客观地、现场记录似地展示这类人物的生存状态。这种叙事方式固然与作者追求叙述的纯粹性有关，但或许也与作者对这类人物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期所起的历史作用的思考有关。“我不想事”的人物类型虽然缺乏形而上的理性引导，但他们内在的原始欲望却因为少了文化的约束而变得汹涌有力，没有这种强力是很难冲决传统形成的坚固堤坝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像葵花》的结尾颇耐人寻味。这个结尾是一段这代人都很熟悉的顺口溜：“董存瑞，十八岁，参加革命游击队，炸碉堡，牺牲了，他的任务完成了。”顺口溜的最后一句原来似乎是“革命人民流眼泪”，作者将它修改为“他的任务完成了”，似乎更能见出作者的用意。
　　这个结尾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对社会历史和个体人生悲喜剧悖论的洞见。令人不无悲哀的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的缺口总是必须冯建军这类“我不想事”的人物才能撕破？“我不想事”的性格决定了冯建军们解构的意义远胜于建构的意义。当新的历史生成，冯建军们不可避免地被新的历史抛弃。
　　由于何顿塑造了这样一个“我不想事”的人物群像，而这个人物群像的生活又充满了斗殴、违法、犯罪、对金钱的贪欲以及对性的迷恋等内容，并且，何顿似乎也没有对这种生活持明显的批判态度。于是，何顿小说很容易给人欲望化叙事的误解，甚至有论者认为“它潜示着作家自我的价值立场，完全立足在对金钱利益的崇拜上，而没有丝毫的怀疑和否定。”（注：引自凤群、洪治纲《丧失否定的代价——晚生代作家论之一》，载《文艺评论》1996年2 期。）然而，这种判断与何顿作品的实际是大相庭径的。即便在何顿赖以成名的《生活无罪》这部小说中，尽管何顿正面写出了物欲对人的生存勇气的高强度刺激，主人公何夫投身商海终于发迹并有一种志满意得的感觉。但是，在小说最后，面对仍执着于绘画艺术的老同学的质询，何夫仍然产生了一种“这个世界真让人感到痛苦”的感觉，“我为之兴奋得连续好几月不能正常入眠的那些——在此之前称得上是一幅美好蓝图的东西，忽然在心里变成了零零碎碎的瓦片。”
　　这番体验有一种超越物欲的力量。物质的成就感并不能直接转化成人生的成就感。这种超越的力量很轻易地就把何顿从现场叙事的氛围中牵引出来，带他进入一个人文思考的精神空间。在《荒原上的阳光》中，主人公马民及时把握了市场经济的机遇，成了一个有着200 多万存款的新贵。与《生活无罪》中的何夫、《喜马拉雅山》中的罗定相似，马民是与冯建军这类“我不想事”的人物截然不同的人物。他们在文革后上了大学，受到了现代文化的洗礼，毕业后饱尝了文人的清贫，为了摆脱贫困而从体制内转到了体制外，从“单位人”变成了“公司人”。一旦物质不再成为他们生存的巨大压力，精神思考就变得紧迫和沉重了。马民展开精神思考的契机是因为他有一个精神病的妻子，婚姻的不幸使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如同阳光游离的荒原。这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寻找一个善解人意的情人。他如愿以偿。公关小姐彭晓无论相貌、性格、才情、品味都令他称心如意，他几乎心满意足。然而，爱情似乎并不具备终极的力量，马民在如火如茶的爱情体验中也觉悟到爱情的局限，他本来以为已经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而一旦冷静超脱，他又感到了寒意，阳光并未真正久驻他心灵的荒原，像一种可望不可及的诱惑，阳光确证着马民荒原一样的心灵状态。
　　显而易见，马民心灵的荒芜是无法由一个具体的情人抑或一段具体的爱情加以改变的。试图以如此方式解决心灵危机，就如同缘木求鱼。无论是具体的情人抑或具体的情爱，都无法负载马民所需要的那种巨大而丰富的人性内容，现代公关小姐的机智灵活，显然不能满足博大精深的古典情怀。
　　《喜马拉雅山》把《荒原上的阳光》蕴藉的思考引向了纵深和抽象。马民因为现实的欠缺而渴望补偿，他无论如何还属于一个欲望化的符号。《喜马拉雅山》中的罗定则似乎天赋了一种纯粹，面对横流的物欲他自然地构建了一份淡定和从容。面对在现实困境中精神近乎崩溃的妻子，他能够说出：“只要我们相爱，这个世界再怎么精彩我们也不去妒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状态就是不穷也不富。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偏穷一点，但我觉得不应该为钱苦恼，我们不能进这个圈套。这个圈套已经套住了很多看不清世界的人，这个世界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世界。”对于罗定来说，精神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力量，它的象征性体现就是梦：“梦是一种精神追求。梦，指导着我们生活，不然你会感到这个世界的压力太大了。梦总是把压在我们头上的残酷的现实淡化又淡化，就像抽水机排出淹没了稻田的水。没有梦想的人都被生活的浪潮吞噬了。”毫无疑问，罗定对世界、对物质力量都有相当成熟的认识，因为这份成熟的认识才使他获得一种超越的力量。在他的认识中，我们时常能感到一种近似智者的气质，凭着这份气质，他才能拥有那种超然物外的淡定。
　　然而，精神似乎只对少数人情有独钟，对更多的人，物质具有更强大的魅力。罗定的智慧和超然在妻子眼里成为夸夸其谈和倒霉无能，她本能地逐渐离他而去。罗定这样一个在物欲横流的大海中守得住自己的人，却守不住自己的妻子。世界就是如此残酷，它要对智者施加众叛亲离的压力。
　　何顿似乎早已敏感到人们对他所谓欲望化叙事的误解，在《喜马拉雅山》中，他固执地强化罗定对精神的迷恋。他不仅让罗定经受妻子离去的考验，而且让罗定面对富裕之后的诱惑。甚至在读者最敏感的性爱描写中，何顿最初把罗定塑造成一个忠贞专一的爱情圣者，后来，写罗定与丑元元的情爱结合也注入了充分的精神内涵，这是一种高山流水得觅知音的遇合，其古典意味远胜于现代感觉。小说中有一个相当精彩的细节，罗定在一次醉酒之后终于和丑元元发生了肉体的结合。在高亢热烈的欢乐场景中，罗定会突然被一种精神的力量唤醒，“我看到我在这个空气污浊的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时代里，变成了一个没有信仰和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人。”这一种自省的力量迫使他必须与做爱的对方达到共同的精神高度，直到双方都认同这样一种境界——到世界的屋脊喜马拉雅山去看看——通过喜马拉雅山来象征人性的终极向往。他们才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共同进入高潮。
　　选择喜马拉雅山作为精神高度的象征，通过绝顶的高耸去体验终极，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构想。喜马拉雅山蕴含的精神魅力是那么令人神往，以至于何顿有意安排的悲剧结局也被冲淡了悲剧氛围。罗定葬身于喜马拉雅山雪崩，这与其说是罗定现实的悲剧，不如说是罗定精神的超升。罗定终于抵达了他灵魂的归宿，他与他心向往之的精神境界合二为一，他以肉体的消失赢得了诗意的栖居。
　　至此，我实际上已触及到何顿小说叙事的某些技巧风格。把现场记录和人文思考融为一体，用具体的、物化的细节容纳抽象的、形而上的内涵，以欲望化的形式来呈现某种精神的深度，这是何顿一以贯之的叙述风格。《我们像葵花》中有一首《我们像葵花》的歌，《荒原上的阳光》中有一幅《荒原上的阳光》的画，《喜马拉雅山》中有一个关于喜马拉雅山的想象，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贯穿小说始终的主体意象，它们像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文眼，透露着整部作品蕴含的信息。《我们像葵花》那首歌构成对一个既往时代的反讽，《荒原上的阳光》象征了主人公尚未绝望的灵魂荒芜状态，喜马拉雅山是人类自我超越的永恒动力。何顿以其艺术家的审美感受力和形象把握力，创造出这样一系列意象，并以这一系列意象涵盖了当下时代社会转型和观念转型的历史进程。
　　与此相关，何顿的绘画才能体现在小说创作中，使他的语言文字有一种相当形象的表现力。诸如“兰妹是靠爱情生活的女人，这种女人把爱情视为一杯酒，英勇地喝着，以致她丰腴的体内流动的都是生活的酒精，一盏酒清灯煮着她的心脏。”（注：引自《生活无罪》。）“实际上他的爱情不过是缩在离记忆宝岛不太远的打着瞌睡的病狗，当他望见他以为自己不会再动心的丹丹时，那只病狗醒了，并如丢失多年的狗找到了主人一样，立即狂吠着奔去。”（注：引自《弟弟你好》。）“大毛反复这么说，说得桔子那两只一向没见阳光而变得暗淡了的眼睛像春天一样明媚起来，整个身体也跟草原上奔驰的骏马似地热烈起来了……”（注：引自《我不想事》。）像这样既形象又充满动感的文字表达在何顿小说中俯拾即是，举不胜举。绘画才能使何顿即便在写人物难以言传的心理活动时，也能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画面。
　　何顿对语言的讲究不仅在于努力唤起读者的视觉形象，而且还尽可能展示口语的潇洒自然。何顿小说中的人物采用的是长沙方言，它不仅带给读者一种颇为新鲜的听觉体验，而且可以充分体现人物的心情和个性。也许，对何顿小说语言特点的分析应该是某篇专门文字的任务。在这里，我只想指出，何顿小说中的长沙口语足以和王朔小说中的京味口语媲美。
　　诚如以上所说，何顿小说可供品鉴圈点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何顿小说已经尽善尽美。有评论家已经指出何顿小说存在自我重复的现象。这种现象其实是和何顿观察社会、认识人生的视野联系在一起的。客观地说，何顿小说视野狭窄，基本局限在个人经验所能感知的范围内，缺乏一种艺术哲学的超越力量，无法开辟一个突破自我局限的表现空间，难以负载深广的历史内容。这对一个写实型的作家来说也许是致命的弱点。它必然导致作品人物性格单一、欲望片面、灵魂简化、胸怀狭隘，情节似曾相识，环境大同小异，主题思想一目了然。事实上，何顿小说虽然能够激发起许多读者沉溺其中的阅读快感，但却难以产生震憾人心，供读者反复挖掘、弥久常新的艺术力量。相比之下，在何顿的小说中，《我们像葵花》略显独树一帜，也是因为它不仅有一个平面的呈示，而且有一个纵深的拓展。冯建军从五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的人生历程自然而然地赋予了作品一个深广度。它使读者不仅看到了现实，而且感悟了历史，在历史和现实的延伸运动中，读者获得了一种超越阅读快感的深度体验。
　　
　　
　　
南方文坛南宁36～3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黄伟林19981998 作者：南方文坛南宁36～3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黄伟林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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