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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精神，是人类社会自有国家以来民族生活客观存在的精神现象。关于民族精神的定义及其内涵，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不妨提出一个开放性的定义：所谓民族精神，即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特点，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如何思想和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主要精神倾向。
　　民族精神于人类社会特定国家形成和发展已有几千年，但始有民族精神考察的自觉，并将这种考察加以哲学化、理论化的历史却不过是200多年。可以肯定，此前，世界史上不少中外思想文化巨人的着述涉及民族精神的内涵及其表现特点，但其着作大多说是记述性或描述性的民族精神发展史本身，而不是关于民族精神表现及其发展规律和本质考察的理论，因为他们的着述还未采用一般学科理论构建所应遵循的一定逻辑化和抽象化原则。应该说，关于民族精神考察的自觉，是18世纪下半叶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开始的，比如，孟德斯鸠(1689～1755)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总的精神，这种精神受到侵害，这个民族就必然停顿不前”。“理性就是法的精神，就是民族精神”。[1]其后，横跨18、19两个世纪的德国哲人黑格尔(1770～1831)对民族精神的考察做出了巨大功绩。黑格尔的贡献主要有三：一是他对民族精神进行历史哲学的思考；二是他提出了考察民族精神的一般方法，即把握民族精神的基本特点，必须到繁杂的民族社会活和社会意识形态中去考察；他认为：“民族精神，就是各民族的道德生活、他们的政府、他们的艺术和宗教的特殊性”；“现实的国家就在这种特殊性中，包括战争等等，都被这个民族精神所鼓舞，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有民族精神的印记”；[2]三是他运用了通过艺术考察民族精神的特殊方法。黑格尔运用这一方法的意义和影响是不寻常的。此前，还未有一位哲人就世界范围进行过艺术的民族风格特点及其民族精神的探源。
　　关于民族精神特别是通过艺术进行民族精神的考察，是黑格尔历史哲学和艺术哲学的的一个亮点。正是对古希腊艺术的考察，黑格尔得出希腊精神就是美的个性形态，是“表现他们自己”的“个性的发展”以及崇尚自由和民主的特点。
　　黑格尔通过艺术考察民族精神的观点及其方法，已为其后的欧美学人所接受。德国社会学家克奈夫认为：“在音乐体裁和风格中，积淀着社会存在和历史的具体形式”[3]。这句话可以这样来注释，即积淀着社会存在和历史的具体形式的音乐体裁和风格，贯穿和渗透着民族精神。
　　在19世纪黑格尔所告别的岁月，应该说，关于艺术中民族精神的考察的触角伸展得更为广阔。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1828～1893)，因鼓吹种族影响论，一个世纪以来，对其功过一直存有争议。实际上，泰纳所讲的影响文学创作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或许说正是，影响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要素。泰纳在谈到，包括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种族环境对民族精神造成的影响时，指出某个“种族在思考和行动时，它的智力所表现的状态：你将会时常发现，某些持续的局面以及周围的环境、顽强而巨大的压力，被加于一个人类集体而起着作用，使这一集体中从个别到一般，都受到这种作用的陶铸和塑造”。提到英国，他写到，“政治的秩序的建立已有八个世纪之久，它使一个人成为正直而可敬，自立而服从，习惯在于法律的权威下进行联合斗争”。[4]其实，将泰纳的这种认识理解为，民族精神受环境影响之客观性的一种表述也未尝不可。特别需要提及的是，19世纪俄国思想家和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1811～1848)，关于文学表现民族精神的精辟见解，他指出，“一般欧洲国家的民族精神是如此明确而具有创造性地表现在他们的文学里面”。例如，在莎士比亚和拜伦的作品里，可以发见英国人的精神；而在乔治·桑的作品里可以发现法国精神；他认为在每个国家的文学里面，每一个作家都表现出他本国的民族性的优点和弱点，不论在一个天才的产品或者一个雇佣的文客的产品上面，都象海关印记似的刻划着他们的民族精神”。[5]因此说，民族精神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本文仅就欧美军乐与民族精神的关系进行粗浅的考察和讨论。
　　 一、音乐、军乐与民族精神关系的现代考察
　　20世纪以来，关于音乐艺术中民族精神的考察研究，已被一些专家所关注。比如德国音乐社会学家艾亨奥尔从音乐的风格特点考察人种的精神特点。他在《音乐与人种》一书中说：“人们必须将音乐作品的风格特征及其留给人们的精神上的整体印象，同形形色色的研究家们所已经为我们描绘、并且将来还会愈益准确与精密描绘出来的人种精神形象进行比较。然后，人们就应该从这种大量的比较出发，设法找出作品的音乐类型与人种的精神类型之间的确切关系”[6]。这里，所谓“人种精神形象”，的确可以视作“民族精神”的代名词，不过这里强调的是关系较为密切的那些民族精神的共性特点。艾亨奥尔的上述观点，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认为是，在民族社会生活中形成和发展的民族精神与音乐民族风格特点的辩证关系的一个说明。此外，比较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也为音乐中的民族精神考察提供了佐证。在哲学社会学意义上，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可以说就是对音乐中民族精神表现特点的考察。德国音乐社会学家P·迈尔认为，“艺术的渊源、本质和目的，并非在个体之中，而是在社会之中。所以，艺术家处在最佳角度说出了一个民族、一个种族，或者一个群体所感觉到的东西，即他们的意识形态”。“艺术家是发声的弦，而艺术家的全体同代人则是共鸣体”。[7]无疑，任何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成果和音乐活动，都不过是民族精神的某种表现形式而已。
　　曾有观点认为，音乐艺术中最能体现民族精神的是民间音乐(包括民歌和民间器乐)，这种认识自然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然而，由于工业社会的出现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变化，现代更有代表性的民族精神，应该到有明确原始人的创作音乐(西方学者称之为专业音乐)中去寻找。一般说来，指出民歌与近现代创作音乐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差异，是非常容易的：民歌主要表现男女之爱、赞颂祖先功德以及对大自然的讴歌等内容，在阶级对抗条件下，更多的表现是民间疾苦，主要反映和表现被统治者的一般情感和情绪，是民情的对象化。而创作音乐的题材丰富而广阔，既有人民的呼声，也有统治阶级的意志，其情感表现涉及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是世情的对象化。无疑，包括声乐、器乐等诸多音乐体裁形式在内的创作音乐，其民族精神的表现特点十分复杂。有的作品表现出某一民族的这种精神倾向，有的作品则反映出民族精神的另一种因素。比如，贝多芬的交响乐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作为受压抑者的抗争，其作品的精神情绪跟当时德国封建专制势力产生了某种对立；而同时代稍晚的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作品，却是轻柔优雅，与上流社会的情趣合拍，甚至写出《苏格兰交响曲》这样的作品献给维多利亚女王。约翰·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等作品，跟当时整个欧洲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特别是上流社会的精神情趣是一致的，但跟当时处于贫困状态的英、法、德等国无产阶级的精神和情绪就有相当大的反差。音乐创作跟文学及其他艺术种类和形式一样，是某一时代所特有的产物。例如，当代美国的爵士乐(流行歌曲、摇滚等)所反映的精神和情绪，在19世纪的美国精神中还未充分表现出来，《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冼星海曲)却是20世纪中国在民族生死存亡时期迸发的伟大中华民族精神。
　　军乐也属于创作音乐，但它所表现的情感和情绪绝不象其它音乐形式和体裁那么复杂。军乐表现情感和情绪较为单纯，它只表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开拓奋进的精神和情绪。军乐所表现的精神和情绪，不是代表国家和民族的这一部分人或那一部分人，也不仅仅代表军队。军乐表现和反映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情绪。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专政工具，国家的代表就是统治阶级。如果说军乐表现阶级情感和情绪，可以说它表现的是统治阶级的精神和情绪。但是，国家又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特定条件下的对立统一。这种特定条件下的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不能随意摧毁和分裂，这是经过无数次历史检验的真理。国家统一本身就是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基于这一点，我们说军乐表现的整个国家的情感和情绪，代表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把军乐喻为神圣音乐。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艺术领域能够充分而鲜明地体现民族精神，音乐体系内各体裁及其形式有极强的民族个性。但作为民族精神特定表现形式的军乐，相对于各个国家和民族却是共性最多的特殊音乐体裁。这主要是因为，在各种艺术形式和体裁中，军乐的发展与整个欧洲经济上的工业革命和政治上的法国大革命关系最为紧密。这就是说，各国军乐发展的基础和经济文化环境是同一的，军乐与其它各种艺术体裁和形式相比，受统一的欧洲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明显。历史文化学者多认为，“自加尔文和路德的宗教改革以来，北方大多都已变为新教徒，南方则是天主教，欧洲的文化统一已不复存在”。[8]宗教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欧美近现代文化特别是艺术上的各民族差异，这倒是一个客观事实，然而对西方各国军乐艺术共性的影响甚微。尽管如此，由于各国各民族生存发展的社会历史环境因素的不可能绝对同一，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军乐个性还是存在的。所谓考察和说明军乐的民族精神特点，就是在军乐表现其基本精神的共性基础上，重点说明特定国家的军乐之种种突出的个性化的精神和情绪表现。
　　 二、美国军乐与民族精神
　　应该说，美国军乐是在自己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同时它也极其鲜明而深刻地表现出美国的民族精神。一般说来，18、19世纪的美国，包括交响乐在内的大多数严肃音乐都是从欧洲引进的舶来品，而军乐却是个例外。19世纪中期以后，军乐是作为本土流行音乐的一种形式，随着迅猛发展的经济在美国的广大城镇和乡村蓬勃地发展起来。同期的欧洲除俄国、德国、奥地利外，军乐创作及其活动方面，没有太大建树。至今为美国人称道和怀念的着名军乐指挥吉尔摩，自1850年以来，直到1892年逝世，他将莫扎特、李斯特、罗西尼等欧洲交响乐大师的经典片段改编成军乐精品，并采用民间旋律进行军乐创作，领导并指挥当时最着名的吉尔摩军乐团，在美国各地巡演。几次庆祝世界和平记念节的盛大军乐演出活动，参加演奏的乐手都过万人，获得巨大成功。吉尔摩的代表作《约翰凯旋归来》广为流传，至今仍是美国军乐的保留曲目。[9]吉尔摩为奠定美国军乐的文化地位，用昂扬奋进的旋律激荡振奋美利坚精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继承吉尔摩开创事业的另一位军乐巨匠是菲利普·苏萨(1854～1932)。可以说，美国军乐的当代世界地位和影响，是跟他天才的创造和坚持不懈的活动分不开的。正如美国音乐评论家所指出：“苏萨的作品使美国军乐乐章的发展更加充实、圆满”。[10]美国历史学家德怀特·杜蒙德在《现代美国》一书中写道：1900年前后，“大多数的地方都成立了自己的乐队，演奏着美国海军乐队约翰·苏萨创作的震人心弦的进行曲：《华盛顿邮报》、《自由之钟》、《舰长进行曲》和《星条旗永不落》”。《大美百科全书》苏萨词条这样评价：“苏萨的进行曲以激励人心的旋律，华丽的节奏效果和令人振奋的乐器安排为其特色，几乎被认为是民间音乐。他创作进行曲的天才举世无双，指挥乐队的才能无人能比，被誉为‘进行曲之王’”。[11]的确，苏萨的军乐团年复一日地吹奏进行曲，把爱国主义的心灵震撼留给整个美国和世界许多地方，直到1932年苏萨去世后，这个军乐团仍在继续活动。今天，苏萨的作品已成为美国和世界军乐的经典。
　　必须说，美国军乐的发展是跟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与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发展水平基本上是平衡的。军乐跟文学一样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从军乐的发展中同样可以折射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军事生活。如果说，美国的军乐水准就是该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和国防发展的佐证，那末，美国军乐的表现特点，则是美国精神最鲜明和最充分的自我展现。
　　美国军乐的巨大成就，至少和下列背景有关：其一是，自1865年南北战争的胜利以来国家的统一；其二是，国内西进运动即西部开发的成功；其三是，世纪之交美国的经济高涨；其四是，海外扩张的旗开得胜，特别是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战争大胜后美国人的得意心态。如史学家康马杰·纳文斯所说，“在美国战争史上，没有一次战争象美西战争这样迅速收到光荣的结果”。[12]尽管当时，美国在舰艇总吨位还未居世界首位，但其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却堪称全球一流，美国海军的潜在霸权是不容怀疑的。1899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达到130.14亿美元，为同期英、德、法三国工业总产值的总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首富。[13]1901年，仅被摩根财团收购的卡内基钢铁公司的钢产量，就比英国的总产量还多。这就是说，它“当时已拥有最强大的工业力量”。[14]正是这种国家的统一，西进运动的成功以及海外扩张的成功，以及金元帝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使美利坚民族的征服精神极大膨胀。罗德爱兰新港军事学院院长阿尔弗莱德·马汉在其《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认为，海权是国家实力的关键，美国必须享有制海权，才称得起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曾任海军部助理部长的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称：美国海军的宗旨就是促进伟大的商业共和国、工业共和国和殖民地共和国合一的建立，美国的舰队，将从这个大洋开到那个大洋，又从那个大洋开回这个大洋，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拦。[15]美国人在制造业、商业以及整个经济和政治领域所表现出的开拓精神，的确使英、法、西、葡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望尘莫及。19世纪历史学家弗雷德克·特纳在《边疆地区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一文中明确提出：“美国人民已经从不断扩张中形成了他们的气质”。应该说，上述美国人的精神和情绪，在苏萨的军乐《华盛顿邮报》、《自由之钟》、《星条旗永不落》、《舰长进行曲》和《越过海洋的握手》等曲目中，找到了最好的表现形式。
　　在《舰长进行曲》和《越过海洋的握手》中，我们不仅听出高、中、低音部和声和对位是如此和谐，听得高音旋律的起伏和低音旋律的浑厚，同时也仿佛看到一艘艘巨舰不停地鼓浪向前。这里，那种征服大海的惊天动地的搏斗，转化成了轻松和浪漫。美国的开拓是带着微笑的，仿佛世界对于他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挫折和困难。在展开的旋律中，甚至可以感受到黑人踢踏舞的节奏，无怪《大美百科全书》苏萨条，对其作品做出“几乎被认作是民间音乐”的评价。
　　《星条旗永不落》，作为一首是典型的美国颂歌，其意义和影响与美国国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其艺术表现而言，也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精品。从乐曲的前部搬出“美国”这一生动精彩的亮相，到乐曲的中部展开中表现出来的对美国创业辉煌的夸耀，再到乐曲后部的高潮，将高中低各声部一起加入，组合成气势宏伟的多元“大合唱”，表现对美国未来的畅想，整个乐曲如此巧妙衔接，浑然一体，以其节奏的欢快和情绪的热烈，使听者受到强烈感染。特别是高飘在主旋律之上的短笛的华彩，可以想象美国人乐观的口哨。《星条旗永不落》，问世于19、20世纪之交，可以说是，美国要成为世界霸主的急切自我宣泄。
　　吉尔摩、苏萨的出现，以及稍后的着名黑人军乐团指挥詹姆斯·尤罗普，以及继往开来将美国军乐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里德、威廉姆斯的军乐活动，是美国历史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绝不是偶然现象。美国军乐，作为美国文化和美国民族精神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深深根植于美国的土壤之中，并且生长得枝繁叶茂，开出绚丽之花，也是必然的。作为代表统治阶级和国家的军乐作曲家，他会本能地领悟他的职责和使命，并以一个天才作曲家的特有敏感，捕捉到其作品应有的旋律和音符，也是必然的。
　　领百年风骚依然不衰的美国军乐，在当代持续保持它的世界级规模和水准。据有关资料，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海陆空三军拥有专业军乐团104支，近6000名男女现役军人从业，其表演活动遍及各军种基地以及国家和社会隆重礼仪和庆典，活动最多的军乐团一年表演近千场。当然，美国军乐活动也耗资巨大，联邦政府仅1986年的军乐(军内)财政预算就达1.5亿美元。虽然美国各部门单位的军乐支出难以准确统计，但至少也在军内军乐耗资的数十倍以上。据美国音乐联合会的1970年调查报告，仅美国的中学军乐队就有25000多支，学生军乐手达150多万，[16]美国军乐的庞大支出，是跟美国巨大财力支撑分不开的。军乐的规模可以说是美国综合国力的标志。
　　 三、英国军乐与民族精神
　　众所周知，美国文化的溯源，绝大部分应追到英国那里去。如果说，出生于爱尔兰的天才军乐指挥家吉尔摩移居美国，算是英国给美国人一件艺术赠品，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话，此后，英国军乐对美国的影响就再没有多少可言。英美两国的军乐，是在各自的社会生活条件下发展的。应该说其差异性是十分明显的。有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以前的英国创作音乐，一直没有什么作为，“在演奏室里它是保守的德国殖民地，在剧院里它是意大利的殖民地”[17]与同时期的法、德、奥、意、俄等国相比，大为逊色。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宗教改革以来，崇奉加尔文主义的英国新教，对音乐的社会功能做了形而上学的否定的结果。在崇尚务实和简朴的清教徒看来，天主教会的那种颂扬上帝的音乐形式(戈利高利圣咏等)纯属繁琐和虚饰。这一点，与2600年前的墨子非乐，否定音乐社会功能的积极意义，将音乐视为贵族统治阶级奢侈浪费的观点如出一辙，而且清教徒的这种“非乐”意识，确实形成一种较大势力，这无疑对民族的音乐及其它艺术创作都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一度使音乐成为不受欢迎的东西。[18]这种说法有一定客观性，在新教教会音乐史中不难找到它的例证。除此而外，是否还应考虑到，英国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思维活动特点。这就是，与工业革命相伴随的物质生产急剧扩大的需要，以及英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尖锐矛盾一古脑地聚集到这块将要变革整个人类生活方式的岛国。为了满足生产力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的需要，英国向人类奉献了牛顿、瓦特、斯蒂芬森、法拉第、焦耳、达尔文、马克斯韦等自然科学的巨匠。另一方面，为寻求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人们又不得不把精神领域里的活动，过分集中到政治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思考和探索。这使得英国人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为人类奉献了培根、亚当·斯密、边沁、约翰·密尔、马尔萨斯、李嘉图、凯恩斯、弥尔顿、笛福、拜伦、雪来、狄更斯、罗素、肖伯纳等大师和巨匠。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大师的辉煌理论对于人类社会的奉献，80%也可以记在英国人的头上。英国人向思维和精神的巨大倾斜，不能不使艺术创造的活力受到某种排挤和压抑。然而，不幸之中有幸的是，在大英帝国创作音乐的萧条中还有几分振奋，可以说这就是英国的军乐。作为国家和民族意志体现的军乐，它是不允许受到冷落的。作为皇家部队及其下各军事单位常备编制的军乐队，享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其原因之一就在，《上帝庇佑女王》这首英国国歌经常是由各个军乐团来演奏的。特别是，作为整个19世纪世界第一海军国的战舰远航于各大洋，在所到之处演奏《上帝庇佑女王》时，大不列颠民族的征服精神以及骄傲自大，当然也融入庄重的英格兰旋律中。必须说，英国军乐和美国军乐都有开拓精神，但英国人的开拓显得保守和傲慢。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英国人是在严格的制度和秩序中熏陶出来的，未免拘谨和保守。[19]作为工业革命的发起人，不能说没有朝气。被称为英国音乐复兴者的天才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1957～1934)所创作的管弦乐曲《威风堂堂进行曲》，被改编成的军乐并由皇家部队军乐团来演奏时，整个大伦敦倾城沸腾，足可视为英国开拓精神的绝好体现。埃尔加晚年所创作军乐《塞弗恩组曲》表现昂扬奋进，给人以极强的信心和鼓舞。英国文学巨匠肖伯钠甚至曾做出这样的评价：“当我所有的剧本都遭到诅咒并被抛弃的时候，它将会挽救我的声望”。[20]但大英帝国的开拓精神跟美国人比起来，或许说，美国人更有朝气。原因就在，作为英国人后裔的美国人，自来到新大陆后，就在一个更加自由的竞争和发展环境中成长，所以，英国人身上所带的种种“规矩”枷锁在美国人那里是没有的。美国人是在没有皇权和贵族特权约束的环境下发展的，所以更有青春的开拓的朝气。对此，只要听一下苏萨的军乐，就能获得这种印象。而英国军乐的宏大音响中，更多感受的是日不落帝国昔日的辉煌、尊严和荣耀。特别是，当我们听誉为“英国的苏萨”的作曲家阿尔福德(1881～1945)创作的《伯吉上校进行曲》时，就能获得这种印象。
　　 四、苏俄军乐与民族精神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军乐，也是世界军乐中的一朵奇葩，在世界军乐史上，实在应占有其辉煌的一页。
　　俄罗斯因领土广大造成的独特地理环境，以及独特的历史和社会生活，对其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由此，也形成俄罗斯民族性格及其精神的二重性。有学者提出：俄罗斯民族最富有自由本性，也最富有集体主义；既最勤奋坚强，也有依赖和惰性等。[21]但军乐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即它只表现民族精神构成的正面因素。苏俄军乐作为俄罗斯精神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作为俄罗斯特定情感和情绪的反映，它跟特定时代的俄罗斯、苏联以及世界社会生活无疑有着必然的联系。在19世纪末的沙皇时代，俄罗斯是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奉行大俄罗斯扩张主义，军乐作为俄国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除了表现俄罗斯民族的开拓进取精神之外，也必须表现大俄罗斯扩张主义的情绪因素。诸如，《斯克别列夫进行曲》、《巴黎进行曲》、《为沙皇献身》、《光荣颂》等，堪称俄国军乐的精品，也是老沙皇大俄罗斯主义情绪的绝妙表达。十月革命后，应该说，军乐成为是整个文学艺术中难得受宠的一个艺术形式。毫无疑问，因为军乐是国家音乐，它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在整个苏维埃政权时代，红军军乐团除了担负着演奏《国际歌》(曾是苏共党歌和代国歌)和《苏联国歌》的神圣任务之外，也担负国家重大礼仪以及庆典活动。每年“五一”和十月革命节，莫斯科红场的军乐响彻云霄，每使游行队伍心潮万丈。特别是苏联在欢迎外国重要贵宾来访时，苏军军乐团大出风头。据载，1950年冬，毛泽东主席去苏联与斯大林会谈，亲眼目睹了他被迎送时的苏军军乐团的宏大气派。或许说，正是这个经历，使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之首的毛主席受了某种触动，1956年，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军乐队不能用唢呐、胡琴，现代中国的军队不能穿那种胸前背后带“勇”字的服装。在文学艺术领域一贯坚决反对西化的毛主席，明确表示，对军乐乐器的世界性特点以及军乐团组织国际标准化的认同。
　　苏联俄罗斯军乐的社会生活基础，是无比广阔而深厚的。从十月革命直当代，数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功勋，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意识等，都能折射到军乐中来。可以说，包括苏联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政治在内整个国家综合实力，都是苏联优秀军乐作品问世及其演奏活动的前提，苏联和俄罗斯具有最适宜军乐发展的环境条件。这种情绪正是苏联优秀军乐产生的社会基础。《英雄进行曲》(马尔舍洛夫曲)、《青年近卫军》(切姆别鲁特依曲)、《列宁在召唤进行曲》和《火箭炮兵进行曲》(切尔涅茨基曲)等数十首进行曲，可以说是前苏联军乐的上乘精品。
　　《英雄进行曲》，原名《关于英雄功绩的音诗》，创作于苏联卫国战争后的经济恢复时期。俄罗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具有英雄崇拜意识的民族，所有值得炫耀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都能化作俄罗斯的英雄情绪。显然，《英雄进行曲》中的“英雄”，就是整个苏维埃国家和民族本身。整个苏维埃人向共产主义的进军，本身就是伟大的英雄主义。这个“英雄”永远是伟大的、坚强的、积极的、开拓进取的。作为军乐中的“英雄”，甚至可以被认为是没有缺点的。尽管由于音乐表现的抽象性，我们实在不能将乐曲的旋律和节奏与现实中的具体英雄事物划等号。但我们考察乐曲中旋律和音响是如何产生时，还是不由得首先想到，卫国战争中红军将士的功勋在作曲家大脑中的投影。
　　《英雄进行曲》这首军乐，在旋律、配器等艺术表现上也达到极高的境界。乐曲以苏联红军将士队列方阵的军靴踏踏声起，导入远征的豪迈和壮阔。特别是高音主旋展开之后，拔地升起圆号之独特音响，回旋荡入无穷高远的长空，如此肃穆、悠长、仿佛俄罗斯巨人的一声长哮。随之，我们仿佛看到无尽的坦克车师团隆隆滚过茫茫的雪原，向前方的莱因河和柏林浩浩挺进。乐曲中可以强烈感受到苏联军队的大无畏和英勇顽强。这毕竟是粉碎过疯狂法西斯的强大军队呵，它不能没有表现其灵魂的强大军乐。可以说，《英雄进行曲中》的“英雄”，就是大有解放全人类气概的伟大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尽管前苏联已经解体，但作为前苏联主体的俄罗斯仍然存在，我们依然可以从俄罗斯军队的实力和风貌中感受这首军乐所体现的精神，军乐和军威总是互为印证。前苏联(俄罗斯)的军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乐之一，不消说苏联(俄罗斯)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
　　《斯拉夫女人的告别》(阿加普金曲)，是19世纪末的作品，但至今仍不失其艺术魅力。乐曲的基本风格是刚柔相济，用军乐的音符编织了一个惊心的告别场面，从哀婉的旋律中，甚至听得出一声声呼唤。乐曲通过高音部与中低音部的回旋轮奏，表现出主人公的无尽的惦念、企盼和祝愿，我们很容易想象出，这既是语言的告别，也是用眼睛和心的告别。这里，俄罗斯母亲和姑娘胸怀的博大和慈爱，俄罗斯性格的坚韧和柔顺，都体现在荡气回肠的旋律之中了。乐曲虽采用小调式，但亦然具有大调坚强雄壮的效果。乐曲缠绵而不纤弱，哀婉而不失豪壮。这首军乐可用着名苏联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中的一个发现作为注脚：
　　“被战争卷走的每一个人，
　　走上战场的每一个兵，
　　当时至少有一个女人给他送行......”[22]
　　《喀秋莎》原是苏联着名流行歌曲，经由中国着名军乐作曲家严晓藕改编配器。由于中国作曲家的再创作本领以及配器技巧，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军乐的表现力，使这个改编的军乐作品丝毫不逊色于严格的优秀军乐，从而当之无愧地成为军乐作品的上乘。《喀秋莎》的表现特点跟《斯拉夫女人的告别》有一定相似性，亦用具有阳刚本质的军乐表现民族性格中柔顺的一面，但其表现情绪却是昂扬而热烈，比《斯拉夫女人的告别》有了极高的升华。乐曲承载的意义是，苏联妇女赞美苏联军人，同时也是苏联军人讴歌苏联妇女，其本质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乐曲以阳刚表现柔情，使柔情融入阳刚，是勇武精神与柔情的结合。无疑，这是军乐武化精神的新发展，鲜明体现了现代俄罗斯精神，在中国和俄罗斯引起极大反响。
　　前苏联和俄罗斯对军乐的重视，当然是居于世界上前列的。仅按陆军每个师团配备军乐队的规定，前苏联军队中的军乐队(团)至少在200个以上。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前苏军军乐团指挥切尔涅茨基(1881～1950)创作了100余首军乐进行曲，荣获多枚列宁勋章、红旗勋章，并荣获苏联功勋艺术家称号，被授予少将军衔，在苏联和俄罗斯人民心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五、其它一些欧洲国家军乐与民族精神
　　欧洲其它国家的军乐，也都各有其表现特点，各以其作品的特定内涵表现民族精神。
　　通过法国军乐进行法兰西精神的考察，有一个现象令人深思：即至今留给世界的能够体现军乐基本精神的法国军乐精品较少。但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法国是军队数量很大战争相当频繁，军乐队(团)相当多的国家。根据1985年统计资料，仅法国海陆空三军就有军乐队82支。[23]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制约和影响军乐发展及其精神表现的是，法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多变。自19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到20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里，法国经历了专制与反专制、复辟与反复辟、沙文主义与反沙文主义的斗争，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冲突、无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内战与外战的反反复复的社会动荡，以致这段历史竟有五个君主和五代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及一个无产阶级公社轮番执政，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尽管这种社会动荡并未造成法兰西民族的分裂和解体，但对法国社会意识形态表现的多元和纷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一种特殊艺术意识形态的军乐，一般是从属于政治的。军乐发展的首要政治条件就是政权的稳定。有政权的稳定，才能有军队军威的稳定。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特定历史时空的社会心理形式的基本倾向。政权的不断更迭和权力的不断分裂，无疑影响到法兰西精神的表现的统一和集中。因为极其复杂纷乱的政治环境，会给一般作曲家和军乐手确定何种权力真正代表正义和真理造成困惑，从而导致军乐表现民族精神的多向耗散，甚至出现都有军乐队吹奏《马赛曲》以助阵的两支部队相互开火的现象，这也毫不为怪。
　　其次，影响军乐发展及其精神表现的是，艺术创作环境的多元化。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法国成了世界现代艺术的策源地。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与美术中的象征主义、现代主义，以及音乐中的浪漫主义和未来主义，都反映出法国人追求个性自由和浪漫的民族精神。军乐的精神及其本质是开拓的，昂扬进取的，而其表现形式却是相对保守的，至少是不那么随波逐流和见异思迁。军乐，在与众多的艺术种类及其形式的竞争中，在整个艺术领域向现代艺术倾斜的潮流中，特别是在音乐艺术向歌剧和交响乐浪漫王国倾斜的条件下，使得这一需要音乐天才巨匠(军乐作曲家和军乐队指挥)的地方无人暇顾，这也是法国缺少风靡世界的纯粹军乐精品的主要原因之一。
　　法国在现代艺术上的辉煌，主要体现在包括绘画和雕塑在内的美术以及包括小说、诗歌和戏剧在内的文学上。当然，音乐方面也有引以为自豪的篇章。柏辽兹、圣桑、比才、德彪西都是可以称之为天才的交响乐巨匠。但他们所表现的主要情绪和范围是：个人情感和欲望的幻想(柏辽兹的《幻想交响乐》)、动物世界的奇妙(圣桑的《动物狂欢节》)、有几分悲壮和辛酸的爱情故事(比才的《阿莱城姑娘》和《卡门》)以及关于大自然的主观印象(德彪西的《牧神的午后》)等等。较为有名的军乐曲大都是取自歌剧和交响乐加以改编，如《斗牛士进行曲》(比才曲)、《拉科其进行曲》(伯辽兹曲)等。这种现象似乎跟法国人一向崇尚政治的传统以及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激进精神似乎有些偏离。但考察法国现代艺术发展的动因，还应说是法国大革命所建立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的影响向艺术领域的扩张和延伸。尽管说“自由、平等、博爱”这一伟大原则对改善人类现实关系，无论在当时还是于今都还远未全面彻底实现，但它对于法国乃至世界现代艺术的繁荣却是一个巨大推动力。
　　法兰西人一度对外征战，本该使沙文主义情绪得以不断扩张。扩张主义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跟军乐的基本精神合拍。但这种沙文主义的扩张要受到法国两个方面的反对和抵制。一个是以“自由、平等、博爱”原则为旗帜的资产阶级理性主义者的反对，另一方面是来自以《国际歌》为精神原则的广大无产者的抵制。这就是使法兰西精神在拿破仑之后戴高乐之前，缺少一些美国人的那种昂扬奋进的精神因素。今天所能听到的优秀法国军乐，主要是伯辽兹、比才等人的交响乐和歌剧片段改编的军乐进行曲，如《拉科其进行曲》、《卡门序曲》之类。这种军乐不免有戏剧性的张扬之嫌。象《桑布雷穆斯军团进行曲》这种能够体现法兰西奋进精神因素的纯粹军乐极为少见。上述军乐现象的考察，可作为从其它社会意识形态考察近现代法兰西精神表现特点的一个补充。
　　德国军乐充满激情与理性。它既与德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紧密相连，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德国的哲学和文学传统的影响。以《老朋友进行曲》(卡尔·泰可曲)为例，其乐句的方整，强拍的回旋，我们仿佛在听配有优美旋律打着德语重音的演讲，述说德国军人的荣耀。德国人的诚实和热情、豪爽和严谨，都体现在乐曲之中了。在国歌《德国至上》中，旋律进行的层层推进，可谓用乐曲表达的黑格尔逻辑学和法哲学，同时又融入了若干贝多芬式的激情。“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黑格尔语)，或许说，军乐正是由这种理念产生的的情感最佳表现形式。但也正象黑格尔认为普鲁士王国的君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顶峰一样，任何德国的政治制度都可能被说成是最好的，象纳粹党徒制造的法西斯专政，也可以被认为是“伦理理念的现实”，以致把德国人推上罪恶的战争之路，使本该是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因素的军乐也走到了极端。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军乐曾作为宣扬日尔曼种族优越论的工具，给德国军乐史留下糟糕的一章。
　　奥地利军乐，在某种意义上跟德国军乐是一个系列。共同的德语和相邻的地域使两个国家的精神情绪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两国的音乐交流自莫扎特、贝多芬时代起就已成为传统。作为奥地利首都的维也纳当然是奥地利音乐家的摇篮，若说她是德国音乐家的摇篮也未尝不可。正如同大自然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德奥两国军乐的表现特点亦是同中见异。在欧洲近代史上，奥地利为挤入强国行列，对外开战频繁，统治者十分推崇军乐。除了管弦乐等体裁改编的军乐曲，如人们所熟悉的《拉德斯基进行曲》、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等作品而外，着名军乐指挥约瑟夫·弗兰茨·瓦格纳(1856～1908)创作的《双鹰旗下》，可谓表现奥地利昂扬进取精神的一个典范。此曲作于奥匈帝国小有扩张之时，贵族崇拜情绪强烈，以其旋律优美，张弛有度传于后世。奥地利因一直没有强大经济的支撑，一度成为德国的附佣，或许这就是其军乐在整体上不及德国军乐气势更浑厚的原因之一。奥地利军乐一般是优美有余，威壮不足。《拉德斯基进行曲》可以说是一种凯旋的陶醉，《军队进行曲》似乎是帝国皇家卫队一次清晨的进行操练。而《轻骑兵序曲》(苏菲曲)更象一次戏剧化的潇洒出征。这种“军乐”的风格，更多的是轻巧、优美、典雅；可见，奥地利圆舞曲的韵律深深影响了进行曲，从而也减弱了军乐的磅礴气势。此外，奥地利进行曲的创作与圆舞曲相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成比例。虽不能说奥地利的圆舞曲没有表现一丝民族精神之昂扬进取因素，但其军乐进行曲的威势及昂扬奋进情绪实有某种虚张之嫌。
　　 六、关于欧美军乐与民族精神关系考察的启示
　　战争与和平(和解)，是人类史前氏族部落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随之也有“战”与“和”的两种精神产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战与和的精神逐渐演化，派生出民族的开拓奋进精神，以及相互谅解的友好精神。现代和平时期的各种社会竞争，或许也可视为，人类的原始征战本能经世代的发展而向现代社会的一种延伸和转化形式，从而也成为民族精神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因素。战争与和平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人类的智慧就在通过创造规范和准则(条约和协定等法的形式、伦理规范形式)使各民族关系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保持这种对立统一的平衡，同时也使民族精神保持这两种因素的平衡。这种平衡在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音乐艺术中有其特定的表现形式——军乐和圆舞曲。
　　军乐(进行曲)与圆舞曲，是人类情感和情绪表现形式的一种对立的两极，也是民族精神中表现形式的对立两极之一。军乐表现和反映民族精神的开拓进取因素；而圆舞曲反映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与人的平等与和谐，尽管这种平等与和谐可能是形式上的。严格地讲，圆舞曲是用面具包装起来的社会交流，它表现人类相互友善并寻求理解的一面，是包括等级在内的种种隔阂中求得暂时谅解的一种表现形式。就其本质而言，它既是寻求民族内部关系也是民族外部关系和谐的一种自我调节形式。这种原起民间后变为资产阶级和贵族的一种社交工具的圆舞曲，当代又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人际交往方式和手段。奥地利虽履遭战乱，但却创造了数量巨大的圆舞曲，产生“圆舞曲之王”。这一音乐成就本身，就是对战乱的逆反，是人民向往和平希望民族和解的民族精神之表现。
　　军乐，表现民族群体生存和发展中开拓和征服的一面。军乐所表现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开拓奋进精神，表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没有军乐情绪的国家和民族是相对柔弱的。诚然，军乐与各种音乐体裁和形式都表现民族精神。但军乐自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伟大价值。
　　我国大思想家大文豪鲁迅，当年对北欧小国的文学产生极大共鸣，他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以“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作为赞语，对这些以同情弱小、抵抗强暴为主旨的作品，予以很高评价，因为那些国家的文学的确反映了被压迫民族的情感和情绪，文学塑造的典型形象也生动感人。但若论北欧小国的军乐，就没有什么地位和影响。因为弱小国家和民族没有什么强大力量可炫耀，当然也没有多少昂扬开拓的精神情绪好表现。抛开现实到历史和神话中去寻找主题，进行文学和交响乐创作或许说是一种本能的无奈。19世纪后期斯美塔那、德里格、西贝柳斯等小国作曲家的作品就属这类。必须说，这类音乐作品的本质也是民族尊严自我保护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又是被迫把民族的艺术创造能量以及民族精神都挤聚到该民族所能表现的某个领域(这些领域一般不受综合国力的影响)的一种表现。从鸦片战争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垮台，旧中国在艺术领域至少创造了作为民族精神特定表现形式的三个辉煌：即近现代文学的辉煌，京剧艺术的辉煌和国画艺术的辉煌。产生这三个辉煌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但有一点很明确，即它跟旧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强大与否，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同期的旧中国军乐没有任何建树，是因为军乐的发展与强大跟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确有直接关系。旧中国在综和国力上的弱小，对于列强称霸的世界，实在没有军威和国威可言。只有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才为中国的强盛和民族复兴，为中国军乐的发展和强大带来了曙光。
　　考察欧美军乐发展史及其表现特点，探讨他们的军乐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对国人说来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借鉴。在包括军乐在内的我国音乐与世界音乐的交流中，我们已经获得并仍可获得许多有益的精神元素。随着21世纪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大国地位不断提高和增强，我国军乐将持续迅猛发展，且不以与欧美军乐并驾齐驱为满足，我们的目标是居于头等军乐强国的地位。通过军乐的发展和壮大，我们必将把伟大中华民族的昂扬进取精神充分地展现。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社科版京39～45G0文化研究卜建新20022002民族精神可以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军乐中表现出来。美、英、俄等国家的军乐，各以其鲜明特点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他们民族的昂扬进取精神。在音乐哲学和音乐社会学意义上，欧美军乐与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关系极为密切。欧美军乐是这些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及其文化环境综和影响的产物，是这些国家综合国力在意识形态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军乐是通过艺术考察，分析检验欧美国家民族精神中的昂扬进取因素，以及支撑这种精神的综和国力的试金石和光谱仪。开拓扩张、昂扬进取，以及民族英雄主义是欧美军乐表达的主要精神和情绪。民族精神/艺术/欧美军乐 作者：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社科版京39～45G0文化研究卜建新20022002民族精神可以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军乐中表现出来。美、英、俄等国家的军乐，各以其鲜明特点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他们民族的昂扬进取精神。在音乐哲学和音乐社会学意义上，欧美军乐与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关系极为密切。欧美军乐是这些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及其文化环境综和影响的产物，是这些国家综合国力在意识形态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军乐是通过艺术考察，分析检验欧美国家民族精神中的昂扬进取因素，以及支撑这种精神的综和国力的试金石和光谱仪。开拓扩张、昂扬进取，以及民族英雄主义是欧美军乐表达的主要精神和情绪。民族精神/艺术/欧美军乐

网载 2013-09-10 21: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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