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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人们只注意和强调船山经济思想中“重农抑商”的一面，有些学者甚至断言：在湖南这样经济落后的闭塞地区，不可能产生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先进经济思想。今天，让我们稍稍推开船山经济思想的大门，就不难发现其中蕴藏着多么丰富的宝藏，这对于弘扬湖湘文化中过去长期被忽视的精华，振兴湖南的经济，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船山生当明末清初，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尽管这种经济萌芽仍匍匐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重压之下，得不到正常的生长和发展。但是，这种新经济关系的萌芽不仅已经敏锐地反映到船山经济思想中来了，而且船山还为之“破块启萌”，催生助长而大声疾呼，提出了一系列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经济主张。
　　　　　　一、反对国家行政干预，提倡人民自谋生计
　　船山认为，发展社会生产的根本办法在于“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309页。），即在严格管理官吏、 减轻人民负担的前提下，用正确的方法去引导、鼓励人民去发展生产，而不是用强制命令的“法”去督迫人民搞生产。他说：“治天下以道，未闻以法也。道也者，导之也，上导之而下遵以为路也。”（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193页。 ）即治理天下要遵循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用引导的方法让人民自觉自愿地朝着上级指引的道路前进。具体地说，就是提倡国家放宽政策去引导人民自谋生计，反对国家用行政命令甚至苛刑峻法去干预人民的生产。他说：“人则未有不自谋生者也，上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故勿忧人之无以自给也，籍其终不可给，抑必将改图而求其所以生，其依恋先畴而不舍，则固无自毙之理矣。上唯无以夺其自生之力，宽之于公，而天地之大，山泽之富，有余力以营之，而无不可以养人。”（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710页。 ）即主张发挥每一个人“自谋其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需要国家去包办代替（“上为谋之”）。只要国家不剥夺人民“自谋其生”的权力，并且放宽政策（“宽之于公”），以天地的广大，山河的富有，就没有不可以养活人的。
　　船山反对国家的行政干预，还表现在他反对官府的“垦田令”上。他说：“垦田之不足为守令功，不待再思而知也。田芜而思垦之，民之不能一夕安寝而忘焉者，而特力不足耳。其能垦与，吏虽窳，不能夺也；其不能垦矣，吏虽勤，不能劝也。”（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283页。）他认为农民思念开垦荒地，是睡觉也不会忘记的事情。荒地之所以暂时未开垦，是目前力量有所不及，农民垦荒的积极性是自发的，决不以官吏的勤惰为转移。所以，船山主张实行农民自由垦荒的政策：“任其垦而姑不以闻之县官”。（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283页。）他认为官吏如果大张旗鼓地去宣传、督促垦荒，农民反而不敢垦，因为农民害怕官府在新垦的土地上广征税收。户口的增加也同样如此。船山认为，“人非茂草灌木，蹶然而生”，新增加的户口多半是从外地迁来的，可地方官吏却把这当做自己的“政绩”，对上邀功请赏，对下增加自己的搜刮对象。船山揭露这是“飞鸿偶有所集，哀鸣更苦。”（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283页。）所以， 船山主张实行宽松的人口自由迁移政策：“邑有逃亡”，朝廷不应“罪其守令”；“邑多新附之民”，也不必“赏其守令”。（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843-844页。）这实质上是主张解除封建国家与封建地主对农民的严密束缚与人身奴役，有利于农民成为能够自由迁居、自谋生计的自由劳动者。这无疑有助于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和发展。
　　　　　　二、大力发展商业的“天下交相灌输”思想
　　船山虽然说过不少“贱商”的话，如蔡尚思先生在《王船山思想体系》一书中曾大量引述并加以贬斥的船山所说的“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之类的话，但如果以此来证明船山是“重农业而轻工商业的”，则未免失之片面。其实船山攻击的主要是那些勾结暴君污吏或勾结“夷狄”、卖国求荣的奸商：“暴君非贾人无以供其声色之玩，污吏非贾人无以供其缓急之求”（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 岳麓书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89页。 ）；“夷狄资商贾而利，商贾恃夷狄而骄”（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503页。）；“而其网利以削人之衣食，阳与而阴取者”；“且其富也不劳，则其用也不恤。相竞以奢，而殄天物以归靡烂。”（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123页。）可见， 这里攻击的主要是前资本主义时期即封建社会里专为封建统治者腐朽奢侈生活服务的畸形消费商业，以及不等价交换对农民的残酷经济掠夺，特别是那些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无耻奸商！而对于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商业活动，船山不仅不加以反对，却是为之大唱赞歌，热情提倡。船山首先高度肯定了商业“通天下之货贿”、“通贫弱之有无”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商品流通职能，明确地提出了大力发展商业的“天下交相灌输”的“裕民富国”主张。他说：“天下交相灌输而后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金钱者，尤百货之母，国之贫富所司也。物滞于内，则金钱拒于外，国用不赡，而耕桑织＠①采山煮海之成劳，委积于无用，民日以贫；民贫而赋税不给，盗贼内起，虽有有余者，不适于用，其困也必也。”（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1056-1057页。 ）船山高度评价了商业对“富国裕民”的巨大作用，认为只有大力促进全国各地的商品流通（“天下交相灌输”），才能充分满足人民日常生活的多方面的需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奠定国家强大的经济基础。他特别高度评价了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在商品流通中的巨大作用，认为其发达程度决定着国家的贫富强弱：“金钱者，尤百货之母，国之贫富所司也。”所以，船山大力主张发挥金银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流通作用与贮存作用。他说：“钱则流通于四海而无不可得”，无论在官在民，“虽百年而不改其恒。”（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939-940页。）还说：“唯钱少而银不给， 故物产所出之乡留滞而极乎贱；非所出之乡阻缺而成乎贵。民之饥寒流离，国之赋税逋欠，皆职此之由，上下交患贫而国非其国矣。钱多则粟货日流，即或凶荒，而通天下以相灌输，上下自无交困。”（注：《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噩梦》，第585页。）他认为金、银体积小而不易磨损和腐烂，便于携带和长期贮存，它本身又具有价值，特别适于用作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行使促进商品流通的职能。他主张国家应该发行足够的金银货币和质好量足的铜币，实行金银本位制，严禁劣钱、朽币的流通，以维护币值的稳定，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与经济的繁荣。
　　正是建立在对商业重要性认识的基础上，船山对从事正常商业活动的商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明确地提出了保护商人的“纾富民”的主张。他在《黄书》中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天地之奥区，田蚕所宜，流肥潴聚，江海陆会所凑。河北之滑、＠②，山东之青、济、晋之平阳，秦之泾阳、三原，河南大梁、陈、睢、太康东傅于颖，江北淮、扬、通、泰、江南三吴滨海之区，歙、休良贾移于衣冠，福、广番舶之居僦，蜀都盐、锦，建昌番布，丽江＠③＠④金碧所自产，邕、管、容、贵稻畜滞积，其他千户之邑，极于瘠薄，亦莫不有素封巨族冠其乡焉。此盖以流金粟，通贫弱之有无，田夫畦叟盐鲑布褐、伏腊酒浆所自给也。卒有旱涝，长吏请蠲赈，卒不得报，稍需日月，道＠⑤相望。而怀百钱，挟空券，要豪右之门，则晨户叩而夕炊举矣。故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注：《船山全书》第十二册《黄书》，第529-530页。 ）船山气势磅礴地论述了祖国万里河山各不相同、极其丰富的物产资源，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无限广阔的国内市场，再一次阐明了“天下交相灌输”的裕民富国思想。通篇观之，船山极力反对的是“金死一家”，即那些富裕的官僚、地主把大量的金银财宝死藏在家中，或者穷奢极欲地挥霍一空，而没有将这财产投入到创造新的社会财富的扩大再生产中去，或是投入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商品流通领域中去，也就是说没有转化成为使资本主义萌芽得以发展的原始资本，船山认为，即使是“极于瘠薄”的“千户之邑”，亦莫不有掌握大量财产的“素封巨族”，只要他们把手中的财富投入生产或商业流通领域，就能解决很多穷人的生计问题。特别是突然发生旱涝灾害的时候，国家如果救济不及时，就会有很多人饿死路边，而只要那些豪门大户能够及时开仓相救，“则晨户叩而夕炊举矣”。对此，船山高度肯定地指出：“故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并明确地提出了保护和减轻商人负担的“纾富民”主张：“故惩墨吏，纾富民，而后国可得而息也。”（注：《船山全书》第十二册《黄书》，第530 页。）这不仅是主张严惩贪官污吏，实质上也是主张解除封建国家对商人和商业的政治压迫与经济摧残，鼓励当时的封建地主把手中的粮食、金银货币向商业资本或借贷资本转化，鼓励原来的地主向原始的资本家转化。
　　船山还深刻地看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大量兼并，以及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大批离开土地的“失业之人”。对此，船山主张国家应“多兴工作以聚失业之人”（注：《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噩梦》，第577页。）， 为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就业谋生的机会。他提出，对这些“无食之民”不是无偿地奴役，而是实行“募工”制，按照他们的劳动量而“支给工食”，使他们成为出卖自身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还提出，应该废除对手工业者所实行的封建人身奴役的“班匠制”，而改行“招募和雇”的自由劳动雇佣制，即对当时的手工业工匠每年“岁役三日，酌其庸直多少，量加路费”，按照他们每天劳动价值的多少折算成银两向国家纳税之后，就应“给以当年经收信票，即往他处，本岁不致重征”（注：《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噩梦》，第586页。）。这实即是提倡技术工匠的自由流动， 有利于工艺技术在全国的传播并促进手工业的发展，船山还看到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以及技术高低的区别，提出对手工工匠要“称其难易巧拙而分饩之”，即按照他们工作的难易与技术的高低而分别给予不同的报酬，并把他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均算”成银两，“随宜支给，不可以一匠抵一匠之用”。至于对那些“召募不以其道，工食＠⑥侵，役使过度，刑责过峻”而造成手工工匠消极怠工、粗制滥造的贪官污吏，则“但责之部司之官而不责之匠”，即只责罚造成这些后果的官员而不责罚工匠。他还进一步提出，对于那些技术高超、卓有贡献的“大匠”，还要“别建职名，丰其禄秩”（注：《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噩梦》，第587页。）， 给予特别的奖励与优厚的待遇，这些主张，对于解除手工业者的人身奴役，提高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和钻研科学技术的积极性，促进手工业生产和整个社会的进步，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说明船山对发展当时中国的商业和手工业都是十分重视的，不仅大力提倡，而且作了深入的研究。
　　　　　　三、市场调节的热烈倡导者
　　船山早在300多年前就已敏锐地看到市场调节的作用， 认为商品经济的运行有其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指出，金银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事虽异古，而圣王复起，不能易矣”（注：《船山全书》第十一册《宋论》，第111页。）；“盖是数物者，非宝也，而有可宝之道焉，故天下利用之，王者弗能违也。”（注：《船山全书》第十一册《宋论》，第112页。 ）作为粮食、食盐等商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变化，同样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说：“乃当其贵，不能使贱，上禁之弗贵，而积粟者闭籴，则愈腾其贵；当其贱，不能使贵，上禁之弗贱，而怀金者不售，则愈益其贱；故上之禁之，不如其勿禁也。”（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608页。）所以， 船山坚决反对国家对商品流通与市场价格的行政干预，主张按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价格变化的客观规律办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鼓励商人的自由买卖与自由竞争。他说：“省官以省掣查支放之烦，则商既不病；一委之商，而任其所往，商亦未尝无利也。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而私贩之刑不设，争盗抑无缘以起。其在民也，此方挟乏以增价，而彼已至，又唯恐其售之不先，则踊贵之害亦除。守此以行，虽百王不能易也。”（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902页。 ）十分精辟而生动地论述了市场调节对平抑物价，促进流通的巨大作用，高度提倡了实行自由竞争的经济政策：“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只有这样才能让“民获流通之利。”这是任何圣王、君主都不能改变的客观经济规律。
　　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由国家统制的“官盐”政策，船山根据市场调节的规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他指出：“以擅利于己，而众害丛集矣。官榷之，不能官卖之也；官卖之，而有抑配、有比较、有增价、有解耗，殃民已亟，则私贩虽死而不惩。”这必然造成“徽＠⑦日累于廷，掠夺日喧于野，民乃激而走铤，于是结旅操兵，相抗相杀，而盗贼以起。 ”（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 岳麓书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901-902页。）他认为政府只能在产盐之地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批发给盐商，在一次收税、发给盐商纳税票据之后，就可由盐商自由贩运到全国各地，这就是“官榷之”；但却不能“官卖之”，即由官府去垄断食盐的流通与价格。如果由官府去垄断食盐的买卖，到处设关卡，下禁令，禁止商人自由贩运，只会使私贩被迫铤而走险，冒死求利，并激起人民的愤怒与反抗。这些论述，同样体现了船山主张废除国家垄断，提倡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不仅如此，船山甚至对赈济灾民也反对政府的行政命令，而提倡用市场调节的方式去办事。他说：“岁丰谷熟而减其价，则粜者麇集，谷日外出，而无以待荒；岁凶谷乏而减其价，则贩者杜足，谷日内竭，而不救其死。”（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956页。）他认为遇到灾荒之年，灾民都希望粮食减价，而一般“俗吏”也希望减价以获得百姓的赞誉。但这样做只会“拒商贾于千里之外，居盈之豪民，益挟持人之死命以坐收踊贵之利”，只会有利于大地主、大商人更加屯积居奇，垄断粮价，谋取暴利。只有坚持按市场价格规律办事，让多数商贩都有利可图，才能使“商贾辐辏，民赖以生。”（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957页。）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船山确实是我国古代市场调节最早与最热情的倡导者。
　　　　　　四、反对闭关锁国，提倡国际贸易
　　船山提出的“天下交相灌输”，不仅包括国内的自由贸易，也包括国际贸易甚至同敌国之间的贸易。他坚决反对闭关锁国的经济政策，指出：“据地以拒敌，画疆以自守，闭米粟丝＠⑧布帛盐茶于境不令外鬻者，自困之术也。”（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1058页。 ）他深刻分析了闭关锁国只会对自己的国家与人民造成巨大损害：“绝市者，能绝吾之不往，而不能绝彼之不来也。……若彼之来也，授受于疆场，一夕而竞千金之易，而自我以逮吏士编氓，无不仰给焉，恶可绝也！于是而吾之金钱与其轻赍之货贿尽辇以归敌，而但得其日就消亡之物，则敌日富而我日贫，金钱暗耗而不知，欲三军之无匮也不能，而民贫怨起矣。”（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469-470页。）因此， 船山明确地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国际通商甚至对敌国也实行通商的主张。他说：“夫唯通市以无所隐，而视敌国之民犹吾民也，敌国之财皆吾财也，既得其欢心，抑济吾之匮乏，金钱内集，民给而赋税以充，耕者劝耕，织者劝织，山海薮泽之产，皆金粟也，本固邦宁，洞然以虚实示人，而奸宄之径亦塞。利于国，惠于民，择术之智，仁亦存焉，善谋国者，何惮而不为也。”（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1057-1058页。 ）正因为对外开放的国际通商甚至敌国间的通商政策有如此巨大的好处，所以，船山高度赞扬推行这一政策的东晋名将祖逖“可谓善谋矣”（注：《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书》皆是此版），第469页。），并高度评价大力发展航海事业、 从越南引进早稻种的宋仁宗是“有大德于天下者”。
　　船山的这一系列经济主张，与其同时代的黄宗羲所提出的“工商皆本”的思想，都充分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船山的市场经济思想也是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比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经济思想早了将近一个半世纪。只可惜船山的这些精辟论述长期被湮埋在荒无人知的衡西石船山下，没有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本世纪初的1906年，我国有位署名勇立的有心人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王船山学说多与斯密暗合说》的文章，将船山的经济学说与斯密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船山“与斯密生计自由之说，真若无毫发之差者。卓哉船山！其殆我国最大之计学家，而与斯密东西辉映者乎！”（注：《船山全书》第十六册《杂录》，第842页。 ）他在文章结尾发出这样的感叹：“虽然，欧西有斯密，而生计界乃揭启新幕。我国有船山，而经济上仍日虑匮乏。何也？斯密之书甫经出版，各国传译，言计之士翕然宗之，而英相弼德与罗士勃雷尤为服膺，其弛爱尔兰入口之禁，行无遮通商之法，皆本斯密《原富》之意。而我国士夫于船山之学说，读之者百无一焉，读之而解其理者千无一焉，读之而能措诸政事者万无一焉。国势之所以异于欧美者，其原因虽不一，而此或其一端也。于＠⑨，是不可为长太息哉！”（注：《船山全书》第十六册《杂录》，第845页。 ）船山着述大量公开出版时晚（在他逝世一个半世纪之后），是其思想未能及时传播的主要原因。而其着述浩繁难懂也是其学说未能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经的左部右加壬
　　　　＠②原字为汉的左部右加睿
　　　　＠③原字为敖下加厂下加毛
　　　　＠④原字为颤的左部右加毛
　　　　＠⑤原字为歹右加堇
　　　　＠⑥原字为克右加寸
　　　　＠⑦原字为经的左部右加墨字
　　　　＠⑧原字为台下加木字
　　　　＠⑨原字为虍下加乎
　　
　　
　　
船山学刊长沙11～14F11理论经济学彭大成19991999作者：湖南师大法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船山学刊长沙11～14F11理论经济学彭大成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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