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转型期的主导价值观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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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处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呈现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复杂的经济生活导致人们多种多样生活方式和多元价值观如果不及时正确引导,容易造成对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动摇。因此,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建构起坚固的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体系,把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对人们思想言行的调适制导作用,处理好社会的经济系统,组织管理系统、文化价值系统三者的关系,实现整个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才能顺利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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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社会转型期的主导价值观建构问题,是社会学的重要时代课题,本文将从社会转型期的历史特点,社会系统的功能分析,主导价值观建构面临的艰巨任务几方面进行一些社会学视角的探讨,以为引玉之砖。
   社会转型——主导价值观建构面临的时代特点
  一般地说,社会发展,要经历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城市化工业文明社会过渡的全面转型过程,城市化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共有规律。在这一过程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将逐步减少,从事非农业的人口必然增多,人口呈向城镇聚集的趋势,社会分工越来越发达,人们的职业多样化,经济呈繁荣景象,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多元化,容易形成对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威胁与冲击,动摇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根基。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不加强主导价值观的建构,社会的经济系统,社会的组织管理系统和社会的思想文化系统要持续顺利地协调发展就是不可能的。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西方发达国家提供的许多例证已给我们以发人深省的启示。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发展进程就已经开始,目前呈加速发展趋势。目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过渡期。所谓“社会转型”,笔者赞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先生的界定,它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详细一点说,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前的中国正处在两上转变之中:一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化社会转变,这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体制的转轨并不是等同的,社会结构转型是一个贯穿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而体制转轨是从一种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长的时间内完成。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时并进,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约,造成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交织在一起的态势,增加了改革和发展的难度。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是我国社会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1]前者属于发展问题,是人类社会必经的一般现代化进程,后者属于改革问题,是我国社会的特殊进程。这“两个转变”都要求要坚持在对外开放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转变”是一场极其复杂、丰富深刻、艰苦卓绝的社会变革,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结构,人们的道德观,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婚姻家庭结构,人际关系等等的大变化。双轨制,动态性,社会结构激剧分化重组是目前我国社会的重要特点。这个阶段,如果不注意处理好社会的经济系统,社会的组织管理系统,社会的思想文化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就容易引发诸如人口流动,劳动就业,经济混乱,社会分配不公,干部腐败,道德失范,社会风气颓废、社会治安,环境污染等众多社会问题集中显现。社会生活呈现出千姿百态景象,积极与消极并存,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同时显现,多样的生活方式和多元价值观容易形成对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的动摇和威胁,使人们产生心理困惑和理想信念危机,危及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发展。如不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消除社会病态,建立坚固的主导思想道德价值观防线,那么,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在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重要历史关头,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建构起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体系,导向和调适人们的言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盛衰兴旺。
   功能分析——文化价值系统承担的重要角色
  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但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仅从经济的层面看,以价值规律的竞争机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作用,就既有主动性的一面,又有盲目性的一面;既有优化资源配置作用的一面,也有导致资源浪费的一面;既有对市场信息反映灵敏的一面,又有反映迟钝,滞后的一面;既有激发和增强人们的自主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的积极作用,又有引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消极负面作用。如果说市场机制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有效手段的话,却不能说它也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尤其是精神文化问题的最有效的手段。市场机制能为解决各种社会领域,生活方式领域的问题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但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人们精神领域,生活方式领域的真善美问题。
  一度时期以来,我们在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先进文化的同时,忽视了西方腐朽社会思潮、道德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社会肌体的侵蚀,只追求商品化、市场化,黄色书刊和各种粗制滥造的音像制品通过各种渠道充斥于国内文化市场。封建残余观念和生活方式也沉渣泛起。以“寻租活动”为特征的权钱交易侵蚀着我们党的肌体,党风不正,民风不正,市风日下,道德滑坡使人忧心如焚。有人认为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不现实,散布“雷锋精神过时论”,“道德无用论”,“有德吃亏论”,鼓吹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人生价值观,个人主义道德观,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等等。面对这类思想混乱,道德沦丧,主导价值评判系统受到冲击和挑战的社会病态现象,决不能等闲视之,之必须坚决制止。要消除这类社会问题,重建全民共识的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体系,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就要对复杂的社会系统进行功能分析。
  一般地说,从社会转型的动态发展过程看,社会的经济系统,组织管理系统,文化系统应该是协调发展的。多元的结构系统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各司其职又相互补充相互配合,才是一个良性运行的有序社会。在经济系统中,市场经济承担的社会功能推动着人们去追求竞争和效益。追求利润最大化。容易导致两极分化,滋生“金钱拜物教”,对人们的危害是产生“精神贫血症”。市场经济的自身发展规律在价值观念的变革表现出两个显着的特点:一是它的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有强大的影响力。所谓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是指市场经济的本位价值和社会功能价值。具体内容包括:对功利性价值的最大追求,利益导向对经济行为的调控起支配作用,以主体为本位的互利价值取向,自主价值取向等等。它的锋利的剑刃无情地割断了封建经济封闭似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追求竞争、冒险和效益的价值体系是市场经济运作的基础,它的张力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就会导致一切都商品化市场化,产生许多负面影响。二是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表现在价值取向上则形成了各有各的生活态度和对生活的理解,价值多元化的趋势表现在社会价值(经济学意义上的)的分配在不同群体或个人中越来越不公正从而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阶层。这是市场的性质以及所承担的功能所导致的,否则社会的经济发展就没有动力。如果我们把社会比喻为一辆正在运行的载重汽车的话,那么,市场经济为这辆汽车提供的只是“发动机”,但并没有提供达到最终目标的“方向盘”。把握方向的问题要由其它社会机制来解决。
  在我国,政府作为社会的组织管理系统要起的作用和功能是要利用各种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宏观调控手段去不断调节由市场造成的过大的收入差距,建构全民共识的主导价值体系,制定各种政策法规对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抑制和根除,而不是去扩大两极分化。这是由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决定的。而文化系统(尤其是意识形态等观念性文化)则需要具有相当的超越性,而不是去迎合市场的贫庸文化和低级趣味,更不能让文化降格为金钱交易。它的社会功能是要给社会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智力支持,维护正义与公平,(特别是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大力提倡对物欲的超越,弘扬主旋律,倡导高尚的道德情操,塑造人们各种高尚的精神品格,净化社会风气和人的心灵。文化的超越机制的力量在于它的神圣性。
  社会的经济系统、社会的组织管理系统、社会的文化系统的功能如果都到位并发挥作用了,就能造成社会整体的合谐而良性运行发展。近几年来出现的许多问题,不是市场经济出了什么问题,(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够,要近快转轨迅速发展、完善、充分发挥它应有的功能)。而是社会的组织管理系统在政策导向上、文化系统的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没有真正到位发挥出应该具有的社会功能。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命运和前途作出了全局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四届一中、二中全会解决了党和国家领导机构问题,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四中全会对党的建设特别是组织建设作出了部署,五中全会确定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跨世纪的宏伟蓝图。就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启动之时,在两个世纪交替,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现代化建设第二、三步战略目标衔接的重要历史时期,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剧烈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召开了六中全会,适时地作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决议。这样,从生产力的发展到生产关系的改革,从政治上层建筑的完善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都有了全面、系统的部署,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整体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战略思想和远见卓识。
   价值建构——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艰巨任务
  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精神支柱,不能没有民族魂,建构全民共识的主导价值体系,是确立全民族精神支柱的一项宏伟工程,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制定和弘扬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观,发挥价值观对市场经济和人们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的调适制导作用,顺利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战略目标,实现社会的全面转型,这是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艰巨任务。
  所谓价值观,就是人们关于一切价值关系的信念、信仰、理想和标准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作为社会意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价值观念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在自觉不自觉的,经常地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评价别人和自己的行为和品质。显然,价值观与世界观、人生观紧密联系,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阶级性的。在当代中国社会,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特点,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并且发展不平衡,决定了我国只能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全民所有制为主导的,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经济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一种行为主体经济和利益主体经济,而利益主体又是多元分层和多向交错的,从而使各层次价值主体的利益与需要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价值取向呈现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多元化趋势。例如,对于企业来说,不但有多种所有制模式,而且在经营管理与分配模式上也是多样化的,对于市场竞争中的个人来说,利益也会随着自己的地位、职业、工作方式、贡献分配方式等得以体现,需要依靠自己的收入和自身价值的实现而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因而;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必然以人们在社会中的状况及社会满足其利益与需要的情况,以及人们对之的认识而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化。社会中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的政治生活,思想观念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人们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复杂性和多向性。价值观念的激烈冲突与深刻变革,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与艰苦奋斗、奉献精神、雷锋精神等等,都在激烈交锋。可以说,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从农业社会向城市化工业文明社会全面转型的我国社会,现实经济基础与社会生活的变革,必然导致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冲突。即便是一些腐朽没落的价值观念,在这时代的转型时期,也难免沉渣泛起,找到其生存的土壤,一遇适当气候,就会形成对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威胁与动摇。因此,迅速建构转型期占主导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艰巨的历史使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转向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放弃或背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而是要重新审视过去我们所奉行的传统价值观念,批判与超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价值观,并且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重建新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体系。因此,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在制定和弘扬全民共识的主导价值观体系时,就把思想道德建设放在了最突出的地位来论述。
  在当代中国,能够作为社会核心理念信念精神价值支柱的,只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历史和现实的实践都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至今仍然是不可超越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指导我国胜利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迄今仍然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条件下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的认识,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各项工作的指针,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坚持以这一理论为指导,是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思想建设是道德建设乃至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和基础。因此,在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社会生活激剧变化,价值多元的当代中国社会,要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是要培育一代又一代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这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的思想教育,才能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增强辩别是非,增强自觉抵制西方资产阶级错误思潮侵蚀的能力。才能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不迷失方向,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才能走出一条好路,干出一番新的事业。
  “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鼓舞全国人民实现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多次复兴,绵延五千年而不衰,正是爱国主义传统凝聚着全国各民族的力量,维系着国家统一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精神动力,它始终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从现实看,建构全民共识的主导价值观体系,爱国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高度的统一性,热爱祖国,就是要热爱社会主义中国。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种内在的一致性,已经早已是全民共识的价值取向,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特别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在全社会凝聚起为实现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全社会树立起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形成以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国家尊严为最大耻辱的时代风尚。
  在全社会进行艰苦创业精神,集体主义教育,是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腐朽风气的思想防线,是重构全民共识主导价值体系及其重要的方面。这是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其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艰苦创业过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在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薄弱,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去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各项战略目标,尤其需要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和艰苦创业的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曾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又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道路更长,任务更艰巨,要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去从事更加伟大的事业。邓小平同志也曾提出,要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严守纪律的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要用这些精神教育我们的党员和青少年。江泽民总书记对大力发扬艰苦创业精神提出了六十四字的要求:即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当代党的领袖都高度重视艰苦创业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思想道德教育,因为这些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伟大振兴,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
  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三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这既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重构全民共识的主导价值体系总的要求。把为人民服务引入道德建设,并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这在中央文件中是第一次出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共产党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和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又是为我们的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因为,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我们社会的时代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六中全会《决议》从社会活动、经济活动,政治生活三个层面都相应地提出了具体要求。从社会活动层面讲,要在全体人民中旗帜鲜明地倡导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心公益,扶贫帮困,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从经济活动的层面讲,强调:国家依法保护企业和个人利益,鼓励人们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获取正当经济利益,但必须提倡诚实守信,合法经营,公平竞争、勤劳致富,反对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等见利忘义的不道德行为。正确处理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从政治生活层面讲,明确提出严格防止把经济生活中的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到党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这是反腐倡廉、端正党风政风的重要保证。《决议》对“三德建设”还各用了20个字作了具体、生动的内涵规定与要求,即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以此引导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我国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由于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决定了价值观念的复杂多变性,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因此,我们在建构主导价值观体系的过程中,全民族凝聚在一个总的精神支柱周围的前提下,应该允许和倡导那些不危害主导价值观的亚系统和子系统价值观存在,鼓励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而获得的积极健康、丰富多采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而对那些封建没落的人生价值观和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人生价值观的重新滋生抬头,则是我们的社会所不容,应当坚决根除的。当然,在建构主导价值观系统的过程中,要批判继承祖国民族文化传统中许多优秀的美德,也不要一概拒绝西方发达国家优秀的文化素质,要认真处理好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抵制的关系。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不断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进行总结提炼,不断丰富和发展适合我国实际的主导价值观念,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推动我国的全面转型。在现阶段要把思想道德建设与法制教育结合起来,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按照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要求,要大力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切实增加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加强和改善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
  总而言之,建构社会转型期主导价值观体系,是确立全民族精神支柱的一项艰巨的宏伟工程,它在理论上和操作层面上的完成,是值得欣慰的,但并不等于已经在全社会普遍扎根,更不等于已长成参天大树。要深深根置于人民群众之中,长成参天大树,还有一个教育的过程,建设的过程,实践的过程。人民群众是认识的主体,实践的主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真正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特征、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成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转型的强大精神力量,就要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去努力实践,常抓不懈,才能实现。
  注释:
  [1] 《社会学研究》(1997年2期第2-3页)
   (作者工作单位:贵州大学党委宣传部)
  [*] 贵州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
  
  
  
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贵阳41-47C4社会学罗玉达19971997 作者: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贵阳41-47C4社会学罗玉达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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