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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中国最大、最复杂的一场政治运动。周恩来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着名的风云人物，经常处于政治风暴的风口浪尖之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扮演了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因而，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就成为中国当代史和中共党史中一个重要的值得研究的课题，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难于研究的课题。
　　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列宁教导我们要从事实的整体上（过去翻译为全部总和），事实的内部联系去分析和认识问题，而不是任意挑选或罗列一般例子和玩弄个别事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我认为也是研究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这一课题的根本方法。
　　（二）如何从事实的整体上与事实的联系上研究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的课题呢？我认为起码应该搞清楚3个问题：1.周恩来是在怎样的状态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孤立地偶然地爆发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建国后逐渐累积起来的党内外、国内外诸多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不联系到周恩来在这诸多矛盾中的地位和状态，就不能搞清楚他是在怎样状态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而这一点又是具有重要意义的。2.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态度如何？我没有看到周恩来公开发表的不赞成“文化大革命”的言论，相反地在很多场合他还讲了不少赞扬“文化大革命”的话，是否能以此判断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态度应该如何实事求是的判定？3.周恩来在十年“文革”中的总体作用如何判断？他的正面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他的负面的消极作用又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也是需要作客观冷静的判断的。这三个问题如果能够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对这个课题的深入研究和歧见的统一肯定是有帮助的。
　　（三）首先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处境，并不像人们在下面看的那样地位显赫、光彩照人。实际上，周恩来从1958年后屡遭毛泽东批评，多次检讨，在一段时间里处境相当艰难。
　　1.因所谓“反冒进”的错误，在八届三中全会、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接连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被上纲为“方针性错误”、“庸俗辩证法”、“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还差50米”等。为此，周恩来多次检讨，并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关于当时的状况，曾任他秘书的范若愚有一段真实的描绘。成都会议后，周恩来曾找范去帮助写一份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主要是检讨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方法是由总理口述，范若愚记录和整理。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范若愚说，周恩来讲得很慢，“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已到深夜12时，仍写不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接受范的建议，范暂时离去，由总理独自安静构思。凌晨2时许，邓大姐把范叫去批评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这样才又开始口授与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范引用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周看到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的太少了！’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10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45-47页）“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应该说是比较普通的形容词，以周恩来之博大胸襟和坚强的性格竟会为之“几乎流出了眼泪”，可见当时心情的郁闷与压力之沉重。
　　2.周恩来曾作出辞去政府总理职务的决定。虽然经过书记处讨论决定挽留和毛泽东的批准，没有成为事实。但以周恩来之党性与性格能够在50年代作出这样的决定，可见事情之重大，也可见当时事态之严重。
　　3.中央决定成立各专业小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实际上削减了总理的权限。195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的决定。决定中明文规定：“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有检查之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内部发行，经268-269页）请看，政府机构只剩下建议、检查和具体执行、细节决策的权力。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职权实在是十分有限的。
　　4.总理办公室的人员被大量削减。总理办公室的秘书，多的时候有20多位，分别了解和掌握各个方面的情况，联系办理各方面的工作。这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领土广阔，人口众多，事务繁忙的大国总理，应该说是十分必要的。可是，却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不断精简和下放，最少时据说只有二、三位。“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到1968年只剩1个人（钱嘉东），以后又增到2人（纪东）（《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57页）这不能不大大增加周恩来的工作量，同时也影响总理的正常工作效能。
　　5.“小计委”的成立，实际削弱了周恩来的经济管理权。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了国家计委的工作，而且说：“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1964年底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又批评国家计委是“独立王国”，提议调石油工业部长余秋里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1965年1月，以余秋里为首的“小计委”（“亦称计划参谋部”）正式成立。“毛泽东特别交待：‘小计委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转引自刘松茂《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改组》，《百年潮》杂志2000年6期，第25页）众所周知，建国以来一直领导计划工作的是李富春。他是党内公认的经济领导专家，也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停止了李富春对计划工作的领导，虽然说“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但总理众事繁多，难以专顾。何况“小计委”主要是贯彻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准备打仗，抓三线建设。所以从实质上说，是削弱了总理的管理国家经济方面的权力和地位。
　　（四）周恩来是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动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对于毛泽东作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样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不仅没有参与决策，而且也没有被事先告知，这是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的。
　　1.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公认的“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可是，在这篇文章写作的10个月中，北京的党中央是被封锁的，周恩来也毫不知情。在得知姚文元的文章是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批准发表之后，周恩来赶快指示《人民日报》转载。行动上是紧跟了，但思想仍跟不上。在他修改定稿的编者按中，还是作为学术问题，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说明当时周恩来并不知道毛泽东发表姚文元文章的真实意图。
　　2.对于毛泽东1965年12月8日到15日在上海召开的批判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是参加了，但事前也是毫不知情。据说接到去上海开会的通知后，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很奇怪，不知道开什么会，以为可能是军事方面的问题，曾打电话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贺龙。贺龙回答说：见鬼了，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周恩来的状况，不会比他们好多少。在1966年1月底，关于下发批判罗瑞卿的文件时，周恩来还建议不由中共中央发文件，“改由总政直接下发，作为内部文件，还可稍留余地。”（《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7页）说明他对毛泽东发动批罗瑞卿的意图并不理解，可能也并不赞成。
　　3.周恩来在1966年3月18-20日和4月16日到杭州参加了两次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3月31日和4月9日两次听康生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对“文化大革命”可能有了一些了解，对毛泽东的指示，如撤销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批判《二月提纲》等，都是支持并执行的。但是，由于这一段时间里周恩来正忙于大量的实际工作，如2月的外交部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北方8省市抗旱会议，3月的河北省刑台地震，4月的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代表团访华等，一直忙到5月16日，即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一天才首次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可以说一直到这时，周恩来还没有真正懂得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分量和意义。
　　（五）周恩来如何对待突然降临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呢？从总体看他是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支持和执行的。采取这样态度的原因：一是出于对毛泽东的信赖；二是由于已经形成的反修防变时代特点和大环境；三是缺乏实践检验。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在开始时是从好的积极方面去理解的。同时要求自己努力紧跟。用他自己当时常说的一句话：“活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这种态度在“文革”初期表现得最明显。而其后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周恩来对“文革”的认识也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前后是一个转折点。这里着重讲的是“文革”开始时的一些情况。
　　1.这种态度表达最明确、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恩来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讲3个问题：(1)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2)领导和群众问题。(3)保持晚节问题。第一、二部分是表示了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支持。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上，周恩来再次检查自己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后的错误，并总结一条经验，就是要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这篇讲话值得很好研究。
　　2.周恩来在1966年6月27日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宣传和赞扬了“文化大革命”。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经验。这几年来，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采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来避免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近几个月来，我国轰轰烈烈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十分激烈的阶段斗争，归根到底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这是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将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转引自《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8页）按照惯例，这种讲话稿事先都在国内写好，重要的还要送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而周恩来在地拉那的讲话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共中央负责人第一次在国外讲“文化大革命”。估计是宣读事先准备的讲话稿。出于对外宣传的需要，这里对“文化大革命”是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的。从这个角度看，不能完全反映周恩来本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看法，但有参考价值。
　　3.周恩来在1966年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时，肯定“文化大革命”，并检查派工作组的错误，认为是，“工作方法老一套，老革命遇到新问题”。8月4日晚，周恩来在参加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辩论大会上又表示：“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类似的表态在一系列公开讲话中几乎都有。那么，这些肯定和赞扬“文化大革命”的话，是否都是表面的官样文章呢？我认为不能这样说。任何伟大人物都不能超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都避免不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性。而在中国，50、60年代是毛泽东的年代，是“红太阳光芒万丈”的年代。对毛泽东的崇拜是那个年代的特点，周恩来也不例外。而且由于周恩来对毛泽东始终代表正确方向的坚信，是从他自己长期革命斗争的亲身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那么就更为坚定。这也是很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共同点。建国前夕，1949年5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过一个着名的报告：《学习毛泽东》。其中说：“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开始的时候，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334-335页）这应该说是周恩来出自内心的感受。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在发言中依然强调：“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因此其正确性在他的心目中也是无可置疑的。这也可以说是对“文化大革命”既不完全理解又坚决支持的认识根源。上面举的例子都是在“文革”初期。在经过一段的实践后，周恩来的认识是有变化的。认识一个新事物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过程，周恩来也不例外。
　　（六）周恩来在“文革”中是否“明知不对也不提意见”呢？事实并非如此。在总的支持毛泽东的决策的同时，感到不对的或不理解的事情，他还是能够提出意见的。例如：
　　1.对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持批评态度。周恩来认为：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并派人批评聂元梓等人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2页）
　　2.周恩来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等派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的决定。而且是由周恩来当场打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并获同意的。（《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4页）
　　3.周恩来参加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准打人和侮辱人等8条规定。（《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5页）
　　4.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风行一时的错误提法，周恩来从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的角度提出意见，并同毛泽东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虽然是在看到毛泽东7月8日致江青的信之后，但能做到这点在当时也很不容易。（《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2页）
　　5.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时，周恩来与陶铸商量后，删去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用词，加写了一些限制性条文，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不要把运动和生产对立起来；要文斗，不要武斗；保护科技人员等。这些意见被会议采纳。（《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7页）
　　6.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周恩来是不赞成的，并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这个提法是否合适？他说：党内历来提路线斗争都是“左”倾或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毛泽东回答说：原来用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反动路线。（《周恩来年谱》下卷，第72-73页）听了这样的解释后，周恩来并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不过上述事例已够说明，周恩来并不是“明知不对也不提意见”，而是对已经觉察的问题采取适当方式尽量反映。这应该说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文革”初期可能是由于缺乏实践检验，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缺乏理解，有一定的盲目性。加上当时处于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条件下，任何人恐怕也难以扭转局面，已是无力回天，这是不能苛责周恩来的。
　　（七）周恩来在十年“文革”中没有错误吗？当然有。而且在那种“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处于他的那种地位，不犯任何错误反倒是不可想像的事。要举出他处理不当甚至完全错误的人和事，那是可以举出不少的。听说至今还有人对周恩来亲自处理的某人某事有意见，这也在情理之中，是可以理解的。
　　（八）周恩来在“文革”中的错误不应回避和隐瞒，而对他在“文革”中的巨大积极作用和历史功绩，更应该给予充分肯定。这方面的事实材料太多，难以一一列举。我这里只是概括地列出这种特殊贡献的几个方面。
　　1.周恩来为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的完整统一，维护中国社会最低限度的正常秩序，而尽最大努力，费尽了心血。
　　2.周恩来始终抓紧和推动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对破坏生产的社会思潮和种种破坏活动进行了顽强不懈的抵制和斗争，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
　　3.周恩来千方百计保护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努力保护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保护邓小平并使之复出，为党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保留了脊柱和栋梁。张闻天1976年在无锡的病床上说：“周总理是少有的人才。没有周总理，我们这些老干部早就不知到哪里去了。”（程中原：《张闻天的最后岁月》。《党史信息报》427期）可以说是反映了共同的心声。
　　4.周恩来为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发挥巨大作用。他协助毛泽东打开中美交流之门；为推动国际新格局的出现作出了杰出贡献。
　　5.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保持党和人民军队的稳定和团结，发挥了任何别人都难以替代的重大作用。
　　6.周恩来以他的模范行动和人格魅力，为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会成为粉碎“四人帮”的起点，这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如果以上6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每一点都有大量事实为基础，可以写出很有分量的好文章。
　　（九）总括以上各点，应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邓小平的一段话可能是最适当的结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48页）起“中和作用”的内涵是什么？我理解主要是：化解矛盾，限制破坏，减少损失，促进生产，保护生机，准备复兴。我认为这是周恩来的最大功绩。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殊而困难的条件下，也只有他才能起到这样的特殊作用。这里我想重复一下，1996年我和崔久恒合作提交给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的看法：“‘文革’十年无疑是他坎坷生涯中最为艰难、最为复杂，同时也是最能体现他毕生的信念、智慧和忠诚的岁月。‘文革’是共和国历史灾难性的一章，也是周恩来一生中悲剧性的一页。但也正是在这场全民族的大悲剧中，周恩来在党和人民中的威望达到了光辉的顶点。”（《周恩来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559页）1976年以天安门为中心的全国人民悼念周恩来的运动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理解、信任、支持和肯定。无数的鲜花、翠柏、花圈和诗词，也可以说，是广大群众给周恩来的一生特别是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所作的结论。
《党政干部学刊》沈阳6～9K4中国现代史李春明20012001 作者：《党政干部学刊》沈阳6～9K4中国现代史李春明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1: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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