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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大学哲学系　魏义霞）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特殊历史定势和融纳中西的全新思维视野，使近代哲学的研究显得极为重要。本人拟就近年来对近代哲学的研究作一述评，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研究的重视。
　　　　　　一、中国近代哲学的基本形态
　　这一问题是学术界争论最激烈和突出的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哲学的基本形态是唯物主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又可分为两派。李锦全、吴熙钊等人认为，中国近代哲学的主要形态是机械唯物主义。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在萌芽、发生、形成以及没落的过程中，形成了带有机械唯物主义形态的一般特征。并且，这种唯物主义又包含着理论的综合、联系和进化的辩证观点。但总的说来，机械的成份要大于或多于辩证的成份。因此，中国近代哲学的主要形态仍属于机械唯物主义。以肖万源、曾乐山、陈正夫为代表的更多学者则倾向于用“进化唯物主义”去规定中国近代哲学的基本形态。对此，他们论证说，进化论在中国近代脱离了具体的科学形态而成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中国近代哲学既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又认为世界是不断发展的。进化唯物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具有不同的自然科学基础和思维方式，它高于机械唯物主义，但又未达到辩证唯物主义，介乎两者之间，具有过渡性的特点。从唯物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看，它和机械唯物主义同属于资产阶级哲学，是唯物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冯契也基本上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到了近代，与西方的机械唯物论的阶段相当，中国人则是经历了一个进化论的阶段”。
　　与此相反，有些学者主张中国近代哲学的基本形态是唯心主义，其中又有辩证唯心主义和机械唯心主义之别。丁宝兰认为，中国近代哲学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形态不是唯物论而是唯心论，与唯物主义相比，中国的近代哲学的唯心主义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人的哲学形态都是辩证唯心论，唯物主义在后来才得以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是一个辩证唯心主义到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过渡。
　　我同意丁教授的说法。我认为，中国近代哲学的基本形态就其本体论而言，是心学（主观唯心论）；就其思维方式而言，是机械唯心主义。具体地说，中国近代思想家普遍夸大力的作用，这种力在自然观上是机械力，在本体论和社会历史领域则是爱力、爱质、仁或不忍人之心。在自然观上，他们普遍把元素、以太、原子等说成是世界的本原或构成万物的最小单位。它们在凝聚、消散、分合、吸拒等机械力的作用下通过不同数量、不同方式的配备和组合便形成了纷繁复杂、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人类社会乃是由单个的原子（即个人）机械相加的产物。这显然是一种机械的构成模式。同时，中国近代思想家虽然热情宣传和推崇进化论来建构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然而，在他们所膜拜的进化论中，达尔文的外因论和斯宾塞等人的强调渐进的庸俗进化论都为近代思想家陷入机械唯心论的误区埋下了伏笔。
　　　　二、中国近代哲学的特点
　　关于中国近代哲学的特点，争论主要集中在多元性与庞杂性上。张琢等人指出，中国近代哲学的特点是多元性。近代思想家从传统哲学和中国化的佛学中吸取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同时，大力提倡西学，宣传近代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说以及各种形态的近代西方哲学思潮，以此为思想武器，形成了各自的哲学体系，并使之呈现出多元性特征。这是历史上东西文化、东西哲学大交汇和融合的时期。
　　陈庆坤等人则主张中国近代哲学的特点是庞杂而非多元。
　　我认为，多元性与一元性、二元性相对。就哲学本体而言，多元性是说一种哲学的最高宇宙本体不是单一的，而是把多种存在同时奉为万物的始基。目前学术界显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描述中国近代哲学的。他们的真正意图无非是说中国近代哲学无论是理论来源还是成份构成都是复杂的，是跨时代、跨区域的各种学说的大汇合。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多元性，随之便产生一个新问题，即各种学说汇合之后是水乳交融的有机统一，还是拼凑、排列的机械堆积？前者是多元性，后者只能叫做庞杂性。用哪一个来概括中国近代哲学才更为恰当呢？中国近代思想家通过各种渠道涉猎和容纳了自己所见到的各种学说，每一位思想家所推崇的学说都千流百派、五花八门。在他们的思想中不仅中国古代的“经典”哲学与西方近代的新发现、新思潮同时并存、互竞雌雄，而且唯物与唯心、科学与宗教、进化与退化、激进与保守兼而有之，从而使中国近代哲学从理论构成到社会效果都带有十分明显的庞杂性。
　　关于中国近代哲学的特点，学术界另一通行看法是：中国近代哲学与政治斗争联系密切，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提供理论依据是其立言宗旨。张琢等人指出，中国近代思想家从中国古代和西方继承了种种思想武器，吸取了古今中外哲学的各种因素，形成了富有自身特点的哲学体系，并用以指导社会实践。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往往是一身几任，既是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哲学家，政治在哲学思潮中反映尤为明显。各个政治派别提出的一些重要的哲学命题都与他们的政治运动中的主张十分一致。哲学与政治的密切结合，是中国近代哲学的突出优点。
　　陈庆坤则认为，中国近代哲学的突出特征是启蒙性，并把全部的近代哲学（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归结为启蒙哲学。
　　本人承认中国近代哲学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摇旗呐喊，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然而，据此便把政治性列为中国近代哲学的特征则似为不妥。理由是：中国哲学素有伦理哲学、道德哲学之称，与政治密切联系是其一贯特征，而且古代哲学比近代哲学走得更深、更远。因此，必须在进一步探索中国近代的政治不同于古代的深刻内涵中来评估中国近代哲学的性质和特点。
　　中国近代的政治，其核心内容和不同于古代的地方就是反帝反封建。反帝的需要使近代思想家着书立说念念不忘救国初衷和光复鸿的。他们首先对君和国做了区分，告诉人们“不忠于君，要忠于国”。（孙中山：《总理全集》第2集，第259页）与崇尚君权的古代哲学不同，近代哲学所向往的是国权。每一位近代思想家的思想都飘逸着拳拳爱国之心和浓浓的爱国之情。为此，他们不仅在行动上参与并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且在哲学上视仁为宇宙本体，推崇群体意识、国家观念和公德思想，这使中国近代哲学具有了浓郁的爱国主义特征。为了反封建，中国近代思想家一方面批判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迷信与专制思想，一方面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思想，这使中国近代哲学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人性论、社会学说都与古代哲学具有本质区别，它具有与封建传统文化根本对立的鲜明的启蒙性。
　　　　　　三、中国近代哲学与西方自然科学的关系
　　从思想渊源上看，中国近代哲学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和新发现，如达尔文进化论、以太说、原子论、星云说等，这是历史事实，也是无可争议的。那么，中国近代哲学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换言之，中国近代思想家是以西方的自然科学为基础建构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以此为武器清理和批判了中国传统哲学，还是中国近代思想家虽然吸收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但并不了解其真谛，只是以此来比附中国的传统哲学？
　　王玉如认为，近代思想家不断向西方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接受了西方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和18世纪的星云假说、以太说并加以改造，用于论证社会的改良和革命，开始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宇宙、自然和社会，从而使中国近代哲学突破了传统哲学的局限，带有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实践性。
　　张锡勤教授在评价谭嗣同以太说时则认为，谭嗣同虽然利用以太说等西方的自然科学来建构自己的宇宙观，但是，却对以太做了种种神秘的发微和阐释，以太在他的哲学中始终是一个“托词”。因此，以太的运用并不能改变谭嗣同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
　　本人认为，包括谭嗣同在内的近代思想家虽然宣传和吸纳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来建构自己的学说。但是，西方自然科学的引入只是为他们提供了论证传统哲学的工具和材料。（1 ） 中国近代思想家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大多是通过西方传教士的传播和当时各家报刊的介绍。这决定了他们只能了解到点滴常识，而不可能洞察自然科学的真谛，更谈不上从中抽象出具有规律性的本质和一般，升华为世界观和方法论。（2）中国近代思想家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途径主要靠自悟。这使他们的解释难免加上自己的主观猜测和玄想，进行无端附会，甚至是神秘发挥。例如，对于以太，谭嗣同解释为仁，严复解释为气，章太炎阐发为阿屯，孙中山比附为太极。这与原义相去甚远。（3 ）中国近代哲学是西方自然科学与传统哲学的混合物，而其主要成份还是中国传统哲学，西方自然科学只是一种注脚和论证工具，是从属、服务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它们的运用是为了给中国传统哲学注入新的生命力，使它的论证显得绘声绘色，有理有据，而容易被一般人所接受。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冯契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哲学卷》（1949—198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
　　〔3〕陈庆坤：《中国近代启蒙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 12月版。
　　〔4〕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8月版。
　　〔5〕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
　　〔6〕魏义霞：《中国近代哲学的宏观透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
　　　　　　　　　　　　　　　　　（责任编辑　 干春松）＊
　　
　　
　　
哲学动态京7-9B5中国哲学与哲学史魏义霞19961996 作者：哲学动态京7-9B5中国哲学与哲学史魏义霞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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