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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7)08-0157-04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必须关心的永恒主题。人们享受大自然所赋予的无穷恩惠的同时，也承受着大自然尤其是自然灾害带来的巨大痛苦。在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中，人们不断深化人与自然的认识，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若干思考。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表现尤为明显。一方面这与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有关，同时也与中华民族拥有注重历史经验记载与传授的优良传统紧密相连。这种古代人们关于人与自然的思考又在以记录、总结古代人们抗灾、救灾经验的荒政书籍中表现尤为集中，因而本文拟以中国古代荒政书籍为中心，管窥中国古代人们关于人与自然的看法，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
　　中国作为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最多、最频繁的国家之一，古人在长期与自然灾害抗争的实践中，遗留了大量的灾害史料，积累了丰富的救灾经验。自宋代以来，出现了一批以总结民间与官方救荒经验的荒政书籍，如《救荒活民书》、《康济录》、《筹济篇》等，在历史上流传甚广，影响深远。这些书籍以往分散在中国各大图书馆里，很少学者能够集中阅读。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这一珍贵资料系统整理、出版，即《中国荒政全书》。[1]目前已经收集和整理的相关书籍多达两百多种，这些材料帮助人们了解和研究古代人们的救灾经验的同时，也为进一步了解古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及社会实践提供了绝好的材料，其中也包括对人与自然的看法。纵观目前学术界，人与自然的主题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对古代人们认识人与自然进行专文探讨却尚未见到。本文力图从荒政书籍所记载出发，具体探讨中国古人对自然的探索以及对人与自然的思考。
　　自然灾害的发生本身具有不可预测性、突发性及巨大破坏性等特点，在给人们带来巨大痛苦与难以磨灭的记忆的同时，也逼迫人们对自然灾害的产生与大自然本身以及人与自然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思考。仔细分析记载人们救灾经验的中国古代荒政书籍，可以发现，在自然灾害的某种刺激下，中国古代人们在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上，有着自身极为独特和复杂的一面。它一方面体现为人们对自然世界认识，包括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等的有益探索；同时锢于人们历史客观知识、认识习惯等局限，人们往往在解释自然现象以及自然灾害时出现了“天人论”、“诚气论”、“恩怨论”等观点实践行为及其多种解释系统，如水旱灾害中人们不仅兴修水利，同时还进行祈雨和伐蛟等活动。从这些复杂的实践认识中，我们能归纳出中国古代人们对于人与自然认识的若干独特思考，其主要体现为经验性、实践性、整体性与反省人类自身活动。
　　二
　　关于古代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不少学者如邓云特[2]、张建民[3]等进行了简要概述，但这些研究多是局限于个体研究与简单介绍。而对于人们究竟怎样认识人与自然这样的问题还是很值得人们进一步深入探讨。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古代人们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不断认识和探索自然世界，在有关自然现象、自然规律、自然灾害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古代人们在抗灾斗争中，通过观察自然世界，对诸多自然现象、地形地貌、土壤植物等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就自然现象而言，如云、雨等，中国古代人们并没有停留于早期原始的神话解释模式，而是开始从水循环的角度解释。“尝观七八月之间旱，油然作云，沛然下雨，人知梦泽润于天矣，而不知云——山川之气所蒸，雨——溪涧之水所升，输小以成大也。”[4]又如对地形地势雨与水利问题的认识，“盖高山大原，众水杂流，必有一低下处为之壑，如人之有腹脏焉，彭蠡、震泽是也。旁溪别绪，万派朝宗，必有一合流入海之川为之泻，如人之有肠胃焉，江淮河汉是也。”[5]在地势与交通问题上，注意南北地势的差异，以及水陆交通的特点等。“天下地势，南北不同。江之南虽多山泽，然通舟楫，而惟沟洫为要。江之北，若河南山东两淮等地，亦通运河，而重者在沟洫。至于山西、陕右，昔时运道皆湮塞，而况沟洫哉！”[6]有关土壤与农业生产，人们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以及农作物的特性等，“土有高下燥湿之分，父母斯民者原贵有以教之也。如宋真宗因江淮两浙旱荒，命取福建占城稻而种之者，避旱荒也。”[7]对自然灾害的灾因的理性认识，如水患与河道阻塞的关系，“水之为患，非水性也。下流壅，不得不泛耳。”[8]此外，在抗灾斗争中，特别是基于食物的找寻上，使得人们对很多动植物开始了新的认识，如《救荒本草》卷提及的植物如大蓝、车轮菜、夏枯草、马兰头、糊糊菜、金盏儿花、杜当归、百合、天门冬、章柳根、商陆、麦门冬、苎根、苍术、菖蒲、老鸦蒜、山萝卜、地参、雀麦、燕麦、黄精苗，地黄苗，牛旁子，蒲笋，芦笋、茅芽根，瓜楼根，菊花，金银花等，达55种之多。[9]
　　中国古代人们充分肯定自然灾害规律，尤其是灾害爆发的突发性等认识。强调人们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抗灾，其经验与精神至今值得人们的借鉴。一方面如灾害爆发突然性的认识“吁、天灾流行，国家代有。”[10]对水流规律的认识，“夫水性之不可违，水势之不可逆，而水之地不可与争也。水欲行，不可以强而障也；水欲止，不可以强而通也。”[11]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人们在承认灾害的不可预测的同时，强调人们的自身救灾，尤其值得珍视。“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今之旱，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12]“灾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13]将灾害的治理分类，以及具体的对待，更反映古代人们救灾认识所达到的一定高度。“夫天灾非一，有可以用力者，有不可以用力者。凡水与霜，非人力所能为，姑得任之。至于旱伤，则有车之利；蝗蝻，则有捕之法。”[14]
　　出于抗击自然灾害的需要，人们对某些能够肉眼观察并凭借经验感知的自然灾害了解的尤为详细与深入。如对蝗灾的仔细观察与细致描述：“蝗虫始由化生，继则卵生。化生者，低洼之地，夏秋雨水停淹，鱼虾卵育。迨水势涸落，鱼子散在草间，沾惹泥涂，不能随流而去。延及次年春夏，生气未绝，热气炎蒸，阴从阳化，鳞渐变尾羽翔，而蝻孽萌生矣。其初稚子如蚁，渐如苍蝇而色黑，过数日，则大如蟋蟀而无翼，士人曰步蝻。及时扑捕，犹易为力。若再数日，则长翅飞腾，随风飘飏，转徙无定。其栖集之处，禾黍顿成赤地。若最甚，则蔽日遮天，盈地数尺，壅埋民间房屋，远望如山、欲行扑灭，亦苦人力难施，其为害殆不可胜言矣。”[15]从蝗灾的产生，其生长的不同环节以及不同阶段给人们带来的灾害都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为人们治理蝗灾提供了比较准确的资源。
　　更为难得的是，他们强调自然资源的平均占用，重视区域资源的互补利用等真知灼见值得我们充分尊重。强调自然资源，尤其是公共资源为民众所用，“天地之宝藏，唯圣人为能发之。圣人发之而不私之，持其衡而变通之，以待夫民之厄困也。所以煎山煮海不为贪，羽禽革兽不为暴，膑手胝足而不为虞者何？与民利其利也。”[16]谴责资源开发的私人性行为，“公土产以广利赖。为照天地自然之利，本自无穷。如近山林，则有樵采之利；近江海、湖荡、河泊、陂池，则有粱之利；近灶场，则有煎煮之利；近关津厂务，则有商税之利。此俱天地所捐以予民，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者。惟迩来法纪凌夷，势膏兼并，天地自然之利，偏有所归。一遇水旱，田谷不登，遂使穷民束手，坐受其毙。”[17]在解释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的同时，重视不同区域之间资源的开发利用，“唐虞之时，国用尚简，上之人取于民者甚少。凡山泽之利，尽在于民。故当阻饥之际，特使通融有无而已。今世民困材竭，则通融有无，须上之人有以为之，然规模浅陋者，犹滞于一隅，殊失唐于懋前之意。”[18]又有“昔圣人分口耕隅，地各相副。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垦发。今宜遵故事，徙贫民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19]还有人就荆湖地区的开发，即江左与江右资源的充分利用，作了精辟的论述：“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江右之人群于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并失之也。……如此通融，两得其用，江右无怨女，荆湖无旷夫，则户口日以增矣，江右有赢田，荆湖无狂野，而田野日以辟矣。”[20]
　　此外，他们提倡节俭、劝植树木的行为与观念也值得人们学习。提倡节俭主要体现对奢侈风气的禁止，“奢侈之始，恣纵之渐，天子且然，而况小民乎？仓箱朝尽，困窘幕乘，非死即流，势所必至，可不知所以节之哉？”[21]对于树木的种植，明代统治者尤为重视。“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命户部行文书，教天下百姓务要多种桑枣。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种过数目造册周知，违者全家发遣充军。”[22]
　　三
　　古人一方面在认识自然上作出很多有益的探索，也留下大量宝贵的经验遗产，尤其是在人们能够肉眼观察的过程中；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无法进行在肉眼以下的微观研究，这在解释灾害的本源方面，又显现出其局限的一面。人们对许多灾害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但是其观察更多是依据肉眼观察及经验事实，这样在解释灾害发生成因的能力方面就显得比较有限，尤其是肉眼无法观察的微观层面，更是无法解释。如对虫灾的解释，认为虫灾是从热气而来。“《农书》云：热气积于土块之间，暴得雨水，酝酿蒸湿，未经信宿，则其气不去，禾根受之，遂生蟊。烈日之下，忽生细雨，灌入叶底，留住节干，或当昼汲太阳之气，得水激射，热与湿相蒸，遂生蠈。朝露浥日，蒙雨日中，点缀叶间，单则化气，合则化形，遂生螣。热种根下，湿行于稿，爽日与雨，外薄其肤，遂生螟。岁交热化，不雨不旸，昼晦夜暍，而风气不行，遂生蚩。五贼不去，则嘉禾不兴。”[23]对雹灾的解释也是这样，“雨雹多在夏月，阳气极盛，阴气胁之不入，则转而为雹。被灾之处，其盈直长，不甚广阔。禾苗插种之后，不在耕耔，尚未吐花，被雹不至狂骤，叶根无伤，并不为灾。惟扬花吐秀之时，一经冰雹，则花多褪落，将来收成时，谷多瘪，分数减少。”[24]细细阅读上面材料，我们发现中国古代人们对虫灾、雹灾等自然灾害肉眼能够观察到的过程都描述得非常清晰，然而在解释灾害最初产生的时候，往往不能进行更为微观的分析，而代之以“阴阳化生”的哲学理念。这在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古代人们认识科学的本身局限，尤其是灾害发生的微观方面。
　　这样，在无法更微观地观察自然灾害的同时，人们开始寻求利用本身的知识体系来解释灾害的产生，也以此解释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类解释在中国古代荒政书籍中表现得比较明显的大致有以下几种：
　　1.天人论。这是最为普遍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种解释，其基本理论依据与思想内容是“天人感应”，所谓“天人感应，捷于桴鼓，自然之理，然君相有责焉。”[25]认为上天与人类社会相通，认为人事、政事不修，百姓受苦，然后有“皇天示警”。如“夫岁胡以灾也，非五事不修，时有阙政，皇天示谴，降此大眚，则或小民淫侈，崇慝积衅，酝酿诊气，仰干天和。”[26]然而，通过修人事，处理好整个社会，能够得到上天原谅，灾害就会消失。“天以水旱困人，正欲长民者之惠爱苍生耳。苟能遇灾而惧，恤民之瘼，更新善政，天将消其灾而锡之福矣。从古天人相感之理，如响应声，夫岂独僖公一事哉？”[27]同时，人们往往神话灾害消失与政事的关系，有时候甚至成为人们政治改革或阻止改革的依据。“苍苍者天耶，孰谓理居元缈，一时无以格之哉？当时劳民伤财，人心不安，而天意示警，仆射免冠切谏，上即罢役，时雨降而禾稼生，可见风雨之调和，原在人心之喜豫。盖心和则气和，气和而阴阳交泰矣。王政本符乎情理，天心总寄于民心。信哉！”[28]
　　2.阴阳论。中国古代朴素的哲学用阴阳五行等观点来解释自然灾害的发生。“圣人作则，皆以天地为本，阴阳为端。庆赏者顺阳之功，行于春夏，刑罚者法阴之气，用之秋冬，事或衍时，人必罹咎，典籍垂诚，言固不诬，天人符同，理当必应，既有系于舒惨，是能致于灾祥。虽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内为家，无论遐迩，愿涤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济合宜，阴阳之运行自序。”[29]又有“臣以经术事陛下，尝读《易》至屯、否两卦。夫屯者，阴阳之始交而难生，君臣欲有为而未遂，此则陛下登极时然也。否则阴阳隔而不通，内外离而不孚，陛下自视今日于此卦何如？夫屯而不济，必至于否，否而不济，则将来不可言者。一二年间，天变地震，山川崩涌，人饥相食，殆无虚日。”[30]还有“天一生水，而后大地尽水荒也。一元一会之交，盖必有水厄焉。”[31]
　　3.诚气论。中国古代人们用气理学解释世界，认为是邪气、戾气导致天灾，“戾气可以招灾，至诚可以格天，自古记之。太戌修政而祥桑枯死，刘昆拜天而风反火灭。人事作于下，天变应于上，天人交感之际，理固不可诬也。凡水旱灾伤，非政事阙失，必戾气感招，苟能反躬自究，竭诚祈祷，无不应者。彼反身不诚，虚应无实者，欲望其变灾为祥，讵不难哉？”[32]相信诚能动天。这在人们强调祈祷敬神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盖天高听卑。诚使精诚不懈，自然天意当孚。不然天体尊而神理赫，曾可以虚文故事动之耶？故将欲行祷，必存救民如救入井孺子、保民如保自己赤子之心，持斋素，断嗜欲，首宿罪、悔己衍，内辨精诚，外励勤劳，必期天意感格而后可也。”[33]强调人事的改变能够减少灾害，“是雨也，非诏出而即雨也，因人情之大悦，和气相感而雨者也。”[34]
　　4.恩怨论。中国古代人们认为人事不修，冤情郁结，上天会降灾与人。“人有冤抑之事不明，则郁恨之气不散，遂结于太虚而灾眚见，淫雨、亢旱、蝗蝻、兵火之类是也。”[35]又有“不论已死未死，有枉不直，困于狱中，天地未有不为之震怒，而见于灾异者也。”[36]强调君主应该恩赈济“今河北地震水灾，所毁败者甚众，可谓非常之变也。遭非常之变者，亦有非常之恩，然后可以赈之。”[37]认为封建君主应该清理冤狱，“狱之冤者，不待决遣，而后乖戾之气，惨成凶岁。即令沉埋狱底，积愤未舒，已逆天和，久之不雨。幸颜公行部细心辨其冤狱，愁云怨日忽变而为畅霭和风，此御史雨之所由来也。”[38]事实上，中国古代社会中封建君主也常常恩免刑狱，以此希望求得上天的怜悯和自然灾害的消弭。
　　四
　　诚如上面所总结的古代人们关于人与自然认识的得失，他们在某些方面取得有益探索的同时，也锢于本身自然科学的不发达，尤其是无法进行更微观的研究，最后不得不用中国独特的文化知识系统，特别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人论、诚气论等来解释。这种看似无奈与矛盾的认识更多与中国古代人们本身的复杂实践有关。中国古代人们认识的基本路径是从实践中感知、总结，并在实践中验证。在处理和认识人与自然这个基本问题上，中国古代人们同样遵循实践和有用的原则，因而拥有多种的复杂的解释系统与实践行为，我们如果以水旱灾害为例很能具体说明古代人们认识人与自然的复杂性问题。中国古代人们很早就知道水是可以治理的，治水英雄也自然成为大家崇拜的偶像，如大禹治水。治水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事情。大量的荒政书记中留下众多的有关水利的经验总结，如《急溺琐言》，《治水诸法》、《用水诸法》、《水利杂说》[39]。现代还有学者以“治水社会”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传统社会起源与管理，大量的事实都明白无疑的确凿证实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古代人们从来没有放弃自身力量或者说能力范围内对灾害的治理。因而在从这方面来看来看，中国古代人们具有客观认识自然、抵御自然灾害的积极一面。
　　同时，中国古代人们在自身无力解决的问题上，又寄托希望于神明与上天，形成了长期以来祈祷的行为。“求雨”或“祈雨”都是典型的行为，这在荒政书籍中作为重要的救灾行为而被记载、流传和施行。如专门的“竭诚祷”等篇，“倘旱涝房兆，螟螣萌生，非牧民者本急切悲悯之怀，尽祈祷消弭之法，何以格天心而慰民望乎？”[40]
　　此外，尤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古代人们由于自然知识与观察能力的有限，对于一些自然灾害现象神化。如古代荒政书籍中很多记载“蛟灾”，也就是“蛟龙发水”。如“蛟以卵生，数十年而起。生蛟之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长，鸟雀不集，其土色赤，其气朝黄而暮黑，星夜上冲于霄。其卵入地，自能动转，渐吮地泉，其形即成。闻雷声渐起而上，其地之色与气亦渐明而显。蛟未起二三月前，远闻似秋蝉闷在人手中，而鸣又如醉人声。此时能动不能飞，可以掘而得。及渐起，离地面三尺余，声响渐大。不过数日，候雷雨而出，多在夏末秋初之间。穿山破岸，水激潮涌，为害不可胜言矣。”对蛟可谓描述详细，并总结专门的“伐蛟”方法，如“善识者于春夏间观地之色与气，及未起二三月前，掘土三五尺余，其卵即得。其大如瓮，其围至三尺余。先以不洁之物镇之，多备利刃剖之，其害遂绝。”又有“又有说用铁与犬血及妇人不洁之衣，埋其地以镇之。”[41]以今天人们的观念来看，所谓的“蛟灾”就是较大的洪水。从自然灾害现象来看待古人的这种经验无疑有比较幼稚的一面。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当时人们也是对此将信将疑，其做法是为了“各府州县，其共体此意，善为措置，纵不能全饵其患，亦当竭尽乃心。况人事既尽，安知天意不可挽回乎？”[42]由此可见，人们在无法更深入观察的同时，对待各种解释系统与实践行为都持宽容与尝试的态度，只不过试图尽自己最大能力，尝试各种办法来救灾而已。
　　五
　　尽管古代人们对人与自然的思考呈现出对立、统一乃至例外等多种复杂面相，但是我们如果立足于灾害与社会的独特视野，仔细分析人们多种认识背后的特征，就会发现中国古代人们在人与自然方面，形成了以经验性与实践性为基本特点，注重整体即人与自然息息相关，强调反省人类自身活动等独特思考。
　　首先中国古代人们认识人与自然其基本特点是经验性与实践性。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与人关系的认识，其最为重要的路径是实践并总结经验。这种经验性知识有利于人们正确的认识自然世界、自然灾害以及人与自然，但是他们无法进行更为微观的试验性研究，使得其在解释灾害的微观层面上，只能转而寻求抽象的阐释，如上面提到的“天人论”等解释方法，从而造成了经验性研究的可贵与抽象解释的无奈这一吊诡。
　　其次，中国古代人们认识人与自然是整体的而不是分裂的。中国古代人们从来不把自然看作是一个独立于人类之外的事务，也不看作人类的敌人。相反承认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古代人们强调最多的是“天人合一”。所谓“天也，君也，民也，分之则三，合之则一体。理本相通，道无二致。”[43]
　　最后中国古代人们认识人与自然的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注重反省社会即人类自身活动。中国古代人们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认为人与自然息息相关，而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的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认为自然灾害的爆发除了不可预测性外，也是与人类自身活动的恶劣有关，因而更多的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人类自身活动的反省。认为是“人事不修”、“冤情”等人类自身活动，导致了灾害的来临，强调通过处理人类社会自身的活动，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古代人们究竟是怎样看待人与自然，或者说古代人们的人与自然观念有何特点，这是一个复杂但值得人们探索的问题。人们对人与自然的看法，与人们的具体实践，但同时也跟人们的思想、知识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灾害与社会这个独特的灾害视野，以中国古代荒政书籍为依托对象，发现中国古代人们在认识自然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同时也锢于自身的认识手段，更多的依托自身知识进行抽象解释。从中我们能够认识到中国古代人们的人与自然认识的复杂性，在于其多种的解释系统行为，同时也能观察到其依据经验，依托实践，强调整体，及反省人类自身活动这些独特的观点。遗憾的是，今天人们或者是过分陶醉中国古代人们的探索，或者是嘲笑古代人们解释的幼稚，然而当我们仔细了解他们的思维逻辑，对他们的实践行为就会更多一些理解。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够借鉴古人反思人类自身活动的优良经验，对于改善今天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还是很有意义的。
　　［收稿日期］2007-01-22
兰州学刊157～160K1历史学吴四伍20072007
灾害/人与自然/实践性
　　calamity/man and nature/practicality
The Idea about the Man and Nature from the Famine Vision　　——Study on the China Ancient Famine Books　　Wu SiwuThis article from the unique vision, which about the calamity and society, study about the China ancient famine books, it found that the China ancient people had many deep thinking ahout the man and nature. They observe the nature and explore the knowledge of the nature, but they cannot observe more little, so they understand the world by the old knowledge and custom. the complicatedness pieces of people's think come from the practice, from it, we can realize the ancient people's unique thinking about the the people and nature. And warning to the people should draw its valuable experience.
文章立足灾害与社会的独特灾荒视野，以中国古代荒政书为中心，探析中国古代人民有关人与自然的若干思考，认为他们在探索自然、认识自然方面作出有益探索的同时，也锢于自身知识、观察手段、认识习惯等局限，对自然灾害的认识存在某些偏差；这些认识的复杂面相更多源于人们实践本身的复杂；从中我们可以总结中国古代人民关于人与自然认识的诸多独特思考，以此警示人们不应简单化古人的认识，而应吸取其宝贵经验，服务现实。
作者：兰州学刊157～160K1历史学吴四伍20072007
灾害/人与自然/实践性
　　calamity/man and nature/practicality

网载 2013-09-10 21: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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