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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08)01-0012-04
　　社会中的每个人对国家、集体、他人和自我都负有一定的责任，构成了各种各样的责任关系。王健敏认为，社会成员间责任依存关系的建立是社会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前提[1]。由此可见，责任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且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然而，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对“责任”有着不同的认识。
　　1　中西文化中“责任”的语义比较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个人的责任。孔子的“当仁不让”，孟子的“舍我其谁”，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都显示了中国人独特的责任观。《汉语大词典》中对责任的解释是“①使人担当起某种职务和职责；②谓分内应做的事；③做不好分内应做的事，因而应该承担的过失”[2]。沈国祯提出，责任是有胜任能力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应承受的负担，以及对自己选择的不良行为所承担的后果[3]。赵兴奎等认为，责任是人应主动承担的角色义务和对其因过失所造成的后果应承担的责罚，它有义务和后果两层涵义[4]。
　　在西方文化中，责任的概念来源于义务（accountability或answerable）。accountability至今仍被看做是责任的同义词。古希腊哲学家Plato，Aristotle和Zeno在分析正义、职责和对过失的惩罚时，已经使用了责任的概念。McKeon（Schelenker等，1994）指出，责任(responsibility)一词最初出现在17、18世纪的英语、德语和法语中，意思有：对国王或议会的管理负责，值得信赖或有能力履行自己的义务，负责精神[1]。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责任”的上述含义，可以看出：“责任”实质上属于认知范畴，是人们对自己分内应做的事的认知，以及对做不好分内事而应承担的过失的认知。因此，可以把责任理解为责任认知，是个体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按照一定标准对自身所承担的义务及其行为后果的认知，包括应该承担哪些任务，是否应该完成所承担的任务，应不应该对共同活动的过程与结果负责，等等。
　　为了更好地理解责任的含义，可以将责任分为对任务的责任和对过失的责任。前一类责任是个体对自己分内应做的事的认知；后一类责任是个体对做不好分内事而应承担的过失的认知，是对过失的归因过程。这也是当代哲学和心理学中“责任”一词仍然保持的两层主要含义：对过失的归因和承担义务。
　　2　中西文化中责任观的相似比较
　　归因是指个体对某一事件或行为结果的原因的知觉，也就是判断谁应对事件或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的过程。从责任归因和承担义务的角度来看，处于中西方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的责任观存在一些相似之处。
　　2.1　相似的责任归因模式
　　西方心理学家F·海德、E·E·琼斯、H·凯利、B·维纳都提出过责任归因模式，其中以维纳的动机归因模式最受关注。他认为，人们通常会从原因源、稳定性和可控性三个维度来分析事件和行为的原因。国内外许多心理学家都对这一模式的文化适用性进行了研究。孙煜明[5]比较了美国加州大学分属中国、日本、朝鲜、南亚、美洲、欧洲的留学生的归因特点，发现虽然各个文化组都具有独自的归因特点，但在觉察到的主要原因、原因知觉在维度上的特性等方面，不同国家的被试都具有共同性。McCormick等的研究[6]也表明，中国教师和澳大利亚教师对与自我密切相关的事实有相似的归因模式，责任归因模型有一定的跨文化普适性。
　　2.2　相似的动机功能
　　维纳的归因理论尤其关注责任归因的动机功能，他认为归因是通过情感影响行为的，当他人认为成败的原因是当事人可控的，则会产生愤怒的情感反应，从而产生拒绝行为；当他人认为原因是当事人不可控的，则会产生同情，从而产生接受行为。
　　目前，国内有关责任归因的研究多是集中在其动机功能的文化普适性上。林钟敏[7]研究了大学生对他人发生事件的责任归因特点，发现控制程度是责任判断和帮助行为的重要原因成分，控制程度和责任判断有时是间接地通过引起的情感来影响行为的。潘佳雁[8]从他人知觉的角度来验证动机归因模型在中国文化中的适用性，发现不管是在可控情境还是在不可控情境，可控性→愤怒→拒绝和不可控→同情→接受之间存在联系，责任归因不能直接影响行为，而是通过情感和期望影响行为的。
　　3　中西文化中责任观的差异比较
　　虽然责任归因模型具有一定的文化普适性，但也不可忽视文化差异的影响。目前，责任的两层含义正在不断扩大，不仅包括对过失的归因，而且包括对积极行为结果的归因。因此，从责任归因和承担义务的角度来看，处于中西方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的责任观存在显着的差异。
　　3.1　内外归因差异
　　又称为特质归因与情境归因的差异。中国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倾向于把事件或行为结果的责任归因于外部因素（外归因或情境归因），而西方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则倾向于把事件或行为结果的责任归因于内部因素（内归因或特质归因）。
　　许多国外研究都发现，“东亚文化倾向于促进对观察到的行为的外部归因，而西方人倾向于做出内部归因”[9]，“现代西方归因理论把行为的责任主要定位于个体，有内部倾向主义的趋势，这和东亚归因理论聚焦于行为的整个背景，即所谓的情境主义或背景主义形成对比”[10]。
　　Morris and Peng研究[11]发现，英国报纸把一个谋杀者解释为由心理不稳定和他的其他消极倾向导致的，而中国报纸则把同一个谋杀者解释为由背景的、情境的，甚至是社会因素导致的。此外，Norenzayan等的研究[12]也发现，东西方人都会从内部倾向的角度思考，在内部倾向信息被用来解释和预测他人行为的程度上，东西方文化聚合在一起；在考虑情境信息的程度上，东西方文化有分歧。不论情境信息如何显着或有预测性，西方人完全不考虑情境信息；然而，当情境信息是可用的，特别是显着的时候，东方人会重视情境因素。
　　3.2　成败归因差异
　　对于成功与失败这两种典型的事件或行为结果，中国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倾向于把成功与失败的责任归因于能力和努力等内控因素，而西方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则倾向于只把成功的责任归因于能力和努力等内控因素，却把失败的责任归因于运气、任务难度等外控因素。
　　已有不少国内外研究证实了成败归因上的文化差异。张进辅等研究[13]发现，中国人主要将成败归因于神灵命运、机遇运气、报应、能力努力、他助、难易程度；其中，最重视能力和努力等现实因素。韩仁生等[14]对我国中小学生学业成就归因的特点进行分析发现，中小学生能够觉察到学业失败是由努力不够造成的，敢于在失败面前承担责任。董圣鸿等对我国大学生的成败归因特点进行的研究[15]表明，师范大学本科学生在学业成就和人际关系上都倾向于对成败进行内控归因。此外，Fry，P.S.等的研究[16]也发现，西方人把成功的责任更多地归因于个人特质，把失败的责任归因于运气，而亚洲人则对失败给予更多的个人责任。
　　3.3　对责任范围的认知差异
　　首先，中国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倾向于对更大范围的事件和行为结果承担责任，不仅承担最直接结果的责任，而且对间接的、末梢的结果给予更多的责任。而西方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倾向于对事件和行为的最直接结果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一点已经在Maddux和William W.的研究[17]中得到了证实，他们发现，东亚人比西方人对行为做出更广泛的归因。
　　其次，中国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倾向于对更多的人和事承担责任，而西方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倾向于只对自己承担责任。中国文化一向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在西方文化中，个体的责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如果要求个体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就被视为阻碍个体成为机能完善的人(Kasser & Ryan，1999)。
　　3.4　对内、外集团责任的认知差异
　　在内集团与外集团成员发生冲突时，中国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倾向于把更多的责任归因于外集团成员，而西方文化背景中的个体不太可能有这种倾向。Au等的研究[9]证实了中西方文化中的对内集团与外集团责任的认知差异。他们让中国学生和加拿大学生阅读一个服务提供者处理顾客投诉的情景，并对此进行反应，结果发现，以顾客身份定位的中国人比加拿大人更可能责备服务提供者，并把更多的责任归因于服务提供者。
　　4　中西文化中责任观差异的社会文化根源
　　这种在责任观上表现出的文化差异存在丰富的社会文化根源。中国人是在具有几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中国传统文化下成长的，中庸、和谐、兼爱的传统文化对其责任归因方式有很大影响，使得中国人具有不同于西方人的对事件和行为结果的体验，形成了独特的责任观。
　　4.1　独特人格观
　　冯友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西方近代文化则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别和对抗”[18]。由此，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关注群体或社会人格，认为个体只是群体的一分子；而西方文化则更加关注个体人格，认为群体只是独立个体的组合。
　　因此，中国文化背景中的个体会有一种降低自我价值、提高他人或群体价值的倾向，并形成“谦虚”的人格特质。王登峰、崔红[19]研究了中西方人不同的人格结构，发现“淡泊知足—功利虚荣”是中国人独有的人格维度之一。从而，中国人进行责任归因时，倾向于先进行外归因或情境归因，其次进行能力和努力等内控因素的归因。
　　4.2　独特的思维方式
　　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看，一种文化之所以有自身的特色，就其成因而言，说到底在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因为思维方式是民族文化心理传统的深层结构[20]。Nisbett等人[21]研究发现，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性的，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分析式的，强调事物本身的特性。侯玉波等[22]通过实证研究，从联系性、变化性和矛盾性三个维度编制了中国人整体思维方式量表。
　　而且，中国人一般采用“围攻式”的思维方式，即先意识到事件或行为结果的核心，再从多方面寻找事件或行为结果的原因。为了寻找真正的原因，中国人不仅会关注到事件或行为的直接结果，更可能关注间接的、最终的结果。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目标性”的，即首先确定一定的目标，再努力验证这一目标，所以往往只注重与成败有直接关系的现实因素。
　　4.3　集体主义倾向
　　中国文化孕育了集体主义的倾向，强调在对国家和社会的奉献中体现出个人价值；而西方人的自我中心和独立意识很强，强调只要对自己负责。傅根跃等[23]运用两难故事研究了中国小学生的集体主义意识，发现集体主义意识在小学2年级学生中已占主导地位，到6年级集体主义意识发展相对成熟并趋于稳定。
　　受其影响，中国人不但能够承担对自己的责任，而且愿意承担对国家、集体等的更多的责任；而西方文化中的个体只关注对自己的责任，不太可能注重对国家、社会等的责任。另外，中国文化中的个体更加聚焦于社会背景，更可能追击和提升与外集团成员的冲突。相比之下，西方文化中的个体对内集团和外集团的界限不敏感，可能以更加相同的方式处理内外集团的争论。
　　4.4　中国文化强调人际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人际关系，在人际交往中讲人情、重面子，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保持与他人的良好关系。而西方文化强调个人利益，在个人利益与人际关系发生冲突时，他们会舍弃人际关系而选择个人利益。佐斌[24]对中国人的关系取向进行了概念界定和测量，他提出，关系取向是人们以关系作为对自己和对他人认识的依据或线索，并依此对自己的角色进行界定和作出相应的行为反应的一种心理倾向和行为风格；与典型的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具有明显的关系取向。
　　然而，中国人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对象多数是和自己处于一个集团内的成员，对外集团成员却会形成强烈的不信任感，这种对内、外集团成员截然相反的态度，就使得在内、外集团发生冲突时，中国文化中的个体倾向于把责任更多地归因于外集团成员，从而使内集团成员免受伤害，保持与内集团成员的和谐关系。而对西方人来说，人际关系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他们对内、外集团的界限不敏感，因此对内集团与外集团的责任归因模式没有显着差异。
　　心理学中的“责任”可以看作是一种归因过程，主要有两层含义：对事件与行为结果的归因和承担义务。文化是影响责任归因的主要因素之一，中西文化交流的增多使得文化的影响逐渐被掩盖，但是，Morris and Peng的研究[11]仍然发现，虽然在给予足够思考的情况下，中西方文化中的个体对事件和行为结果的责任归因不存在显着差异，但在不给予时间思考的情况下，中西方文化中的个体仍然呈现出情境归因与特质归因的差异。这说明，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对责任归因的影响可能转变为潜在的、不可觉察的集体潜意识，但是这一点还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验证。
心理学探新南昌12～15B4心理学陈碧云/李小平20082008
责任观/中西文化/社会文化根源
The Comparison of Responsibility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Chen Biyun　Li Xiaoping责任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且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该文首先比较了中西文化对“责任”的不同界定，提出“责任”的两层主要含义：对过失的归因和承担义务。在此基础上，从责任归因模式、内外归因、成败归因等维度比较了中西文化中责任观的异同，并探讨了责任观差异的社会文化根源。
作者：心理学探新南昌12～15B4心理学陈碧云/李小平20082008
责任观/中西文化/社会文化根源

网载 2013-09-10 21: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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