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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4-0147-09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直把史学看作是一门具有强烈资治功用的学问。进入近代，史学在救国强国这一神圣的任务中扮演着更为显着的角色，由此之故，史学在近代学术系统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这一现象就不难理解了。在传统学术门类里，史居四部之二，资源之富，世无匹敌；同时，若从现代分科的角度来看，惟独史学一门能与西学直接对应，“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①。如此说来，中国史学应该跟西方近代史学一样，在推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可是，传统史学在近代出现了“致用失效”，以致人们纷纷向旧史发难，认为传统的史学观念和历史写书太过狭窄、太过陈旧，不能应付新时代的挑战，需要进行一场革命，以适应新的任务②，于是“史界革命”呼声不胫而走。
　　20世纪初，要求“史界革命”最为激烈的当数梁启超，他的新史学观念在当时可谓大刀阔斧，力辟史学新境界。革新派指出传统历史书写内容大多为一家一姓的历史，没有国民的历史，只是朝廷的历史，没有国家的历史，而新历史应该写“国家”、“国民”、“人群”、“社会”的历史，并要揭示出事件间的因果关系，发现历史进化的规律。但是，在官方和守旧学人那里，传统帝王家谱式史学观念仍然占居主流，于是新旧思想之间的相互斗争，在历史教科书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露。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不是完全属于民间私人行为，需要经过官方审查，但由于晚清政府管辖力量的削弱，无力全面控制教科书编者的立场，所以许多历史教科书呈现出新旧交叠，亦新亦旧的现象，更有一些历史教科书完全站在革命派或汉族立场上叙述历史，把满族排斥在历史之外。不论革命派还是体制中人，都要借用历史教科书来宣扬各自的政治理念，如革命派希望历史教育能激励少年的爱国尚武、尊崇革命；温和派希望历史教育能使国人思想开明，支持改革；保守派则企图借用历史教育，控制少年意志，以达到忠君卫教之目的。总之，历史教科书已经成为晚清各派势力表述政治信念的特殊场域③。
　　一、民族主义与历史书写主旨的交错
　　20世纪初年历史教科书的编着，孕育于中西之学交互激荡的时代，它不仅反映了史学的演进，同时也折射出社会的变迁。晚清内忧外患的现实，使历史书写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在教科书方面尤其如此。不论是革新派还是体制中人，无不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喊着“爱国救亡”的口号，努力建立一个独立民族国家。无独有偶，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历史学通过叙述自身民族辉煌的过去，提升民族意识，在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统一过程中，“普鲁士学派”就曾扮演了这种角色。近代国人似乎受到西人的启示，也有意发挥历史学的功用。梁启超在《新史学》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梁氏试图重建“史学”、“爱国心”、“民族主义”、“文明”之间的逻辑关系，把历史作为培育民族主义精神、达成民族国家建构的工具。晚清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如赵懿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认为读历史之任务在于养成国家观念，勃发爱国之心，读史可以知道中国以前是如何之国，中华民族以前是如何民族，“显我祖国之荣光，复我先民之名誉”。④
　　“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学界使用得很混乱，不能清楚厘定“人种”、“种族”、“种类”与民族主义的不同，往往根据不同语境而凸显其中某种意义，有时从生物学的角度言“种类”，有时从人类学角度言“种族”，有时又从政治学角度言“民族主义”。中国传统虽然也有“夷夏之辨”，不过与“民族主义”仍有差距，后者属于西学领域。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迅速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用以抵御欧美列强侵略中国的理论武器，可谓“以其之道，还之彼身”。如近代从国外翻译了大量西洋史、万国史教科书里多带有“欧洲中心论”倾向，宣扬“历史的人种”、“非历史的人种”谬论，为他们的殖民掠夺提供理论支持。可是，国人往往能化腐朽为神奇，针对中国社会现状，发挥人种学说的正面作用。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弱肉强食，毫无公理可言，有学人谓：“今也国际竞争，环球相望，于是万国比邻，国与国，人种与人种，虎视眈眈，苟有罅隙可乘，则竞夺人国，因之横暴残虐，无所畏惮，以适其所谓帝国主义之理想。顾于此间，问其法律、道德之制裁如何，则盗人之物则罪之，夺人之国反称强，而为人所畏。⑤揭示优胜劣败生存竞争的残酷性，为国人敲响警钟，谈教育者应该“详其历史，告我国民，以策改良而资进化”。⑥
　　一旦西方列强觊觎中国之时，更加促使抵抗外敌的民族主义兴起，民族群体的生存危机和整体利益的安危，日益强化着中国人的群体团结感、利益和荣辱的连带感和族群归属感，以及对这一群体的忠诚情结⑦。大部分晚清历史教科书持一致对外的民族主义立场。《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要求“以我国人述我国事”，“以进文化改良社会为主”。全书大彰爱国主义，“识古来并合之由，以起近今衰亡之痛，长学识，雪国耻”，“以卫种族，张国威为主”，“力扞外侮者必称道勿衰，以壮我幼年之气”。⑧在民族主义精神激发之下，为抵御外敌，重振汉唐遗风，“尚武”之风渐盛，得到举国上下一致提倡。军国民主义成为国民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如1906年《高等小学历史教授本》说：“历史中英雄不可磨没之气概，在军事为多，本书颇注意于此，起适于儿童好勇之天性，以振发其尚武之精神。”袁世凯为《中国历史课本》作“叙”谓：“自汉以来，酿成重文轻武重士轻商之俗，今虽优养武士，提倡实业，苦于积重难返，行百里而九十焉。读是编者，鉴于前失，憬然觉悟，发愤为雄。”⑨甚至女子历史教科书也强调尚武精神，如《祖国女界伟人传》宣扬洪宣娇、毕氏、韩氏、秦良玉、韩夫人、任氏、谢小娥、平阳昭公主、花木兰等人，都以英勇女性的模范着称。《神州女子新史》亦以发掘中国女子“武德”为自任，批评“当神州陆沉，外族凭陵，干戈四起，胡尘扑地之秋，堂堂须眉男子，或束手待毙，泯泯焉与秋草同枯，或摇尾乞怜，屈身为累朝长乐老。而女子界上往往有一二英杰之女子，出而维持一面，纤纤玉手，支撑半壁江山，赫赫香名，压倒一朝文武。”⑩以此激励男子国民振奋精神，崇尚武功。在内忧外患的穷境之下，一向被统治者压制的尚武精神，得到了革命派、温和派，甚至保守派的一致支持。
　　近代民族主义思潮除了针对国外列强之外，尚有另一层含义，就是从汉族立场出发推翻满清政府。革命派通过历史书写，苦心创制了一套汉族当权合法性依据。在革命派看来，汉族与满族虽同属黄种，然黄种内又别出二系，其一为以汉族为中心，兼包日本、朝鲜、安南等族的“昆仑山系统”，其二为满洲、蒙古等族构成之“西伯利亚系统”，这两大系统，血脉分流，种性迥异，实与异族无殊(11)。既然汉满有别，那么异族统治的政权，便不是汉族的政权。晚清士人口中经常说“无国”、“无史”，他们抱怨过去200多年中国是被异族所窃取，看似有国，实“无国”。刘师培易名“光汉”，言外之意就是要光复汉室，撰《攘书》，他秉持“正统”之论，认为宋明之亡，中国无正统者或近百年、或达二百余年，“其所谓史者，乃胡史，而非华史”(12)。那么，推翻满族统治，归政于汉的合法性在哪里？革命派借用了当时风靡一时的“中国人种西来说”。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根据《圣经》即倡“西来说”，但没有引起世人注意，影响甚微。到了19世纪末叶，伦敦大学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Lacouperie)着《中国太古文明西元论》(Western Oris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1880)，论证汉族乃衍自西亚，原居住在巴比伦一带，酋长黄帝率领族人东迁，征服了土着部落，势力伸入黄河流域，于此建国。拉克伯里这套理论无疑是伴随西方殖民扩张，所产生的“欧洲中心”文化霸权的论说，其所蕴含的种族偏见和虚构性，早已经不起考古学的实证检验。但在20世纪初年，这套理论大受国人欢迎。自1899年日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撰《支那文明史》，较详引证拉克伯里的理论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望风景从。如章太炎、蒋智由、刘师培、黄节、陶成章诸人，考稽古史，多方比附，深信不疑。20世纪初年国史教科书多奉“西来说”为依据，如曾鲲化的《中国历史》、陈庆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丁宝书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夏曾佑的《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等，莫不主此说。“西来说”的流行，一方面是国人想拉近与所谓“优秀人种”（白人）的距离，缓解国人的自悲情结，激发其对中国前途的希望。如蒋观云《中国人种考》在介绍拉克伯里学说后，满怀信心地说：“我人种于上古四千年前，世界草昧，舟车未兴而超越千万里高山、沙漠出没之长道，以开东方大国，是则我祖若宗志气之伟大，性质之勇敢为何如。而其事业之雄奇又直为他人种之所无，足以鼓舞我后人之气概者，抑又何如也。”(13)可见，国人是从增强民族自信的角度解读“西来说”。另一方面革命派援引斯说，则“别有用心”。
　　在传统社会里，黄帝的地位并不高，中心人物还是孔子，明末清初王夫之首先提出黄帝是汉族始祖的讲法，然响应者寥寥无几，到晚清，黄帝地位开始节节攀升，成为汉族文化血统的象征。清末国史教科书多把黄帝描绘成征服者的形象，以及他对中国文明的贡献。黄帝得位之先，历经多次战争，三战炎帝，擒杀蚩尤，然后代炎帝为天子，可以说是传统皇朝体制下典型的战争形态。但“中国人种西来说”的引入，黄帝时代的战争，由皇朝战争一变而为民族之间的征服战争，黄帝也由“古先圣王”转换成“征服者”的角色。曾鲲化《中国历史》扉页上印有“中国始祖黄帝肖像”，浓眉怒目、长须、穿战袍、佩剑、执钺，像后致词曰：“黄帝者，我现今四万万汉种人之鼻祖也。据今四千年前以钜刀阔斧开辟中国，制造文明，凡我后人一草一木皆受其赐。谨描肖像于书端，令我国民作一大纪念，以发达我伟大雄毅之种魂，扩张我膨胀纵横之国界。”1905年杭州彪蒙书室出版的《绘图中国白话史》所绘黄帝图像也是一位武人形象。因此，黄帝后裔的汉族与中国境内其他民族的关系，只能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优秀民族与劣等民族的不对等关系(14)。在这种历史意识支配下，历史书写当然以汉族为中心，“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种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叙事以汉人为主，其他诸族之与汉族，有关系者附入焉。”(15)曾鲲化“痛国家之脔割，愤种族之犬羊”(16)，谓“支那历史者，汉人种之历史也”，“我国之所以有今日者，实汉种之所赐”(17)，他所编《中国历史》上自汉族发生，下至汉族衰微，实以汉族历史作为国史书写的中心，其他民族包括满族这些“外族”活动只是汉族历史发展的某个影响因素。汉族是中国民族独一无二之主体，汉族之倡言排满，只是恢复历史发展的常态，满族当政只是历史的偶然。不过，对革命派或温和派的种族论，有的历史教科书持有异见，张运礼以为“近党人邪说，倡为种族之论”，是昧于事势，悖逆于理(18)。
　　要言之，国人编着历史教科书虽然都秉承着发扬民族主义精神为宗旨，但由于编着者所持政治立场各异，他们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有所不同，产生了各种观念的纠结和交错。饶有趣味的是，国史教科书成为晚清各派势力角逐的一个场域，都想借助传播最广泛的教科书，阐述各派的政治理念，对广大学生施加影响。
　　二、“国家”、“人群”与历史书写对象的转移
　　历史教科书是欧风美雨的产物，是中国近代史学演进的一个侧面，不论在史学观念或历史写作方面，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对近代社会思潮影响巨大的一些政治概念如“国家”、“国民”、“人群”、“社会”，对历史书写对象的转移，起到了指南的作用，也是区分新、旧史学界限的尺度。我国传统史籍浩如烟海，不过大多系梁启超所说的帝王家谱式的历史，较少记载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史。而“国家”、“人群”概念的引入，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审视旧史的一个新视角，直接推动了新史学的诞生，而清末历史教科书则很好地说明了这些政治概念是如何被近代学人整合到历史叙述之中，又如何更新传统史学观念。
　　旧用“国家”大抵指陈的是朝廷和皇室。而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是由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集合而成，诚如梁启超所言：“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19)传统国家观念中所谓的“人民”，实际上指的是“子民”、“臣民”，都是帝王的私有财产，不拥有国家的主权。由近代国家思想所派生出来的“国民”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所以，国家一旦有难，人人有义务保卫国家，“爱国心”由此生焉。为了构建近代民族国家，培养国人的爱国心，晚清士人都很重视历史的宣传作用。传统帝王家谱式历史只能培养对朝廷君王的忠诚，而不能激发世人的爱“国”心。人民看不到自己的历史，因此梁启超高揭“史界革命”之大纛，要为“国民”作史(20)，“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
　　历史书写应该以国民为中心，得到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响应。1902年陈黻宸作《独史》，指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因此，今日作史，固应以“民史”为重(21)。同年，新加坡《天南日报》刊行《私史》一文，抨击传统史家“唯知有朝廷”、“唯知有君主”，“把数百年事务，作一人一家之谱系而为之。一切英雄之运动、社会之经练、国民之组织、教派之源流，泯泯然、漠漠然，毫不关涉。”如是之史，“是一家之史，非全国之史也；一时之史，非万世之史也”，断非“国民认许之史”(22)。1903年留日学生曾鲲化《中国历史》，尤其强调“国民”在历史中应有之地位。他认为“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记，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进化之国史也。”苟欲振作国民精神，“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以唤起20世纪中国“自由魂”、“独立魂”。不写国民的历史，不足以激发国民精神，民族主义无从谈起，若无民族主义，也就无法建构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晚清学人高举要为国民写史，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但是，由于对“国家”理解的不同，有的历史教科书仍然把国家理解为朝廷，所以历史叙述往往以帝王为主线。如1906年刘乃晟的《中国历史课本》批评：“自新学勃兴，言历史者，动谓吾国旧史，大抵一姓帝王之私谱，于所谓民族史、国史之新义不相合，乃竞取小说杂记之所言，牵引附会，编次成书，求合于历史学之新义，此亦近今之通蔽也。”自唐虞以来，皆以国土为君主之所有，故往者史家，皆以一姓统全国，因此他所编历史课本“皆以帝王为纲”(23)。1907年《新体中国历史》也强调“人必能对国家尽义务，为社会尽责任，而后谓之有格”，本国历史可以“培养社会之道德心，以忠皇室，爱国土，仿祖宗之行为，继承伟业，以发挥国光”(24)。1909年张运礼的《中国历史全书》对新史学家批判旧史“可以为二十四朝君主之谱牒，不可以为二千余年民族之纪载”，不以为然，提出“天下”观念。张运礼在历史叙述中虽然也不断使用“国家”、“国民”，但仍固守传统观念，他所鼓吹的“国民”，更接近于英语“national”而非“citizen”的定义，“national”强调的是人民对国家或政府的义务，“citizen”突出的则是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所以他认为“国民”是要当以“勇俭、合群、忠君、亲上为救亡雪仇耻独一不二之宗旨”(25)。历史教科书对“国家”、“国民”的不同诠释，也反映了新旧势力间的角逐。
　　如果说，“朝廷”、“帝王”相对应的是“国家”、“国民”，是历史书写中两种不同的取向，那么“人群”、“社会”引入历史，则要求历史书写从单数向复数的转变，所谓“复数”的历史，不仅指人群的历史，也是指男女共创的历史，这种新历史才能发现人类社会演进的规律，探往知来，才能知道中国未来历史的走向。在晚清学界影响很大的一部社会学着作，是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群学肄言》，他在这本书里批评以往所谓的国史只是“萃各国诸豪之所为”的“豪杰史”。(26)“自太古至今，事之有取于默识者，舍巨子名人言行无以为也”(27)，所以“曰：‘国史者人豪之国史’，几人人谓然”。(28)严复加注以表赞同斯宾塞之说，“以世运进退为贤圣豪杰，所主张者亦不足以言群学。”(29)社会学理论引入历史学领域，对我国传统史学的改造起到了革命性作用，历史的主体不再是记载个人，专写帝王将相的历史，应该叙述一个群体发展的历史。历史不是单数个人与事的记载，应该阐述复数的人与人、事与事、群体与群体内部存在的有机的、交错的关系，进而发现其中的因果规律(30)。
　　对于革命派或改良派来说，社会史的历史书写进路，可以探往知来，更好地认识现在，以便作为改变当下社会之资。所谓“改变”，对革命派而言，即要求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一个独立民族国家；改良派则希望在既有的体制下实现开明政治，救国强国。历史书写应该以探求社会进化之理为宗旨，即便保守派也不反对，官方在文件中也给予支持，如编纂乡土志，其所指涉的内容十分广泛，已大大超出所谓帝王将相的历史，取材必以有影响于社会，“记大事不记小事是史家新眼光，否则贻邻猫产子之讥。”(31)不过，官方认为叙述人群的历史，可以达到“爱国合群之目的，而所谓的“爱国”所指陈的是“忠君卫道”，“合群”意指缓解不断激发的满汉畛域。所以，当时部分乡土历史教科书特别强调地方各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睦，无非是为了增强社会的稳定系数，以巩固清廷政权。
　　曾鲲化《中国历史》认为历史应该叙述“古今人群进化之大势，盛衰隆替之原因结果，及万般社会之重要事实，为独一无二之主脑”(32)，才能振发国民之精神，发扬民族主义，其排满革命的潜在动机十分明显。1906年汪嵌的《中国历史讲义》引进社会学概念理解历史，谓社会学有动社会学和静社会学之分，前者“在于探赜索隐，记古今递嬗之由，观会通以御世变，是《易系辞》所谓智以藏往也”；后者“在于循旧造新，证消息盈虚之理，溯往迹以瞩来兹，是《易系辞》所谓神以察来也”。汪氏认为历史学正如社会学，是一门“藏往察来”的学问，“夫史固孕育社会者也，则群治皆窳，史亦尸其咎欤”，群治的好坏，与历史学密切相关，以往史书“多托恢诞而饰诡辞”，“尤逐浮尘野马，荡为飞烟”(33)，不足以昭事理，“以成今日现象”。因此，他编写历史“重社会而轻个人，其不涉于社会者，皆从略”(34)，这样的历史“使读者展卷而生爱国心，掩卷而滴忧国泪，庶不悖于国史之名义欤。”(35)1906年汪荣宝的《本朝史讲义》批评旧史“详于状个人，而疏于谈群治”，事实散漫，难寻始终，认为历史的要义“在于钩稽人类之陈迹，以发见其进化之次第，务令首尾相贯，因果毕呈。”(36)刘乃晟的《中国历史课本》谓“人类之历史，万物之历史也。历史又非徒记世代之沿革，实人群思想之维系。”着者希望读此历史，“振起合群之思想”(37)。
　　新史学主张历史叙述的中心是人群社会而不是个人，尤其不是帝王将相少数人，要写的是芸芸众生的历史，如此才能认识历史的真相。20世纪初年不少历史教科书对英雄史观持批判态度，如1908年赵懿年的《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指出：“历史者，非一二英雄之传记也。彼英雄者，特社会中之个人，其事业影响，纵或及于全体，而未产此英雄之先，必有天数之原因结成，既产此英雄之后，必有无数之机缘凑合。”观察历史的出发点不能以个别英雄人物为中心，应该从智力、产业、宗教、政治诸多面向综合考察历史，而后“真际始见”(38)。多数历史教科书受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主张编写人群、社会的历史，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统纪传体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又缘于时局的影响，英雄史观在晚清学界曾经风行一时，部分历史教科书仍不时流露出这种思想倾向。最为突然的例子则是女子历史教科书，几乎都以中外杰出女性传记的形式编写而成，一方面女性题材的出现，反映了民史思想的高涨，帝王将相历史的没落，另一方面极力宣扬典范女性作为历史教材，又倒退到单数的历史。在晚清新旧交替的时代，各种异质观念往往能相依相存，从现实致用的角度出发，不太考虑思想内在的一致性，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民史思想的引发是针对传统史学的“帝王将相”的历史，而英雄史观在20世纪初年甚有声势则是导源于现实因素，“中国今日情事之危迫、社会之腐败已臻极点，非有真英雄出而鼓荡之、改造之，几何能自立于竞争最剧烈之场耶。”(39)时势呼唤英雄，英雄史观的流传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需求的一种回应。又如20世纪初年高唱为国民着史、为社会写史，事实上只停留于口号，并没有产生过一部像样的民史或社会史作品，大部分国史教科书也仍然以政治史为中心，受日本史着的影响，点缀部分文化史内容而已。这也说明了当时历史教科书只是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新史学观念在大多程度上被这些教科书所贯彻，很值得怀疑。有的历史教科书在“绪论”或“通论”部分对历史定位颇高，如祝震的《最新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南洋官书局1906年印本）、《新体中国历史》，批判家谱式的帝王历史，主张撰写人群社会进化的历史，而正文仍沿袭着传统的政治史思路，实为两张皮，毫不相干(40)。
　　三、进化论与历史书写方式的更新
　　传统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蕴含有进化的因素，但这种思想仍未脱离循环史观的窠臼。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进化论传播到中国，尤其严复译《天演论》出版后，进化学说风靡全国，使得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学问都必须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加以重新安排。传统史学有一种影响很大的历史观念，认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所谓尽善尽美的“黄金时代”是在古代不是在未来。但进化论告诉人们，人类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过去与现在是联成一线的，存在因果关系，今日之现象可以从过去寻找答案，犹如夏曾佑所言：“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其夷险。”(41)今胜于昔，最美善的境界在未来而不是过去。而清末以来社会急剧变化，民族危机深重，险象环生，更容易使人产生历史的转折感和断裂感，晚清士人口中常常念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是对这个时代的直接感悟，迫使人们从历史中探寻民族危机的深层原因，从历史发展的态势中思考民族的前途。
　　进化论直接促成了新史学观念的产生。进化学说认为人类社会只有组织成国家之后，才算进化到社会组织的最高形态，因此历史的主体，不应该再是叙述个人，而应该是记载一个社会国家整体进化的过程，影响历史发展的是人群而不是个人。这种史学观念势必影响到历史书写内容的时空重组和书写方式的更新。在时间上，传统以朝代划分历史的方式，代表了只见君主，不见国民的眼光，不能察“人间社会之事变”与“终始因果之关系”，诚如曾鲲化所说：“中国历史旧例，只区朝代而无时代之分，此蔽读史者之智识，塞读史者之感情之大端也。”(42)因此，梁启超主张“就事变之着大而有影响于社会者”作为历史分期断限的依据，分国史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43)。在空间上，传统史书较多关注政治史和军事史，然而历史发展是多线条、多层面的立体，因此新历史不是单面的，应该包括经济、地理、政治、外交、社会、民族、宗教、文化等等各方面的内容。晚清的历史书写往往以地理、人种开始，如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开头几章是“地势”、“人种”、“区分时代”；夏曾佑《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首论“世界之初”、“地之各洲人之各种”、“中国种族之原”、“舌今世变之大概”。历史叙述不再只以政治史为主体，所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更为丰富。如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批评传统史书“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故而他在历史写作过程中更注意于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44)。又如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于“一家一人之事，则无不从略，虽有名人，如与所举之事无关，皆不见于书”，而详述“为一代兴亡之所系者”、“关乎外国者”、“关乎社会者”(45)。历史书写的空间转移是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一大呼声，乡土历史、女子历史逐渐在历史书写中占有一定的空间，最能说明这种变化，而导致历史书写的空间转移，归根到底是进化论的引入，产生出一种完全有别于旧有的史学观念，从而体现在历史书写的实践活动中。同时，为了贯通古今，顾及历史发展的系统，显示历史进化的过程，20世纪初中国历史编纂学发生了巨大变化，受西方和日本史着的影响，章节体的引入是一个关键性的变化。叙述结构包括内容的时空转变，使得人们对史事的处理方式产生变化，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要呈现发展的过程。进化论促成了章节体历史书写形式的出现，而章节体的叙述方式又带来了发展变化的观念，两者存在互动联系。
　　早期出版的一批历史教科书充分反映了进化观念对历史叙述的影响。首先，历史叙述要体现史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只是孤立的史料堆积。晚清史学界“有史”与“无史”之争辩，其所谓的“有无”标准，各有不同，有的认为旧史书写的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无史”指的是没有国民的历史，梁启超持这种看法；有的认为旧史毫无系统，只是记载散见的事情，这种“历史”也不是历史，王国维主此说。不论如何，受进化论的影响，历史应该讲求因果关系，探寻公理公例，成为历史叙述的一大宗旨。在晚清学人看来，历史惟有讲求因果关系，才有益于人类，才能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增进人类的幸福。清末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无不奉此为圭臬，当然，至于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多大程度上呈现史事之间前因后果，则是另一个问题。陈庆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在“总论”中明确指出：“近世历史为一科学，序次事实不可无系统。”认为“治史而不言系统，纲纪亡矣。”(46)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谓：“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国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47)夏氏的进化观念糅合了今文经学和西方进化论思想，与清代经师不同。今文经学仍然认定一个孔子的理想作为终级追求的目标，虽然有三世进化的眼光，最后仍想寻找“升平世”的理想。而夏氏是把目光投向现实和未来的，他说：“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因此，他要写一部“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的史书，以供社会之需(48)。这里所谓的“理”，指陈的是揭示历史内在的因果之理。1906年汪嵚《中国历史讲义》亦认为“聚无系统之智识，则不足成为一科学”，此书“自开卷以讫终编，其系统斠然若一，即每编每节，亦复相联。故于人群之进化，事实之本末，旨一以贯之。”(49)又如较为保守的张运礼《中国历史全书》也强调历史书写要考察“盛衰兴旺之递变，原因结果之相生”，这样才能避免“断烂朝报之讥”(50)。
　　其次，历史分期的问题。进化观念改变了传统以朝代划分历史时段的做法。分期应该反映历史的复杂转折和进化情况。西方史着分期为上世、中世、近世，这种历史分期被当时历史教科书所采用，这样更能显示历史演变的大势。如陈庆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分为4个时期：上古期（汉族增势时代）、中古期（汉族盛势时代）、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时代）、近世期（西力东渐时代）；又如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提出了“三世七时代”：传疑时代、化成时代、极升时代、中衰时代、复盛时代、退化时代、更化时代系于上古、中古、近世之下，着重各个时代演化趋势。
　　再次，章节体被历史教科书广为采用。20世纪初学人批评旧史不合教科之用，不少人也是从体裁形式角度着眼，如刘师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中说：“读中国史书有二难：上古之史多荒渺而记事互相歧，后世之史咸浩繁而记事多相袭。中国廿四史既不合于教科，通鉴、通典、通考亦卷帙繁多。”要编纂适合学校教育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只能采取新的历史编纂方法，他援引西方史着“区分时代”与“分析事类”的方法，用篇、章、节的方式安排史事，或以课本体来叙述历史。这种基本以时间先后顺序叙述同一类事件或问题，会增强事件间的联系感，也更易于解析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内在因果关系。所以，章节体的表述方法能使学生对历史产生一种动态的前后贯通的连续感和演进感。章节体或课本体逐渐取代传统编年体和纪传体，这种新式历史书写形式的出现不仅是编纂学意义上的进步，而且也反映了史学观念的革新。
　　中国历史教科书在清末如此多涌现，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首先，西学东渐，各种西方思潮，包括史观，如地理史观、人种史观、科学史观等，纷纷登堂入室，引起了史学观念、历史写作的变化，尤其以进化论的影响最为显着；其次，国外史书的译介，使国人在传统史书体例之外，寻找到适合教科书编写的形式。这些国外史籍不仅有传教士编译的国外史地着作，也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日本引进或翻译而来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从中获得了编纂中国通史教科书的最早范本，不论在历史分期、体裁形式、内容安排，深受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影响；再次，晚清学制改革，新式学堂风起云涌，课程设置的需要，直接推动了历史教科书的出现；最后，民营出版机构的大量产生，为历史教科书走向社会公众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如果没有民营出版机构的积极参与，很难想像历史教科书出版会有如此规模。历史教科书在晚清文化史中具有一定的地位，是史学史研究不应回避的对象，其重要性与之目前研究现状很不相称，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注释：
　　①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②罗志田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③晚清出版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种类和数量，受篇幅限制，在此不能详述，可参拙文《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述要》（待刊）。
　　④赵懿年：《中国史：中等历史教科书》第一章，上海科学会编辑部1908年印本。
　　⑤《西洋史·序》，中国百城书舍1915年译本。
　　⑥秦瑞玠编着：《高等小学西洋历史教科书·编辑大意》，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印本。
　　⑦汪林茂：《晚清文化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页。
　　⑧《文明书局编辑蒙学中外历史教科书约恉》，1903年10月19日《大公报》。
　　⑨袁世凯：《中国历史课本·叙》，直隶官书局1906年印本。
　　⑩《神州女子新史正编·结论》。
　　(11)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5-218页。
　　(12)《攘书·胡史篇》，见《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635页。
　　(13)《中国人种考·中国人种西来之说》，1903年9月《新民丛报》第37号。
　　(14)参沈送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出版。
　　(15)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16)《东新译社开办之原由及其特质》，见《中国历史》上卷，东新译社1903年印本。
　　(17)横阳翼天氏：《人种略说》，《中国新史学》，镜今书局1903年版，第115页。
　　(18)张运礼：《新编中国历史全书·凡例》，商务印书馆1910年印本。
　　(19)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页。
　　(20)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21)陈黻宸：《独史》，见陈德漙编：《陈黻宸集》（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560-575页。
　　(22)《私史》，1902年10月31日《新民丛报》第19号。
　　(23)《重印中国历史课本叙》，见刘乃晟：《中国历史课本》，奉天学务处1906年印本。
　　(24)《新体中国历史·叙论》，商务印书馆1907年印本。
　　(25)张运礼：《新编中国历史全书·例言》，商务印书馆1909年印本。
　　(26)(27)(28)(29)《群学肄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23、24、22页。
　　(30)罗志田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31)马锡纯：《泰州乡土历史教科书·编辑大意》，泰州教育会劝学所1908年印本。
　　(32)曾鲲化：《中国历史》第一章，东新译社1903年印本。
　　(33)汪嵚：《中国历史讲义·叙》，普益书局1906年版。
　　(34)汪嵚：《中国历史讲义·例》。
　　(35)见汪嵚《中国历史讲义》封面提要文字。
　　(36)汪荣宝：《本朝史讲义·绪论》，京师学务处官书局1906年印行。
　　(37)刘乃晟：《中国历史课本·绪论》，奉天学务处1906年印本。
　　(38)赵懿年：《中国史：中等历史教科书·总论》，科学会编译部1908年再版印本。
　　(39)见《中国白话报》第3期（1904年1月17日）《英雄主义》出版广告。
　　(40)参拙文《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译介及回应》，《福建论坛》2005年第3期。
　　(41)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叙》，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页。
　　(42)曾鲲化：《中国历史》第一章，东新译社1903年印本。
　　(43)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页。
　　(44)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见《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2177页。
　　(45)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二篇《凡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页。
　　(46)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卷1，武昌两湖文高学堂1903年印本，第10页。
　　(47)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62页。
　　(48)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序》。
　　(49)汪嵚：《中国历史讲义·例》，普益书局1906年印本。
　　(50)张运礼：《新编中国历史全书·凡例》，商务印书馆1910年印本。

东南学术福州147～155K3中国近代史李孝迁20082008
中国历史教科书/民族主义/新史学/进化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正值中国社会新旧更替的年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痕。历史教科书不仅成为晚清各派势力表述政治信念的特殊场域，而且也是新旧史学派系阐述史学观念的媒介，尤其西方政治概念如“国家”、“国民”、“社会”引入到历史领域，对推动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而且促进了历史叙事方式的更新，章节体或课本体逐渐取代传统编年体或纪传体，成为历史书写的主要体裁。
作者：东南学术福州147～155K3中国近代史李孝迁20082008
中国历史教科书/民族主义/新史学/进化论

网载 2013-09-10 21: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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