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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小斌因《双鱼星座》而获鲁迅文学奖，又因第十一届莫斯科电影节获特别奖的《孤光》而声名大震。对于一位女性作家来说，如果她不被扑面而来的成就打倒，不被自己原有的创作视域拘束，那么她就有希望在文学的路径上留下令人瞩目的足迹。
　　中国的大多数女性小说家，往往是先给自己贴上性别的标签，然后再从反男权的角度抒写女性的情怀，这种与男性文化对立的心态，使得女性创作一直呈现一种抗争的姿态，也使得女性写作本身遭受到男性文化的低视与指斥。徐小斌身为女性作家，却大度地站在这二元对立的中间，消解了女性的悲剧是来源于男性的抑制这一流行的说法，用自己小说里的故事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上只有男人和女人，既然上帝没有创造第三性，那么两性间的相吸与相悦是最美妙的安排。对任何一方而言，把对抗情绪作为主导意识，必然伤害的是自然与天性。如果她的创作深度仅限于此，也许只会成为一个流行作家，徐小斌的深邃在于她在真挚地讴歌纯天然的情感的同时，不断地叩问女性悲剧的原因，并开始反思女性自身的缺陷。这一举动，对于女性文学的主色调，无疑是一种有意的涂抹。在她作品中流露出的对女性难以克服的弱点的焦虑，富有独创性。鲁枢元曾说：“文学创作中不可能完全清除掉属于作家个人的东西，如果有人要用人类迄今为止归纳出来的所有卓有成效的艺术真理来除某位优秀作家的文学创作，那也一定是除不尽的，剩下的余数，对于文学来说则可能是最可珍贵的。因为它是由这位作家独创的。”（注：《上海文论》1992年第1期。）徐小斌的独创性还表现在她根本无意于去说服什么人。然而，在她睿智、明朗而又轻快的风格中，我们可以捕捉到负面破坏影响的积累效果，注意力从一个个女性故事本身转移到女性拥有太多悲剧的诱因上来。给定了这样的写作基调后，徐小斌开始收缩自己的目光，慢慢地将作品的聚焦点投放到女性自身问题的区域。下面，我们对徐小斌近期创作的系列女性小说进行分析，探询女性悲剧的根源：
　　《天生丽质》——女性多情的悲剧
　　尼采曾经说过：“迄今为止，男人像对待鸟儿一样对待妇女，鸟儿由于在高空迷路而下降到男人的怀里，作为某种较纤巧的东西，较敏感的东西，较野性的东西，较奇特的东西，较甜蜜的东西，较富于感情的东西——但是作为人们必须加以囚禁的某种东西，不能让它从这里飞走。”（注：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天生丽质》中的萝萝，无疑是一个鸟儿一样的女性。她作为现代都市的少女，尽管渴望飞翔，渴望理想的爱情，但仍能在现实中为自己找一个并不爱的书商生活在一起。如果书商的爱不那么专制，不那么野蛮，也许这只鸟儿会认同这只笼子。然而书商在精神上远不像他的欲望一样有深度，他只是沿袭了古老的东方对待女人的严格与严厉的作法，把妇女视为自己的占有品，看作是必须严加看管的财产，看作是可以把玩、驱使的宠物，这无疑会演绎出他失去萝萝的故事。萝萝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又和将她从书商手里解救出来的于硕生活在一起。于硕完全合乎萝萝的理想：浪漫、多情，两人的性爱亦有声有色。其实，此时的萝萝仍未摆脱宠物的地位，只不过于硕拥有西洋的观念，懂得“女人就像一只较脆弱的、特别野的和常常令人愉快的家庭宠物一样，必须得到抚养、照料、保护和爱护”（注：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萝萝这回满足了，以为会天长地久，然而这人间难得的完美终被莫测的命运打破，于硕死于车祸。萝萝痛哭一场后，又开始了新的爱情——与偶然邂逅的阳光男孩生活在一起。小说以一局外人的点评为结尾：“漂亮有什么好？少似观音老似猴，岁数大了都一样。看这女孩儿，哪还有刚来的时候靓？折腾吧，折腾不了几年！”萝萝并非是有意折腾，但她天生是一个在男人身上流浪的女人，她的多情已然为生命中的最后悲剧埋下了伏笔。徐小斌试图用萝萝的故事展示生活中这一类女人的灵魂，她们只尊重自己的感情，而这份尊重恰恰使得女人本性中的迷乱流泻了出来——利己主义的单纯，无可扼制的内在野性，漫游的欲望和德行使得她们的生命中没有主旋律，而只有一段段多情的插曲。萝萝外表的美丽柔情与淑慧，掩盖着精神内里对常德规范禁忌的反叛。她代表着新生代都市女性的情爱观念与经验。尽管结局注定是悲恻的，但“把握今天”，“挥洒爱情”是萝萝们的生存原则，未来与责任于她们没有意义。徐小斌在这篇小说里，努力将萝萝的个性及现代爱情释义的全部都一网打尽地写到萝萝与这三个男性的情爱叙述中去，为新的道德观念穿上了文学的外衣。而对女性多情的悲剧性注释，又显露出她古典的情怀。
　　《天籁》——女性理智的悲剧
　　女性喜欢用情感的视线扫描自己，而男性往往用理智的目光打量别人。
　　徐小斌把女性的异样的情感与罕见的理智融为一炉，锻造出小说《天籁》。故事虽然是以女孩岁岁为主人公，但她的背景人物——母亲，却显然代表着作者的主要创作意图，成名时的岁岁妈由于历史的原因，下放到乡间。彻底改变了生活境遇的她并没有沉沦，而是理智地将出人头地的希望寄放在岁岁身上。在母亲的严格教育下，岁岁练就了金子一般的嗓音，然而毕竟年幼贪玩，第一次见到琳琅满目的商场的岁岁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以至于失去了考县剧团的机会，于是岁岁妈用山药熏瞎了岁岁的眼睛。岁岁妈在女儿成名后借着醉酒说出了真相：“我这辈子惟一的心愿，就是要我的岁岁能继承我，别再像她妈这个苦命人了……”，“我让她一门心思地唱歌，唱花儿，当花儿皇后，做顶尖人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女人的深谋远虑。岁岁妈当年的行为绝不是一时的冲动，她是一个甘愿花费毕生的精力与时间去追求个人辉煌的人，这种人决不可能自我满足或者与她最亲近的人相处得称心如意。她活在一个理性的、思辩的自我设计中，所有的行为，必然是周密思考过的。她完全抛弃了女人按情感直觉行动的天性，把理智融入自己生活的每一个步骤之中。外表看来，这似乎是女人对自己命运的有效把握，然而这种违背女人天性的做法必然会导致一个悲怆的结局：岁岁知道真相后，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残忍的泯灭人性的母亲而痛苦，绝望中毁掉了自己天籁般的歌喉。岁岁妈终为自己过分的理智付出了代价。
　　孔子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伪善者以我之欲强加于人的惯用借口，它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的专制性和任意性。父亲可以对儿女滥施淫威，并振振有词地说是“为了你好”。殊不知，这种“好”，并不是用真正人性的东西去熔化非人性的东西，而是变相地扩张他们自己身上的兽性的东西。它的诞生是为了维护人的理性，但对理性的过分强调毁损了人身上的天然的美好。岁岁妈有着非常的理智，意志坚强，盼女成才，但正是由于她固守着中国人数千年的价值体系，最终把理性演绎为残忍，成为这幕悲剧的制造者。过分的理智总是扼杀天然的凶手，然而人类又不可能生活在永远感性的世界，徐小斌分明受到了痛苦的折磨：一方面她深谙女性过于感性的缺陷，另一方面她又被女性一旦拥有理智便走向极端所震撼，她无力给读者一个肯定的答复，所以小说用岁岁母女的不知去向作最后一笔，让读者自己去体验女性的两难处境，体验情感与理智相悖的悲凉。
　　《做绢人的孔师母》——女性嫉妒的悲剧
　　在《做绢人的孔师母》中，徐小斌把女人之间素朴的敌意和古老的嫉妒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去展示。中国女性一直从属于一个并不复杂的文化背景。道德的修炼与家规的磨合，使得大户人家的女性多具有博爱、宽容、大度、仁慈的性情，孔师母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她温柔贤淑、恪守妇道、友善待人，正如小说中写到的“她天性爱可怜人，又胆小怕事，最怕得罪人，就连对一个孩子，她也是小心翼翼的，遇到事情，总是先想自己有什么不对，只要不是自己不对，便很释然，因为凡别人的错误，再大她也能原谅”。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拥有美好德行的女人，最终也没有摆脱悲剧的命运。她命运的天敌不是男性，而是她的同性——她给予诸多关爱与帮助的女人们。女性主义者总是把否定的对象指向男性，认为是在男权的压抑下女人的声音被埋没，女人的天性被扭曲。但是她们一直不能正视一个事实，那就是女性自身彼此仇视的心态——女性之间很难不相互戕害。女人们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掩饰自己的缺点，而又将暴风骤雨般的诅咒泼向对方。女人不能忍容另一位女性拥有比自己高的德行与美貌，亦不能忍容自己成为她人的陪衬品。孔师母的典雅、秀丽、端庄、淑仪对其她女性无疑是一种深深的刺激，尽管在风平浪静的生活中她们找不到发泄的机会，但这嫉妒积淀了下来，随时等待着喷涌而出的机会。终于，“文革”到来了。中国的种种政治冲突总能投影到寻常百姓的生活中去，并引起一系列曲折的呼应。女人们以革命的名义开始宣泄自己的嫉妒，淋漓尽致地挥发自己的怨气——她们生活在孔师母的阴影下已太久，被恶念纠缠也太久，借机发泄完全是合乎逻辑的。被深深伤害了的孔师母做人的尊严被打碎被摧毁，她看到了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于是难以承受的她死于一次“意外”的事故。
　　“小说写作是一种自我宣泄和充满禁忌的事业，因此对于循规蹈矩的人来说，是在社会上为人所不齿的，而对于比较吹毛求疵的人来说，则是道德品格大可怀疑的。多数小说家懂得这条真理，不得不戴上一种对付公众的假面具。”（注：约·福尔斯：《哈代与巫婆》，《小说的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版。）而徐小斌不打算迎合公众，她就是要宣泄，宣泄自己对女性缺陷的不满与蔑视。她让小说中的“我”坚决拒绝了妈妈要丢掉像孔师母的画像的命令，将一个少女（还没有长成女人）对美好女性的伤悼，逼真地呈现出来。在这篇小说里，徐小斌的语言是犀利的，把女性恶毫不留情地晾晒出来，让人们自己去体味这其中深层的悲哀。孔师母像绢人一样活着，秀美如画，但女性天性的嫉妒与敌意，使她死于这些她并未伤害过的人手里。她也许至死也不明白，女人的美好本身便是对其它女性的“伤害”。女性的不宽容，女性的残忍，女性的偏狭往往都是源于一个“妒”字，而嫉妒的爆发又是导致悲剧的直接导火索，人们消灭不了嫉妒，因而也改变不了女人。
　　《若木》——女性道德的悲剧
　　深入地看，我们把徐小斌小说中的女性看作是截然相反的东西；一方面看作是百合花一般纯洁脆弱的自然生命，她们赋予人理解人类普遍处境的能力，这就使人永远处于所欲不能的状态，使人的心灵有能力去选择去想象；另一方面也看作是一种病态的女巫式的变形的生命，她们本身就带有毒剂，拥有伤痕累累的灵魂，使虐待成为生存的手段。这两者在女性自身的感情中拔河，脆弱的必然崩溃，甚至可能会滑向对方。若木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女性形象。她曾经有一段让自己放纵情感的恋爱，但被母亲无情地扼杀了。徐小斌笔黑浓重地描绘了若木被母亲惩罚的场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分解出，母亲虽然不是循规蹈矩地按道德规范生活的人，但却是把道德的长鞭挥舞在女儿头上的凶手。女儿“伤风败俗”的自由恋爱击溃了她拥有良好家风的自我感觉，于是毫无怜悯的惩罚长时间地降临到若木的身上。若木的行为与当时女性的基本道德相悖，这使母亲对自己养儿育女的成就感受到冲击，教女无方的恐惧彻底压倒她对女儿的爱怜，她只能用严惩女儿“不道德行为”的方式来证明自我的无过错。那个时代，注定了爱情经不起道德的拷问，现代人纵使是铁石心肠，你能不去思考？思考若木这个美丽的性灵何以会遭逢那么悲惨的命运，思考她生活在怎样一个年代，怎样一个环境，并有着怎样一个母亲？
　　被供奉于人的情感之上的道德，在历史的不断充实与修正中，已逐渐发展为圣德。人们为了赢得拥有它的名声，不惜造假，不惜抹杀天性。“道德的印记，甚至道德的声音和道德的金子般的声响都被仿造。……人们已有充分的能力租用道德。”（注：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若木的母亲原本是女性道德的牺牲品——她被丈夫甩在一边，守活寡拉扯着一双儿女。然而在女儿踏入道德的禁区后，她并未庆幸女儿找到最自然的爱情，而是毫不留情地封杀了女儿的恋爱。这就是女人伪道德的悲哀：原本是道德的受害者的女性，往往在历尽苦难，得到家庭地位的提升后，却把更严厉的规范强加在儿女身上，成为道德束律的忠实执行者。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家庭婚姻诸多悲剧发生的原因，也是放弃常德，追寻圣德的必然结果。若木本质上不是一个阴毒的女人，如果有条件，她也许会成为一个很有品味的仁慈的女人，但母亲的残忍击垮了她，母亲的恶毒也移植到她的大脑中，她最终也变成了一个没有情感，用尽心机毁灭弟弟恋情的人。她的灵魂被女人的道德吞噬了，活着的只是一只躯壳。这悲哀是裹挟在绵长的女性生存史中的，也是当代人需用怜悯的目光去审视去解读的。
　　“文学需要热情，需要品格，需要节制，但却必须借助凡俗的力量才能做成这些。”（注：韩石山：《凡俗的魅力》，《书评30家》，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徐小斌从凡俗的人间，提取了几个凡俗女性的故事，让读者在慨叹中解锁女性悲剧的种种原因。她的身上没有流行女作家的自恋气息，也没有仿照男性作家将女性摆放到一个圣女或女巫的位置，她只是轻轻地走近我们，把女人们并不单纯的故事讲给我们听。也许在她的视野中，女性心理仍是一个不可测的渊薮，而行动不过是浮于表面的一层薄膜。但她深信现代女性的行为已远不是坐落于直觉之上的纯天然流露，心灵与行为的复杂拼合，使我们可以透视整个女性悲喜交集的内核。
《当代文坛》成都35～3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西慧玲20012001 作者：《当代文坛》成都35～3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西慧玲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1: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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