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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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历史”观具有哲学方法论和具体的史学方法论上的双重规定性,并在一定的意义上构成了联结哲学方法论与具体的史学理论的桥梁。从“世界历史”观的哲学规定性角度上看,“世界历史”观是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它在整个历史哲学中处于在范围上界定其他概念、范畴以及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地位。“世界历史”观有其所要解决的特定的基本问题,即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世界历史”观的其他逻辑环节都是围绕着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的。明确了上述问题,我们对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的系统考察便获得了正确的逻辑基点。
      一、黑格尔对18世纪西方“世界历史”观的批判和发展
  在19世纪初问世的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是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的发展已达到其顶点的标志。这里所讲的“顶点”有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指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集中地体现了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发展的最高成果;二是指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把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的内在矛盾推向了极端,故使它的终结和解体成为必然。
  1.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或普遍)价值,从而使历史更充分地“占据哲学思维的舞台”。
  黑格尔把历史研究方法分为三种:其一,“原始的历史”,其特点是“直观性”;其二,“反思的历史”,其特点是,使历史上升到知性反思的水平(即用“抽象的观念”对历史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和概括);其三,“哲学的历史”,即“历史的思想的考察”,这是最完善的历史研究方法。黑格尔自称他的历史研究方法就是“哲学的历史”。在他看来,这种方法既是洞察历史的最完美的方法,又是确定历史研究价值的最完美的方法。何以见得?黑格尔试图通过对关于思想与历史之间关系认识的逻辑推导来印证这一点。其要义是:首先应当把“思想”视为人类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从而说明人的思想与人类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只凭这层理由,就说历史必须和思想发生联系,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 年版, 第46页)因为,上述规定只能表明思想与历史之间有联系,而不能表明这种联系的必然性;此外,它还易于把历史研究引入歧途:“以‘先天论’来解释历史”。为此,还必须把“思想”进一步地规定为“理性”。黑格尔认为,理性是“万能的精华和真相”,它“是它自己生存的唯一基础和它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目标……它把这目标不但展开在‘自然宇宙’的现象中,而且也展开在‘精神宇宙’——世界历史的现象中”(同上书,第47页)。所以“思想”与历史的统一实质上是“理性”与历史的统一。理性是这一统一体的基础。既然如此,那么,“从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同上书,第48页),而不是一连串偶然或荒谬事件的堆积。世界历史过程的这种合理性为以哲学的方式认识历史提供了现实基础。经过以上这番推导,历史研究的普遍价值便确定下来了。
  黑格尔继承了18世纪的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的有关思想。但维科还只是一般地谈论认识或思想与历史的关系,而黑格尔则抓住了这一关系的本质方面: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并由此指出,只有通过理性表现的最高形式即哲学,才能真正洞察历史。因此,与维科相比,黑格尔从哲学方法论角度上更深入地探讨了历史研究的普遍价值问题(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必须接受合理的哲学观点指导的问题)。然而,黑格尔所取得上述成果是以他把唯心主义在历史研究普遍价值问题的探讨上更为彻底的贯彻为前提的。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合理性是“真正的思想”,哲学的历史“是世界的历史最内在的核心”。在这里,黑格尔极力把历史研究推入哲学的怀抱,以使之具有“崇高”的身分,但却无情地扬弃了具体的历史研究。当然,黑格尔也承认从经验上研究历史的必要性,承认“原始的历史”和“批判的历史”作为“哲学的历史”的准备的环节而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他那种确定历史研究普遍价值的唯心主义思路,必然会诱发出贬低具体的历史研究或用哲学研究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的倾向。这是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悲剧,也是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的悲剧。它从一个侧面说明,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的发展已经到了尽头。
    2.第一次对“世界历史”范畴作了逻辑规定。
  “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观的核心范畴,在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中,能对这一范畴作出逻辑规定的,恐怕只有黑格尔一人。当然,“世界历史”观的存在并不以是否对“世界历史”的逻辑规定为前提的,但这毕竟是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完全成熟形态的一个重要标志。
  根据研究的需要,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范畴有四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从“世界理性”是世界历史的本原和基础的意义上讲“世界历史”。如黑格尔说:“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发展……”(同上书,第114页)。 二是泛指人类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整体联系。黑格尔用唯心主义语言巧妙地表述了“世界历史”范畴的这层含义:不同的(或各具特点的)世界历史时代在其相继更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纵横联系,“使我们达到全体的联系——达到以世界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概念”(同上书,第113页)。 三是专指“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历史(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黑格尔说:“世界历史是专门用来表现‘精神’怎样逐渐地达到自觉和‘真理’的欲望;它本身中的黎明来了,它开始发现要点,最后它达到了完全的意识。”(同上书,第94页)黑格尔有时也把“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历史称之为“新世界”。在他看来,这个“新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种国家的体系和国家相互间的一种关系出现了”。(同上书,第478页)四是指历史的终极目的即个人自由全面实现的历史过程。 黑格尔认为,历史终极目的的实现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概念’的发展”,因此,个人自由实现的程度是衡量世界历史发展程度的标准。(同上书,第503页)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剥离黑格尔对“世界历史”逻辑规定的唯心主义的外壳,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逻辑规定与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逻辑规定有明显的近似之点。
    3.深化和拓展了对“世界历史”观基本问题的研究。
  18世纪的西方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把各个民族和国家视为世界历史的构成部分,注重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对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从而使以往人类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升华为有着特定功能和研究对象的观念体系,并使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过,人类思想认识上的这一巨大进步是以忽略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历史的发展特点为代价的。虽然伏尔泰、赫尔德等人曾指出,世界历史中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各具特色的,但他们这方面的思想不能代表当时的“世界历史”观的主流,且还缺乏哲学方法论上的提炼和概括。
  深受德国历史主义史学运动影响的黑格尔为了克服18世纪西方“世界历史”观的这种缺陷,作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一方面,黑格尔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进一步昭示了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他认为,各个民族和国家虽然都是“个体”,但每一个单个国家都存在于许许多多的国家之中,因而必然与别国结成一定的关系。正是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世界历史,所以,国家矛盾只有在世界历史中才能被克服。基于上述观点,黑格尔在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考察上所显示的视野之广阔,思想之深刻,是前人和他同一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望尘莫及的。他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意义的论述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黑格尔指出,必须同世界历史联系起来,才能确定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样大事依照它的内容,是‘世界历史’性的,‘形式主义’的斗争必须和它分别清楚。讲到它的外界的分布,它的原则差不多灌输到了一切现代化国家”(同上书,第499 页)。他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盛赞法国大革命:“一种精神的热诚震憾着整个的世界,仿佛‘神圣的东西’和‘世界’的调和现在首次完成。”(同上书,第493页)
  另一方面,黑格尔又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上考察了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及其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一,各个民族和国家不会因为作为世界历史时代的构成部分而丧失自己的特点。例如,“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法制,英国的法制是英国人的法制,如果人们想给普鲁士人立这种法制,那么这恰恰是荒谬的,适如认为可以给土耳其人立普鲁士法制一样,每种法制都仅仅是一个民族特有精神的一种产物,一种表现,是其精神意识发展阶段的一种产物,一种表现。”(《黑格尔法哲学》第4卷, 伊尔亭格1973 年德文版, 第663页)其二, “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其“历史形态上的变迁是和国家相连接而不可分解的。”(《历史哲学》,第87页)黑格尔的这一思想是深刻的。各个民族和国家非但不会因作为世界历史时代的组成部分而丧失自己的特点;恰恰相反,正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有其自己的特点,才同其他民族或国家发生纵的或横的联系。世界历史时代就是由民族或国家间的相互联系(纵的或横的)构成的。“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原则,它把这一原则作为它的目标去追求”。(《历史中的理性》,汉堡荷夫迈斯特1955年德文版,第64页)这种原则即是民族的精神,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阶段性或发展形态的变化就直接体现在不同的民族精神更替的过程中。因此,黑格尔说:“我们必须明白承认的,乃至一个民族具体的精神,而且因此它是‘精神’”;“但是在精神方面,最高的成就便是自知,……这个最高成就,它必须而且注定要完成,但是这种完成同时便是它的解体;同时也是另一种精神、另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另一个世界历史纪元的发生。这种过渡和联系使我们达到全体联系——达到以世界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概念”。(《历史哲学》,第113页)在这里, 黑格尔用唯心主义的语言表达了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既然世界历史形态的变化直接体现在一系列民族“精神”发展的过程中,那么,世界历史中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历史的独特发展当然会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产生不可忽略的作用和影响。其三,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各个民族和国家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不等同的,这就使得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状态。例如,在黑格尔看来,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上(见下文)就存在着先进的日耳曼各民族与落后民族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工商业经济生活提高到日耳曼各民族的水平问题。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要用日耳曼各民族的社会生活框架去硬套世界其他民族,或者把世界其他民族纳入日耳曼各民族的社会生活框架中。黑格尔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工商业经济生活发展到日耳曼各民族的水平称之为“脱离自然状态”。他在这里所讲的“自然状态”实际上就是指“自然经济状态”。在“脱离自然状态”的过程中,一方面世界上其他民族将不可避免地衰落,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创造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和社会习惯,达到相应的意识形态。
    4.试图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本质及其导向,从而把世界历史的中心进一步移向人类本身。
  18世纪的西方“世界历史”观把人的理性视为世界历史的中心内容及其发展方向,这与中世纪的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思想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把人的自由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本质及其导向,从而进一步地把世界历史的中心移向人类本身。
  黑格尔认为,“人作为人自在地是自由的”(同上书,第113 页)。在他看来,自由是人的本质特性,这一特性所由以充分表现的“真正理想”社会有三个相互联系的特点:人依赖于自然,但不是自然的奴隶,人在自然面前有自由;人在自己生存手段上和生存资料上,既不匮乏,又不奢侈;人利用自然,人的劳动是一种自由而欢快的劳动,这种劳动非但没有丝毫的痛苦,恰恰相反,对人类来说它是一种表演和游戏,也可以说是表演欢乐和得到欢乐的进程和结果。从动态上看,自由的实现又是一个过程,即世界历史的过程。“世界历史是自由意识中的进步”(《黑格尔的生平、着作和学说》第2卷, 海得尔堡1911 年版, 第813页), “是我们必须在其必然性内加以认识的一种进步”(《历史哲学》,第57页)。世界历史的整个过程和世界历史的每个阶段都在表现并实现人的自由。按人们对自由的认识程度和自由实现的程度,黑格尔将他所自认为了解的世界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东方世界为标志。东方世界只知道一个人的自由。在这个阶段上人类基本处于与自然同一的状态。第二个阶段以古希腊罗马世界为标志。古希腊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的自由。因此,人类在这个阶段上虽然已开始摆脱自然的束缚,开始发展了自由意识,但还未真正摆脱自然。第三个阶段以日耳曼世界为标志。日耳曼世界知道一切人都是自由的。人类在这个阶段上才真正有了对“普遍自由”的认识。黑格尔把世界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上述三个依次更替的阶段称之为“转化的辩证法”或“过渡的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人类是按精神自由来创造世界历史的,世界历史的过程是人类从自然界走向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人类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重要曲折,但终将会创造出一个同自己的本质同一的世界。勿庸置疑,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本质及其导向的思想涉及到不少具体的历史、政治等方面的问题,而他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往往是不准确的,有些甚至是荒谬的,但是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本质及其导向思想的根本要旨即把自由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人类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则是有其合理之处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论述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黑格尔这方面思想的批判性的肯定的发展。
      二、要克服目前学术界关于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
  对于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来说,“发展的最高成果”同时也意味着“发展的终结”。而“终结”则意味着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体系内部各种相互矛盾的倾向间的对立已发展到了极端,这就是说,这一观念体系再也不能沿着固有的“路线”或“程序”发展了。因此,要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终结的必然性及其与科学的“世界历史”观产生的必然性间的关系,就必须注重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矛盾的分析和研究。然而,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在学术界是很不够的,或许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而使目前学术界流行着一些关于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的简单化、片面化的看法。在这里,笔者拟就这方面的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1.能否把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简单地称之为“欧洲中心论”?
  笔者认为,尽管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包含着“欧洲中心论”中的倾向和成份,但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欧洲中心论”。其一,黑格尔至少还承认东方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起点,波斯是第一个世界历史性民族;同时他还有意无意地论及到了世界历史的起点与整个世界历史过程间的联系。而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则否认或无视这一点。其二,黑格尔认为,任何世界历史民族(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详见下文)都有一个从非世界历史民族的曲折发展过程。即便连他最为推崇的日耳曼各民族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第一时期是从罗马帝国内各日耳曼民族的出现开始——这些民族最初的发展,皈依基督教,并且占据了西方。它们野蛮而单纯的性格,使它们的出现不能给我们多大的兴趣……这个时期一直到查理曼大帝为止。”(《历史哲学》,第389 页)“第一时期”的日耳曼各民族“和各文明的民族相接触,并且参加他们的军役,他们便认识了他们文明的产业——这种产业可以给人类以生活上的享受和便利,而且尤其能够培养人类的心灵”。(同上书,第393 页)日耳曼各民族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是教会与国家冲突的时期。日耳曼各民族在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即“‘世俗性’意识到它的真实的道德的价值”的时期)才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民族。而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则否认所谓“中心”民族也有其形成、发展过程,认为“中心”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心”民族,他的地位是与生俱来的。其三,黑格尔在方法论上并未完全否认他那个时期及其以前的一些非世界历史民族向世界历史民族转变的可能性。例如,他虽然把中国和印度排除在世界历史民族之外,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预期着、坚持着若干因素的组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同上书,第161页)。 而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则根本否认欧美之外的任何民族向先进民族转化的可能性,更不要说承认他们其中有些民族曾经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了。其四,黑格尔在方法论上也并未把日耳曼各民族的历史作用绝对化。他在谈到斯拉夫民族今后的的历史命运时说:“至于它今后是否将成为独立的因素,这是和我们现在不相干的一个问题,历史所关涉的,只是过去而不是未来。”(同上书,第396 页)学术界有的人借此而说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懦弱性,一般说来这并不错,但潜藏在这句话中的另一层含义却也因此而被忽略了:现实的历史证实了日耳曼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代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最高水平,但是否将来仍能代表世界历史发展的最高水平,这将不是“历史所关涉”的事情。而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则把所谓“中心”民族的历史作用绝对化,也就是说,把所谓“中心”民族看成恒久不变的。最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观提供了可供批判的基础,而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则是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中的糟粕。进而言之,“欧洲中心论”不是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的一般形态,更不代表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发展的最高成果。
  2.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是否抹杀了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
  这是与上述问题相关联的一个问题。学术界有的人认为,黑格尔用“世界历史”抹杀了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对于这种笼统、简单的判断,笔者难以首肯。
  从历史的观点上看,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的一个突出贡献,就在于把“世界历史上升为世界历史概念”,即通过对一系列民族或国家的辩证发展过程的分析,达到对世界历史的整体把握。虽然18世纪的一些历史哲学家和史学家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但从方法论上对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特点的把握为前提的。所以他说:“我们假如把一般世界历史翻开来,我们便看到了一幅巨大的图画,充满了变化和行动,以及在永无宁息的推移交替之中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个人。”(同上书,第115页)因此, 在黑格尔所勾画的世界历史发展的总图略中,有不少关于东西方各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发展及其相互间关系的精彩描绘:在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变成了商业的主要中心,东方的风俗和西方的文明的结合点”(同上书,第320页)。 “在罗马世界中,东方和西方的结合,先是从征服而发生的;它现在又发生在内在方面,因为东方的‘精神’传播到了西方。”(同上书,第375 页)“科学和知识,尤其是哲学知识,都从阿拉伯输入到西方。东方在日耳曼人中激发了一种高贵的诗歌和奔放的想象……其中幻想的热烈和丰富是今古所没有的。”(同上书,第40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上可见,那种简单地断言黑格尔用“世界历史”抹杀了民族和国家历史发展特点的观点,至少是不准确的(前文已对这方面作了正面的论述,故不再赘言)。我以为,正如黑格尔在考察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对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的同时,并没有忽略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独特社会发展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一样,他在考察世界历史总的进程的方向及其阶段性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不同民族和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黑格尔同样地把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在他看来,一方面,世界历史是朝着一个总的进步方向推进的茫茫大川;另一方面,这茫茫大川又是由许多“支流”逐渐汇集而成的。(参见巴格尔:《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当然,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黑格尔“世界历史”观体系中还同时存在着一种与上述科学倾向相对立的反科学的倾向:试图用所谓世界历史民族演变发展取代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黑格尔把世界上的民族分为世界历史民族和非世界历史民族,并把非世界历史民族排斥在“世界历史”之外。他是这样勾画世界历史发展总图略的主线的:把某一世界历史民族的独立、繁荣视为同前一个世界历史民族相接触的结果;把它的衰亡视为与比它更高一等的世界历史民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里,世界历史的发展似乎就是一系列世界历史民族的更替演变。
  简言之,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民族和非世界历史民族的划分与他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的想法是相矛盾的。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使黑格尔不可能获得科学的“世界历史”观念。而那种断言黑格尔用“世界历史”抹杀各民族和国家历史发展特点的观点,无助于对黑格尔“世界历史”观中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3.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是否是“直线论”?
  把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视为“直线论”,其主要论据之一是黑格尔的一段论述:“……因为地球虽然是圆的,历史并不围绕着它转动,相反地,历史是有一个决定的‘东方’,这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散播一种更为高贵的光明。”(《历史哲学》,第148—149页)然而,这一表述带有比喻的性质,故不能反映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发展思想的全部内容。通过对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的内在矛盾的分析,可以明确这一点。
  黑格尔“世界历史”观体系中的确存在着“直线论”的倾向。例如,他在确定世界历史总的进步过程的同时,又把世界历史过程错误地分为四个递进的阶段:东方王国、希腊王国、罗马王国和日耳曼王国。这种划分不仅具有“中心论”的色彩,而且具有明显的“直线论”的倾向。但是,对黑格尔“世界历史”观体系中的这两种矛盾的倾向,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否则,就不可能正确把握“终结”的真实含义。首先,黑格尔十分重视对世界历史过程的曲折性的研究。他一方面坚持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原则,认为,世界历史的进步是“应当按其必然性来认识的进步”,并指出,“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形式重新召回是愚蠢的。”(《黑格尔法哲学》第1卷,第343页)另一方面他又对历史过程所出现的倒退现象作了方法论上的探讨。在他看来,历史过程的曲折性本身就包含着暂时倒退的现象,据此,他从方法论上批判了他那个时代流行着的“绝对完善的观念”。黑格尔把这种观念称之为“纯属形式上的和不一定的关于发展的一般见解”,指出它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不能解释历史中的倒退现象(即把倒退现象归诸于纯粹的偶然性)。他说:“那种纯属形式上和不一定的关于发展的一般见解,既然不能指出这一个发展形式要比那一个发展形式来得优势,又不能使先前各发展时代的那种没落的对象可以理解,所以就不得不把那些进步——或者,特别是里边那些退步——看作是外在的偶然……。”(《历史哲学》,第96—97页)黑格尔认为,必须把历史过程的“向下”变化(即倒退)纳入历史总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历史过程中“向上”变化和“向下”变化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两方面是相互转化的,一种民族精神灭亡了,另一种民族精神也就产生了,世界历史总的发展进程就是这样展开和实现的。可见,在对世界历史过程的考察中,黑格尔把必然性与偶然性、进步性与曲折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深化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概念。
哲学研究京60~66B6外国哲学叶险明19981998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理论部 作者:哲学研究京60~66B6外国哲学叶险明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0: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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