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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7)03-0095-08
　　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与参政热潮
　　近代中国一方面需要摆脱西方列强的侵略，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在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建构和现代转换的历史使命。这就给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双重任务：作为社会的中坚和政治精英，他们必须肩负起救亡图存、改造社会的政治任务；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知识精英，他们又必须肩负起建构民族新文化的历史重任。换言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一身兼任“文化人”与“政治人”的双重社会角色，具备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关怀。但遗憾的是，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政治与文化之间总是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并由此导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内心困惑与身心煎熬。曾任国立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①，虽一生历任要职务，然其中心旨趣却在学术文化领域。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关怀及其冲突与困境在罗家伦身上也清晰地展现出来，成为他内心激烈的冲突、矛盾、斗争乃至痛苦、迷茫的根源。罗家伦的人生境遇及其思想历程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样态提供了极好的范本。
　　罗家伦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新与旧、血与火、生与死、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交织斗争的时代，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引起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代。这样的时代，一方面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展现自身智慧与才华的大舞台，使他们能上演一幕幕悲喜交加、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另一方面，也给知识分子的人生旅程设置了重重波澜、障碍甚至灾难，他们面临着政治权势的武力淫威、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巨大惰性、社会普遍的蒙昧混沌……这究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运还是不幸？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关注政治、甚至掀起参政热潮，大都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有关。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东北三省的骤然沦陷、卢沟桥畔的隆隆炮声，都以急迫的形式告诉人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起知识分子强烈的救亡变革心理，催逼着他们走出书斋，走向政坛。罗家伦的参政入世也是与这样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他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与组织者之一，他把一个五四青年的救国热忱融入了这一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爱国运动。三、四十年代，为了使中国早日摆脱日本的侵略，他尽心尽力地办学、办报，为抗日救亡献计献策，从教育、文化、外交等多个方面为救亡出力。他办理中央政治学校、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主要的出发点在于培养救亡与建国人才，提高民族素质。他对人生观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体现了他的“思想革命为一切社会改造之首”的基本观念。他探讨民族理论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现代化。可以认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与复兴是罗家伦毕生关注的核心问题，而不断强化的民族危机则是促使他关注政治并参政入世的重要因素。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潮固然与外界客观环境的刺激有关，但同时也与他们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有密切联系。具体来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大都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积极入世精神，传统儒家“为王者师”、经世致用的政治文化理念深深地浸润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成为他们的“集体无意识”。罗家伦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如果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籍考察，可以将罗家伦归入五四一代。②他幼年读过四书五经，受传统文化影响甚深。虽然也有长达六年的海外留学经历，有很好的文史哲的专业训练，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透彻的认知，但传统文化由士而仕，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士大夫情怀仍潜藏其内心深处。一旦遇到亡国灭种的瓜分威胁，其内心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就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驱使他自觉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救亡重任。罗家伦曾在《知识的责任》中指出：“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抱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去担当领导群众继往开来的责任。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须有这种抱负，才配作知识分子。”③出于这样的文化心理，在民族危急的情况下，将直接参政作为挽救危亡、同时也是为了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终南捷径，就成为许多类似于罗家伦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
　　二、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关怀及其困境
　　1927年，就在留学归国后不久，当北伐军胜利进军长江流域之时，罗家伦怀着经邦济世的雄心壮志，加入了国民党，并随后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在一段时间内，罗家伦得到了蒋介石的宠信，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外交委员会委员、教育委员会委员等众多行政职务，甚至做到考试院副院长和总统府国策顾问这样的高位。但一旦深入实际的政治，罗家伦才发现，中国的政治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他对国民党内拉帮结派、钩心斗角、明争暗斗的场景了然于心，也曾就国民党的腐败、保守、效率不高等问题对蒋介石委婉“上谏”，但他的“诤言”对实际政治的作用微乎其微。从罗家伦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身份和作用来看，他充其量不过是蒋介石身边的“幕僚”。他的职责是在适当时机对若干事件提供咨询和建议，至于能否采纳，就全看蒋介石的意愿了。尽管罗家伦也曾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但总的来看，他虽身在政府，但并不能对国民党的重大政治决策、军国大事有与闻和决策之权，他的实际角色只能是“局内的局外人”。④相对于退居学海的知识分子而言，他已身在“局内”，但相对于国民党高层决策者而言，他依然不过是个处于政治边缘的“局外人”。他的这种角色，有点类似于布尔迪厄所说的“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⑤罗家伦从政的这种尴尬局面不仅是因为干政治不是他的专长，他对实际的政治并不十分了解，他自己并非一个纯粹的政客，而且因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始终是与以武力为后盾的权势联系在一起，国民党的统治始终未脱专制、独裁的轨道，这与他心目中理想的西方民主政治相去甚远。罗家伦自己思想中的一整套社会改造方案与现实社会往往格格不入。这样，一方面是追求理想政治而不得，另一方面却还必须对现实的腐败政治忍气吞声。这种内心的煎熬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专制、独裁的日益加剧而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自求清高、洁身自好。他曾多次对好友陈纪滢说：“在政治方面，我是特立独行的！”⑥但这样做又使他与一些政治权势者矛盾加深，致使遭到各方面的排挤、刁难和报复，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罗家伦内心深处的痛苦可想而知。可见，经常抱定书生之见的罗家伦在从政方面并不成功，反而陷入了无尽的烦恼之中。
　　另一方面，罗家伦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文化责任。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分子的职业出现了多元化趋势。近代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建功立业、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点不必像传统士大夫那样投射于政治，而应当放在对学术、文化的追求上，即“以学术为业”。在西方学术文化的冲击下，在科举制度废除、新式教育、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兴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开始了向知识回归的新的角色认同。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罗家伦受到五四时期知识界“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文化改造模式影响，逐步形成了文化救国、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的信念。早在1920年，他在分析了学生运动的成败得失后，就明确指出了五四青年今后应当走的两条道路：一条是社会运动，即投身政治、投身群众运动；另一条是文化运动，丢开一切事情不管，先充实自己的学业，然后再去建立中国强固的学术基础。他并且认为自己的天性是在求学方面见长，希望将来能致力于文化运动。⑦此后，他出国留学，在学术和文化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国后，虽很快加入了国民党，但他所从事的工作主要限于文化、教育和学术领域。他希望从文化方面着手，替中国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奠定良好基础。这一思想与胡适的社会改造模式基本相同。他积极办理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将学术独立作为民族和国家独立的基础。抗战期间，他继续注重从文化上做救亡图存的努力。对中国传统人生观的改造、对中央大学“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使命的提出，都体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关怀。罗家伦将自己努力的重点始终放在文化、学术和教育方面，说明他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创造者的职业角色。毛子水指出，罗家伦是真正的书生，“他时时都秉有读书人的风范。做官不是他的喜好，读书才是他的兴趣。”⑧正因为如此，他对中国近代文化的主要贡献就体现在他的办学和着述上。作为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他对清华大学的悉心办理奠定了清华日后发展的良好基础；⑨他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10年，由于他的艰苦努力，“方使中央大学在民国二十年学潮迭起，面临停课解散的厄运和经过轰炸、播迁等漫长而艰苦的八年抗战，却能强固茁壮，发扬光大，浸渐成为大后方最大的学府，奠立了中大安如磐石的基础。”⑩中央大学为抗战培养了大批人才，对国家民族有重要贡献。至于他对中国传统人生观的现代阐释和改造、对中华民族特性及其未来发展道路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从罗家伦的一生来看，在思想文化方面尤其是办理大学教育的贡献是他一生中最为突出，也是对近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性贡献。
　　罗家伦既有强烈的政治关怀，又有浓厚的学术兴趣，但二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成为近代中国压倒一切的历史主题，这就使得一切文化、教育与学术事业都必须为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服务和让道。正如五四的启蒙是为救亡服务的，任何学术或文化努力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政治的变革和社会的改造，是一种“迂回”前进的无奈选择；另一方面，文化、学术事业自身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在满目疮痍的近代中国很难具备适合学术发展的环境和条件。而且，文化和学术事业的发展还经常受到政治强权的粗暴干涉。换言之，从政或是为学只能是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知识分子选择了“学术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这既是为了履行知识分子文化创造者的本来职责，避免走上充满险恶的从政道路，也是为了弥补自己在匡时济世上的失职或欠缺，恢复自己失却了的心理平衡。罗家伦在从政的同时，将中心旨趣“集中于教育文化学术工作”，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但即便如此，也难以摆脱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严重冲突，他的文化努力经常受挫。1930年，正当罗家伦准备在清华大学努力实现其“学术化”的目标时，北方政局剧变，致使他被逼辞职；1941年，他在就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第十年最终卸任。此举原因虽多，但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不无关系。三、四十年代，罗家伦在检讨中国近代教育时曾指出，教育是政治的反光镜，教育不良直接影响到政治的不良，但政治不安定、不上轨道对教育的影响，较之教育之反射于政治的影响，来得更快更大。“往往因为政治上的复杂情形，腐败的积习，使得教育全陷入纷乱状态。”(11)多年“教育救国”的实践也使他认识到：政治搞不好，教育也搞不好！”晚年，他在台湾发起简体字运动，不幸又被险恶的政治风浪所淹没。罗家伦文化努力的屡屡受挫正是近代中国历史情境下政治与文化之间冲突的表现。实际上，就罗家伦的一生来说，他始终在政学之间徘徊、周旋。其人生历程总体上呈现出求学(1897-1926)——参政(1927)——办学(1927-1941)——从政(1942-1950)——治学(1950-1969)的生命轨迹。这种政学之间的频繁转换显然夹杂着诸多政治方面的因素，多数情况下也是出于无奈，且伴随着内心的痛苦与煎熬。每当他卷入政海时，却始终对教育文化本业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尤其是当他从政的努力受挫和失意之时，其内心深处的痛楚和煎熬就更为剧烈。但一旦真的退归学海，在民族危机的警报声中，他也难以达到内心的宁静和心灵的超脱。这样，他的主体自我陷于永无休止的冲突之中。对于罗家伦在政学之间的经历及其影响，台湾学者王聿均指出：“他（指罗家伦——引者）在学问上是一位‘边缘的人’，也是一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他并非专家，实为一通才。此种情形，不仅见于学术方面，亦见于政治方面。他对政治甚有兴趣，动机不外是忧国忧民的孤愤情怀。……他只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对于现实政治，并未做透彻的了解。所以他在言论上的贡献，大于实际事功的贡献。”(12)这样的论断，大致是准确的。
　　细察罗家伦一生的思想轨迹，不难发现，他从政之前与从政之后的思想有不小的变化。或者说，参政之后，由于受到国民党意识形态和党派立场的影响，他的思想较五四时期有相当大的倒退。这种倒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思想文化和学术上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专制政体提供理论依据和罗家伦自身思想上的倒退。就前者而言，五四时期的罗家伦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对新思潮的敏锐把握、对文学革命的鼓吹助阵、对“五四”运动的热心参与以及对社会改造的积极关注，体现了一个知识青年探索新知、追求理想的生命轨迹。但是，自从加入国民党之后，一方面由于自身社会地位、政治立场的改变，另一方面由于受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和国民党对言论、思想的控制政策的影响，他的一些观点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之间开始表现出一致之处。对此，虽然在某些方面（如抗战期间对于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倡导）可能是出于巧合或“不自觉的一致”，但也无法排除罗家伦主观上向国民党自觉靠拢的可能。当然，大多数情况下，他对这些问题的阐释都是以“学者“的身份和“学术”的立场出现的。在许多文章或演讲中，罗家伦都利用自己的学识为国民党的统治理念进行了一定的“阐释”，使其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科学性”，从而更有利于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例如，1934年，他在南京发表题为《新生活运动中礼义廉耻的意义》的讲演，大谈特谈所谓“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的传统道德，宣扬“新生活运动就是训练国民实行礼义廉耻的运动”。要求一般国民养成良好的习惯，“整饬国家的纪律，来维持社会”。“这样的宣扬显然带有要求全国人民老老实实做顺民，服从国民党的统治秩序的意图。抗战期间，他多次宣扬“先尽人责，再谈人权”、“能全能受命”的思想，倡导充满生力的、意志的、强者的生活方式，多次赞美军人的整齐、敏捷、服从命令的美德，并主张民族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等观念，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和国民政府的一致之处。这种利用自己的学识为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做阐释的工作无异于“帮忙的奴才”，反映出罗家伦入阁后思想上的落伍。
　　罗家伦自身思想的倒退也非常明显。五四时期，对于当时盛行的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等思潮，罗家伦鼓吹不遗余力，在当时也曾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加入国民政府之后，由于国民党政权的专制性质，罗家伦自觉地认识到，在国民政府中谈论“民主”是不适宜的。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只谈文化、科学、人生观、民族、国家利益，而很少谈甚至根本不谈民主了。直到晚年，出于对国民党专制、复古政策的不满，他才有限度地重新拾起“民主”的招牌，做必要的开掘。但在当时的台湾，也只能是秋虫之鸣，难以产生大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五四时期和归国之初，罗家伦的思想总体上可以归入“西化派”的行列。他的学术、思想总体上体现出较为强烈的“西化”色彩。但入阁之后，在国民党倡导的儒化三民主义的影响下，罗家伦的思想也渐趋保守。他在思想文化方面逐渐退回到了传统的儒家文化与道统之中。例如，他的《新人生观》虽然引进了运动家的风度、荣誉的生存、竞争意识和强者人格等西方观念，但仍以传统的“三不朽”论作为人生意义的阐释基础。晚年罗家伦更是一度竭力颂扬孔孟之道的价值，体现出思想上的“变通”、“圆滑”和倒退。
　　三、双重困境下知识分子的主体抉择及其命运之分野
　　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权力中心，政治权力和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会在无形中“腐蚀”、“瓦解”知识分子原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其结果只能是：要么使自己的思想同化于权势群体，要么做一个在权势者的思想信念与自身的价值观念之间不断“战斗”的痛苦的“两栖人”。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远离权势，退隐书斋。显然，罗家伦选择了留在政治权势网络中。这样的选择对于有着一套自己的独立思想信念的他来说，只能面临着自我的“异化”和人格的“屈尊”。历史的遗憾只能由罗家伦自己负责。
　　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冲突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困惑还远不止此。有学者指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无穷无尽的“斯芬克斯之谜”和难以索解的现实悖论：“搏击政海兼善天下与隐居学界独善其身、变革政制求得‘根本解决’与启迪民智徐图社会改造、强化国权以维系国家的统一安定与高扬民权以争取个性解放、为信念之纯洁超然于现实功利之上与求经世致用介入世俗妥协之中、在良心的召唤下不惜震骇一时的牺牲与在痛苦的屈辱中坚持更加韧性的抗争……”(14)然而，历史虽然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相同的时代条件和社会氛围，但究竟如何选择归根到底仍取决于主体自身，即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事业、人生和文化问题的认识。就对待政治与学术的态度及其结果而言，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就会带来大相径庭的结果。我们可以将胡适、傅斯年、蒋廷黻与罗家伦的人生选择做简要的比较。
　　作为罗家伦的老师兼朋友，胡适对自由主义信念的坚持、对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宣扬、对“健全的个人主义”的阐述及其渐进改造的社会文化观对罗家伦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近代中国的诸多困惑面前，胡适的选择与罗家伦有所不同。胡适一生也始终在政治与文化之间痛苦踯躅。从留学归国之初的“二十年不谈政治”到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坚持在为学的同时不放弃“言论的冲动”。从20年代的“好人政治”到新月时期与国民党的论战，再到抗战期间应邀任驻美大使，直至晚年仍为台湾国民党政权做“诤臣”，胡适始终没有实践其早年“为学问而学问”的承诺。尽管如此，总体而言，胡适基本上坚守住了“讲学复议政”的立场。虽然国民党政府再三邀他入朝，但胡适始终表示愿“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正因为胡适坚守住了这一底线，又因其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之功和对自由主义理念的阐扬，虽然人们对他的政治立场、学术贡献乃至学者人格褒贬不一，但却不能不承认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精神生命不是以几十年来衡量的，胡适的思想价值也不是由片断的历史所决定的。……他所奋力开拓的新文化运动，实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预见，作为思想启蒙的先驱，胡适所提出的那些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命题，仍将在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熠熠闪光；胡适的历史形象也将在时间的检验中，愈见愈大。”(15)
　　傅斯年是罗家伦最好的朋友之一。二人早年同在北大读书，一起创办《新潮》，又一同留学欧洲，在学术、志趣和性情方面颇为相投。傅斯年毕生以在中国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自居，创办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先后任北京大学、台湾大学校长。在政治与学术方面，傅斯年同样选择了“教育救国”、“学术救国”，与政治保持了适当的距离。虽然傅斯年在政治上坚定地反对共产党，倾向于国民党，并一度与国民党高层保持密切的联系，但他始终没有加入国民政府，而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事业。唯其如此，傅斯年才能在学术上成为近代中国有名的史学家，并因此而载入史册。
　　再来看看罗家伦的另一密友蒋廷黻的情况。蒋廷黻早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史。1930年，应罗家伦之邀，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外交史有过精细的研究，他留下的着作虽然不多，但一部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已足以使他名留青史。“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少数几位近代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可资参考的分析框架和通史体系。”(16)蒋廷黻对政治同样极为关注，怀有强烈的入世之心。因此，1935年，当蒋介石邀请他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时，蒋廷黻欣然应召入阁。随后，又出任中国驻苏大使、台湾蒋介石政府驻联合国大使等职务。在积极入世、敢于担当这一点上，蒋廷黻与罗家伦并无不同。他们的参政并非为谋取高官厚禄，而是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但因为他们都不是稳健、保守的技术官僚，因而在官场上作为有限，最终只能成为“局内的局外人”。
　　在面临着政治与学术的两难抉择时，胡适、傅斯年基本坚持了“讲学复议政”，两人均在学术文化方面留下丰硕的成果。蒋廷黻则是前半生治学，后半生从政。在入仕之前，他致力于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在学术界服务数年，最后留下《中国近代史大纲》这样有影响的学术作品。相比之下，罗家伦虽也打下了良好的学术根基，但他自留学归国即直接参政。虽然他也将主要精力致力于教育、文化和学术领域，以办学、研究为己任，但一入政府，毕竟身不由己。大量繁琐的行政事务耗费了他的许多精力，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和错综复杂的官场纠纷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而且，身在政府之中，他的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得到当时学术界的认同。罗家伦虽然在多方面“皆有精湛的创见”，但“甚鲜作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因而没有留下多少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重量级学术作品。在对中国近代学术、文化乃至思想界的影响方面，尽管罗家伦的着述中不乏闪光之作，但与胡适、傅斯年等人相比，其影响力终究有限。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永远处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一方面，他必须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一种超越的姿态专注于文化的创造、建构与传播。这就要求知识分子的关怀必须超越于世俗之上，排除某些功利性的干扰，做到“为学术而学术”。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从事抽象符号生产或传播的人，他还必须成为真正的“社会良心”。他应当运用他的学识、智慧对国家政治及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批判和反思，这就要求知识分子还应当保持一种介入的姿态，肩负起批判社会、监督政府、影响舆论的社会使命。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自觉意识到了自己的双重角色，他们也深切地感受到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极力希望在超然与介入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但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选择了介入，只不过介入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既有少数像陈寅恪、王国维这样相对“超然治学”的学者，也有许多像胡适、傅斯年这样“舆论干预”的选择，还有不少“直接参政”的介入者，如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蒋廷黻、陈布雷、翁文灏等等。对于罗家伦的直接参政及其对国民党政权的维护与认同，归根到底恐怕还是他内心深处儒家经世致用的文化心理起作用的结果。中西文化的双重熏陶使罗家伦的社会身份、文化教养乃至思想灵魂都是双重的。他的观念意识虽然大都是西方的，但他的心态结构、行为模式却依然是东方的。“罗志希先生是一个深受中国旧文化浸渍——甚至可讲被陈年的中国传统文明酿熟了——的典型人物。他不只旧的文学根底很好；并且在意识形态上、生活情趣上，没有脱传统文明的臼。我们常笑志希老可能幼年时受到‘状元宰相’思想的影响。这可以从他喜欢散文、发议论、草宣言看出来。在某些地方，他的行谊很有点模拟的像范仲淹、王安石。从另一个角度看，他颇具浓郁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气质。……彬彬有礼的罗志希先生，真可说是满带中国旧世家书卷气的大学士型人物。这是不折不扣的。”(17)从某种意义上说，罗家伦之所以放弃了自己早年“讲学复议政”的立场，就是由于过分迷恋介入，从而丧失了与超然的平衡，最后跌入不可自拔的泥沼。他年少气盛，急于用世，艳羡功名，渴望“立功”，这正是由于他心理深层的儒家意识作祟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即使在发现国民党腐败、专制、保守甚至无可救药时，罗家伦依然执迷不悟。尽管他有自己的理想，有对高尚人格的追求和知识分子的强烈使命感，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对社会地位、政治权势、生活环境乃至生命安全的考虑使他缺乏奋起抗争的勇气，反而不惜降低理想、违拗信念去顺应现实，以至越陷越深，最终走上了一条令人遗憾的道路。在他自己看来，这样做仍然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殊不知实际上只能起到助纣为虐的历史效应！这正是罗家伦的悲剧所在。
　　罗家伦的人生经历及其遭遇揭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角色与地位的历史困境。他力图将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与学术关怀结合起来，这本来无可厚非。但他希望在政治权势和文化学术之间求得平衡，或者说，他寄希望于在政治权势内部实现其文化追求，这不仅在近代中国，即使是在多元化的当今世界恐怕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2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对自身的角色、身份和地位做出准确的定位？但愿，这不再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本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朱孝远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教授的指导。）
　　收稿日期：2007-02-18
　　注释：
　　①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潮》杂志的创办者之一，“五四运动”重要的组织者，后留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多所世界知名学府。归国后历任国立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新疆监察使、中华民国首任驻印度大使、台湾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等职，着作收入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编，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6-1998年出版的《罗家伦先生文存》。
　　②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代籍划分，可参阅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收入《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③罗家伦：《知识的责任》，收入《新人生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④“局内的局外人”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教授查尔斯·R.里利对蒋廷黻的评价，参见里利着，张新译：《蒋廷黻：局内的局外人》，《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3期，第72-76页。笔者认为这一评价也适合罗家伦。
　　⑤布尔迪厄着，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9-91页。
　　⑥⑧《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2册，第882，585页。
　　⑦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5月1日出版。
　　⑨有关罗家伦与清华大学的详细研究，可参看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之第一章，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34页。
　　⑩戴运轨：《悼念罗志希校长》，《中外杂志》第7卷第5期，1970年5月1日出版。
　　(11)罗家伦：《民族与教育》，《罗家伦先生文存》第6册，第591-597页。
　　(12)王聿均：《罗志希先生对史学与文学的贡献》，《时代文摘》第15卷第4期，1987年10月1日出版。
　　(13)罗家伦：《新生活运动中礼义廉耻的意义》，《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第418-426页。
　　(14)许纪霖：《无穷的困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9月第2版，第2页。
　　(15)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之现代阐释》，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438页。
　　(16)沈渭滨：《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74页。
　　(17)柳长勋：《悼念罗家伦先生》，台北《“中央”日报》1970年1月4日，第9版。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95～102K4中国现代史冯夏根20072007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样态/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关怀/罗家伦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双重任务：作为社会的中坚和政治精英，他们须肩负起救亡图存、改造社会的政治任务；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知识精英，他们又须承担起建构民族新文化的历史重任。换言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一身兼任“文化人”与“政治人”的双重社会角色，具备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关怀。遗憾的是，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情境使得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追求之间总是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并由此导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内心困惑与身心煎熬。作为近代中国典型的政学两栖型人物，罗家伦的人生境遇及其思想历程为我们解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样态提供了极好的范本。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95～102K4中国现代史冯夏根20072007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样态/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关怀/罗家伦

网载 2013-09-10 21: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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