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后现代主义的重镇，首先是法国，然后是美国。在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中，最有影响的是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罗蒂在美国哲学界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人物。他喜欢在对当代着名哲学家（如罗尔斯和戴维森）的批评阐释中发挥自己的观点，然而他的阐释又常常显得过于随心所欲。
　　罗蒂的思想渊源很复杂，是一种包含了许多成分的混合体，如分析哲学、解释学和实用主义。罗蒂的哲学理论也很复杂，是一种包含了内在张力的混合体，这种张力明显地存在于他的理论哲学和政治哲学之间。就理论哲学而言，罗蒂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就政治哲学而言，罗蒂又是自由主义者。这两种不同身份使罗蒂对启蒙持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罗蒂对启蒙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作为自由主义者，他又在极力地维护启蒙。
　　两种启蒙
　　启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主义都是启蒙的产物。启蒙抱有进步的历史观念，试图实现两个伟大的理想。
　　第一个理想是获得关于世界的永恒真理。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便应运而生了，它们的使命就是揭示外在客观世界和内在主观世界的真相，发现关于它们的知识，最终达到关于它们的永恒真理。哲学的任务不是发现科学知识，而是为被发现的科学知识提供证明。哲学为全部现代科学提供合法性，而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在全部知识中，启蒙思想推崇科学；在全部科学中，启蒙思想把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物理学视为楷模。牛顿力学据信触及了终极的实在和揭示了永恒的真理，但证明这一点的则是启蒙哲学。
　　第二个理想是实现普遍的人类解放。真理的获得必然导向解放的实践，而解放体现了一种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即所有人类历史都趋向一个作为终极目的的自由王国。各式各样的现代理论都是这样的解放故事：通过爱和信仰，亚当的原罪得以救赎的基督教神学故事；通过具体的历史辩证法，普遍的人类理念得以实现的唯心主义思辨故事；通过劳动社会化和财产公有化，使剥削和异化得以消灭的社会主义故事；通过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使奴役和贫困得以克服的自由主义故事。在当代西方，居主导地位的解放故事是自由主义。
　　启蒙始终伴随着对启蒙的反叛，从尼采到福柯的后现代主义者都对启蒙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既没有永恒的真理，也没有普遍的人类解放。
　　启蒙的真理理想与基础主义是连在一起的，而真理的基础是实在。在这种意义上，真理必须符合实在。后现代主义拒绝承认真理与实在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因为人们没有办法在真理与实在之间进行对质。另外，真理并不像启蒙想像的那样纯粹：一方面，自启蒙以来，真理在各种话语中占有一种优先和特权地位，其他话语必须向真理看齐，从而导致真理压迫弱势话语和处于少数地位的话语，这种情况被利奥塔称为“真理的白色恐怖”；另一方面，真理和权力是纠缠在一起的，真理为权力立言，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权力通常产生出真理的后果，真理也通常产生出权力的后果，用福柯的话说这就是“真理政治学”。
　　启蒙的解放理想则与自由主义是连在一起的，而自由主义有许多美好的许诺。启蒙承诺解放全人类，但后现代主义者（如利奥塔）看到的则是“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启蒙承诺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但后现代主义者（如福柯）看到的则是由工厂、机关、学校、医院和军营组成的大监狱。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看，自由主义是一种无法兑现的承诺。不仅关于永恒真理的追求是一场失败，而且关于普遍解放的追求也是一场失败。
　　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都认为启蒙的两个理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地方在于，现代主义者坚持启蒙的两个理想，而后现代主义者则把两者当作时代错误加以否定。
　　罗蒂是一位坚定的后现代主义者，但他对待启蒙的态度却明显不同于福柯和利奥塔。启蒙的两个理想也被罗蒂称为两个启蒙计划，一个是启蒙哲学，一个是启蒙政治。启蒙哲学希望获得永恒的真理，启蒙政治试图达到普遍的人类解放。与福柯和利奥塔不同，罗蒂采取了一种将两者分开的策略。首先，罗蒂认为启蒙哲学与启蒙政治是完全不同的语言游戏，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关联。人类的解放并不依赖于真理的获得，前者也不需要以后者为基础。那么为什么人们通常将两者当作不可分离的东西来对待？罗蒂回答说：“这种对待只是反映了一种历史的巧合。”①其次，两个计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之后，罗蒂否定启蒙哲学，而肯定启蒙政治。在罗蒂看来，启蒙的哲学计划无可挽救地失败了，传统哲学处于不断衰落的过程之中。启蒙的政治计划则取得了进步，一方面，启蒙政治的目标是可欲的，值得我们追求，另一方面，法律和制度领域中的变化指明了实现启蒙政治计划的道路。②
　　与两个启蒙计划对应，存在着两个启蒙故事。一个是普通百姓的故事，它讲述了人民如何摆脱暴徒和恶霸的统治；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故事，它讲述了高级文化如何摆脱过时学说的故事。罗蒂认为，这两个故事是相互独立的，每一个故事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主题。普通百姓故事的主题是解放，是追求正义社会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没有人会受到恶霸、奴隶主、工厂主和丈夫的欺凌，巨大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消除也能够使人们相互以礼相待。知识分子故事的主题是哲学，是追求更广阔、更丰富和更正确的世界观。这个故事由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典文本组成，如柏拉图的对话录、佛教的典籍、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牛顿的《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③
　　一个故事表达了历史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一个故事显示了文化变得越来越丰富，知识变得越来越正确。罗蒂承认前者，拒绝后者。在对知识分子故事的拒绝中，罗蒂提出两个用以支持其主张的观点。
　　第一，虽然在启蒙中知识分子的哲学故事构成了普通百姓的政治故事的基础，但是政治并不需要以哲学为基础。自启蒙以来，哲学和政治都在变化，然而这两种变化是相对独立的，既不是政治变化引起了相应的哲学变化，也不是哲学变化引起了相应的政治变化。罗蒂批评福柯式的后现代主义一贯鼓动这样一种观点：新哲学意味着新政治学。在罗蒂看来，政治学的存在是长久的，而哲学则是相对短暂的。哲学可以经常推陈出新，政治学则必须依据传统。④
　　第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范式，但是选择什么东西作为范式是偶然的。尽管自启蒙以来，在哲学中笛卡尔而非蒙田是范式，在知识中数学和物理学而非文学是范式，在政治中民主制度而非独裁制度是范式，然而罗蒂从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普遍主义出发，认为范式的选择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一件包含大量运气的事情。换言之，蒙田哲学和文学也有可能成为近代知识的范式。如果知识范式的选择是偶然的，那么政治范式呢？人们为什么选择社会民主主义的乌托邦而非法西斯主义的乌托邦呢？罗蒂否认标准的存在，从而也就排除了选择的合理性。他的后现代主义立场决定了他无法为选择提供正当的理由。因此罗蒂只能提供这样的说法：我们不能说社会民主主义的乌托邦比法西斯主义的乌托邦更自然或更合理，我们只能说前者比后者更可欲。⑤“可欲”(desirable)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可欲”不过是“合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罗蒂将哲学分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由所谓的启蒙理性主义者组成，另外一个阵营由“我们后现代主义者”组成。两个阵营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对待真理、理性和实在的态度上面。对于启蒙理性主义者，因为实在作为事物自身存在的方式具有权威，所以理性也具有权威。理性值得尊重，因为理性是一种能够使我们触及实在的官能。对于“我们后现代主义者”，理性是在对话的意义上得到理解的，在这种意义上，理性意味着愿意进行讨论，倾听对方的观点，努力达成共识。
　　所谓启蒙理性主义就是现代主义，基本的对立依然是现代与后现代。从立场上说，罗蒂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而且他自己也承认这点。但是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如利奥塔和福柯）不同，罗蒂对自由主义政治有一种先在的承诺，而正是这种承诺使罗蒂无法在所有问题上都坚持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哲学问题上，罗蒂完全是后现代主义的，而在政治问题上，他则是现代主义的。
　　两个承诺
　　罗蒂有两个基本承诺，一个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承诺，一个是对自由主义的承诺。第一个承诺可以使他以“我们后现代主义者”自居，第二个承诺则使他经常为富裕的北大西洋民主制度而感到自豪。
　　对后现代主义的承诺是哲学的，对自由主义的承诺是政治的。罗蒂对待启蒙的基本态度是把哲学与政治分开，然后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批评启蒙哲学，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赞扬启蒙政治。与分开启蒙哲学与启蒙政治不同，在面对当代现实问题时，罗蒂则试图将后现代主义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⑥。新口号表达了新任务。
　　罗蒂提出“后现代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以与“现代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相区别，而现代主义就是启蒙哲学。那么两者的区别何在？罗蒂认为，启蒙哲学存在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启蒙政治以启蒙哲学为基础，即以某种形而上学、认识论或伦理学为基础。第二，在启蒙哲学中，包括政治词汇在内的所有词汇都对应着外在的实在，都以实在论和真理符合论为前提。前者涉及基础主义，后者涉及表象主义。而在罗蒂看来，自由主义或正义既不需要以任何哲学为基础，关于自由主义或正义的词汇也不与任何外在实在相对应。
　　罗蒂有时也将启蒙哲学称为启蒙理性主义。对于罗蒂，基础主义和表象主义的要害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味着罗蒂试图以非理性主义和非普遍主义的方式重新解释自由主义，其中“后现代主义”针对的是理性主义，“资产阶级”针对的是普遍主义。
　　以非理性主义和非普遍主义方式来重新解释自由主义的人就是“反讽者”(ironist)。对于罗蒂，自由主义的英雄不是政治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而是诗人和乌托邦革命家，能够更好解释自由主义的人也不是理论家，而是反讽者。
　　什么是反讽者？罗蒂的反讽者与利奥塔的异教主义者相类似。反讽者是多元论的，而不是一元论的；是非理性主义的，而不是理性主义的；是唯名论的，而不是实在论的；是历史主义的，而不是普遍主义的。外在的实在、内在的人性、前进的历史和永恒的真理，所有这些都是反讽者所不相信的东西。多元论、非理性主义、唯名论和历史主义在罗蒂那里辐辏于一点，即信念的相对性。罗蒂引用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话来支持这种信念的相对性：“认识到个人信念的相对有效性但还能坚定地坚持这些信念，这是使文明人区别于野蛮人的东西。”⑦
　　理论家的典范是哲学家，像洛克或罗尔斯这样的政治哲学家以理性主义的方式将自由主义体系化。反讽者的典范是诗人，而罗蒂将诗人视为自由主义的文化英雄表达了他的一个强烈愿望，即将自由主义加以诗化。所谓以非理性主义和非普遍主义重新解释自由主义就是对自由主义加以诗化。在罗蒂看来，诗歌和小说比哲学和政治学更好地表达了自由主义。⑧美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后现代主义者（如利奥塔）向来喜欢强调美学与政治的关系，并且经常从美学中汲取反抗现实政治的力量。文学确实比哲学包含了更多、更强烈的反抗精神。问题在于，罗蒂不是用美学反抗现实（自由主义），而是用美学扞卫现实（自由主义）。就解释自由主义而言，我们看不出罗蒂的诗学在什么地方比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更好。
　　反讽者不可能对自由主义提供更好的解释，甚至反讽者根本就不能对自由主义有任何恰当的理解。罗蒂对自由主义的理解非常简单：自由主义就是自由，而自由则是“残忍”(cruelty)的反面。除此之外，罗蒂没有告诉我们自由主义意味着什么。实际上，自由主义既是一种思想体系，也是一种政治制度。作为思想体系，自由主义最重视的政治价值不仅是自由，而且还有平等和权利。作为政治制度，自由主义主张以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来保护人的权利，实现自由和平等的价值。
　　后现代主义主张一种平民主义政治学，自由社会的英雄是人民。后现代主义一般带有反精英主义的色彩，反主流、反正统、反特权、反中心、反理论、反本质在不同程度上都表达了对精英主义的批判。例如在福柯对西方文化的批评中，疯子、病人、罪犯、同性恋者变成了主角，历来处于边缘的群体登上了哲学舞台的中心，这显然是为了对抗传统的帝王、伟人、英雄、哲人和圣贤，对抗精英主义。
　　罗蒂自认也被公认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同时对自由主义又有一种先在的承诺，这两方面都要求他信从平民主义政治学。但矛盾的是，罗蒂提倡一种精英主义政治学。我们知道，在罗蒂的心目中，自由主义社会的英雄是反讽者。问题在于：谁是反讽者？罗蒂认为：“在理想的自由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仍会是反讽者，而非知识分子则不是。”⑨在这里，罗蒂所谓的知识分子中首当其冲的是诗人、小说家和新闻工作者。普通大众谈论的是常识，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够提供反讽。
　　后现代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政治两方面都倾向于平民主义政治学，然而为什么罗蒂主张精英主义政治学呢？我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罗蒂不相信非知识分子拥有政治能力。政治涉及人们的反思能力和提问能力，涉及到改变现实和反抗现实，涉及到对政治信念的怀疑或证明。罗蒂认为只有知识分子具有这些能力，而非知识分子则没有这些能力。在罗蒂看来，在理想的自由主义社会中，非知识分子不会感到需要回答“为什么你是自由主义者”的问题，正如16世纪的普通基督徒不会感到需要回答“为什么你是基督徒”的问题。⑩
　　其次，罗蒂不相信有被压迫者的语言。一般而言，后现代主义政治学是一种反抗的政治学，而这种反抗政治学表达了被压迫者的声音。例如，福柯的政治学被认为经典地表达了疯子、罪犯和同性恋者的声音。虽然罗蒂主张语言游戏的多元性，但是他认为，既没有被压迫者的声音，也没有受害者的语言。被压迫者因其所受的苦难已经变得麻木了，从而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他们的语言和声音是由知识分子替他们来表达的，因为只有自由主义的小说家、诗人和新闻工作者善于此道。(11)
　　最后，罗蒂主张一种保守的政治学，但又向往造反的政治学。罗蒂在政治上是十分保守的，这不仅因为他认同启蒙以来处于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而且因为他坚决主张“民主优先于哲学”(12)。作为一名后现代主义者，罗蒂又喜欢造反，向往反抗的政治学。在当代西方社会，造反的主角总是左翼知识分子。罗蒂认为：“根据我的定义，在其继承而来的终极词汇与其试图为自己创造的终极词汇之间没有对立，一名反讽者是无法存在下去的。反讽如果不是出于内在的愤恨，也是由于反潮流而动。”(13)反讽者是天生的造反者，无论其动机是出于内在的愤恨还是外在的反潮流。
　　罗蒂试图将后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融合在一起，而反讽主义、诗化自由主义或以非理性主义解释自由主义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但是，罗蒂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的后现代主义的自由主义在两边都不讨好。
　　后现代主义者根本不会接受罗蒂对自由主义的先在承诺，也反对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截然分开。罗蒂把对自由主义的承诺当作一种政治共识，但对于利奥塔，这种共识意味着施行恐怖主义，从而罗蒂的自由理论变成了压迫理论。罗蒂将启蒙哲学和启蒙政治分开，然后肯定启蒙政治（自由主义），然而对于福柯，不仅启蒙哲学意味着失败，而且启蒙政治也是一种失败，自由主义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它实行的依然是压制。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看，真正需要的东西不是罗蒂对自由主义的诗化，而是对私人领域的政治化，即打破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因为所谓的“私人领域”也充满了统治和压制。
　　自由主义者也不会接受罗蒂对自由主义的随意解释。罗蒂企图提供一种没有基础的自由主义，但对于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权利概念构成了自由主义的基础，“权利优先于善”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罗蒂把哲学视为一种语言游戏，把政治视为另一种语言游戏，自由主义不过是人们喜欢的一套终极词汇而已。像罗尔斯和诺奇克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则不会接受语言游戏的观念，他们会认为语言游戏意味着相对主义，认为反讽主义是辞不达意，认为诗化自由主义则是文不对题，他们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更严肃、更真诚、也更传统。
　　问题的关键在于：非理性主义能比理性主义为自由主义提供更好的辩护吗？我认为不能。罗蒂没有为自由主义提供比罗尔斯正义论更好的辩护。实际上，罗蒂不仅对自由主义理论没有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而且他对自由主义的解释根本不能得到自由主义者的承认。
　　注释：
　　①②③④⑤Richard Rorty, Is "Post-modernism" Relevant to Politics?, In Truth, Politics and "Post-modernism", Assen: Van Gorcum, 1997, p.36, p.35,pp.38～39,p.38,p.44.
　　⑥Richard Rorty, "Postmodernist bourgeois Liberalism", in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97.
　　⑦⑧⑨⑩(11)Richard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p.46,p.53,p.87,p.87,p.94.
　　(12)Richard Rorty, "The Priority of Democracy to Philosophy", in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75.
　　(13)Richard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p.88.
江海学刊南京57～61B6外国哲学姚大志20072007
罗蒂/政治哲学/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
罗蒂哲学有两个基本承诺，一个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承诺，一个是对自由主义的承诺。但是这两种承诺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罗蒂对启蒙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作为自由主义者，他又在极力地维护启蒙。罗蒂的后现代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以非理性主义来解释自由主义。
作者：江海学刊南京57～61B6外国哲学姚大志20072007
罗蒂/政治哲学/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

网载 2013-09-10 21:29:24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