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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小说学会第四届年会于1999年6月中旬在江西南昌举行。 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79位作家和专家学者出席了大会。大会围绕“中国当代小说的回顾与展望”主题，对中国小说的创作与研究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评论家雷达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他就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和研究状况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一、中国当代小说是不是在走向没落，他认为，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一方面，信息技术的现代化极大地冲击了小说及其阅读市场；另一方面，我们遇到了百年以来最大最深刻的一次审美意识的变化，这一主体审美意识的变化导致文学的崇高形态日渐消失，人们更为关注生活本身的质量和生存状态。此两方面的挤压，导致小说这种原先具有较大审美优势的传播手段的没落，但它作为文学的主体形式不会消亡，仍是一种伟大的媒介。二、他认为，不同的文学形式都在市场机制下寻求着自身的出路，这使“大文学”概念日益凸现。作家们一方面转向了思想型、学术型，大量写作随笔、散论、杂谈；另一方面，一部分作家主体人文精神、文化个性又不断失落，这使他们的创作不断失却了广阔的空间。三、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不应把它局限于某种抽象狭隘的框框内，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下的现实主义应该有不同的理论内涵。如对17年文学现实主义的把握，就不能单以“没有现实主义”或“伪现实主义”作结，它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内涵：①革命现实主义；②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跛脚的现实主义；④批判的现实主义。发展到新时期，现实主义理论内又有了新的发展，表现为注重对生活原生态的描叙，注重塑造典型状态和典型境遇。这实际上又超出了对一般经典现实主义的理解。四、关于作家角色的变化，他认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者由以前全知全能的视角，逐渐转变为“代言人”，又转变为“目击者”。这体现出了小说对凸现文本的进一步强化，它实际上加大了小说的审美容量。五、他认为，文学进入文化的层次是文学提高、升华的有效途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将来的文化语境中，使小说仍成为伟大的传播交流思想的媒介。
　　围绕“中国当代小说的回顾与展望”主题，与会代表从多方面对中国当代小说进行了探讨。
　　一、关于百年中国文学。陈骏涛认为，前80年文学逐渐转向尊群体、斥个体，重功利、轻审美，扬理念、抑性情；而新时期20年文学恰恰是尊个性、斥群体，重审美、轻功利，扬性情、抑理念。卢翎认为本世纪中国小说由短篇到长篇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917年是第一个过程的开始，1942年《讲话》的发表开启了第二个阶段，1976年开始第三个过程：这之中，每一个阶段都确立起一种小说观念，建立起一套小说创作的美学原则。她总结认为，文学发展的积累性特征，小说观念与话语形态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及战争文化心理对百年中国小说发展极具影响。金岱提出，新时期文学20年中，80年代文学力求向外通，90年代文学则致力于向内转。
　　二、关于小说创作的社会性与个人化。陈公仲认为，当前有些小说创作在现实内涵和审美风格上缺乏刚性，太柔性化、个人化，实际上是对某种特定艺术追求的偏执张扬，因而，他呼吁当今小说进一步加深对社会的关注，增强刚性，应从个人化中不断超拔。韩石山进一步提出，文学研究应关注纪实文学，艺术而又现实地挖掘文学的魅力。马相武立足当代小说的价值转换则认为，个人化小说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不能一味地从社会性角度排斥文学世界的丰富性存在，他初步把当代小说家归分为三类：虚构小说家、镜面小说家和寓言小说家。方方从“真”是一切文学创作的根本出发，认为文学评论不应强求于人，作家的个人化创作应该得到尊重，只有充分保证创作的丰富性，文学的沉闷局面才可以真正打破，她认为个人化创作是不断“超越自己”的一种有效手段。郭宝亮、臧策认为，现在很多作家的创作是封闭自己的个人创作，缺乏思想资源，缺乏知识分子应具的人文情怀、人格精神，他们只能用同样的叙述方式写相近的个人琐事，缺乏真正的个性，这种个人化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张梅也认为，当代小说创作存在雷同现象，缺乏“令人眼睛一亮”的东西。
　　三、关于小说文体实验。宋丹认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文体实验至少表现在叙事方式、结构、语言三个方面。它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①以鲁迅《狂人日记》为开端的白话小说实验；②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王蒙意识流小说为代表的小说实验；③80年代中期以后的实验小说。金汉认为，现在有的作家写不出好作品，原因之一便是叙述方式的僵化，而小说靠“写什么”是不能长久维持生存的，只有靠“怎样写”才能获得旺盛的生命活力。汤吉夫提出，对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应重新梳理，对这种文体实验的现象应给予客观的评价。臧策认为，单纯讨论小说技巧是皮相之见，西方现代派的魅力不单在技巧，且在其内质，我国新时期文学如意识流小说，技巧有变化，但内容是旧的，因此，用了现代派技巧，也达不到深度，仅得皮毛。
　　四、关于小说市场与小说危机。金宏达认为，现在谈小说危机还言之过早。他由当前小说的出版发行状况出发，认为要认真研究小说市场，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作家要全方位地面对读者。张春生也就小说传播的实例，提出要认真地研究小说传播的中间流程，认为这对小说自身影响很大。他强调，人们的生存状态、阅读习惯是影响小说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阎晶明则认为，小说的危机仍然存在，这主要与作家的心态有关。
　　五、不少代表认为，一些老作家自称是“昨夜星辰”，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失落心态，表面平静淡然，实际却不这样，如果一个作家不写自己曾心动过的东西，还硬撑在那里努力保持昔日面孔，这就必带有表演和作假的意味。郭宝亮、王科、张梅等认为，有的作家之所以逐渐写不出东西了，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和感觉迟钝化了，和社会有了隔离。谈到创作心态，航鹰认为，作家一方面要不断适应、挖掘市场，另一方面，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放松曾经辉煌的神经，应正确地对自己定位，她归结自己的创作追求为“我不敢说超越别人，但求区别于人；我不敢说超越自己，但求不重复自己”。方方也说，自己从事小说创作，并没有想到“超越别人”，但追求“超越自己”，滕云认为，除用平常心外，还应以澹静心来对待小说，因为小说从文学的中心位置已退居边缘，大量文化性、社会性的散论、杂谈取代了原先虚构性小说的位置，这是我们应直面的。
　　六、女性文学是本次年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方方、谭湘、马相武、张梅四人共同进行了一场关于女性文学与女性创作的话题讨论，她们认为，当前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正在向纵深拓展。方方结合自己的创作谈到，自己的创作意图中没有对女权意识的明确定位，他认为女权思想就是追求一种文化精神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她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女性文学可比譬为“手绢”，仅用来拭眼泪或遮风月，这没有充分展现出女性文学的魅力。
　　七、关于文学批评与建设。陈冲认为，中国当代的某些文学批评还没有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张渝生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好像比建设更容易，而我们更需要到位的肯定和建设。韩石山据此进一步提出，文学研究者应注意研究具体问题，要重视对作家的个案研究，要力避“大而空”，汤吉夫认为，文学建设中，大、小题目都可梳理，这主要取决于梳理者的人格心态，依凭的是事实、资料与学理的力量。
　　与会者还就小说创作与评论的沟通，当代文学批评向何处去，20世纪文学与思想启蒙的紧密联系等论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文论报石家庄②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胡建次19991999 作者：文论报石家庄②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胡建次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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