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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科技异常发达，但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首先出现在中国？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内外环境存在着诸多缺陷。
　　　　　　一、小农经济及其社会结构的落后性
　　古代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政策，力求“足食足兵”，对商人和工业采取轻视态度。在儒家文化中，虽然提到了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但又认定物质生产、商品交换及与此相关的技能、学术，乃是“小人”才从事的“末业”“小道”。“君子之学”根本不包括农、工、商等实际技艺。于是，“君子不器”成了儒门教规，也成了封建统治的强大思想武器。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由孔孟创立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套庞大的政治伦理学说，又成为框定人们思想与心灵的价值标准。它讲究“道”，宣扬“讲政治，立德范”，从而使本体论和伦理学密切结合，认识方法和修养方法密切结合，使中国思想传统有着“一天人”、“同真善”、“合知行”、“重心性”等浓重的伦理色彩。所谓“一天人”即天人合一，不是把天地自然视作认知的对象，而是扩大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掩盖了人与自然界的分立和斗争，这就不能激起人们对科技的热情追求。而求真知被认为实质在于至善，求善即求真，这就是“同真善”。它对知识的价值缺乏认识，有时甚至视知识为道德生活的干扰，只能使其远离科学。“合知行”的知就是修德，所谓行即道德践履，把知识论局限在知行合一的层面上，使中国哲学讲善恶问题多，讨论真伪问题少。以致思维模式上重人事而轻科学，重善恶而轻功利。
　　中国封建制度是高度严格的等级制，它判别一个社会成员是否合格，首先要看对于封建伦理纲常持何种态度，科学技术被摆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上，中国四大文化，兵、农、医、艺，艺被排在最末。至于天才的发明，精湛的技艺则被视为奇技淫巧，不登大雅之堂，更不要说与中国治国之本的纲常名教相提并论。
　　这种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及强大的一以贯之的封建伦理专制统治，形成了古代中国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思想结构。一方面人们习惯了小农经济的“男耕女织”“早出晚归”，形成了安贫乐道、缺乏进取的社会心理；另一方面人们在强大的封建伦理道德教化下不敢越雷池一步。于是，科学着作和科学发明被斥为异端邪说而加以拒绝。这与西方封建社会，国王的王权和宗教教权激烈争夺，形成了欧洲多中心状态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近代科技在欧洲激烈竞争的社会结构中孕育起来，而在中国则越来越沉落。
　　　　　　二、科学技术的致用性和依附性
　　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中的求真精神相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却有着强烈的致用性。具有求真精神的近代科学，要求科学家必须牢牢立足于观察实验的经验事实基础上，摆脱一切来自主观世界的阻力和干扰，一往无前地去探索和发现自然界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自然规律；而具有强烈实用特征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则因受外界的影响，而成为道德伦理和权势的附属物。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实用理性”，重人生，讲实用，宣扬“崇德利用”。精研事物的规律，是为了致用，而致用是为了提高道德。于是，各种似与现实人生无关的自然知识或抽象理论就受到漠视，任何学问只有落实到社会、道德层面才有价值。所谓“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而学问”成为压倒优势的学术目的。医圣张仲景“留神医学，精究方术”，上为“疗君亲之疫”；下为“救贫贱之厄”；中为“保身长全，以善其生”（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见《四部丛刊》，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版）。李时珍着《本草纲目》，其意在于“寿国以寿万民”。甚至连最抽象的数学也如此。早期五行文化中突出过十个自然数的法则，但目的是为以数理民，所谓“天地神民类物之官”，“各司其序”，“使民不相乱”。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称数学研究成果“可经世务，悉万物”。他的《数学九章》就是“设为问答以拟于用的”（注：秦九韶：《数学九章·自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版）。
　　出于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古代科技有着明显的政治化的实用倾向。最典型地体现在天文学、数学上。古天文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官方科学，几乎每个朝代都设有司管天文的官僚机构。这是封建朝廷改朝换代、篡权夺位、祈祥避灾的工具。如西汉董仲舒创立的三统说，以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三统依次循环，朝代更换即三统的替换。后来刘歆将此巧妙地引进了历法，制定了“三统历”，进而为王莽篡权获得“天命”作舆论准备。古代数学也受封建统治者高度重视。唐代王孝通在上奏他的《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着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与造化。夫为君上者司牧黔首，有初道而设教，采能事而经纶，尽性穷源莫重于算。”为了政治目的而把数学讲得神乎其神。
　　科学的发展，固然需要讲求致用。正因有社会生产的要求和实用，才激励人们从事科学活动，并取得成果。也正因有强烈的致用要求，中国古代科技才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然而，致用性毕竟是科学外在派生的属性，完全为了致用的科学不可能使人保持相对独立的、冷静理智的探索精神。丹尼尔·贝尔曾说：“科学的首要事实是：科学界在决定进行什么研究、辩论什么知识有效、承认科学成就以及赋予地位和尊重方面具有自我定向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就是科学的精神气质（和组织）的核心”（注：（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版，第417页）。 在古代中国，一切都要求为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服务的情况下，很少有像西方科学家那样为纯粹求真目的而从事科学。因而，当西方像布鲁诺、伽里略、牛顿等为科学不惜牺牲一切时，中国古代的科技界却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书以经典为章，言论以圣人为贵，经验以古人为信。他们无不在虔诚地追求参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实践及个人道德的完善。缺乏独立求真精神，而一味讲求实用、从属、依附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自然很难走上近代科学革命的道路。
　　　　　　三、中国古代有机自然观的超前性
　　中国古代对自然界的认识有着独特的思想路向，这就是以元气论为代表的有机自然观。此观点认为，宇宙间充满了气，气是万物之本。所谓“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注：张载：《正蒙·太和》，《张子全书》，中华书局，第2页）。万事万物皆由气生，皆由气成。 李约瑟曾指出这种有机自然观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代哲学思辨的最高综合，它自《周易》发端，直至宋代朱熹提出自然有机体之“普遍模型”说而达到高峰。
　　有机自然观之特性是从宏观角度着手，且始终将人、社会、自然看作一个整体。一方面把研究对象放在一个大整体中去研究；另一方面把研究对象自身也作为一个整体，强调整体对象与外部环境及整体对象内部各要素间的联系。这与西方原子论自然观将原子看成最后不可分割的个体、质点，而把微观世界个体物的构成纳入宏观宇宙体系中的研究方法相比，有其自身的长处。李约瑟曾评论过中国古代有机自然观和辩证逻辑在科技发展中的伟大功绩。他甚至认为这种有机自然观是近代实验科学走向现代科学所必需的，它与现代科学中所引发的整合的层面学说，注意自然世界的“连续层面”及整合有着内在的关联。而且认为欧洲现代科学思想的发展，推翻了“神学的生命论”和“机械唯物论”，是受中国古代有机自然思想影响的结果。（注：（英）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价——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出版社1986出版）
　　确实，有机自然观是现代科学发展所必须的重要理论。但我认为，中国古代有机自然观与建立在原子论基础上形成的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机械分析的思维方式，是研究方法的两个不同阶段，科学的发展都有整体和部分的统一，部分分析必须上升到整体把握，同时整体分析离不开部分研究，并要以部分研究为基础。也即西方近代实验的、归纳的、分解的科学研究是科学发展必经的第一阶段，但如仅仅停留在这一阶段，不上升到整体、系统、有机的把握，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科学发展也会停滞；相反，由于中国古代科技观，强化整体有机联系，却不去重视具体的、实验的、分析的研究，必然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有机自然观是超前的，它不是建立在部分基础上的整体，失去了科学发展的基础，特别是这种有机自然观主要仍是为满足封建伦理道德统治服务而产生、发展，就更是如此。
　　中国古代有机自然观科学明显的短处，正是西方科学发展所擅长的地方。如天文学，它缺乏希腊人的天体运动几何表现法，阿拉伯人用在体现投影上的几何学，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物理天文学。探索事物原因时，中国人对于这些解释方式不曾感到需要，而认为整体宇宙有机体中，作为组成部分的有机体，是各按其性质循着自己的“道”去运动的，而这种运动可用本质上“非表现性”的代数方式去解释。在逻辑学上，当西方很早就考虑形式逻辑时，中国人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因此，中国虽然相对高深，但却是超前、无根基的。它导致近代实验的、实证、归纳的、分析的自然科学很难发展起来，相反，思辨哲学不断膨胀，最终将自然对象社会化、伦理化、人际（血缘情感）化，以致强调天人合一，促使了政治伦理思想的早熟与兴盛。
　　　　　　四、中国古代经验科技观的滞后性
　　近代科学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是崇尚经验和理性的结合。它推崇经验，以能否找到观察、实验的经验事实为建立理论的依据；并以能否在观察和实验中得到经验的证实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同时又极重理性和思维的逻辑性。要求认识必须符合思维逻辑的规则，并经过逻辑论证，上升到理论化、系统化。倡导经验和理性，形成了近代科学从方法论上的突破。而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发展中，没有实现经验和理性的结合，相反出现了纯粹的经验科技观，这成了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独立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
　　笔者在此提出经验科技观概念，实是古代中国科技发展特性的一个概括和总结。在中国古代科学成就中，80％以上都是技术，却少有在系统的逻辑的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研究。古代典籍大多是条目罗列，而无逻辑推理，不能形成系统体系。四大发明均属经验性和实用性的。天文记录自甲骨卜辞时代即已开始，以后历代对天文现象之观察和记录可谓详尽，但始终缺乏逻辑的分析和推理，缺少对天体内部规律的研究和理论总结。哈雷彗星被记录了31次却从未有人发现其平均周期。这一切凸现出古人重经验记录和功用，却轻视逻辑推理和理论概括的思维定势。
　　在古代科技发展中，经验的突出和理性思维的失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在诸子百家中，道家非常讲究探索自然，领会自然。道家之“道”即宇宙运行的天道，也即自然法则。在重自然的道家典籍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发问。庄子说：“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虚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注：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第80页）道家讲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根本上肯定了科学的自然主义。而且要求了解变化，顺应变化。《道德经》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这种自然变化的哲学已与自然变化的实验科学发生了联系。但遗憾的是，讲究“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道家不提倡对自然作理论的解释。而宁愿从事物之用中去发现事物，以求进一步之用。这就不可能发展出一套像亚里士多德或培根那样的系统理论。它感于自然变化的不可捉摸，便处处依赖经验主义，也就从未认识到要建立一套技术名辞的必要。在这种自然观的指导下，中国古代科技显然难以向更高层次的理性化、理论化发展。
　　与道家不同，儒家强调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认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宣扬理智主义，甚至不承认灵魂的存在，反对宗教中一切超自然部分，这是有助于科学向理性化发展的。然而又一次使人遗憾的是，与道家相反，具有强烈理论主义色彩的儒家却又不重视自然，而集中注意于人与社会，儒家学派成为一种重视今生及关心社会的学说。因偏重人事，一些看起来不直接与人事相关的自然知识，儒家很少去探究；甚至有些与人事直接相关的自然知识，如农事技艺、器械制造等，在“先立其大者”之下，也被认为只是百工之事，为学者士人所不为。于是，学者与百工相脱离，理论与技术相割裂。虽然儒“教”没有规定的教义，来拒绝科学侵入它的神圣“领地”，但几千年来饱尝儒学之士遵循着孔子及古代儒家的意旨，忽视对自然的观察，不从事自然的研究，集中心力研究人与社会，使中国古代科技难以走入近代形态。
　　古代思想诸家中，唯有墨家既讲经验有为，又注重方法和科学的逻辑。《墨子·法信篇》言：“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信，无法信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还说：“百土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线，平以水，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可见，墨家重实证、经验，讲求方法，使用工具。经说云：“知，传受之，闻也；方不瘴，说也；身观也，亲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也即在对知识的看法上，闻知是第二手材料，亲知是第一手材料，说知（方不瘴）是来自逻辑的推理和说明，不为空间地位所障碍的知识。在对“正名”的态度上，讲求概念和实物的合一和“知行合一”。实际上，墨家在《墨经》中不乏朴素的逻辑和数学的概念；在物理学、工程上也有很多贡献。然而同样让后人遗憾的是，这种既重经验又重逻辑理论的墨家一进入秦汉就衰落了。
　　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历史中，重理性的逻辑理论和重实际的经验主义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分裂。重理性的儒家对自然不感兴趣；而道家重自然，却又不信赖理性和逻辑；既重经验又重逻辑的墨家又很快分化和衰落。这使古代中国思想向两极发展：一极是越来越脱离实际的玄学，并且更多偏重于政治、伦理道德，醉心于解释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关系；另一极是实用技术，忽视科学的理论化、系统化，更没有做到数学化和符号化。经验科技观成为古代中国科技发展之支柱。需要指出的是，几千年古代中国，若真是极重经验的积累和总结，经年累月，恐怕还是能够发现科学理论的。无奈封建中国，儒家独尊，作为经验总结和传播的主要途径，教育却是旧的科举制，只要求诵读经书，仿作时文，不重科学项目。加上古代中国工艺技术和医药处方等，虽屡有发明，可按传统习俗，家传秘方决不授人，仅是父子师徒，一代接一代，偶有中断，势必失传。于是，中国古代科技虽有很多造诣，终非理论科学，不可能独立走上近代科技革命的道路。
　　综前所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尽管经验科学观、有机自然观、实用科技观都时时在为科技发展孕育着条件，但在古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经验科技观始终处于经验状态，未能上升到理性及思维的逻辑性和理论化；有机自然观也始终是一种有机自然观形态，没有屈身下逮与实验实证结合，相反与封建伦理学说相混合，最终失去科学探索自然的意义；实用科技观也始终停滞在科技的实用性上，未能从中产生出科学探索的求真精神，相反在为强大的封建王权服务中，呈现出科技的依附性，再加上长期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不发达，这一切终使近代科学的产生失去了政治、经济、思想和物质的基础。近代科学终未能独立地在中国产生。
人文杂志西安114～117G0文化研究张洁/钟学敏19981998作者单位：张洁　温州师院政史系　钟学敏　浙江大学政治学系 作者：人文杂志西安114～117G0文化研究张洁/钟学敏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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