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共军队在东北陷于一筹莫展之际，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政府也出于履行在中国问题上同苏联达成的协议和避免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的目的，改变了对华政策，谋求通过“和平”手段消灭共产党力量，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1945年11月27日，杜鲁门总统任命乔治·马歇尔为驻中国特使，调解北部国军与共军之间日益扩大的内战。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主张由中国各政治力量的代表召开会议，商讨和平团结的有效办法，并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处；12月20日，马歇尔抵达中国。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重申了“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并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的团结与民主化”。

对于国共争端，马歇尔的主张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给中共一个合理的生存空间。对于当时处于弱势的中共来说，和平无疑是最好的出路，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27日，中共代表团提出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用政治协商办法解决国内一切问题等三项建议，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和民盟主席张澜也先后致电国共双方，呼吁立即停火。12月31日，国府以张群、邵力子、王世杰为代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进行具体商谈。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首先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根据该协议，1月7日又成立了马歇尔、周恩来、张群（后为张治中、徐永昌）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导停战及谈判整军问题。

1946年1月10日，在马歇尔的参与下，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及《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双方商定，各自向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最迟于1月13日午夜开始，国共军队应在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上述停止冲突的办法、命令和声明，构成了停战协定的全部内容。1月14日，军调部在北平开始办公。

1月10日，“停战令”发布当日，由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经过各方讨价还价，大会在政府组织问题上作出规定：国府委员会为政府最高国务机关，国委40人，其中一半由国民党人充任，另一半由其他四方面（中共、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人士充任，但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的议案须有2/3府委通过，国府委员会应有对各部、会长官的任免权，国府主席对某一决议的否决，必须得到3/5以上府委的同意等。有关施政纲领，大会基本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通过了以此为基础的《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青年党和民盟各提出一个方案，两案均主张党军分开，军民分治，公平编遣，他们希望国共两党都把军队交出来，实现军队国家化；中共方面同意军队国家化，但不能先军队国家化，然后再政治民主化，二者必须同时并进。最后，各方达成折衷：确立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并由三人小组继续商定整编国共两党军队的办法。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国民党代表主张1936年所选出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另外再增加名额，这种意见曾遭到中共和其他党派的强烈反对。最后，中共和民盟作出退让，同意保留原有的1200名代表，但要增加台湾、东北等地区的代表150名和各党派、社会贤达代表700名，总计达2050名代表，国民大会问题达成协议。关于宪法草案，国民党提出在1936年《五五宪草》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但中共和民盟表示反对，认为该宪草规定的总统权力太大，主张实行内阁制，中央与地方采取均权制，省为地方自治单位，省长民选，制定省宪。最后，各方达成协议，规定由政协五方面各推5人，另请会外专家10人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负责根据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制定《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交国民大会。

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通过了包括政府组织、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和军事问题在内的五项协议，即政协决议。这些协议不同程度的体现了和平与民主，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确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基本上顺应了当时的人心。

对于国共达成的停战协定，中共方面态度是真诚的，毛泽东也是真心希望和平，但实力占优的蒋介石却坚持：停战协定不能包括东北，国府将继续增兵，完成对东北的接收。1946年1月和3月，蒋介石将国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从印缅战场上载誉归来的新六军和新一军分别调往东北，声名显赫的71军也在3月被派出山海关。这里边，廖耀湘的新六军在印缅战场上屡立奇功，被誉为“中国虎”；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有“东方隆美尔”之称的孙立人的新一军更是享誉国际，本来是被指定到日本做占领军的。不过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蒋介石犯下的一个巨大错误，这些全美械装备、受美式训练、素质一流的王牌军在东北战场一个个有去无回。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大会统一了党内认识和行动方针，并于16日通过了《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全面推翻了此前通过的政协决议。同月，大批国军长驱直入进入东北，使驻扎东北的国军兵力达到了七个军30万人，当地百姓夹道欢迎，中共的生存空间受到了严重威胁。

1946年3月，苏联红军在驻扎了7个月之后开始从中国东北撤军。在这7个月里，苏军将东北的工矿企业、粮食物资，凡是能搬的都当作战利品搬走了，造成东北满目疮痍，工业损失约20亿美元，不亚于战争破坏（因掠夺了中国东北的粮食，苏联1946年当年便取消了粮食计划供应政策）。

早在1945年底时，苏联就和国民政府商谈建立“东北经济合作”，要求国府保证不会将美国的势力引入东北。不过，蒋介石却将苏联的企图告诉了美国，美国对此表示反对，要求必须“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实际上是否认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另一方面，由于苏军撤离东北前，国府已经在东北部署了相当的军力，因此蒋介石认为自己不需要和苏联搞什么合作，只凭借强大的军力即可击败共产党，完成对东北的接收。2月11日，《雅尔塔协定》公布，蒋介石借机在国内煽动反苏浪潮，国内游行、抗议活动不断，使苏军几乎是在关内人民的一片骂声中离开中国的。在这样的形势下，苏联在撤军前决定抛弃蒋介石，转而继续支持中共，并明确指示中共尽快占领所有苏军撤出的地区，同时向中共提供武器装备（据说苏军在撤走时陆续将所缴获的60万日军武器装备完整的送给了中共）。

苏联在最后关头的态度转变给了中共新的希望。在1月初国共停战协定达成后，鉴于美苏对中国的态度，毛泽东并不想和国军开战，因为他自己并没有取胜的把握，更何况在当时全国各界一致主张和平的舆情下，发动内战、消灭合法政府意味着要失去民心。面对着国军源源不断的进入东北，毛泽东坚信，蒋介石最终一定会在美国的压力下与中共讲和，到时，中共已经占据的地方可能会成为合法的解放区，但手握重兵的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异常强硬，中共在谈判桌上陷于被动。正在这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突然电告中央，说苏军愿意在撤军时，将北满各大城市交给中共接收。这对进退维谷的中共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毛泽东立即决定，趁马歇尔回国述职之际，迅速占领北满各大城市，作为未来谈判桌上的筹码，以战争换和平。

1946年3月11日，马歇尔回国述职。3月12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将于13日撤离沈阳，希望中共军队迅速进占，并表示“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就这样，在苏联和中共的默契配合下，中共迅速进占东北各大中城市，并四处破路，阻止国军的推进。3月17日，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占领东北战略要冲四平。4月15日，苏军撤离长春，中共立即派兵发动进攻，并于18日占领全市。4月25日，苏军撤离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于当日攻占齐齐哈尔，28日进驻哈尔滨。

当时，中共的底线是要占领长春，以长春为界与国府南北分治。为此，占领长春后，中共中央于4月19日发出指示：东北局应迁长春，并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同时，一方面向四平增兵，再打几个胜仗，一方面“用全力夺取哈、齐二市”。这时，国民政府开始发飙，因为长春当时是东北的政治文化中心，其政治影响力非常大，国府丢了长春，就意味着其接收东北的失败。为此，蒋介石表示：不拿下四平，不停止战争；不打到长春，不商谈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