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百年(六):对日作战的艰苦八年(1)——“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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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

“西安事变”后,在欧洲养病的汪精卫回国,由于身体原因,他并没有在政府内任职。然而,此时的汪精卫仍是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政治地位在蒋介石之上,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仍有极大的影响力。1937年以后,南京政府开始采取强硬姿态对待华北地方军阀的“华北自治政权”。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会前南京方面要求华北五省领导人出席,阎锡山和韩复渠同意出席,宋哲元以立场特殊为由要求不出席会议,于是,蒋介石给宋哲元发去必须出席会议的强硬电报,宋哲元只好派他的副手秦纯德代理出席。此后,宋哲元便在日本和南京之间受夹板气,1937年5月10日,离职回到山东老家,不再过问华北政事,他的29路军也在6月被南京政府国军化——这支军队也是后来抗战全面打响后,第一支与日军交火的军队。

在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中央决定重设国防委员会,代替国防会议,并赋予其很大的权力,国防委员会有权直接领导南京政府的军事、行政和监察机关。在外交上,国民党中央在全会上明确阐明了南京政府的政策:“对外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事实之发生,如用尽政治而无效,危及国家与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如果主权蒙受损害,超过忍耐限度,则决然进行抗战。”,这表明南京政府对日抗战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

五届三中全会的另一个看点是有关国共合作的问题。1937年2月10日,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共曾致电大会,就国共两党合作问题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虽然在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中央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抗日方针,否定国民党过去的政策,也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不可否认,南京方面的政策已经开始转变,即由“武力剿共”改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是接受了国共合作。对于“西安事变”中口头上答应的一切,蒋介石确实没有食言。

五届三中全会结束后,1937年2月24日,蒋介石就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等问题,发表谈话,部分的接受了中共提出的要求。此间,国共双方高级领导层也开始了正式谈判。

在“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曾亲口许下联合抗日的诺言,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谈判,但后来张学良被扣,中共对蒋介石能否兑现诺言深表怀疑,毛泽东也发电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就这样,中共没有按原来的计划派人到南京谈判,而是邀请南京代表来到西安。1937年2月8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与南京政府代表张冲、顾祝同、贺衷寒在西安进行了国共第一次正式会谈。

在“西安谈判”中,南京政府全权代表顾祝同表示,红军可以在西安设立办事处,周恩来则按张闻天、毛泽东的意思要求将红军编制定为12个师,4个军,军饷按中央军待遇,并允许红军派代表参加国防委员会,还要求南京承诺不逮捕中共党员,不破坏中共组织,保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此外,顾祝同、张冲还提出,中共应取消苏维埃政府改为特区,红军番号应改按国军编制,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政训人员及联络员,其它地区游击队改为民团。不久,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向大会致电,以“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的形式,接受了南京的要求,也换来了南京对中共党员、中共组织和中共参政权利的保证。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与会的张冲准备返回西安继续参加谈判。临行前,蒋介石召见张冲,并向他交了底牌: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公开;特别区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容;红军可以改编为3师9团,不可再加。张冲回到西安,代表蒋介石再与周恩来谈判,转述了蒋介石的意见,并介绍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情况,周恩来对会议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表示遗憾,保留将来声明的权利。他还告诉张冲:中共目前无意参加政府,只要求参加国防机关。至3月8日,周恩来与张冲会谈6次,张冲提出红军主力可编为4个师、16个团,另编两个徒手工兵师,共6万人,并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立即将张冲的意见向延安汇报。3月3日,张闻天、毛泽东来电,同意张冲所提的红军改编意见,并指出当前谈判的中心是“使中共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但是,当张冲的意见转至南京时,蒋介石却予以否决,他只允许红军改编为3个师9个团,最后,中共作出让步,双方的意向也逐渐趋于统一。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共同商讨形成一个总结性的条文——“三八协议”,但贺衷寒后来修改了周恩来起草的协议,限制了红军的兵力,取消“民选制度”,还删去了停止攻击红军西路军的条款。周恩来十分气愤的指出:“贺衷寒是要以红军西路军困陷河西地区,而‘束缚我们’、‘胁迫我们’。”,并认为在西安与顾、贺继续谈判已经没有实际价值,要求直接与蒋介石面谈,以期问题的根本解决。

3月13日晚,周恩来会见张冲,提出了将“三八协议”直接送达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在获知后,同意与周恩来直接会谈,并邀周恩来先到上海,再约地会晤。3月下旬,周恩来在张冲的陪同下从西安飞抵上海,在这里,周恩来会晤了宋美龄,请她将中共的十五条谈判意见转交蒋介石,宋美龄也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随后,周恩来、潘汉年等又驱车至杭州西湖,与蒋介石和张冲在西湖南边烟霞岭上的烟霞洞展开秘密会谈,这就是国共“西湖会谈”,也称“杭州谈判”或“西湖密谈”。

在“西湖会谈”中,周恩来重申了中共十五项谈判条件,并提出了几点具体要求:一、陕甘宁边区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4万余人;三、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四、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这一次,蒋介石十分爽快,不但答应了中共的全部要求,而且还表示国共两党都要各自检查过去的错误,希望这次合作是永久的,即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并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制定共同纲领”的建议,确保国共的永久合作。3月30日,周恩来携带同蒋介石联系的密电码返回延安。

在这次谈判中还有一个花絮值得一提。3月26日,就在“西湖会谈”即将结束时,身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潘汉年收到了共产国际发自莫斯科的一份急电;27日,宋美龄生日,周恩来和潘汉年送去一束鲜花,并给蒋介石带去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委员长,我们已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苏联内务部已查到蒋经国先生的下落,并批准他立即返回中国。”——蒋经国是蒋介石与原配妻子毛福梅所生,1925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毕业,其间曾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国共关系恶化后,斯大林将其扣为人质,后因卷入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党内斗争,被下放至西伯利亚,其间与白俄罗斯姑娘芬娜(后改名蒋方良)结婚。1937年,国共关系缓和后,出于统战需要,被释放回国——蒋介石听后,大为感动,他让周恩来开一张政治犯名单出来,并保证查实后分批释放。想必“蒋经国获释”一事也是此次国共谈判如此顺利的原因之一。1937年4月中旬,蒋经国偕夫人返抵上海,次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37年3月底,周恩来从杭州返回延安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周恩来“西湖会谈”的汇报,并决定起草一个永久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纲领。4月中旬,蒋经国回国,中共指示李克农会同张冲赴上海面见蒋经国,以期蒋经国能从中影响蒋介石。在整个4月的头三个星期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连连开回,就下一步谈判的原则、策略,进行准备。4月25日周恩来等乘车赴西安,准备南下再次与蒋介石会谈,后因途中受阻,返回延安,次日又改乘飞机抵达西安。在西安,周恩来与顾祝同、张冲等交换了意见,接着,又与顾祝同就军事问题进行谈判。

1937年6月4日,周恩来带着中共起草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纲领,到庐山与蒋介石会谈,此即国共“庐山谈判”。从6月8日到15日,周恩来与蒋介石石进行了多次交谈,宋美龄、张冲也在座。此间,蒋介石虽然没有推翻“西湖会谈”所言,但却增加了一些附加条件,对中共起草的合作纲领漠然置之,另外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意图将共产党溶化于国民党之中,此即“溶共”。后来,蒋介石又违背“西湖会谈”的承诺,出尔反尔的提出,先由中共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即公布红军3个师的番号,人数为4万5千;3个师以上不设总司令部,而改为“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考察;对于陕甘宁边区政府,仍然坚持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边区自己推举副的”;关于南方游击队问题,应由中共联络,然后“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对杭州所谈“允许共党适时公开”,蒋介石矢口不谈,只是说中共可以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但又“不以共党名义出席”。

面对如此之大的分歧,周恩来与蒋介石争执得很激烈,期间虽有宋子文、宋美龄、张冲等往返磋商,但蒋介石仍固执己见,谈判难以进行下去。6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中共高层经研究后,决定对南京妥协让步,由周恩来负责起草谈判新方案: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并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由国共双方各推出数量相等的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并以蒋介石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此外,鉴于蒋介石提出由中共先发表宣言,中共方面还准备7月中旬发表宣言,在宣言发表后,如蒋介石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3个正规师,共4.5万人;第三,陕甘宁边区将于7月实行民主选举,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选举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共产党方面由林伯渠任副长官;最后,改编后的红军可以政治机关名义指挥,但要求朱德任该机关主任,不能离开军队,毛泽东则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到适当时机不去,中共也不会放弃国民大会民主选举的基本原则。6月25日,中共发表了这份新提案。

这时,蒋介石决定召开庐山谈话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共商国是。6月26日,南京方面来电催促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7月4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抵达西安,7日飞抵上海;当日,“卢沟桥事变”发生。7月13日,周恩来一行抵达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予蒋介石。

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国共共进行了三次谈判,就在第四次谈判开始前,抗战全面爆发,而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也在五次谈判后最终形成。 


三鉴斋 2010-07-20 15: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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