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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赞叹与责骂声的交织中进入中国，近20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就是巨大的，其累累硕果自有一摞摞书卷在，有一篇篇奖掖有加的书评在，这方面只须表态性地投个赞成票，似可不予置喙。不过，如果我们能够以一种相对冷静的、超脱的态度分析一下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状况，也很容易发现一些问题，其中包括这样一类带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样的小说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最有价值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成就积累到底应以怎样的现象或形态为标志？
　　　　　　一
　　许多学者撰着过或者正试图撰写各种类型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已有的成果而言，他们这方面的研究足以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较高水准。但是，大多数的小说史研究者是在被动的意识状态下进入这样的选题的，因而即使是代表其最高成就的成果，离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所应该达到而且也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准还相差甚远。
　　所谓“被动的意识状态”，是指这样的一种实际情形，即中国大陆的现代小说史研究者在决定展开类似选题研究的时候，常常并不是出于自己对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了一种成熟的理解，并由此理解形成必欲诉诸学术表述的冲动，而是因为别人选择了这样的题目，自己觉得如果自己来做这样的研究可能会比别人做得更好，于是纷纷“跟进”。
　　这样的表述虽然有些俏皮，但并不含有贬义。事实也正是如此。最先让中国学者感受到这一选题魅力的，是海外学者夏志清，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被刘绍铭翻译成中文并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大陆之后，有些研究者先是不服，觉得这样的书竟然先由海外学者着出，真是匪夷所思；继而发现这部书确实有真知灼见，而且以十分醒目的位置推出了早已为大陆研究界所遗忘了的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故而很快承认了它的价值。通过承认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价值，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者进一步确认了小说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紧接着的举动便是不甘落后，奋起直追，写出自己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用“奋起”一词表述学术研究确乎有些不伦不类，但可悲的是80年代初期的大陆学界正是这样的情形。当赵遐秋、曾庆瑞大张旗鼓地展开他们气势磅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时，人们不仅根本不知道写史的人需建立某种史观，更谈不上受某种史观的导引而产生研究和撰着的冲动，而且几乎就是在没有什么明显的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作了学术垦荒，其结果是轻车简从地于1984年出版了大陆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凡上、下两卷，计一百一十多万字，比夏志清的专着篇幅长得多。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即使当时看来，它问世的价值似乎也就仅此而已。
　　杨义也是一个“奋起”者，而且这回是单枪匹马；不过当他真正进入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世界之后，便在一定程度上放下了“奋起”的架势，做起了踏实、深入的研究，后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一百五十万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这部小说史首先尽作者所能地发掘了中国现代小说史料的丰富矿藏，而且明显地受夏志清的鼓舞，试图在冷门作家的发掘方面有所作为，于是，作者织成了一张五彩罗网，恨不能将其从各种尘封的小说史料中“临渊”称羡的各类“鱼”都一网打尽，有许多为人闻所未闻的作家确实被他发掘出来，并且尽量给予充分的评价，如华南作家群中的马宁、侣伦，东北作家群中的王秋萤、关沫南等。其次，与赵遐秋等人的史着比较起来，杨义的这部小说史从小说观念系统将由近代到现代的转换辨析得十分清楚。第三，这部小说史以一种高度的自觉，力图始终从小说家群体着手，析示出小说现象整体性的社团流派。他沿用了现代小说研究已有的一些群体概念，如“乡土小说”、“东北作家群”、“解放区作家群”等，也独立发现并命名了一些群体概念，如“四川作家群”、“华南作家群”等。这部着作史料钩沉既多，体例又颇多创新，文笔也相当流畅、优美，故甫一出版，便好评如潮，与前一部出版时的冷清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与此同时，许多研究者已经明显感觉到“奋起”架势的弊端，意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一部小说史单靠一两个人的力量自难免捉襟见肘，须调动集体的智慧，发挥集体的优势，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正是出于这种严谨而踏实的考虑，自80年代初期开始，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先后组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课题组。其中，山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联合编着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最早，南京大学课题组的任务已完成了三分之二，北京大学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体构庞大，但也才出版到第二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乃是按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系列组成全书体例的，分章论述了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知识分子形象、市民形象、工人形象等等。这种写法给人的感觉似乎显得简单化了一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真正写现代小说“史”的开端。无论以前出版的现代小说史其影响如何之大，可它们都没有跳出小说史不过就是小说历史材料的梳理、总结和钩沉的思维框架，而山东版的这部小说史跳脱了这样的思维框架，它开始真正在寻找、理索一条只属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史”的线索，而且以简明、清晰的形态出之，这反映了撰着者一种比较明确的史观。这种以人物形象透视为主体的小说史观自然显得简单了一些，但实际上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中国现代小说，大多以人物刻画为主，人物形象的把握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作家的情怀，研究透人物的内涵，就无异于把握住了现代小说的症候。更何况，以人物形象系列来组织小说史料，毕竟是一种体例，一种完全符合小说特征的体例，而且是一种还算独特的体例；撰着者始终保持这种体例的同一性，这是当时出版的其它小说史着作所没能做到的。
　　严家炎、钱理群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虽才出了二卷，而且第一卷基本上尚未涉及到习惯上称之为“现代小说”的部分，但着重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所由发生的历史契机，所由形成的内部机制，所由发展的基本模式，是第一部着眼于小说史内部规律研究的专着。由于主持和参与这一项目的研究者对于中国现代小说都有着较为深厚的学术积累，特别是严家炎对于现代小说流派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在小说理论方面的修养也十分厚实，这部小说史确实给这一研究领域带来了别开生面的影响，它在揭示现代小说的发生机制，描述现代小说的发展脉络，总结现代小说的历史成就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部小说史还在史着体例方面作了有益的开拓：它不再像以前的文学史那样，将作家分成若干等级分别设立专门章、节或小节进行规格森严的论述，而是将作家的创作全部作为文学现象纳入总体的历史观照之中，从而在章节安排上基本改变了那种自《史记》以来便盛行至今的以人为基本评价单位的史传方法，让所有的作家作品都成为小说史叙述的基本材料，对其所进行的取舍褒贬也都体现在小说史规律性表述的基线之上。这样的体例反映出撰着者高度的史学意识和学术自信，也呈现出注重小说发展历史规律揭示的学术意向。就总体而言，从长远的观点看，这部小说史在体例上的开拓之功或许会超过它在其他方面的学术建树。
　　叶子铭、邹恬、许志英主持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小说史观方面把握了“板块结构”原则，选取了一条“综合勾勒”的治史路线，即也不致力于对单个作家作详尽的分析，而主要是从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过程中择定几个关键性的条块进行史的概括和描述；但也并不完全废弃作家专章的设立，在已出版的第一、二卷中，还是分别将鲁迅、茅盾单独列出作为专章分析的对象，不过这时他们也还是将鲁迅、茅盾当作一个特定小说板块的代表加以解剖的。这部小说史着眼于从现代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法两大分野解析其内部规律，似综合了上述各本小说史的所长；而在分析小说思想内容的发展时，又注重使用具有一定同一性的标准剖析现代小说在各个时期的板块结构，也似乎吸取了以前小说史的教训。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始终坚持将小说家们按群体分类进行研究的，但他的分类原则似乎不很统一，如第一卷中，既有“人生派小说”、“浪漫抒情派小说”，与之相并列的则还有“乡土小说”和“女性作家群体”，这种并列就很勉强，因它一会儿按流派分，一会儿按题材分，又一会儿则按性别分了，颇为凌乱；而且到了第二卷以后，夹以按地域分类，就更加无序了。至于赵遐秋、曾庆瑞的小说史，其上册固然坚持从社团流派的角度试图对现代小说作较为整体性的总结，到了下册则又似乎想以文体（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为论述单位了。南京大学的这部小说史在划分小说板块时标准是同一的，基本上按照小说内容的思想倾向，而且常能在同一倾向下发现新的小说家群体的组合。但作为集体研究成果，它的第一部与第二部在板块的划分上仍未能统一。
　　总而言之，就已经取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成果而言，我们只完成了有限的层次上的学术开拓，即基本爬梳出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大致轨迹、大致史料以及大致发展概况，并且对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进程作了较清晰的描述和尽可能清楚的解释。我们的研究者显示出勃勃雄心的地方似乎仅止于揭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历史规律，然而所有研究者揭示的“规律”都是那么接近，那么平淡，那么稍想便知：中国现代小说与时代发展的伴随性。
　　造成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的这种平淡、雷同和一定程度上混乱局面的基本原因，乃是我们的研究者大多几乎都没有把握究竟什么是小说史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而且甚至也很少透露出作这样一种把握的努力；正像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着者，往往是在并没有理清什么是文学史的条件下展开了卷帙浩繁的文学史专着的撰写一样。在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小说史的研究者看来，什么是文学史抑或什么是小说史，这是理论家们探讨的问题，文学史和小说史的研究者只需对史料进行整理和总结，对史实进行揭示和解释。这样的简单化和浅泛化的史学观导致了一种奇异的现象，似乎只要对文学史或小说史资料稍微下点功夫，任何人都可以写出文学史或小说史来，于是一般不搞文学研究的司马长风却写出了《中国新文学史》。
　　因此，要将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导向深入，克服在此领域研究中的“浮夸”和平庸现象，至为关键的是必须从理论层次理清小说史的一般观念，培养起独特的现代小说史观。
　　　　　　二
　　不必怀疑，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同任何其他课题一样，其所取得的成果应展示着一定的层次性，这也便是各种各样的研究者都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小说史研究涉足染指并且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收获的原因。我们所要论述的是，未必所有的研究者都能十分清晰地认识这种研究成果的层次性，更缺少将自己的研究在这样一种层次分析中作价值定位的自觉性，由此造成的便是这类研究成果在理论批评和自我评价上的不得要领，虚拟浮夸。只有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的可能成果按照一定理论规程进行层次分析，才可能给这方面的研究理清发展的前景和方向，以利其在现有的基础上达到更高的水平。
　　我们所面对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时间上具有比较清晰的周沿性，无论你怎样理解这个名称，无论你是否同意将“现代”和“当代”一体化，只要你认定了这一概念，就不难理解它所包含的时间周沿，并且一般而言也不会挑起多少无谓的论争；在品质上具有比较明显的规定性，即无论相对于中国古代小说，还是相对于其他现代文体，当然更不用说相对于以外国语作为载体的现代外国小说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独特品格是鲜明的。这便是将中国现代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进行史学研究的前提。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展开研究的第一步无疑应是廓清对象所包含的内容，将有史学价值的小说现象全部清理出来。这是小说史研究的必具基础，通俗地说，这是小说史研究的史料建设工作，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的第一层次。
　　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迄今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最为令人注目。
　　本来，作为一门历史学科，中国现代小说史即使作最宽泛的理解也不过七八十年的经历，实际上是比较短暂和简单的，史料的钩沉当不应处于如此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中国现代文化始终处于急速发展的变化之中，许多在当时名重一时的小说作品很可能为历史的浪花淘洗成明日黄花。同时，许多为时代所忽略的小说作品和作家却体现着这段历史的价值质地，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专家进行甄别、梳理和揭橥，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恰恰是在这样一个看起来比较简单的问题上，我们的小说史研究存在着许多普遍的不足。最突出的便是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受到好评的小说仍一如既往、一以贯之且不加分析地视为小说史中的上品或代表作。例如，沈雁冰在《小说月报》创刊之初提出来加以旌表的几篇“为人生”、“血和泪”的作品，有利民的《三天劳工的自述》、李渺世的《买死的》等等，其实只是代表了沈雁冰那个时期的观察，即使在当时，这些作品也并非有很大影响，更不要说后来了。但是大多数现代小说史的研究者却出于因袭的习惯，总是跟着沈雁冰对这些小说予以较高的评价。类似的情形还经常表现在对部分左翼小说和解放区小说的评价上。
　　在这样的史料钩沉和建设方面作出的成就当然是颇令人注目的。自从夏志清通过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让中国的研究者一下子重新认识了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和师陀之后，许多现代小说史的研究者有意在作家和小说现象的发掘方面多付出一些努力，以期中国现代小说史学科在更加充实、更富有价值内涵的基础上获得发展。在这方面颇有作为的是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不过他注意从旧报章杂志的边角料中发现新的小说现象，对整个现代小说史的学科建设意义不大。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则不一样，它不仅注重一些小说史料的挖掘和小说家的价值揭示，而且对那些没有历史性影响的小说现象和小说家并无太大的兴趣，只重视能对现代小说历史的分析、评价产生影响的荦荦大端者，从而更深入地揭示出徐＠①、无名氏等新浪漫派小说家的史学地位。南京大学版的现代小说史吸取了80年代中后期学术研究的广泛成果，对原来不太引人注意的30年代现代派小说家作了较充分的评价，并从独特的角度补证了现代作家靳以的较为突出的地位。北京大学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在这方面更显露出了他们的信心：要以整个时代推移的方式拓宽中国现代小说史学的疆域。他们的这番努力已经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
　　算至这些成果的取得，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仅仅开展了十多个年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这一项目便获得了第一层次上的如此成就，应该是值得庆幸的。
　　在小说史料的梳理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板块分析和流派整合，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的第二层次。传统的文学史写作方法不十分注重这样的板块分析和流派整合，而只是习惯于像梁山泊英雄排座次那样，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逐个确定作家的历史地位，根据其地位分配他们分别进入文学史操作的相应章节或段落。板块分析和流派整合的治史方法则建立在这样一种史学自觉的基础上：史学家必须对文学史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不仅是揭示其包含的事实；而要对纷繁复杂的小说史现象作出细致深入的解释，以利于人们从总体上对小说史现象进行把握，就必须将小说史整理成内部有序的条块，理清这些条块之间的基本联系和发展线索。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是具有开创性的力作。这部篇幅不大的着作却专门致力于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重大流派和重要线索的分析和梳理，在一系列小说现象的揭示中起到了系统地整合和科学地命名的作用。这本书不仅对诸如文学研究会的“人生派”现实主义小说、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兼表现主义小说等具有明显的派别性的小说现象作了详尽的解析和新颖的诠释，而且对人们素来苦于无从把握的新感觉派、社会剖析派以及新浪漫派等小说流派作了精心的理索，并赋予这些小说现象以权威性极强的命名。
　　至今人们都乐于使用严家炎先生《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那些深思熟虑的命名，例如“社会剖析派小说”、“新浪漫派小说”等。不能忽略命名在文学史及任何史学研究中的价值，成功的命名本身就代表着一种高水平的研究结晶。在现代小说史研究的起始阶段，人们只是眼睛盯着史料的发掘和梳理，基本上满足于沿用约定俗成的概念来表述、概括各种各样的小说现象，但进入到对大量的小说史现象进行整合与解释的研究层次之后，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人们都试图面对比较复杂的现象作出自己的命名的努力。杨义的小说史就是有所命名的，例如他提出了“四川作家群”之类的概念；南京大学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透露出了这样的努力，例如将30年代巴金、老舍、靳以等试图回归“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创作倾向概括为“归趣‘五四’派”。这只是一种姑妄言之的表述，事实上这样一种没有根柢的命名不会有许多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可能，而一种命名若没希望获得普遍的接受，那就说明还远不成熟。但当我们进入到试图对某种小说现象作出自己的独特解释的时候，重新命名往往是不可避免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从严家炎的经验及其效果可以断定，命名的成功即意味着史学研究的成功。南京大学版小说史中的有些命名将会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乃至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产生深刻影响，至少出自邹恬笔下的“形相”一词是如此。这部书的第二卷第一编《茅盾与左翼小说》是这位博学深思的前辈留给世人的珍贵文字，他将左翼小说作了如此深刻、如此公允的阐解，以至人们很容易在读了他的着述之后产生这样的感觉，即此前有关左翼小说的肯定或否定都是带有情绪化的先入之见的体现。他充分评价了左翼小说在人物铸造、生活开拓和创作技巧等方面的成就，更精彩的则是他对左翼小说存在的种种缺陷所作的贴切而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左翼小说之所以塑造不出成功的新人形象，主要是因为左翼小说家对革命“新人”乃至革命及未来的理解过于抽象化和理念化，而且左翼从理论到创作实际都过于注重正确的思想指导，因而所有的形象都浅表化而趋于“形相化”。诸如此类的命名其重要的史学意义在于，它以最简洁的概念文字表述了研究家成熟的论断。
　　当然，更加雄心勃勃的命名是以北京大学版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为标志的，它体现着这一批研究者对于整个现代小说史框架的一种重新匡定的假想及论证的努力。这样的努力已得到学术界的较普遍承认，可见其中传达出来的学术气势还是很有魅力的。
　　　　　　三
　　前文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像在其他领域中的研究一样，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的许多命名的努力未必都能获得普遍的学术认同，那么，那些不被普遍认同的概念是否就没有价值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则引出了如何深化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层次的思考。
　　在“被动意识的状态”下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虽然至少取得了如上分析的重要成就，但基本上还没有进入到每个研究者各自独立地探寻小说史发展的内部规律的层次。这无疑是这项研究应该达到的第三个层次。中国的研究者在史的探讨方面一般最注重“规律”，但他们在中国现代小说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方面所总结出的规律都常常是外部性的，例如小说和文学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等，至于其内在的规律性，至多牵涉到传统因素和外来因素的影响及其对于小说或文学发展的作用等等。有关这些方面的规律揭示最终都流于“大路货”的结论，显示不出真正的学术个性。
　　当然，规律是客观的，人们通过学术研究所找出的规律应以真实地反映现代小说史发展的实际为标志，因而人们在这方面的成功的研究都该是相互接近的。但这毕竟是研究进入到相当成熟阶段以后的事，就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样一个年轻的、其内部规律尚待通过更艰苦的研究才能揭示的学科而言，我们所期望的应是“规律揭示”层次的初级形态，那就是鼓励各个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迫近现代小说史发展的内部规律，由此作出各种富有学术个性的描述。只有这样，才能为深入揭示中国现代小说历史的内部规律奠定厚实的基础。
　　而我们的小说史研究之所以深入不到内部规律的层面，主要是因为这方面的研究者对小说理论及小说史理论都普遍缺乏探讨和把握，乃至于缺少这样的努力。研究者们常常只是将现代小说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特殊体裁，它的发展也因其在外部关系上的共性而被理解为完全与整个现代文学的时代性演变同步，这就引发出前文提及的那种怪现象，即几乎对中国现代小说没有什么研究积累的学者也能顺利进入小说史的写作。当然并非要求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人一定得是小说理论家，事实上就整个学术界而言，小说理论的研究是至为薄弱的环节，诸如《小说修辞学》和《小说面面观》之类的世界名着的翻译都无法掩饰这方面探讨的苍白和零碎。但这正为现代小说史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发挥自己理论才能的广阔余地，也能够促使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在理论把握的多样性上获得丰富多彩的呈现。无论是从理论逻辑方面还是从事实方面看都是清楚的，一个小说史的研究者如果不对小说理论及小说史理论有所思考，要想深入小说发展的内部寻求其规律是极其困难的；另一方面的事实是，只要史学家对其所研究的文体及其史的理论有一种自我把握的努力，哪怕这种努力未必成熟，他的研究成果也会因其思路和见解的独特性而经受时间的考验，足资后人参照。中国20年代中后期出现过一本很怪的书，是向培良写的《现代戏剧艺术概评》，此书立论十分激烈，而且也常有偏颇，几乎将那时之前的现代中国剧作全都置于否定的评价之中，但人们今天每常参考这本书，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完全属于向培良的观察角度，情致的描写是他的主要标准，他认为戏剧艺术最内在的价值感在于抒写剧作家的性情。很明显，如果将向培良的观点视为普遍的戏剧观，那理应遭到质疑和诟病，因为它过于简单偏狭，但人们乐于将其视为一种别致的戏剧史观，从中就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也较容易在批判的基础上接受他的表述。举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的深入有赖于直逼小说及其历史内部逻辑的理论自觉的产生，即使这种理论把握哪怕显得较为粗糙，可对于整个这门学科的发展而言，也将比不涉及内部规律的一般的小说史述有价值得多。
　　这就是说，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同其他有待更多的学术积累的研究领域一样，哪怕是铤而走险的独辟蹊径也比稳健的大同小异描述更有价值，理论架构上的有所建树其意义当超过一般史实的总结。本着鼓励学术创新和开拓学术积累的初衷提倡现代小说的理论把握和内部规律揭示，我们会发现现代小说史的研究路子原来非常宽阔，几乎从各个角度都能找到对中国现代小说重新进行阐解和评估的思路。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从这些完全属于自己、同时也是属于现代小说历史的思路出发重新审视我们的研究对象时，就很容易为一种理论意识的频频惑动而备感兴奋，这样的兴奋能够发而成为小说史研究的内在冲动，由此冲动酿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才可能完全免除前文所述在“被动的意识状态”下的种种弊端。这将是一种具有明确的文体意识和小说史史识的学术表达，在这样一种未始不可以称为“主动的意识状态”下的表达中，我们就不必再瞻前顾后，平衡踌躇，迟迟不能论断。我们将坦率地树起不惮偏颇的旗帜，既不惮于批判在我们的特定理论把握中显得俗恶的小说，又不讳言称赏在这样的价值衡量下最杰出的代表作品。暖昧的批评，“三七开”式的判断将因其优柔寡断和羞羞答答而退避三舍，那才是很痛快、很有生气的研究。
　　我们不妨设想，从小说的构思方式上重构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十分可能的。这种关于构思方式的考虑建立在对现代小说本质的如此理解基础上：自从近代小说被赋予了一种写世和传播思想的工具性意义之后，中国小说一直以其强烈的批判性备受文坛和学界的注目，而自近代以来的无论哪一种批判，都是以一种新的观念和语体的建构为前提的，从近代开始是改良主义观念和语体的建构，接着是民主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观念和语体建构，再后来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类的观念和语体的传达。中国小说在这种不断的批判和建构中交替往复着，始终没有能进入一种属于自己的语体否定和解构状态。这就是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小说（当然不是简单的“20世纪”所能概括的）虽然思想内容有着不断的变更，叙事模式也不断发生变化，艺术技巧和语言表述逐步走向成熟，但总体上的构思方式是一以贯之的，即都是围绕着一种观念建构一种语体。这种始终建构式的思维方式未尝不可以说是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取得辉煌性成就的主要因素。
　　中国现代小说一般来说取得的成就还是令人振奋的，巴金甚至说：“在新文学的各个部门中成绩最大的就是小说。”（《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小说集序）但是，在中国现代小说的精品中，我们也还会遗憾地发现，能够与我国古典小说名作和外国经典小说相提并论的作品，能够在各方面都称得上精品的毕竟还很有限。当我们拉长历史的镜头，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来俯瞰现代文学时，或许会发现不少新诗，在相对比例上的戏剧作品，能够成为历史上不可替代的代表作品进入中华民族文化的经典行列，而能够入此行列的小说作品将少之又少。这是因为小说的现代发展在自己的语体构思方面缺少必要的否定环节，而一种文学体裁的进步，至少在构思思维方法上，必须经过多次的建构和消解的反复，只有经过多次否定才能达到发展的佳境。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虽然也不算长，但它毕竟经过了自由体——格律化——自由体的大致否定和消解的反复，而正是经过了这些反复以后，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诗才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经典性意义。现代戏剧从文明戏到导演制，从封闭式到开放式，从西化到民族化的一些否定、消解和重构的轨迹也颇为复杂。相比之下，现代小说成就虽然很大，但这种否定循环完成得最少，因而它至今还未形成稳固的形态，在相对意义上的成熟度就须打些折扣。
　　中国现代小说的总体构思方式一直是建构式的，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它的批判性也立足于一种特定观念的建构。其间曾产生过一些否定环节，即不是以某种观念的建构作为小说构思的语体依据，而是陷入一种无往而不消解的思维状态之下。不少我们原以为难于理解的小说现象其实就是这种可贵的否定环节的表现。例如沈从文的小说，人们从观念建构方面终究闹不清他所体现的现代性思维在什么地方，他对过去了的湘西生活是那么赞美，对现代文明又是那么仇视；但同时，他也不惮于渲染湘西乡野生活的野蛮残暴，似乎又不全是站在旧生活的立场上弹响挽歌的曲调。他既不想执意肯定什么，也不想贸然否定什么，但是他又在进行着判断，进行着批判，进行着积极的语体建设，总体上来说他不想通向一种观念的建构。钱钟书的代表作品则也显示着这样的消解式构思，他的《围城》通过特定人物生活场景的展现，进行着对人间生活方式和状态的普遍的反讽，而且也不想明白树立什么价值观念，他所致力的似乎是对价值树立这种神话的剥夺。无名氏的《野兽·野兽·野兽》也有这样的意思。
　　不过还是不能过高地估价这些作家在小说构思方式上的作用，他们对于建构式构思的否定还是不彻底的，而且他们在当时都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未能产生实际影响，故对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进程促动力不大。真正触动中国现代小说构思方式的否定链节的是80年代中后期王朔的作品。并不是说出自这个有才华的作家的小说如何之好，如何之精，相反，对这些作品中的某些虚张声势、粗制滥造、扭捏作态现象应予摒弃。但另一方面，也不应怀疑王朔这些作品在构思方式上之于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革命性意义。它们不再立足于建构什么，而是努力于从思考到语言都消解几十年大家拼命建构起来的一些价值体系。王朔的小说具有的语体解构力正在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它将促使人们在消解某些话语的意义的基础上消解不少很有价值内涵的东西。解构一切价值的构思方式将从他的小说中扩散开来，使得整个文学创作面临一次严峻的、同时也是蕴藏着生机的挑战。当然这样的解构式思维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王朔作品之中的，在异常活跃但又极其困难的后现代主义诗人群落中也早已流行。
　　90年代初，贾平凹也兴起了这样的否定式，或者说价值消解式的小说构思法，以此他创作了一批享有盛名的作品。但他的历史影响注定会小于王朔，因为他是那么急不可耐地想在解构的同时又建构起一种仿古的语体。这正是导致他在某种意义上归于失败的关键。
　　当然，并不是说只有上面提到的这些运作解构式思维的小说家才足以构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一部小说史的构成也应是建构与消解互动发展的结果。建构自然是必要的，而建构之后的消解则是小说史发展的必需环节。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结果之所以不那么辉煌灿烂，不是缺少建构，而是缺少否定或解构的环节。当80年代及其后的解构式思维成为作家们普遍的构思方式之后，可以期待一批高质量的小说巨制问世。许多不朽名着都是建立在消解价值式的构思框架基础上的，如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便是在一种无往而不消解和否定的观念层面透溢出了无穷的魅力。再如法国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的小说，也常是在观念价值的消解意义上显露出作品价值的永恒。但这样的问题最怕绝对化的理解，在经过消解之后，文坛仍期盼着建构式的构思形态。王朔的解构或者消解式的构思没有给他本人带来巨大的成就，但他会对中国小说界起巨大的启发作用，可以预期将在两种意义上产生重要作品：一是继承王朔的价值消解的路数产生集成之作，一是站在王朔解构的废墟上进行更新层次上的建构，产生足以启发一个新时代的力作。
　　我们无从知道这样的作品何时才会产生，但能够断言的是，只有这两种意义上的杰作产生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发展才真正完成了它最基本的段落。
　　以上示例旨在说明，就小说构思方式的演进嬗变进行史学解析，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的一条可能路径，这条路径给现代小说史研究者提供了表述富有个人性的小说史观与史识的若干可能性。更何况，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并不只有经过构思方式这一路径才能实现个性化的学术指标，许多的研究路数都在等待着研究者去摸索，去实践。
江海学刊南京158￣16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朱寿桐19981998朱寿桐，1958年生，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作者：江海学刊南京158￣16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朱寿桐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0: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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