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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俄国的思想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20世纪90年代以《巴赫金全集》 在中国的出版及其对话理论的研究，宣告了一个“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的到来。其“ 复调小说”理论则主要来自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及相关评论，该理论建立于 20年代，即俄国出现形式主义文艺理论流派的时期，也是结构主义美学的形成期。“此 派主张研究艺术的形式结构特征，故巴赫金的研究不免被人看成是对形式主义运动的追 随，是小说结构手法和结构形式的阐述而已。”(注：勒纳·韦勒克：《陀思妥耶夫斯 基评论史概述》，《波佩的面纱——日内瓦学派文论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年。)然而，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所体现的独立性、自由性、未完成性和复调性， 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意识和创作现状的启发与反思则是不容忽视的。
    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理论意义及其内涵，是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中阐发 的，通过对主人公的自由性与独立性，对话的未完成性及其复调性等文学特征的考察与 分析，“复调小说”理论才得以阐释。而中国当代小说平等意识的匮乏，跳不出文本的 尴尬及单一的“复调形式”，恰恰可以在这种理论的印证中得到反思。
    　　　　一　平等意识的匮乏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主人公的兴趣，在于他是对世界及对自己的一种特殊看法，在于 他是对自己和周围现实的一种思想与评价的立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重要的不是 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 。”(注：巴赫金：《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巴赫金指出：陀氏“ 创造的不是无言的奴隶，而是自由的人——他们能够同自己的创作者并肩而立，能够不 同意他的意见，甚至起而与之抗争”(注：《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996年。)。在这里，主人公跨越了束缚与羁绊，不再无言，不再背负奴隶的身份，而是 掌握着自己的自由，与创造者即作家站在平等的立场上去拷问世界是什么，自己是什么 ，世界与自己在自我心中是什么。是陀氏的艺术世界与巴赫金的理论界定赋予了主人公 的自主权与自由性，而这种自主权与自由性的根基又牢固地建立在一种“自我意识”的 基础上。“通常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只是他现实存在的一个因素，只是他完整形象的特征 之一；然而在这里恰恰相反，全部现实生活成了主人公自我意识的一个因素。”(注：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在复调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不 仅仅是他是谁，他在做什么，他在怎样维护着生活维系着与他者的关系，以及他的生命 在如何延续，我们看到的是主人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在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认识他 者与世界在自我心中的意义，主人公如何延续自己的自我意识。确切地说，这是两种截 然不同的延续，前者是生命个体的延续，后者是自我意识的延续。而中国的当代小说中 ，能够让读者领略更多的是主人公生命个体延续的作品，而非主人公自我意识延续的作 品，这种现象形成的重要因素就在于平等意识的匮乏。
    在“复调小说”中，主人公的生命在自我意识的延续下而真正复活，在作家的笔下， 主人公可以活脱脱地从艺术世界中进入作家的现实世界，并获得与作家平等的立场和平 等的自我意识。“过去由作者完成的事，现在由主人公来完成，主人公与此同时便从各 种可能的角度自己阐发自己”(注：巴赫金：《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自己延续自己，甚至自己改变艺术作品中的命运。主人公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获 得了意识和立场上的相对的自由与独立，一切能使主人公按照作者构成为特定形象的因 素，一切把主人公盖棺论定为现实形象的因素就被彻底剥离出去了。在这种平等意识的 基础上，作家笔下创作出的主人公在被赋予了意识的同时，才被赋予了真正的生命。而 对于作家，“复调小说要求于作者的，并不是否定自己和自己的意识，而是极大地扩展 ，深化和改造自己的意识(当然是在特定方向上)，以便使它能包容具有同等价值的他人 意识”(注：巴赫金：《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因此创作上的艰 难性与复杂性就会在这种平等立场和平等意识的融合与对抗中被相应扩大化。毕竟，在 这种意识的给予与平等中，创作的层面和角度也随之扩大深入，创作的领域甚至会突破 单纯和文学疆界，触及到人性、社会性、科学性等领域，作家面临的并非是简单的表现 性写作与再现性的临摹，而是在作家自我意识与主人公意识、与他者意识的交织中从事 的文学创作。
    然而，在中国的当代小说中，作家的创作意识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部作品，甚至 “垄断”了主人公和他者的意识领域，作家无形中赋予了自己一种主宰性的权力，在这 种权力的纵容与泛滥下，作家的笔所触及的角落无一不成为主人公被困死的囹圄。“主 人公自我意识被纳入作者意识坚固的框架内，作者意识决定并描绘主人公意识，而主人 公自我意识却不能从内部突破作者意识的框架。”(注：巴赫金：《诗学与访谈》，河 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这是巴赫金对独白型小说所作的一段论述，借此思考中国当 代小说，却让我们醒悟到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很多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主人公独立 、自由的意识与思考，我们能触及到的只是主人公在作家的笔下，确切地说是在作家的 意识支配下去怎么说，怎么做，怎么完成一个框架下形象的再现。
    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就是如此被剥夺的，在他身上应具备的人性的自由与独立也随之瓦 解，这一切是由于作家自我意识的“霸权”，也就是由于平等意识的匮乏。在中国封建 社会的文化专制时代，独语往往取代了对话成为社会的主导话语形式，统治者为了维护 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在思想文化领域肆意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强加给 社会，以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变相地操纵文化及社会建设。在阶级社会，这种文化上不平 等的意识自古有其衍生的温床和根基。即使在中国当代社会，所谓的主流话语、主流意 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等也无形中操纵了作家的创作意识和创作观念。特别是在改革开 放以前相对保守的时期，“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创作观念往往根深蒂固于现实创作中， 作家的意识倾向、感情立场和主导思想往往都笼罩在模糊的政治倾向和社会意识下。在 这种情形下，作家在不平等意识的大环境操纵中，已经不能把自我的意识放射出来，更 无法谈及将平等意识、自由与独立性真正地赋予给笔下的主人公。孤立、死气沉沉、毫 无生机的主人公就是在这种不平等的意识中诞生、演绎，并在一片死寂中枯萎下去的。 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当代文学创作中，平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相应的释放，作家 的自我意识开始逐步复苏以至鲜明起来，但创作意识的操纵性和主权性却在作家自我观 念中随之膨胀，依旧无法使笔下的人物鲜活起来，自主起来。比如先锋小说，“苏童的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以其激越的历史冲动与话语表达的欲望，显示开放的对话语境” ，“莫言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叙事方式，把叙事人首次推向历史对话情境”( 注：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在这类作品中，我们似 乎看到了一个对话角色——主人公“我”通过平静的个人叙说方式在平等地与历史直接 对话，与作家、读者自由地、独立地对话，似乎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与作家创作意识、读 者欣赏观念，甚至与历史社会意识都变得平等起来。然而，在这种貌似平等的意识交流 与对抗下，隐藏的却是一种不公正的对话方式，是作家借用虚构的主人公“我”的嘴， 用作家自己的意识独占话题和语境，从而与缄默不语的历史在不公正地对话，因此先锋 的文本依旧是平等意识匮乏的蓝本。另外，针对80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有人认为 新写实作家多以客观冷漠的姿态进行创作，思想态度是“零度情感”，甚至隐藏了自己 的个人观点和情感立场，即不将作者的意识与价值取向介入作品，意欲创造一种纯客观 小说。但是，这种刻意隐藏作家创作意识和立场的创作手段只是表面化的，绝对不能等 同于作家丧失了创作意识和立场，他们的创作意识依旧霸占着整个作品的导向。如果新 写实作家真的丧失掉这一切，那么就更加无法实现意识的平等，无法做到让每一个人物 都能自由地、不受作者干预地展现并论证自己的正确性。至于90年代的所谓“现实主义 冲击波小说”，这类作品相应地具备了一种“平民化”的创作倾向，因此有评论认为这 些作家从不同层面上表达了对平民百姓生存困境的关注与同情，将平民生活的琐碎与凌 乱、无奈与艰辛以充满理解、同情甚至是关怀可怜的态度一一展现，而这种展现“平民 化”的前提是将作品视点和作家的创作立场完全降至平民的生活与琐碎中。但是在这个 降低立场与视点至“平民化”的前提中，作家很显然已经默认了他们的立场和意识是高 于即将塑造的平民人物的，而这种不平等的、带着一定优越性的创作意识想必已在作家 心中乃至创作过程中生根发芽，挥之不去。
    由此看来，以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体现的自由性与独立性反思中国当代小说，其 平等意识的匮乏的确是值得人深思的。
    　　　　二　跳不出文本的尴尬
    巴赫金通过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认为其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激烈地抵制他人对 主人公自我所作的一切定论。内在的未完成性和未论定性在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中深深扎 根，并感到自己有能力从内部发生变化，从而把对他们所作的表面化的、盖棺论定式的 评语全都化为谬误。因此，巴赫金指出：“世上还没有过任何终结了的东西；世界的最 后结论和关于世界的最后结论，还没有说出来；世界是敞开着的，是自由的；一切都在 前头，而且只在前头。”(注：巴赫金：《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只要人活着，他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他还没有完成，还没说出自己最终的见解。”(注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 关于未完成性与未论定性的阐述，迫使我们必须跳出文本学这一简单层面进行思考，如 果只是圈定在文本学的肤浅层面上，那么其理论价值是无法被显现的。在平等意识的基 础上，我们赋予了作品中人物的自由独立和自我意识，但作品中的人物并不会随着文本 的结束而结束自己的意识思维，他被作家塑造的意义同样应该在于“他还没有完成，还 没说出自己最终的见解”，这是他生命的未完成，也是他自我意识的未完成。这样，在 作家塑造人物性格的过程中，就相对容易打破传统的类型化模式，从而多侧面、多角度 地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
    反观我们的当代小说创作，似乎总存在着一种跳不出文本的尴尬。在我们的作品中， 无论是作家进行创造还是读者进行欣赏，总有一种被文本圈定的观念横亘在其中。作家 在创作前，脑子中有一个文本的蓝图，当他结束文本时，故事、人物、对话与行为…… 总之文本中的一切也随之戛然而止；而读者在打开文本进行阅读时仿佛融入作品之中， 一旦合上文本的末页就会基本结束一切从文本带来的思绪，观念中存在的是一种完整的 “完成性”。文本结束，一切结束，一切完成。造成这种跳不出文本的尴尬局面，原因 在于作家在创作中总是无形地在延续着自己的创作意向，并试图在文本结束前将一种“ 善恶好坏”的论定与判断明朗化、清晰化，仿佛只有如此才完成了他文本的终极意义。 这种创作观念应该说是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息息相关的，凡事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结局， 需要有一种是非评定后的论断，“完满”、“完整”，甚至力图“团圆”的功利性思维 方式限制了读者阅读思考的空间，无法使“作者自己的意识获得了这种特别积极的扩展 ，而扩展的方向不仅仅在于把握新的客体(各种类型的人物、性格、自然和社会现象)， 却首先在于与具有同等价值的他人意识产生一种特殊的、以往从未体验过的对话交际， 在于通过对话交际积极深入探索人们永无终结的内心奥秘”(注：巴赫金：《诗学与访 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甚至削弱了作品的力度与艺术性。另外，在当代 中国，单纯的现实反映论总是迫使作家把文本塑造成现实的影印本，现实中的人与事， 当被作家发现、观察以至搬至文本中，其“发生、发展、结局”的整个过程就被作家在 笔下一一挥洒。当代小说中，曾一度将作品的人物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不仅阻碍了 人们对人物文学特性的探寻，而且限制了文学作品艺术空间的开掘。至于先锋派小说， 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作家在追寻叙事策略和话语风格时力图从感官的效应、叙事线索 的交织以及一些罪恶、灾难、暴力、死亡等虚幻性人类生存主题上去刻意打造作品的精 神性和深度，在试图跳出文本、制造小说的未完成性与未论定性的尝试中却遭遇了不被 读者理解和接纳的尴尬。
    　　　　三　单一“复调”形式的徘徊
    “复调”本来是音乐学的一个术语，巴赫金以音乐中的复调比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 的最显着特点，由此阐发了“复调小说”理论。在“复调小说”的艺术世界里，“一般 没有任何物的存在，没有对象、客体，只有主体。因此没有单纯判断的语言，没有只讲 客体的语言，没有背靠背的单纯指物的语言；只有交际中的语言，与他人语言接触对话 的语言，谈论别人话语的语言，发向他人话语的语言”(注：巴赫金：《诗学与访谈》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这是从语言对话角度来谈的。而“复调的实质恰恰在 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 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如果非说个人意志不可，那么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 的意志结合起来，从原则上便超出了某一个人的意志范围。可以这么说，复调结构的艺 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志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注：巴赫金：《诗学与访谈》，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很显然，独立的、自由的、多元的声音和个人意志的复 合形成了“复调小说”的基本构成因素，而巴赫金正是通过“艺术形式中使人解放和摆 脱的物化”的陀氏小说，把“窥视”他者的物质性存在与尊重他者精神性的主体自由看 成是“复调小说”的重要内核，从而指出一个人所必然具备的“超出其作为一个物质存 在这一点”。“而物质存在则是可以在人的意志之外，即‘在背后’去窥视、判定和预 言的”，但“个性的真正的生活只能通过对它的对话性体察来把握，它本身则会向这种 体察自由地揭示自己作为回答”(注：《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当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从对话语言的形式和复调本质等多方面被阐释以至传播 得如火如荼之际，中国的当代小说家对此表现出的态度则是多少有些无奈与茫然，继而 手足无措地徘徊在单一的“复调形式”之中。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出现，让众多 的当代小说家在反思中幡然醒悟，在创作中寻觅到曙光；但对“复调”理论相对浅层次 的理解与盲目的推崇则使作家的创作局面显现出“复调”追寻中的势单力薄。事实上， 当代小说中，的确零星出现过几部带有“复调形式”的小说，不能否认，这是当代小说 家对新的创作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尝试性探寻。例如张承志《北方的河》，在写实与象征 的交织中进行描绘性、想象性结合的抒写；格非《欲望的旗帜》，在故事情节的推理与 实现交叉中突出人性的幻灭；戴厚英《人啊!人》，作品中将人物主角进行更迭式替换 ，以第一人称多元转换的复调意味使作品突破单一的视角；马原《冈底斯的诱惑》，力 图通过变换叙述的圈套，以结构多元、技巧形式上的“复调”达到“复调小说”的意味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是把一群音乐学院年轻学生浮躁不安的情绪和刻意矫情的个 性等等，以自我意识的表现形式构成情绪化的“复调”形态。然而，这些当代小说中的 “复调”似乎只是一种形式、技巧上单纯的“复调”，或者以小说结构、小说语言、小 说情节、小说创作上的技术性手段来刻意追求“复调”意味，不能不说只是徘徊在一种 相对单一的“复调”形式之中。那种独立、自由、多元的声音和个人意志的复合荡然无 存，那种“窥视他者无知性存在与尊重他者精神性的主体自由”的复调本质也无法触及 。因此，在当代小说家这些创作中，“复调小说”理论的尝试只能是一种单一“复调形 式”的徘徊。
    用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反思我国当代小说，匮乏、尴尬与徘徊是其显着的症结。 对此米兰·昆德拉对“复调小说”的理解值得我们重视：“与其说是技巧性的，不如说 更富于诗意。”我们真正能从平等意识、文本关系及复调本质中领悟的并非是技巧上的 浅层东西，而应该是富于诗意的、真正的内涵所在。
    
    
   当代文坛成都19～2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孟楠20042004新时期以来，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下，小说、诗歌与戏剧的创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 革。在人们眼中，只有散文相对沉寂。事实上，散文内部也经历了“形散神不散”、真 实与虚构、“新潮散文”、“大散文”与“文体净化”、“文化散文”、“杨朔模式” 与“重写文学史”、“学者散文”等一系列探讨及论争。有些问题至今没有定论，甚至 永远不会得出结论。但是，在探讨中，散文的文体特色、创作空间等都在进一步明晰， 一向比较缺席的散文理论也得到了建设。在对资料的梳理与综述中，我们发现，散文创 作及理论研究还是相对滞后的，它亟需我们的关注。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博士点人文社科研究项目(98JBY75047-99001)。滴石林国华
    林国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博士候选人、芝加哥大学“约翰·奥林民主　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The Call of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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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NG Xiao-qin暨南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作者：当代文坛成都19～2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孟楠20042004新时期以来，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下，小说、诗歌与戏剧的创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 革。在人们眼中，只有散文相对沉寂。事实上，散文内部也经历了“形散神不散”、真 实与虚构、“新潮散文”、“大散文”与“文体净化”、“文化散文”、“杨朔模式” 与“重写文学史”、“学者散文”等一系列探讨及论争。有些问题至今没有定论，甚至 永远不会得出结论。但是，在探讨中，散文的文体特色、创作空间等都在进一步明晰， 一向比较缺席的散文理论也得到了建设。在对资料的梳理与综述中，我们发现，散文创 作及理论研究还是相对滞后的，它亟需我们的关注。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博士点人文社科研究项目(98JBY75047-99001)。滴石

网载 2013-09-10 20: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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