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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拉美现代化进程做出一个完整和系统的梳理并非易事，这不仅因为拉美地区国家众多，而且因为现代化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国外有关学术成果中多以拉美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为题目，以“拉美国家的现代化”为题的研究成果则很少见。国内关于拉美现代化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20多年来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大多侧重于拉美现代化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国家，而能够让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拉美现代化的有分量的着作尚暂付阙如。2002年以苏振兴先生为首的课题组承担了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拉美现代化道路研究》，辛勤耕耘，历时4载，最终以《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面世。笔者在拜读了这本51万余字的大作之后，深感它不仅是国内前一时期拉美现代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而且在许多方面有观点上的创新，将国内的拉美现代化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不仅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借鉴意义，也必将对今后的拉美现代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通观全书，笔者认为其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宏观把握，展现全貌。作者研究的着眼点是整个拉美地区，从拉美地区的视角考察拉美国家百余年来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全书以现代化理论为设计框架，共分为10章，对拉美国家工业化进程、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与农村、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变革与现代化的关系、国际环境、社会变迁、城市化、拉美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做了分析，讨论了拉美国家现代化的指导理论、现代化进程的阶段和进程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若干启示。作者在书中提到：“我们这项研究课题的主要任务是从宏观上描述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进展。”(第595页)应该说，作者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通过对拉美现代化“三次浪潮”波浪起伏的描述，作者勾勒出了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轮廓，然后又通过对每个专门问题的论述，从不同侧面细化和丰满了进程的内容，从而使读者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留下一个比较清晰和完整的印象。
　　二是不重指标，讲求实际。运用某种指标体系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展加以衡量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方法。但作者在研究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时发现，如果过分依赖指标体系去判断问题，很可能会使研究工作陷入某种误区。例如，拉美地区1999年的经济(GDP)结构为：农业占8％，工业占32％，服务业占60％。其中一些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比地区平均值更高。如果据此判断多数拉美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进入了以服务业扩张为主的发展阶段，那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又如，拉美地区人均GDP已超过3800美元，其中阿根廷已超过7000美元，但这个平均数掩盖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拉美的城市化率已接近发达国家，但快速城市化带来的严重后果更不容忽视，等等。因此，作者认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研究拉美现代化的重要原则之一。正如作者强调的：“对拉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认识和理解不能离开拉美自身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第645页)针对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时期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的观点，作者在对拉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结论：“我们认为，社会矛盾是否激化，恐怕既不取决于经济高速增长，也不取决于人均GDP的高低，而是取决于社会是否出现严重分化。……防止社会冲突激化的关键是在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尽力协调好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第654页)
　　三是不囿陈说，提出新见。作者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就拉美现代化进程研究中的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1. 关于拉美国家工业化的起点。作者倾向于将1870年作为拉美现代制造业的起点，但不赞成笼统地称之为“工业化”，而是使用“早期工业化”的提法，因为这个阶段的制造业的发展是初级产品“出口繁荣”的副产品，当时的当权阶级还不是工业资产阶级，而是自由派地主，当权者并不具备工业化意识，工业化还没有成为国家发展的主导战略。(第55～58页)
　　2. 关于三种发展模式的转化。从1870年开始，拉美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1870～1930)、进口替代工业化(1930～1982)和外向发展(1982年以后)等三种发展模式。由于第一、第三阶段以外向发展为主，第二阶段以内向发展为主，这三种模式又可简称为“外向—内向—外向”阶段，作者认为这种“钟摆现象”说明拉美地区习惯于将一种模式推进到极端。这种走极端的现象在拉美有其内部原因。某一模式发展顺利之后，总会孕育特定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该利益集团便千方百计阻挠变革，由此造成发展模式转换的贻误。这种“钟摆现象”不是好现象，经济发展应该有连续性，应逐步调整，大转向会导致生产力大破坏。(第3～4页，第41～44页)
　　3. 关于拉美工业化的评估。作者指出，战后拉美工业化的高潮来源于两个因素：拉美各国工业化起步时间不同，形成一种波浪式发展；1973年以后拉美国家普遍实行“负债增长”战略，以借债投资的办法维持了本来已无法维持的工业增长率。可以说，到80年代初，拉美的工业化仍处在数量扩张阶段，还没有达到质量提高阶段，工业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20％左右，80年代后的状况是一种工业化发展的挫败，而不是什么进入后工业发展阶段。拉美的经济衰退，根本问题是工业化不足，缺乏新的竞争力。(第4页)
　　4. 关于拉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拉美农业现代化所选择的“技术变革”道路，主要就是在保持大地产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绿色革命等来改变传统农业的经营形式，通过所谓“资本主义局部渗入”方式来改变农业部门的生产关系。由于土地资源丰富，不断地扩大农业边疆也是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在这种农业现代化模式下，大地产实行产业化经营，中、小农被排挤出农业，过早地进入城市，农村生产能力没有有效地发挥出来。(第47～50页)
　　5. 关于拉美城市化。拉美地区城市化进程存在超前趋势。历史上，拉美国家城市的诞生是畸形的，早期城市显示出布局不合理的特点。20世纪30～90年代，拉美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欧洲城市化率从40％上升到60％用了50年的时间，而拉美仅仅用了25年。原因在于拉力(城市各种机会诱惑)、推力(农村各种机会的缺乏)、压力(人口爆炸)的相互作用。拉美城市化的特点是缺少中小城市，大城市集中全国人口的20％～50％；城市贫困化比率高，城市问题十分突出。(第50～51页，第502～531页)
　　6. 关于社会转型。作者提出了拉美地区社会转型的四阶段说：社会分层的初级阶段(20世纪30年代之前)，商业和土地精英占主导地位，但现代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出现；社会分层加速期(20世纪40～50年代)，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基本成型；社会分层的巩固期(60～70年代)，拉美国家已经形成一种与先进工业国“相对趋同”的阶级结构；社会分层反复期(80年代以后)，中产阶级收入、生活水平以及社会地位出现下降趋势，贫困率急升，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第422～438页)
　　7. 关于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可分为三个周期：第一周期从独立初期至20世纪初期约100年左右，由民主追求到建立起专制独裁的全国性政权，由乱到治，逐步形成稳定局面。第二周期从1910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墨西哥革命为起点，经历了民主与独裁交替的又一个大的周期。职团主义创造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但只有墨西哥获得成功。军政府有两种，一是发展主义的军政府，二是传统的军政府。第三周期从1978年至今，还政于民时期。民主得以恢复。但进入90年代以来的10多年间，拉美各国的政治与社会动荡日益加剧，这种政治与社会的冲突是民主价值(公正)与市场价值(效率)冲突的集中表现，当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与社会严重不公时，代议制民主的外壳就失去了吸引力。这个新的政治周期的结局如何，还不确定。(第44～47页)
　　8. 关于现代化理论的划分。认为现代化理论可分为两种：西方现代化理论和拉美本土现代化理论。西方现代化理论是在战后服从美国利益的政治背景下出现的，是西方利益导向型的现代化。拉美本土现代化理论包括结构主义理论和依附论。但这两种理论并没有成功。结构主义的局限性在于片面强调生产力，忽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论证存在僵化性和教条性，很少探索其他新的模式；停滞在高保护政策上，甚至保护了在拉美的外资企业；看待问题情绪化。依附论的缺陷在于用静止的绝对化的观点看待问题，看不到发展；把“中心—外围”的分析方法引入到分析拉美国家的国内阶级分析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精英只有买办性的，没有民族性的；仅仅强调革命而忽视社会变革和制度变革。(第602～613页)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亮点。如在确定现代政治体制与传统政治体制的标准的时候，认为不能以民主和独裁作为标准，而应该以“政权制度的变化，即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过渡到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及后来随着另一个现代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觉悟而发生的从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到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阶级统治的变化”为标准。(第356页)再如当分析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时，认为从拉美的实际情况看，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民主化没有直接关系，但经济基础与政治民主化有直接关系，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基础不是同一个概念，对政治民主发生直接作用的是“建立在诸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第407页)还有，当谈到193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确立时，作者认为将各国政府出台的应对措施作为模式确立的标志还不够，因为当时还具备了其他一些必要条件，其中民族意识的强化、国内阶级结构的变动、早期工业化的准备最为重要。(第289页)再如“民主—专制”钟摆效应产生原因的分析。(第387～392页)
　　四是以史为鉴、洋为中用。作者考察和研究拉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非单纯地就历史而谈历史，而是极力想通过历史研究去寻求智慧和启示，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作者在最后一章的开头谈到，探讨历史启示，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过，“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主要是着眼于中国的现代化”，因此，论述是“有选择的”。(第595页)作者总结了4个方面的启示。第一方面是坚持走理论创新之路。作者在分析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和本土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后，认为对拉美现代化进程而言，不仅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不能提供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拉美本土的现代化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与不成熟性。这种现象正是拉美现代化道路曲折的深层原因之一。因此，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认真研究我国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探索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规律。”(第613页)第二方面是政治现代化的启示，认为政治稳定是现代化最基本的政治诉求；国家的作用不仅不应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建设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强大政党是强国之道；摆脱西方民主思想的束缚，走政治制度创新之路。第三方面的启示是“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现代化的核心”。(第625页)作者认为引进外资和技术“必须以服从和服务于本国的工业化战略方针为目的”，(第629页)而本国的工业化战略方针应该着眼于形成一种内源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的竞争力；发展工业化要重视现代装备制造业，国家应该把装备制造问题提高到实现工业自主化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工业和农业应该协调发展；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改革片面强调模式转换和体制转型，从而对工业化造成了巨大冲击，经验表明，“拉美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依然要靠振兴工业化”。(第624页)第四方面的启示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作者在分析了拉美社会分化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之后，认为“如果收入分配制度不发生变化，即便经济快速增长，也不可能自发地导致社会公平。”(第654页)联想到中国当前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GDP崇拜问题，等等，上述启示无疑是发人深省的。
　　尽管这一部书的长处和优点居多，但仍不免会有不足或值得商榷之处，以笔者之浅见，认为有如下几点。
　　第一，地区研究有余，国别研究不足。作者试图“以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为重点，进行分阶段的、以点带面的分析研究”，但由于本书的着重点在“面”(地区)而不在“点”(国别)，因此，读者所得到的“点”的认识是非系统和非整体的。另外，对同样一个问题，从拉美地区的视角分析和从某个国家角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有时是不一样的。
　　第二，现代化各因素(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国际环境)本身的论述有余，而互动关系的论述不足。全书经济因素占三章，社会因素占两章，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各占一章，作者对每个因素一般都是按时间顺序，写其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演变及其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多数作者都是本领域的专家，有大量科研成果的积淀，因此，论述得既专业又透彻，观点也很明确。但是，各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各阶段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尽管作者在第一章的第二节中做出了“概述”，但各因素的互动关系及其规律似乎还应该说得更加充分一些。由于各章的作者不同，对有些问题的观点也不尽一致。
　　第三，文化因素部分介绍性观点有余，分析性见解不足。作者对国外学者关于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作了比较充分的介绍，列举了14位作者的代表性观点，在此基础上，对拉美国家的“国民性”做出了6点概括，勾勒出了拉美人的群体特征，这也是本部分的出彩之处，但遗憾的是，作者未能从更深层次上分析这种“国民性”的精神源头(如天主教伦理或其他因素)，对各文化要素对现代化之影响的阐述也不尽清晰。
　　第四，关于政治发展的周期性规律。作者总结了拉美政治发展的三个周期的规律，认为在拉美历史上，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两个大乱到大治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第二个时期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70年代。70年代末是拉美的民主化时期，90年代以来拉美政治又开始动荡，“似乎又进入新的一轮‘乱—治’的循环”。(第330～331页)通过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对未来的前景作出预测，是历史学的功能之一，作者在这方面的尝试无疑是值得赞赏的，但是，由于研究对象国家众多，历史演变时段过长，这样的概括未免将繁纷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了。
　　总之，《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对拉美现代化的指导思想、现代化的进程和特点、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等都做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介绍，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能使读者从中得到智慧与启迪，是国内迄今为止的一部全面研究拉美现代化的扛鼎之作，很值得一读！

拉丁美洲研究京76～78F7经济史韩琦20072007
作者：拉丁美洲研究京76～78F7经济史韩琦20072007

网载 2013-09-10 20: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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