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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春节过去了,不知道大家是否过得开心。最近我经常听到身边的朋友抱怨,说过年越来越没意思了,尤其是那些留在城市里的人。以前过年是过节,现在过年就只是多放几天假,还不知道该去哪、做点啥。今年过年我也没回老家,在杭州呆着,也觉得有些无聊。于是就开始琢磨,过年变得没意思,到底是错觉,还是时代的变化冲淡了年味,或者,我们自己的心态有了些许不同。
人老了容易怀旧,比如最近我就会想我小时候的年是怎么过的。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小岛,比韩寒电影《后会无期》中得东极岛还小点,上百户人的样子。岛嘛,交通不方便,去县城主要得靠村里的渔船。每次有渔船去县城(县城也是一个岛),都有很多人跟着去,情景跟北方村落开拖拉机去赶集,拖拉机上挂满了人类似。渔船去县城的时候不多,不过每年过年之前,总会去一踏,办年货。
我妈通常会跟着这踏船去县城,把买来的桔子、苹果、花生、瓜子和糕点放到一个小缸里,跟我说,不能偷吃,这是过年用的。我是个老实孩子,真不偷吃,只是经常去缸边,一遍遍清点水果点心,数着手指头等年快点到来,这十天半个月的日子,又快乐,又难熬。
我们也会买鞭炮,一串红什么的。不过我可舍不得把100响或200响的鞭炮一起点了,那是土豪才干的事。我会把它们的引线拆开,把一串鞭炮拆成一个个小鞭炮,放口袋里。等过年的时候,燃一根香,把一个小鞭炮在土里埋好,颤巍巍地拿香去点引信,等引信着了,赶紧跑开。有时候鞭炮不响,还要把鞭炮的包装纸拆开,把里面的火药倒出来点燃,看它噗地放出一片火光。
村里有很多亲戚长辈,过年了,大家轮着串门,发压岁钱。如果有机会去县城,我就会把压岁钱拿来买书。我印象最深刻的“压岁钱”是我大姨父(是真的大姨父)给的。他是城里人,那年回来陪我外婆过年。听说他来,我连蹦带跑地走了近十里山路到我外婆家,真见到了却红着脸不敢说话。大姨父摸着我的头,说今年压岁钱不给你了,给你带来了很多小人书。我一看,几十本好几套,当时快乐疯过去了。你看,我虽然是岛民,那时候就已经有了文艺青年的端倪。
今年腊月二十八,我去附近的超市买年货。超市自然是张灯结彩,人山人海,各种商品促销、宣传海报,热闹非凡。食物、礼品堆积如山。我心想,我们可真算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好时代了。可面对这些好东西,我一点都没有购买的欲望。超市平时都来,想买什么都可以买,没什么特殊,也不需要因为过年就往家里囤积点什么啊。这么一想,买年货都索然无味了。
回头想想,我现在的生活,肯定比小时候好太多了。可对过年的那种简单的快乐却少了。物质的富足容易让人乏味,而匮乏却激发欲望,并让人对短暂的满足念念不忘。所以那些只有过年才能吃上顿饺子的年代,年肯定分外重要和美好了。现在,所有的商品不仅易得,而且商家还想着法地把它推向你。当然这也是因为我逛的是超市,如果我逛劳斯莱斯店,肯定就不会这么想了。
欲望有时候会让人陷入这样的窘境,不满足焦虑,满足了无聊。人就在焦虑和无聊间摇摆。现在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而我们的欲望也复杂了。欲望一复杂,那种一过年就能满足的简单的快乐就少了。这大概是年变得没意思的原因之一。
当然过年的快乐可不止吃喝,还有玩乐。我爸爸和我妈妈家各有四个兄弟姐妹,不多,在他们那一代算平均水平。每年过年,都要讨论去哪里过年的事。远的挤车挤船,近的(十几里地)直接走路。按现在的眼光,我的这些亲戚大概属于典型的会问“年薪”、“女友”、“孩子”这类问题的亲戚,因为他们那时候就必问我“考试成绩怎么样”。可我也没觉得自己被冒犯。堂表兄妹还小,也没什么好比的,就是过年一起,热闹又好玩。没什么玩具,大人打麻将,小孩玩纸牌,二十一点,梭哈,争上游,也赌点零花钱。有时候牌多了,我们还玩点创新。比如我们那里的人都喜欢的一种纸牌的玩法叫“清墩”,我觉得就是起源于我和表弟过年时自创的玩法。谁知道后来风靡全市甚至浙东沿海,但我再跟人提这种玩法是我发明的,大家谁都不信。再加上清墩的规则我现在记不清,而且老出错牌,有时候连我自己也怀疑清墩的这段发明史是不是那时候我玩太high,臆想出来的。
每年过年,网络都会炒作回家最惹人厌的过年几问:“你现在挣多少钱?”、“你有男(女)朋友了吗?”、“(如果有)什么时候结婚?”、“(如果结)什么时候要孩子?”有人还专门做了问答攻略。玩笑之余,我还是很吃惊这些炒作背后所假想的人际关系:家乡的亲戚是刺探隐私和等着看笑话的,而回家的年轻人是“别理我烦着呢”式的防御和戒备的。按我对亲戚的理解,一颗八卦心肯定有,但关心也有,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不知该聊什么,所以找这些话题开篇,就是亲戚间过年版的“今年天气不错”嘛。
当然年轻人的厌恶也能理解。和以前不同,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走出小岛,在都市混了。每个人的人生际遇和价值观都不同,亲戚若想通过这些问题区分出个高低贵贱来,自然很惹人烦。毕竟谁也没混到像刘强东似的带新媳妇回家,直接去给村里的老人发钱的地步。
这些亲戚,都慢慢走远了,平时走动得不多,见了面没太多话说,如果自己混得不好,既要应酬,还得提防着别人问,心累。这大概是年变得没意思的原因之二。
我记得以前,过年是很郑重的事。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开始,每天有规定的任务,过年家里还要做两件事:送年和祭祖。爸妈会根据潮汐算好时间,摆上一桌好酒好菜,到了时点,点上香烛,放完鞭炮,开始祭拜。这些仪式好多都在半夜,爸妈会把睡眼惺忪的我从睡梦中拉起来,进香祭拜。先是送年,然后祭祖。从外公外婆到早逝的舅舅,把我们家所有去世的亲属都念叨一遍,请他们吃好喝好,认得家门,也请他们保佑我们平安顺利。这么做的时候,感觉他们并未走远,还和我们有种某种联系。他们在的那个世界,我们终究也要去,有人那么郑重地惦记,好像那个世界也变得没那么陌生可怕了。除了送神和祭祖,还要去普陀山拜佛。一般是大年初一,偶尔是大年三十就过去了,睡在佛顶山上的庙里,等着十二点烧头香,我也是见识过佛顶山凌晨三点样子的人。因为几乎每年都去,菩萨对我们,像是亲切的远房亲戚。
有时候我觉得挺遗憾,送年和祭祖的那一套,我一点都没学来,到我们这一代估计要失传了。我们这一代人,喜欢轻佻的娱乐,但不喜欢郑重的仪式。这其实很可惜。过年可以没有绚烂的烟花和丰富的娱乐,但仪式所蕴含的文化的根,不是娱乐和商业所能包装出来了。它在提示我们的来处,提示我们跟更大、更深远的家族和先人的联系。但是在都市中,我们习惯的是用手机抢红包和吐槽春晚,我们觉得自己在寻找新的领地,却逐渐成为无根的游民。这大概是年变得没意思的最重要的原因。
幸福课 动机在杭州 2015-08-23 08: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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