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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源于女权运动的西方女性主义，历经近百年的发展，现在已形成了传统的三大理论流派与新的理论流派并存的局面。传统的三大理论流派，即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在经历了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后，其生命力已经衰退；而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所催生的一大批新的理论流派，如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等，则正蓬勃发展。在传统与创新并存的女性主义中，后现代主义的激荡犹如巨石击水，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整个女性主义努力在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之间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和目标，从而使其在关于男女不平等关系问题上开始转向一个新的视角。本文拟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作初步的概括性的分析。
　　　　　　一、对女性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
　　“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目前国内外理论界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一般说来，人们大都承认它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第一，它是在反叛现代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否定主客二分之类的传统二元论思维模式，否认人的认识有一个确定的阿基米德点，不承认本质、规律、真理之类的形而上学概念，要求人们放弃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和论争，是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和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第二，它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语言转向，主张语言不单是思想的工具，而且是思想本身或世界本身，否定传统思想维方式对客观性、实在性、统一性和神圣性的追求，强调多样性和差异性，提倡相互理解和宽容，是语言学的和相对主义的。由它的这两个特点可以看出，其中之一代表着它对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消极的摧毁性的作用，其中之二则表示着它对未来和现实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或向度〔1〕。 在这种兼具摧毁和建设两重意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对女性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福柯、利奥塔和德里达等人的思想。
　　福柯由于把一切都变成话语（discourse）， 把知识当作各种权力话语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将西方文明传统中那些看似自然的、普通的、合乎理性的原则、标准、程序以及惯用的方法等等，全都看作是由某些特定权力所组成和为某些特定利益服务的，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理性的普遍性、必然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完全将“人”看成各种文本的集合，使“人”变成一种没有最终所指的单纯能指符号的位移和置换，从而消解了西方近代（笛卡儿）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具有理性本质、作为理性主体的“人”的概念，瓦解了西方文化传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基础。利奥塔强调，科学和文学等都不过是按照一定“游戏规则”进行的话语活动，这些活动在20世纪以前都是在某个“宏大叙述”制约下，或参照某个“宏大叙述”而营构一套自圆其说的元叙述；但自从进入20世纪以来，一切元叙述都遭到了怀疑和批判，从而出现了“元叙述危机”；这就使得人们的话语活动以及由话语活动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科学和艺术的价值受到了动摇。德里达则把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和列维一斯特劳斯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归结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并由此认为，事实上“逻各斯”作为这个传统的中心并不是在其系统或结构之内，而是置身于其系统或结构之外，因而它作为“中心”乃是其系统或结构之外的中心；于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就被变成“无中心的”或“非中心的”，传统形而上学原有系统或结构中的价值和意义的标准及主次关系都受到了颠覆。
　　然而，福柯、利奥塔和德里达对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这种“解构”和“颠覆”并不是绝对消极的，一方面，他们对传统的这种“否定”本身反过来看也就是对被传统思想方式所束缚的人们的“解放”，就是使人们在思想方式上达到“自由”；另一方面，他们与对传统的“否定”相一致而强调事物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多元性，推崇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态度和实用主义的实践作风，主张人生的意义在于个人具有独特个性的创造活动，提倡在人和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关系，使得他们在摧毁传统的同时为新型人类现实生活的形成提供了富有建设性意义的良好条件和基础。这两个方面使他们对传统的批判区别于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
　　　　　　二、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
　　一般说来，女性主义既是一个理论流派，又是一种政治实践，而且它作为理论流派和作为政治实践不可分离地联系着。从理论上看，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主要不是指女性主义作为一种以政治实践为主要目标的理论思潮与后现代主义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或向度的对立，而是指其与后现代主义解构和摧毁传统的意义或向度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建设宏大理论的问题上态度不同。以利奥塔坚持反对“元叙述”为表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否定自启蒙运动以来依次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宏观话语，力主代之以多元的局部的真理观，这实质上否定了建立任何宏观社会理论的可能性。而女性主义从女性现实的社会境遇出发，仍主张构造一些具有总体性（totalizing）和普适性的跨文化的宏观话语〔2〕， 强调构造宏观社会理论不仅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而且具有理论的必要性。它认为，在现实中，女性虽然因国家、民族、阶级等不同而有很多差异，但在父权制下的地位和处境却具很大相似性，正是这种相似性为女性主义建立后现代主义所诟病的“宏大叙述”提供了可能性；在理论上，妇女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一部分虽然被利奥塔作为西方启蒙思想传统这一“宏大叙述”的重要部分而予以排斥，但妇女解放本身作为“衡量人类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却是必需实现的，因而为完成妇女解放而建立大型的社会批判理论仍属必要。故此，它对后现代主义反对建立宏大理论的倾向采取批判或至少保留的态度。如：南希·弗雷泽和琳达·尼科尔森批评指出，利奥塔“在倒掉哲学中玄学话语这盆澡水时，把大型历史叙事这个孩子也倒掉了；在倒掉狭义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这盆澡水时，把对大规模的不平等的社会分析理论这个孩子也倒掉了”；但事实上，这些被他视为不合法的孩子并未能被真正彻底地扔掉，他们而是又“委委屈屈地回到了利奥塔在后现代社会批判的那个类型中为他们重新安排好的位置上”〔3〕。
　　其次，女性主义从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对作为理性主体的“人”的解构中感到了极大威胁。福柯等人打破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所宣扬的人是具有天赋权利的理性主体的神话，颠覆了人的主体性。而女性主义的传统理论纲领则正建立在天赋权利论的基础之上，而且，女性主义发展到今天，一个主要的一直未变的目标也正是改变几千年来由于男权统治对女性压迫而造成的妇女的边缘化的地位，唤起妇女作为“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建立她们作为“人”的主体性。因此，在广大妇女尚未达到自己之为“主体”的意识，尚未获得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之前，以妇女解放为己任的女性主义拒绝接受福柯等人对“人”的概念的理论解构。某些女性主义者甚至将之视为后现代主义颠覆女性主义的一个“阴谋”：女性过去一直被当作历史中被动的客体，现在她们清醒意识到了这一点，而恰在她们正想作历史的主体而尚未做成之时，“主体性”概念竟然就被否定了。
　　再次，女性主义觉察出福柯学说中对话语的过分关注对自己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福柯“一切都是话语”的思想导使某些女性主义者把妇女在现实社会中所受的一切具体实在的压迫（例如暴力和强奸）都看作单纯的话语，从而导致她们把改变压迫妇女的现实社会制度的问题更多地、甚至干脆地就归结为改变话语的问题，并使她们进而把话语局限于思想话语而只注重思想话语的批判与创新，满足于一种学院派女性主义的地位，因而削弱了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这些女性主义者尽管对旧制度的批判也可谓激烈，她们之间的争论甚至达到白热化，但她们的这种批判和争论基本上停留在理论话语的层面，不过是由概念到概念，由理论到理论的“话语喧闹”，既不能对现实社会发生广泛深远的影响，也无法进一步指导未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因此，瓦赖尔·布赖森提醒道：“必须谨防自我指认的精英论，因为它只能促进学术职业，而不能到达大多数女性那里。好的女性主义理论若要构成集体行动和理解的基础，它就必须走出象牙塔而进入女性的心灵。女性主义不是一本只限少数人阅读的书，在本质上，它是一本人人可以阅读的书。”〔4〕
　　第四，对于后现代主义所猛烈抨击的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女性主义则将之作为自己理论和实践的权宜策略。后现代主义认为，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先验地假定了自然和人类本性的不变性，没有摆脱先验决定论的缠绕，即使女性主义所强调的性别或性别差异概念也是因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不同而不同的。而女性主义虽然也看到，性别差异不是自然和人类自然本性方面的因素所规定的，而是依赖于阶级、国家、民族、历史等社会文化因素，并由此而将对性别的研究从生理的性（sex ）转移到社会文化性别（gender），将性别压迫的根源归之于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社会化四大机制（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但是，由于女性主义在性质上主要是以改变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状况为目标的政治理论，紧迫的实际需要使之如果完全抛开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就无从实现这一目标，因而女性主义仍不得不采用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尽管这一做法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可能极成问题，在它自身却是为达到政治目标所必需的权宜之策。 例如，60年代新左派中的女性因把“妇女权利”问题扩大到“妇女解放”问题而引起她们的男性同志的敌意和批判时，女性主义者（如舒立米斯·费尔斯通）就是将性别冲突上升为人类冲突中最基本的形式，看作人类一切其他冲突（包括阶级冲突）之源，来回击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为依据而力图把性别问题当作次要问题包括在更基本的压迫模式，即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模式之下的。
　　　　　　三、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融合
　　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尽管存在上述紧张和对立，但两者之间也有许多共同和相似之处：两者都是有意颠覆现存传统的理论思潮，两者都具有努力按照理想计划来改变现实社会的实践特性，两者都对现代社会由于崇尚科学和技术而引起的人的异化和物化状况表示极大关心，等等。这些共同和相似之处使得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又呈现出亲和与融合的一面。
　　在这方面，女性主义不但与后现代主义积极的建设性向度之间有着亲和与一致，充分吸收和利用福柯、利奥塔和德里达等人倡导的事物的多样性、　　多元性和差别性，　　否认它们之间的普遍性和同源性（homogenized）〔5〕的观点；而且也从后现代主义消极的摧毁性向度中找到了与自己主导目标完全一致的有益思想，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实际上正是在摧毁现存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福柯对传统思想中理性地位的动摇，撇开对理性主体或主体性观念所构成的消解，还摧毁了作为男性权力之象征的“人”（man ）的观念和以男性为主体而建立起来的排斥女性的传统形而上学；利奥塔对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攻击，撇开对“宏大叙述”或一般理论所构成的威胁，还批判了按照男性思维方式和标准而建立起来的禁锢和压迫女性的思想传统。他们的这些思想虽然对女性主义力图通过建立一般理论来唤起女性的主体意识、指导女性改变自己在社会历史中的被动地位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但它们同时也可以充当女性主义反对男性中心主义、消除男女不平等的有力理论武器。而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由于消解了西方传统中本质与表象、言说与书写、男性与女性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颠覆了以前者作为标准（norm），后者作为变化（variation ），前者统治后者，后者服从前者为其内核的传统二元结构，因而直接摧毁的并非是性别中立的（genderneutral ）而是往往“反映着男性有限洞见”〔6〕的“男性中心主义”传统， 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男性统治女性和女性服从男性的性别模式，把男女关系拉回到零度的平等的地位。这为女性主义的理论建设和政治实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正是在与后现代主义上述思想的亲和和交融中，女性主义充分扩展了作为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以来最重要理论成果的差别概念。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已经把男女两性差别的含义深化为：一方面不仅是指把女性排除在外和使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否定范畴，另一方面指女性在爱情、工作和家庭上具有不同于男性的要求、心理和经验〔7〕。现在， 女性主义则更强调相同性或相似性的相对性和差别的绝对性，将差别概念的范围扩展到使之不但包括女性与男性之间所存在的一切生理和心理的差别以及社会地位和文化的差别，而且包括这些差别之外女性与女性、男性与男性之间在阶层／阶级、国家、种族等方面的差别。女性主义对差别概念的这样一种扩展使女性主义自身与后现代主义在以下几个方面更趋于一致。
　　一方面，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元性和多样性。女性主义在西方作为一种学术制度早已得到普遍承认， 其学术研究也已渐臻成熟；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虽然仍强调建立大型理论的必要性，建构宏大叙述的理论热情却逐渐减退，它的目标已不再是一味追求按照某个统一而宏大的设想建构一座理论大厦，而是更接近于一项以承认女性之间各种差别或差异为前提的集体计划，一项由众多子课题组成的大课题，这项计划或课题就像一盘拼字游戏，各个部分都需要有人去填充和完成。这样，它就改变了自身传统中以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为中心的理论取向，使理论研究呈现出主题多样、流派纷呈、殊异观点共存的局面。这不但克服了传统女性主义理论因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阶级局限和文化差异而不能解释广大妇女、尤其是受性别压迫最深的黑人妇女的经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局限，而且为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增添了强大的活力。这样女性主义不再一味追求统一，而是承认、接受、甚至欢迎差别，在理论方向上与后现代主义呈现逐渐合流之势。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以一种新的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男女平等观取代了传统的抽象的男女平等观。传统的“男女平等”观念作为男权观念下的产物，不仅要求女性应当向男性靠拢，而且其本身是抽象的、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女性主义现在由于认识到男性之间阶级差别和种族差别的现实存在，认识到先有阶级认同、民族认同而后才有性别认同，因而在女性应当同什么阶级或种族的男性平等问题上就失去了统一的固定不变的标准。因此，女性主义开始以性别差异为基础而把“男女平等”看成是在承认个体独特性的前提下女性与男性的具体的平等，这种平等不是女性进入男性领域、用男性标准来要求女性的权益和衡量女性的解放，而是女性以其自身为标准而努力作好女人（being woman）。 这样一来，女性主义在致力于男女平等的努力中就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广泛的手段和途径，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把所有男性都看作压迫女性的敌人而要争取达到与他们同等的地位，而是要使女性在作女人的过程中从众多不同方式中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方式，因而男性中的许多人都可以充当女性的同盟或友伴。于是，与以往完全自治地组织起来，谨慎地对待男性提供的支持的单独抱团的主张不同，女性主义现在明确地主张和要求与男性开展全面合作。
　　再者，女性主义在社会政治实践中逐渐摆脱了急于求成、力图通过几次运动就完成社会变革的急躁的和激烈的态度，能够保持一种宽容、稳健和乐观的心态，在新的平等观念的指导下，于差异中求平等，于平等中彰显个性和独立。在被誉为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以来最重要着作的《圣杯与剑》中，美国杰出女性主义理论家理安·艾斯勒提出，男女关系已开始从以剑为象征的男性统治模式转变为以圣杯为象征的伙伴关系模式；这种伙伴关系模式是一种消除冲突、对抗和权力等男性统治话语，推进爱、温情、友谊等新的文化政治话语的模式；它完全不同于男性统治模式，是男女两性所能达到的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平等、和谐的良好模式，在其中，对话、互补和共识取代了矛盾、冲突和对抗；它崇尚自然，爱好和平，重视建设，是人类走出由男性统治模式所带来的当今困扰全球的能源、生态和核危险等诸多危机的一条理想道路。这说明，女性主义已不再局限于从女性自身权益出发进行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政治实践，而是能够着眼于整个人类的利益和命运来考虑自身的目标。这既是女性主义在社会政治实践中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也可以看作是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走向合流的一个证明。
　　总的说来，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从根源上看，主要是由于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各自具有不同的革命对象和目标。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思想理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主要目标是颠覆西方近代以来的传统思想模式，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虽有涉及，但并不是重点；而女性主义则是西方社会政治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以改变现实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状况为目标，它在理论上的发展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政治实践的需要；因而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对立，实质上主要是局部与总体、滞后的局部实践要求与激进的或超前的总体理论之间的对立。而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融合，由于它们两者作为思想思潮本身都具有超越性和革命性，因而也就具有必然性，而这种融合则主要是女性主义在争取妇女解放过程中逐渐吸纳后现代主义在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思想模式过程中对“男性中心主义”传统的消解和所提出的一些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基本方法、理论和观点。正是在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这种紧张和对立与亲和和融合中，“后现代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新的女性主义流派才获得了其产生的条件和存在的空间。
　　注释：
　　〔1〕参见王治河：《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向度》， 《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2〕参见：Modern Feminsit Thought,,p.199.
　　〔3〕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 年，第135—136页。
　　〔4〕Valerie Bryson: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　Macmilian,1992,p.267.
　　〔5〕Maggie Humm: The Dictionary of Feminist Therory,Harvester Wheatsheaf,1989,pp.50—51.
　　〔6〕Valerie Bryson: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　Macmilian, 1992,p.263.
　　〔7〕Mary Maynard:"'Race', Gender,　 and　the　Concept　of'Difference' in Feminist Thought", The Dynamics of 'Race'　andGender: Some Feminist Interventions, ed. by Halen　Afshar　andMary Maynard, Taylor & Francis, 1994,pp.9—12.
国外社会科学京16～21D423妇女研究李霞19981998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对当代女性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总体上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间的关系略作理论分析，阐述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紧张和亲和或对立和融合。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联系地址：武汉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　430072　　　　　　 作者：国外社会科学京16～21D423妇女研究李霞19981998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对当代女性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总体上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间的关系略作理论分析，阐述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紧张和亲和或对立和融合。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

网载 2013-09-10 20: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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