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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从原始的洪荒时代，到出现阶级对立，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和残酷的阶级斗争，进入人性的异化阶段；继而经历三次社会革命，使伦理道德发生三次深刻的转变；都确证了人类之伦理道德的整体演变展现出其必然性和规律性。特别是18世纪后的工业革命，既使人性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展现，由此产生了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情感主义、契约论的伦理观，又在极端个人化基础上，出现了叔本华的意志自由论、尼采的非道德主义、本末倒置的善恶观，以及弗洛伊德的性道德论。至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后现代思潮，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诸如电脑网络、人工智能、器官移植、基因工程、克隆技术，以及生态环境危机等引发的道德反思，导致人类伦理观再一次对传统伦理观提出激烈的对抗和挑战。其综合性表现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后现代伦理的价值取向
　　后现代伦理观在价值取向上，从以往的绝对主义转向相对主义，从理性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从基督教的赎罪和受苦原则转向享乐主义和幸福主义，从占据统治地位的一元论和独断论转向多元论和自由论。在一个由高科技建立起来的新世界里，一切旧的根——宗教、民族、社团、家庭、职业，包括全部官僚主义制度和顽固弄权的政党组织，无不在加速冲力的旋风式冲击下摇摇欲坠。其思潮主流是：不断激励人们提高适应性，寻找全新的形式和途径，创建多元和谐的国家与社会，实现新奇、冒险、刺激、洒脱、美好的人生。政治文化走向多元化，使得一个不健全和非祛魅的世界成为有机的、整体的、过程的、非决定论的自由世界；逐步克服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人为中心、反人道主义等特征，减少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战争升级等灾难性后果。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不论是伦理观念还是道德准则，除了个性化和多样化外，不存在别的理性的或科学的本性。文化观念的多样化与自由探索的科学并不冲突；与之冲突的只是狭隘的“理性”概念；它经常利用凝固、歪曲的科学形象兜售老朽的信念，消除异己的样式。而现实却到处都充溢着人类不断变化的观念、意识和希望。人类掌握的认识和实践手段不可尽数，获得的知识和真理形式无穷多样。现代理性除了盗用国家权力以外，几乎是纯粹的抽象和清谈。多样化才真正体现人类文化的本质，对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生死存亡才真正有益；单调和齐一不仅减少人的快乐与智力、情感与物质上的源泉，本质上也是违背人性的。然而现实社会反对多样化的强有力传统却主张用道德法则和物理学规律对多样化进行限制；使得现代文化的差异趋于消失，“环境的高度贫脊化和普遍的齐一化成为当今世界所有政治和经济制度下的工业社会的特征。”（注：Donald Heyneman,"Journal of Parasitology"1970(1),1984,P.6.）人类日益严重地受到迟钝和乏味的威胁。单调齐一象弥漫的浓雾正在吞没许多国家。理性缺少多样化，也就缺少自由。相反经常“利用乏味的口号、空洞的原理来兜售一种有条理、有意义的世界观，但却不能激发起人类自由，只能是孕育奴隶制度。”（注：P.Feyerabend,Farewell to Reason,New York,1987,P.12.）因为自由是不能以任何理性的教条为基础的；更不能通过强制手段实现，只能通过探求的实践，人人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才能变理想为现实。
　　因此后现代伦理竭力反对绝对主义，倡扬相对主义，认为正是在近代和现代，支配人伦行为的理性原则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许多不光彩的标记，不仅传播了浮泛过火的教条和形式，而且导致了虚假的观念和意识，遗憾的是迄今它的种种劣根性并没有得到清除。而真正能破坏理性，迫使理性告别的哲学则是相对主义。因为相对主义是合理的、人道的和广泛传播的。至于它经常受到攻击，是因为一些人一直希望用真理和实在概念来铲除它。然而只有相对主义才能公平、宽容地对待各种传统、理论和文化。它不仅历史悠久、空间广阔，其丰富含义也使不同文化强调不同方面，使不同民族用自己最感兴趣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行为和价值。比如“实践相对主义”认为一切个人、团体，乃至整个文明都可以通过学习异己的文化、制度和观念而获益。“罗马天主教可以通过学习佛教获益，内科医生可以通过学习《内经》或者与非洲的女巫医生交朋友获益。……科学家可以从非科学的方法和观点中获得好处。”（注：P.Feyerabend,Farewell to Reason,New York,1987,P.21.）
　　科学也要被作为诸多传统中的一种来看待，而不要作为判断是非曲直和可接受性的标准。一些发达国家风行的自由、民主的观念，重要之处就在于鼓励公众的自由争论、多元化的行为和实践，以及发展各种不同的传统，尊重每一个人的自我选择；充发发挥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潜在能力；科学要更多地服务于主观精神世界，而不是要把人类改造为客观世界的奴隶；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不只是被动地遵从它，而是要能动地改造它，并由此创造诸多全新的世界。许多社会形式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建造起来的，且为它们的居民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家庭形式和生存手段。因而呼吁人民利用多种途径来建立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欲达此目的，像大自然那样无约无束、自由自在地创造自己的世界是最完美、最简捷的途径。这是天地同根，万物一体的结果，也是意识和实在的统一力相互结合的结果。
　　这种结合将使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利于推动文化的多样性。“每一种有足够理由信以为真的陈述、理论、观点都存在论据证明与之相冲突的抉择至少是好的，甚至是更好的。”（注：P.Feyerabend,Farewellto Reason,New York,1987,P.76.）这个世界是一个动态和多面的实体，其中的物质和生命、思想和情感、变革和传统将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合作。变化的宇宙中不存在绝对的确定性；物质和精神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不存在评判事物和理论的常规标准。因此“现在是让理性与这种潮流（单调、齐一和普遍的潮流）分开的时候了，如同它们过去的紧密联盟一样，现在要祝贺它们的告别。”（注：P.Feyerabend,Farewell toReason,New York,1987,P.13.）传统的真理观应向情绪屈服；不是真理构成人类行为的基础，而是“规范性观点和个人的特性共同构成了世界上的行为基础。后现代的同一性是由与他人的深切统一感以及与自然的深切统一感组合而成的。它同时也是由自由感和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组成的，它拒绝无条件地接受任何外在的权威作为真理之源泉。”（注：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一切真理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的、一元的、独断的和纯粹客观的，而是多元的、相对的，包含着更多的主观性和情绪化成分，真理作为人类用来指导自己实践行为的一种工具，不只是过去，而且将永远屈从于激情；激情是真理的发源地，也是真理的归宿。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激情、欲求和希望对于人生的成功和社会的进步更重要。“这些公认的价值取向为后现代伦理学奠定了基础。”（注：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二、后现代的伦理观念
　　现实中，发达国家人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观念发生的重大变化：不只是表现在幻觉教会、自由大学、裸浴聚会、群居公社、换妻俱乐部、性游戏俱乐部、同性恋家庭等形式，反映了一些前卫者的思想、行为与过去的习俗发生彻底决裂；更重要的是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使社会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伦理道德革命。特别是高度的信息化既缩小了脑体差别，也缩小甚至消除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促进社会劳动结构和社会成员结构的变化。在后工业社会，体力劳动的急剧下降，脑力劳动的大幅度上升，自动化程序的全面替代作用将使生产劳动逐步失去异化本性，不再是一种刻板、乏味、被动的自然力，而是完全失去沉重艰辛的特征，演变为一种自觉从事的“类的生活和类的活动”。此时人生的目的和价值将普遍地从自身的兴趣出发，而不是像过去一切都是为了生存而忍辱负重，完全扭曲自己的灵魂和人格。
　　三大差别的缩小，旧有矛盾的日渐缓和，人们不再像近现代那样力图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或世界革命来解救全人类，而是力求杜绝一切蓄意制造的痛苦，反对一切不可容忍的事情，拥有更多的责任心和正义感，专制、独裁和霸王之气将普遍地为人们所唾弃，使一切人都能够具备独立的人格，充分地享有民主和自由。
　　这个时期，诚实和对他人的信任，不撒谎，不自欺欺人，将成为做人和为人的最高原则。当然欺骗和撒谎是人类智慧的一个特产，但决不是人类社会必须永远保留的一个节目。它是智慧和语言异化的结果，是欲望和理智矛盾的产品。它有悖于自然界固有的现象和本质相统一的“美德”。要去除这种理智的异化，根本做法就是要完成向自然的回归，做到像大自然那样公允、纯真、诚实和坦率。因此后现代不会再像现代社会，那些“有野心的人惯于口是心非、两面三刀，尽可能地多拉拢有利的关系，以便利用这些关系。”（注：卡尔·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而是一切凭借科学的态度、精神和理论作为实践准则。
　　自然界原本就是“一”的缩影和分解。因此建立简单、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创建良好的社会形态的基础。在这种简单的人际关系中，集体重于个人，现实重于未来。只有和谐的集体，才会有个人的幸福，只有美妙的现实，才会有光明的未来。后现代，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是凭借阴谋诡计，而是将“良心”放在首位；不是凭借男性武力，而是更多地响应女性意识。人们也不会被亲情所桎梏，被关系网征服，过分地看重或依赖远近亲朋，而是普遍地树立起一种公民理想，天下为营，四海为家。那里没有种族、肤色和性别歧视。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有生存和过幸福生活的权利。
　　因此在后现代，由资本主义的私有观、金钱观、享乐观、幸福观培养起来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将受到极大的冲击。这个被进一步系统化、网络化、社会化了的历史时期，“自我不可能再成为由存在主义者的绝望激发出来的孤独的自我，不可能再成为启蒙运动确立起来的自主自我，不可能再成为浪漫主义者的自我表现的自我，也不可能再成为实证主义者佯装的无自我。……对后现代精神而言，纯粹自主的自我已不再可能。”（注：特雷西：《诠释学·宗教·希望》，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5-136页。）过去学者们所界定的自我将成为一种纯粹自主的幻觉。后现代的主体现已认识到，通向现实自我的任何道路都必须穿越我们语言的极端多元性和整部历史的含混性。自我既有他的独特性，但是更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自我成长的过程就是主观化和客观化、自我化和社会化、同质化和异质化对立统一的过程。在多元性的发育过程中，我们既要反对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的同一模式的塑造，走出人类有关自我认识的迷宫，使一切自我具有冒险、勇往直前和不确定的特征；同时又要从类的角度，即从生态论和整体论的角度来理解和鼓励一般人的行为和实践。
　　一切自我作为一种生命自身都内含着一种上升、生长、发展的倾向，任何人要谋求生存，都必然要与个人利益、自我主义和排他主义内在地纠集在一起。因此日常生活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充满妒嫉、虚荣、猜忌和自私；总是充满个体和整体、情感和理智、利己与利他、残忍与慈善、荒谬与真理、邪恶与正义等诸种矛盾。但是这些矛盾是社会动乱和诸多灾难的根源，也是推动个体成长和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因此不承认自我、拒绝自我是片面的，关键是要将一个开明的自我和利他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也正是基于对人性的这种整体性的认识，马克思才发表一番真知灼见：“人道本质是通过个体存在的‘丧失’而发展的，人的财富的繁盛同样伴随着人的贫乏。正是这一异化过程养育了特性，特性又构成异化的日常生活的主体。”（注：转引自A.赫勒：《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因此无论什么时代，都没有救世主会无限满足不劳而获的懒惰者。尤其在后现代，自我觉醒了的生产主体的素质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他们将既拥有最基本的科学技术，又头脑开放，思维敏捷，守时惜时、高效有序，人际间相互信赖、相互合作，有为社会无私奉献的群体意识；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为人类谋福利方面有更强的综合实践能力。不像工业社会人们普遍地沦为机器的奴隶，使广大民众愈来愈缺乏判断力和创造性，似乎发明创造只属于少数精英。后现代伦理不仅会与这种将五彩缤纷的人类生活简单化和公式化的倾向作斗争，而且会否定教条主义和工具理性进步的必然性。因为在人类的实践中，正是“那些‘非理性’的程序常常导致成功，那些‘理性’的程序则可能招致巨大的麻烦。”（注：P.Feyerabend,Farewell to Reason,New York,1987,P.10.）正是那些求生的本能和激情给人以最多的个性自由和生活享受。人生不是僵死的逻辑和理性，而是更像多姿多彩的游戏，那里，伦理、道德和信仰都是人类遵循自己喜爱的规则进行的游戏活动。这时人类对于真善美的理解不是主要立足于“普遍”公认的经验、事实和理念，而是更看重事物、行为和实践的场合，背景，以及随着场景的变化，对其所作的诠释和规定。此时的生产劳动也将失去其异化本性，恢复它的生存和自愿娱乐的性质。这恰如马克思曾指出的，一旦结束劳动的异化，这时候“社会全体成员的劳动就变成体力和智力的游戏”；而且将作为“一种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
　　三、后现代伦理的生态学基础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科学技术尽管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却证明整个宇宙的无足轻重。宇宙越是看似容易理解，就越是似乎毫无意义，越是失去其原有的魔性。科学虽然揭示了宇宙的奥秘，但人类精神却不能在这个宇宙中找到安稳的栖身之地。只有在哲学家的价值判断占绝对地位的宇宙中，精神才能够自由呼吸。然而，“由于科学已经证实所有哲学信念都不过是一种妄念之想，因而人类将不得不要么通过适应现实世界而放弃我们所谓的人性，要么就必须在这个与其本性最需要的东西相悖的宇宙中过某种可悲的生活。”（注：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因此后现代科学，决不是通过预言地球和整个太阳系终有一天的灰飞烟灭来“看破红尘”，祛除人生和宇宙的魅力，而是要力求建立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用一种新的伦理道德观来重新审视现代科学与现代世界。
　　依照后现代的有机论和过程论，一切科学定律都不是恒定不变的东西，而应视作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人们应从整体和生态学的角度来理解和阐发现实。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后现代世界观，将与从现代科学中阐发出来的缺少生机的、异化的形象截然不同。它来源于生态学对世界形象的描绘：“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和无机体密切相互作用的、永无止境的复杂的网络。在每一系统中，较小的部分只有置身于它们发挥作用的较大的统一体中，才是清晰明了的。”（注：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万物都通过相互间的包含，而具有内在联系。既然整个世界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和相互贯穿的过程，个体与整体之间没有严格界限，也就不存在割裂开来的纯粹的物质或意识。现在人类得天独厚的意识就是原初宇宙意识进化的结果。据此，一向在价值观上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便陷入渺小和昙花一现的境地。于是赖以生存的价值观面临着全面崩溃。其结果将会极大地障碍人类释放出最广泛的创造能量。从短期上看，这将导致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从长远看，它正在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要想拯救人类目前面临的危机，驱逐科学的祛魅作用，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需要确立一种新的、生态学的价值观。这是一种适度的、自我节制的完整的价值观；它不以人类为中心；允许人类和非人类的各种正当利益在一个动力平衡的系统中相互作用。在它看来，“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注：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在这个花园中，人类对于其他物种的价值和意义很小。若不是进化引出人类，整个生物圈今天也许会变得更加繁荣。二是必须进行一场真正有创造力的全新的运动。这种运动与现代秩序有天壤之别，它支撑的是一个后现代世界。现代世界主要是欧洲中心论的、家长制的和黩武主义的，而后现代世界将拥有多合作的社会机制；团结友爱高于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对现实中人际间在地位、荣誉和物质利益等方面存在的不平等有更多的容忍；个人更注重的是兴趣、爱好、职业、以及意识的潜力和内在气质与能力的培养。这种气质和能力决定人们的观念将从客观走向主观，从一元走向多元，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封闭走向开放。伦理道德肩负的使命不是要“努力地造成人的病态和软弱，以便容易驯服”，而是要培养人的强大、勇敢、正直、高尚、尊贵和博爱的浩然之气，树立“一个鼓动心灵、激励意志、给众人一个共同的目标的理想。”（注：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
　　社会在变革，观念在更新。“生活中总有旧东西在衰亡，总有新东西在生长”。一切旧的伦理道德都有它产生、发展和得以发挥作用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超越一定的历史时代，其余热根本不足以维持新风尚，适应新时代，满足新要求。因此伴随后现代文明的到来，传统的伦理观念必然发生质变。就像“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教条，根本不适应于现代文明一样，现代社会的诸多伦理教条也必将被后现代的历史大潮所淘汰。比如现代伦理本来只是对人际关系和行为准则的描述与规定，而后现代的伦理道德范畴不仅超出人类，被引伸到整个生命界，用来说明分子层次和基因层次上的一切生命的行为、活动与基本特征，而且反过来，也从生命在分子和基因层次上表现出的活动与功能来解释人的行为规范与伦理道德准则。为此，在后现代伦理学的研究和项目设计中，不只是涉及到人性人权，战争和平，校园教育，社会公德，个人义务，群体责任，社会合作，利他利己，私有公有等传统内容，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动植物保护，环境污染，人类素质改造，艾滋病防治，同性恋，性自由，老弱病残的正当权益，人种、肤色、国家、民族的平等、自主与自治，医学的目的，家庭演变，人工智能，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和无性生殖的意义与价值，安乐死，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健康、疾病防治，落后国家的饥荒，经济大国的能源浪费，堕胎，计划生育，宗教情感，医学现状，医生权威，病人的权利和自主性的保护等人类普遍关注的课题和内容。
　　后现代伦理对问题的深入研究还体现在认识的真理性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上。对此，他们从“道德冲突与政治的一致性”、“多元主义与认识的政治学”、“文化的多元性和政策的统一性”、“伦理道德标准的客观性、历史可变性”、“多元社会的可能性和优越性”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多方位探讨。马克思说：“保护健康，就是保持一切价值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59页。）这说明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伦理学都是一门具体而饱含人道主义的学科，不应该一味地热衷于抽象的说教。因为伦理的本质就是要人类最终达到至亲至善的目的，使所有人都能够在伦理世界中自由和充分地生长，成为具有主宰能力的自我，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而不是他人、外部世界或灾害疾病的牺牲品。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生命伦理学走在了时代前面，它立足人类未来和自由的社会结构探讨的全部课题都是旨在使人的身心能够达到最高和最完美的境界；使每个人的“生命本身及它的健康、美好和有德性的活动成为绝对可欲和有价值的东西。”（注：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页。）使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到只有做正当事，才感到满足；只有把自己置于全真的总体生活中，不仅对社会也对自然富有高度的责任心，不只为国家也为一切人都作无私的奉献，生命才有意义。
　　后现代思潮虽然对现代伦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但是它并不能够彻底改变人类有史以来对自身本性的真理性认识，即人的本质归根结底是理性和非理性的辩证与统一，所以伦理道德的本质也一定是兼有理性和非理性的性质。一切伦理道德准则都是人类理智在社会一定发展阶段对人类自身行为规范的认识。作为认识，它不可能是绝对完善的。每一种信条都必然随着人类实践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完善。因此人类总是在辩证思维支配下处在伦理道德观念不断的更新换代的过程中。而且无论到怎样的历史时代，一切伦理道德都必须以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与道德实践作为最高标准。不存在一个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异之上的道德世界，更不允许任何个人利用任何借口把主观、空洞的伦理教条强加给人民。
《江苏社会科学》南京67～71B8伦理学张之沧20012001后现代伦理观从以往的绝对论转向相对论、一元论转向多元论、独断论转向自由论。在一个由高科技建立的新世界里，它趋向提高人们的适应性，寻找全新途径，创建和谐社会，使一个非祛魅的世界成为有机的、整体的、自由的和非决定论的；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和反人道主义，减少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战争升级等毁灭性灾难。后现代理念/祛魅作用/生态伦理张之沧 南京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教授 210097 作者：《江苏社会科学》南京67～71B8伦理学张之沧20012001后现代伦理观从以往的绝对论转向相对论、一元论转向多元论、独断论转向自由论。在一个由高科技建立的新世界里，它趋向提高人们的适应性，寻找全新途径，创建和谐社会，使一个非祛魅的世界成为有机的、整体的、自由的和非决定论的；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和反人道主义，减少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战争升级等毁灭性灾难。后现代理念/祛魅作用/生态伦理

网载 2013-09-10 20: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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