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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古今中外的政治共同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特殊的规范性，或者说是没有道统的事实权力，可以笼统的称为邦国。邦国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它的主要特点就是特殊性和偶然性。所有的、只要是能够形成有效统治的政治体，都可以把它称为邦国。而有效统治的产生，则往往是出於历史上特殊的机缘和种种你难以统一规范的特殊因素。它们的统治形式和统治方式也是随着时间、地点和历史遗传的不同，变化幅度很大，很难把它们进行统一和归纳。像这样的统治形式比较接近於一个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物种，跨度非常之大，基因差异非常之大。唯一的特徵就是，它必须能够实施有效统治，而且，实施有效统治的统治者这个集团必须是一个有效的共同体，惟其如此，它才能够发挥政治上的行为主体的作用。但是它统治的臣民不一定是共同体，能不能够有效地参与政治并不重要。它统治的地域不一定有明确疆界，甚至同一个疆界之内可以有多个重合的、相互分离的各个邦国。这就是邦国。

邦国的主要特点就是，它是一种，可以说吧，按照知识分子的观点来看，它是一种比较低层次的政治权力，因为它有事实的权力，但是没有规范性的权力，它没有产生出一个有效的知识分子集团，把它的统治方式加以普遍化、合理化，论证它不仅是事实上的统治，而且就是应该统治，它没有办法证明它的统治本身是合法的、合理的、不应该间断和不应该毁灭的。因为不具备这项特点，所以就可以把它称之为是邦国。同时邦国之上，如果它所在的文明足够的成熟、古老和复杂，那麽邦国就要出现升级，就要产生出另外一种统治形式，那就是有道统的、规范性的统治形式。

规范性的统治形式，它毕竟得有一个知识分子集团给它做合法性的论证，要证明它不仅是事实上统治，而且只有它的统治才是合法、正当、合理的，只有它的规范才是符合普遍正义的。你只要有了这样的道统或者规范性，就会出现一种邦国不会出现的情况，就是说，你即使在事实权力已经瓦解或者是严重削弱的情况下，你仍然能够根据道统证明你仍然是存在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复活，在不能复活的情况下也能够把你的观念的力量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用你的观念的力量把那个在现实政治中已经不存在的统治范式强行贯彻下去，对现实政治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这就是具有道统的权力，或者规范性权力。

具有道统和规范性的权力大致上有两种：一种我把它称为帝国，另一种称之为民族国家。大体上来讲，十七世纪以前的规范性权力或者道统以帝国为主，十七世纪以後就渐渐的以民族国家为主。尤其是凡尔赛和约以後，民族国家现在差不多已经变成理论上的唯一正统。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规范性的权力是一种柏拉图实体式的东西，它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在实际上总有各式各样的参差。严格说来，理想的帝国和理想的民族国家是不存在的。最标准的帝国和最标准的民族国家，你如果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去死抠每一个细节的话，你都可以证明，它其实不是帝国，也不是民族国家，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邦国，它也缺乏规范性。

像罗马帝国那就是一切帝国中间最典范的一个帝国了，但是在它最强盛的时期，你也可以反过来证明说：第一，罗马不是普世性的，它在它版图最大、控制范围最广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找出若干个建外的蛮族或者是小邦，这些地方在罗马的统治范围之外，他们的宗教和习俗和统治方式跟罗马不同，罗马不能对它进行有效统治；同时罗马的统治也不是普遍正义的，它虽然比地方性的小邦显得更加超然些，但是它还是有它自己各式各样的特殊利益。所以即使是罗马帝国，跟普普通通的邦国也没有原则性区别。你也可以说，帝国的概念也是虚伪的，如果你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阶级和国家那种思维来考虑的话，你也可以同样的证明，帝国是一个虚伪的概念，只是一种比较精致的邦国的掩饰。这是没有错的。

民族国家也可以用同样方法论证。因为民族国家的特点就是，它不再是一个统治者共同体对不一定有共同体的臣民实行统治，而民族国家是民族和国家的合一，国民通过国家这种形式对自我进行统治。从理论上讲是国民统治自身，因此国民本身就是统治者，国家只是国民的一个规范的形式，它不是有别於国民的一个统治集团。但是这一点，用刚才同样的方法，你也可以论证说，实际上所有的国民国家，哪怕是构建得最成功的国家，像韩国这样好像是单一民族的国家，或者波兰这样近乎单一民族的国家，像法兰西这样所有民族国家的起源，你都可以论证说，他们其实内部不是均质的，有很多人其实算不上是国民，而国民内部其实也是有精英阶级和比较被动的、不大参与政治的普通人。因此你也可以说是，国民国家或民族国家，跟普通邦国也没有什麽截然区别。现在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那种东西，或者是国民共同体这种东西，其实也是一种虚伪的欺骗，其实也不过是普通邦国的一种精致化和自我掩饰而已。

但是这样的分析方法是不太好的。为什麽呢，因为你哪怕是把这种分析方法用到最严谨的自然科学的方面，也都会像後现代主义一样，完全截断进一步分析的可能性。你想，如果你是一个测量员的话，你就不能拿着几何学的真理来说事，柏拉图和欧几里得早就告诉我们，一根直线是没有任何宽度的，但是，我在建筑工地上见到的所有直线都是有宽度的；柏拉图教导我们说，直线是不会拐弯的，但是，所有的楼房，哪怕是你修得再直，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弯曲。所以你们这些东西都是不行的，都要推倒重建。那就没有意思了。你可以说是，楼房修出来的直线确实不符合柏拉图和欧几里得的原则，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出，这个桌子明明就是直的，至少是大致上直的，至少方桌子和圆桌子还有相当明确的区别的。如果你运用健全常识和模糊理性的方法，你可以说是，不用这麽样严格区分，世界上确实，虽然没有柏拉图意义上的圆形和方形，但是确实有大致上差不多的圆形和方形，而且圆形和方形就是有差别。根据同样的标准，你也可以说是，虽然理想的帝国和理想的民族国家从来没有存在过，而且也不大可能存在，但是历史上讲，已经自称为帝国和自称为民族国家这个体系，和没有资格自称为帝国和民族国家的体系，相比之下，它确实是有差别的。这个差别是历史的和具体的，而不是抽象和普遍的。

比如说像是，征服者威廉这种人，他在征服英国之前就要先去找神圣罗马皇帝和罗马教皇的支持；而罗马教皇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他一般不会去找英格兰国王的支持。这就显出差别了。英格兰国王，他声称拥有的权力和他实际上拥有的权力并不一致，但他一般来说，不会说是，声称他拥有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权力；而皇帝和教皇是经常声称他拥有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权力。所以，英格兰王国只算一个邦国，而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则可以称之为是帝国。尽管他们也没有实质上的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但是它跟英格兰王国还是有区别的。英格兰王国，它只需要有它的贵族集团作为有效的控制就行了，臣民没有这个必要。像圣西门说的那样，全法兰西集中在法兰西国王的会客室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法兰西国王和法兰西的贵族和教会的长老一起共议国家大事，其他的普通臣民也没有必要参加国事，法兰西就是指这些有主动性、能够充当政治行为主体的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法兰西，其他人有没有无关紧要的。英格兰国王也是这样的。

反过来，被征服者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你是利默里克的爱尔兰首领，你可以说是，我们自古以来都是搞我们爱尔兰人的特殊习俗，从来没有遵守你们诺曼人的习俗，所以我们要把你们诺曼人赶出去。然後，他所建立的一个酋邦，或者是小王国，也是一个邦国，但他跟征服他们的诺曼人政权一样，他的理由是地方性的习俗和特殊的历史传统，而不是什麽普遍性的理由。诺曼征服者，他不会说是，诺曼的习俗和统治应该是全体基督徒都遵守的；爱尔兰酋长也不会说是，他们爱尔兰人的凯尔特特殊习俗是应该是全不列颠人都遵守的。他们的理由都是特殊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理由。而帝国呢，规范性权力的特点就是，它的理由是普遍主义和抽象性的。没有普遍主义和抽象的理由，你就只有邦国了，没有帝国和民族国家了。

但是帝国和民族国家，虽然它们都具有普遍的规范性和普世的价值观念，但他们的建构方式和认同方式是恰好相反的。帝国的认同方式是，要求把，理论上讲，把所有文明人类视为一个整体，要破除小团体的界限，要打破小团体之间相互仇恨和内部的凝聚力，使大家在一个普遍的、抽象的仁爱和公正的观念之下，实行一种天下一家的统治。可以说帝国这个认同感是横向的，是一种国际主义的认同感；而民族国家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它是纵向的认同感，它要求打破以往统治者的共同体和被统治者 — — 没有共同体或者是共同体比较薄弱的被统治者 — — 之间的界限。要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界限消除，构成一个国民共同体。这个国民共同体很显然是纵向的：从政府首脑到普通的工人农民。在邦国时代，统治者是极少数，被统治者在政治之外；但是在国民共同体的时代，就是说，任何一个普通的、最穷的穷人，都跟法兰西的大总统或者法兰西银行家一样有同等权利，都是兄弟一样的国民共同体。它实现了纵向的整合。

但是这个纵向的整合是以横向的破坏为条件的。例如法兰西国民共同体的成立，其代价就是，你要承认法兰西共同体，比如说跟英格兰共同体或者其他西班牙共同体不同，法兰西人的爱国心是以法兰西的特殊自豪感和法兰西人对英国人、西班牙人和其他共同体的歧视为代价的。正因为我们法兰西人跟其他人不同，我们法兰西人本着伟大的法语文化、伟大的历史传统、伟大的啓蒙主义观念，构成了我们这个共同体。我们这个共同体是内部高度均质和一致的，但是跟外面的人都不一样。民族国家和帝国恰好相反，它要求有多国体系，民族国家自我维持的条件不是孤立的，它必须有其他同类的民族国家在多国体系内，各个民族国家构成相互竞争和相互歧视的关系。歧视和仇恨构成了民族国家共同体凝聚的主要动力。可以说是，在民族国家构成的多国体系当中，爱和恨是一回事。如果你不恨或者是不歧视其他的民族的话，那你就很难爱自己本身的民族了。

所以帝国的整合和认同和民族国家的整合和认同是恰好相反的：帝国要求做横向的整合，要求打破地方性特殊共同体的观念，横向的实现普天之下的兄弟一家，但是它不要求打破阶级界限，一般的帝国整合都是只考虑到上层人士和士大夫阶级，下层人士或者说普通没有文化的人民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它实现了一种横向的士大夫和统治阶级的联合；而民族国家恰好相反，是实行纵向整合，它牺牲了横向整合，实现了纵向的共同体。这两种整合方式，相比纯粹特殊主义和没有道统的邦国来说，都是文明的一种升级和秩序的复杂化。

它们都造成了一种结果，就是说，地方性的邦国，如果你亡国了，那就亡国了。因为邦国的首要条件就是能实施有效统治，如果你不能实施有效统治，就像霍布斯说的那样，如果主权者保护不了我，我对主权者就没有义务了。邦国一旦灭亡，就是灭亡了。但是，帝国和民族国家都是有道统的。因为它们的统治并不仅仅是由於力量和事实的缘故，而且还是有一个道义和真理的缘故，所以他们灭亡以後仍然存在。罗马灭亡以後，仍然有各种各样的查理曼和奥托之类的神圣罗马皇帝一个接着一个的冒出来，尽管他们根本实现不了罗马的权力，但是一般人的观念上，总是觉得，普遍正义跟帝国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人民遭受战乱的痛苦，就会呼吁说，希望有皇帝出来。

就像席勒的诗歌说的那样，结束了恐怖的大空位时代(1254~1273)，人民欢欣鼓舞。为什麽呢，因为大空位时代，就是神圣罗马皇帝暂时没有产生的时代，在这个时候就没有人出来维持普遍的法律和秩序，那麽各个诸侯相互徵战，给人民带来痛苦。所以人民就要呼吁，赶紧选一个皇帝出来吧，让他像查理曼和奥古斯都那样维持秩序，给我们带来和平。像威廉•退尔就说过，上帝之外，只有皇帝，你哈布斯堡家族算什麽东西，你的权力根本不算数，你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权力。这就是，具有普世性、普遍正义性的帝国原则和只有事实权力的地方性邦国的差别。地方性邦国往往就亡了。而帝国呢，即使它实际上不存在了，还有但丁这样的知识分子出来为它招魂。还有许多，哪怕是稍微强大一点的统治者，只要稍微有一点资格，就会希望能够接替罗马帝国的衣鉢，实施普遍正义。他们自己觉得它这种正义是比地方性的邦国要高一级的。

民族国家同样也是这个样子的。他认为，他实现了国民共同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奇迹，就是说，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区别消除了，人民和国家的区别消除了，现在，国民和国家是一回事，nation这个词，既是国民又是国家了。只有在中文中才有区别，在欧洲语言中，国民、民族和民族国家都是一个词。现在，国民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国民；统治者就是被统治者，被统治者就是统治者。自己统治自己。自治就是自由的必要条件。这种统治方法是前所未有的高尚，相比之下，其他统治形式都像是不义的。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有区别的，被别人统治而没有意志自由，这是一种比较低的形式；而我们都有自由，自己统治自己，没有人在我们之上，这种统治方法就是最高的统治方式。

所以国民国家通常跟现在所谓的民主政体联系在一起。而国民国家民族塑造的过程，通常也就是政治参与爆炸、选举权或者说参政权从少数精英手里面扩大到全民手里面的一个过程。这两个过程在历史上是联接在一起的。通常一个地方，在原来，像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一样由精英统治的思路，在实行民主化的同时，也会产生创造民族的过程。国民共同体的形成是双向性的：一方面把只有地方风俗的小共同体升格为国民共同体；另一方面把由上层人物垄断的政权开放给全体国民。这两个过程是连在一起，是不可分离的。

而国民共同体或民族国家既然有了这样的特殊的优越性，在它看来，其他，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还有区别、或者说是特殊的风俗和语言还没有产生出民族的地区，就是属於所谓的政治上落後的地区，因为你还没有按照最先进的原则组成你自己的民族和民族国家，你就等於像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半大的小孩一样，还没资格跟大人一起玩。凡是建立了这样的民族民主国家的体制，哪怕是它很小，像韩国和台湾那样很小，面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庞然大物，都具有某种优越感。为什麽，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标准的民族民主国家，跟最先进的欧洲国家是一模一样的，而你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所以我就对你表示优越感。所以，帝国和民族国家，它们都是一种具有较高形式化和规范化程度的特殊的政权统治形式。它对邦国来说始终有心理上的优越性和事实上的优越性。

具有规范统治形式，或者说道统的政权，在灭亡以後是可以复活的，像罗马帝国，理论上不断的灭亡和不断的复活。像波兰这样的民族国家，即使在被苏联占领以後，它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仍然是自己以为自己是存在的。爱沙尼亚已经被联合国都赶出去了，但是它的流亡政府仍然管理着存在英国和美国银行里面的黄金。一旦苏联解体，这些国家建立新政权，瓦文萨总统就要请波兰的流亡政府总统把波兰第二共和国的旗帜和徽章送给他，表示说他不是接受苏联那个傀儡政权的衣鉢，他接受的是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真正的波兰人民的代表的衣鉢。它的法统一脉相传，没有中断过。而爱沙尼亚刚刚一独立，马上就凭着它的法统，从英国和美国取回了他们二、三十年代存在英美的黄金。因此，你可以说是，在苏联占领时期，这些国民共同体在物质上已经不存在了，但他们的法统和道统仍然在。凭借着法统和道统，一有机会他们还能够复活。但是，没有法统和道统的普通邦国或者是事实政权，一旦丧失了权力，它就永远不能回来了。法统和道统有很多作用，这就是其中之一。从这一点你也可以看出，尽管用实证主义方法，抬杠的话，理想的帝国和理想的民族国家其实并不存在，但是，如果按历史主义方法来看的话，比较模糊的帝国和民族国家还是存在的。它对现实政治和历史发展进程是有一定影响的。只要有这个影响存在，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是存在的。

对於现代世界的秩序来说，最关键的时期就是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这三百年。可以说，任何时代，地图上的绝大多数地方都是有那种事实权力或邦国存在的。但是在这个转型期以前，无论东方和西方，理想形态一般都是帝国。在这以後，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後，理想形态确切无疑的转到民族国家这一边了。这个转型，对全世界都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当然它是以欧洲为中心，这就不用质疑。可以说是前现代的帝国体系，虽然西方也曾经在罗马时代一度占有优势，但是，帝国体系不是纯西方才有的。例如东亚地区 — — 我们不能说是中国，因为这个体系超出了中国的范围了 — — 东亚地区有它的天下体系。这个天下体系跟罗马的帝国体系是有重大差别的。但是近代的民族国家体系它只有一个来源，就是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然後经过维也纳体系和凡尔赛条约，最後一步一步的扩充到全世界。没有一个东方产生的民族国家体系。民族国家从性格上、来源上和基本模式上，它都是西方的，是西欧中心的。西欧以外的民族国家，都是西欧国际体系向外扩张的结果。

这个向外扩张就会面对两种情况了。在有些地方，我们可以说是文明时间比较短、或者是程度不够深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是只有邦国而没有帝国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按照一般的文明演化的观点来看，这些地方比起有帝国的地方来说，好像是属於比较後进的地方，但是在西方中心的国际体系扩张的情况下，他们把自己改造成民族国家，反而显得比帝国更容易一些。说得具体一点，你要说是谁变成西欧式的民族国家更容易，是韩国更容易呢，还是大清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更容易？答案很显然是韩国更容易。因为它比较小，它的规模和体量都比较接近於欧洲民族国家的体量，而且，它既然从来不能自称为帝国和天下，它也就比较容易接受多国体系的政治逻辑。所以它反倒是比大清的核心地区更早和更顺利的建立了民族国家，加入了欧洲国际体系。这一点不仅是东亚的情况，在俄罗斯、伊朗和奥斯曼帝国原先统治的核心地区，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就是：在前现代、比较野蛮或者说是比较後进的那些只有邦国而没有帝国的地方，在西方势力扩张，逐步被纳入西方国际体系的过程中间，至少在形式上，比较顺利的建立了一些貌似西方民族国家的组织；但是帝国核心区，就会面临着严重的折腾。因为他们原有的帝国传统对他们的民族国家化构成了严重的障碍。

就像我刚才已经提到的那样，帝国是天下国家，它是横向整合的；而民族国家最重要的就是横向的分割，要把自己改造成多国体系。这两种逻辑是水火不容的。所以你越是帝国体系搞得先进、复杂和完备，那麽你要重新撤掉这个体系，再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体系，你的障碍、损失和困难就要变得特别大。爱沙尼亚已经可以自称为欧洲人了，乌克兰也想变成欧洲人；但是俄罗斯人要变成欧洲人，那就变成非常困难了。现在的中国跟韩国和越南相比起来，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当然，我们不是说是，邦国升格为民族国家，障碍比较小，也不能说它是一帆风顺。有很多邦国，虽然本身缺乏帝国传统，看上去可以在上层比较容易形成民族国家，但是实际上，它的居民没有经过欧洲所谓的1848年原则那种民族建构的熏陶，它的居民，实际上与其说是国民或民族，不如说是族群。

族群，和民族、国族是有重大差别的。当然这个差别也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绝对的，而是历史主义和模糊笼统的。大致上我解释一下，应该是这个差别：族群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任何人和任何人都多多少少有点不同，我所在的社会和你所在的社会只要在时间、空间和历史上有点差别，那麽这个差别必然会体现在语言、发音、习俗、生活习惯方面。每个小团体都跟其他小团体不一样，这些小团体都是族群。但是族群并不一定能够升格为民族。我们的语言之间有差别，但是我也可以说这是方言的差别而不是语言的差别。

在什麽情况下我能够把我们之间的差别，由族群差别上升为民族差别呢？那你还要经过一个特殊的发明民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必须把你自己的土语、方言加以规范化，创造出一种精炼的文学语言，使它能够承担政治和文化的重要的传承功能，使它从此以後就不能再是方言，而变成一种语言。把你地方上的歌谣、民谣这些，重新整理编纂，变成为荷马史诗那样的建国史诗，把你的历史加以重新解释和归总，把原来零零散散、没有什麽特殊关系的特殊事件，构成一个前後一致的整体。做到了这些事情以後，你的族群才有资格升格为民族。你的方言土语才有资格升格为民族语言。

然後下一步，在有了民族和民族语言的同时，你才能够借助政治上的机缘，把你的民族建立成为获得国际承认的正式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把你的语言变成由公立教育制度、用国家税款向全民普及的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基础。做到了这两点以後：你的民族就不再是民族了，而是国族了；你的民族语言也不再是普通的民族语言了，而是国语了。等到这上面的两步做到了以後，方言变成民族语言再变成国语，族群变成民族再变成国族，这个过程走完了以後，民族发明或者是国家建构的过程，你才能够完成。

有些国家，特别是二战以後才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它这个过程就直接跳过去走了。它在底下的民族共同体还没有形成，上面，在殖民主义者撤退的时候，已经建立了一个象徵性的民族国家体系。像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其实就是这样的。你如果只看它们的宪法和最上层的政治结构，它好像也是一个符合欧洲标准的民族国家，但你看它底下，它底下充满了各个互相冲突的族群，有旁遮普人，有信德人，有俾路支人，他们彼此之间是没有认同的。信德人和旁遮普人之间的仇恨，比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之间的仇恨还要大。他们之间不但不认同，而且彼此之间都利用民主选举的形式，一旦我选举胜利了，都想把对方置之於死地。

所以你可以看出在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它的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国民共同体的构建，其实还在路上。所谓还在路上，有两种可能，也就是说：也许有朝一日，他们内部的各个族群能够产生足够的认同，而这个足够的认同能够支持欧洲式国民国家的标准；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彼此之间的认同最终经过多次冲突以後，最终也无法达成，最後乾脆散伙了事，就像是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情况一样。本来孟加拉也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当初印巴分治的时候，他们因为都是穆斯林，是闹着要从印度分出来的。但是一旦建了国以後，就发现，巴基斯坦占统治地位的旁遮普人和东方的孟加拉人之间的仇恨无法调和，最後还是闹到分手为止。有很多新建的国家，都是因为这种情况才分手的。分手的过程往往就构成了族群重新塑造为民族和国族这个过程。这个过程现在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完成，正在路上。

但这一点跟东亚的情况不大一样。东亚是属於，我们刚才说过，是属於帝国遗产的问题。对民族国家的构建形成主要障碍的，不是邦国和族群，而是它的帝国遗产。就是说它面临着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帝国它原先就代表着一个非欧洲非基督教世界的一个特殊文明，跟它对应的，不是欧洲意义上的一个具体的小的民族国家，而是整个欧洲，或者是整个基督教文明。那这样的情况你应该怎麽样构建呢？在它们面临着近代化的压力，或者说，就是面临着欧洲入侵的压力，因为近代化它真正的动力就是欧洲入侵。没有这个入侵的压力的话，那麽欧洲以外的世界，基本上没有什麽可能自发的进入近代世界的。这是一个已知的事实。欧洲是主动的、自发的产生了近代化，而欧洲以外都是在欧洲的扩张的刺激之下，被动的加入了近代化的进程。这个是基本的历史事实。所以欧洲和非欧洲是不可能平等的。如果你把欧洲中心论这一点取消，那你怎麽说，无论怎麽讲政治正确，你的理解都会出偏差的，因为主动和被动怎麽说都是不同的，而且这个不同是根本性的。

欧洲体系的刺激给他们造成的选择，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三个。我们拿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样板，因为它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可以代表非奥斯曼以外的其他具有帝国遗产的地方。它有三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所谓的奥斯曼主义，就是说，尽管奥斯曼帝国本身根本是一个跨族群的一个天下国家，但是既然是欧洲人已经建立了民族国家体系，而我们奥斯曼帝国不得不作为一个政权，跟它们进行外交上的交涉。而且我们已经互相派大使了，在形式上，奥斯曼帝国跟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是平起平坐的国际社会中的夥伴。那我们就不如顺理成章，与其拆散奥斯曼帝国去另建国家，还不如就根据奥斯曼帝国现有这个边界，把目前居住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所有居民都团结起来，在帝国的官方支持下，培养出一种普遍的奥斯曼认同。以後我们没有什麽埃及人、希腊人或者亚美尼亚人的区别，我们都是奥斯曼人。以奥斯曼人为基础点实现认同，可以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我们的近代化。这样的好处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这样做维持了帝国的版图，不用像是欧洲那样因为英法争霸、法德争霸那样长期的打没完没了的战争，成本节省了不少，而且在列强横行的今天，我们团结起来，避免欧洲列强的入侵，对我们都有共同利益。我们奥斯曼做一个团结的大国，对我们东方和西方的各个邻国都可以保持某种优势，一旦散了以後，这个优势就不存在了。

这个理由是相当充分的。所以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就是秉承这种政策。这种政策在十九世纪末叶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政策。奥斯曼帝国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也曾经模仿法兰西，实行国语教育和普及教育。普及教育起的主要用处就是，把奥斯曼的统一认同传播到帝国各地，让各地忘记他们特殊的小共同体，一致认同帝国这个普遍的大家庭。大家都把苏丹当作自己的慈父，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民共同体。

另一种发明的方式就是泛奥斯曼主义。它觉得，欧洲，特别是根据1848年原则建立起来的新型的国民国家，它的根本出发点，最初的出发点就是以语言和习俗为中心的小共同体。如果说是，波兰人要复国，要解散俄罗斯帝国的理由是因为俄罗斯帝国的波兰人跟德意志帝国的波兰人是同文同种，所以我们要解散这两个帝国，创立一个波兰共和国的话，那麽我们可以设想，讲突厥语的各民族彼此之间也是一个同文同种的关系，天然的具有建立共同体的方便。因为语言的一致性才是最核心的东西，如果语言跟边界不一致的话，那麽早晚要起冲突，像阿尔萨斯 — 洛林的冲突、三国瓜分波兰的冲突、蒂洛尔的冲突和巴尔干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语言共同体的边界和政治边界不一致。居住在边界两边但是操同一种语言的族群总想统一起来，而操主导语言的族群总想排斥那些比较小的语言共同体。那麽突厥人的情况就是，讲突厥语的各民族不仅居住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在奥斯曼帝国之外，在俄罗斯帝国和大清帝国统治的中亚地区，有大批族群，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之类的，他们也同样是讲突厥语的。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突厥语大家庭的整合。同时奥斯曼帝国境内有一些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他们是不讲突厥语的，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突厥语去同化他们，或者把他们赶出到帝国之外。

泛突厥主义最初的源泉其实是拿破仑三世提出的拉丁主义。拿破仑三世提出的拉丁共同体的意思就是说，拉丁国家，包括美洲的拉丁国家，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国家，和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相对於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在国际上都是处於弱势的。要改变这种弱势地位，就是要大家团结起来。拉丁国家当中最文明最强大最先进的莫过於法兰西，所以法兰西是拉丁国家天然的领袖。在未来世界的竞争中，拉丁人如果要避免自己被日耳曼人和撒克逊人排挤出去，那就应该团结在法兰西和拿破仑三世的领导之下，建立一个跨越大西洋的拉丁共同体。这样它就可以利用文化上的共性，来支持他自己的外交冒险政策。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境内流行的结果就是，改变了土耳其原有的外交政策，使土耳其由依靠英国的保护对抗俄国南下，变成依靠德国人的保护，要求打破英俄两大帝国，把这两大帝国内部的属於符合突厥语原则的被殖民种族解放出来，在奥斯曼祖国的保护之下实行共荣。青年土耳其党人最後采取了这种路线，在恩维尔帕夏的领导下，最後把土耳其带上了战争之路。

第三种路线就是所谓的现代土耳其开国之父凯末尔所讲的那种小土耳其主义。他要建构的土耳其，讲的是成本原则。因为要维持一个大帝国，要把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统统教育成土耳其人或者是突厥人，这个成本太高，麻烦太大，而且维持一个相当於全欧洲规模的大帝国，成本也太高。如果把这些所有的异质地区都排斥出去，建立一个纯粹的突厥人组成的一个小国，那麽成本就要大大降低了。而且这个小国，比较符合法国和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标准，在加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间都比较顺利。

因为一个大国和许多小藩属的这种体系，是古老帝国体系的常态，但是对於现代的多国体系却是非常危险的。现代多国体系是要讲究实力比较均衡，如果说是拿破仑或者是腓力二世在欧洲的势力过於强大，那麽他周围的小国必然会团结起来，跟英国结盟，试图打破他的霸权，战争将永远无法结束。欧洲中心只要出现一个大国，下一步肯定就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其实就是德国统一以後建立了一个过大的国家，太像以前的神圣罗马帝国，对周围的比较弱小的势力构成重大的威胁，导致围绕德国的所有国家都团结起来对付它。如果德国解体，或者是变成一个小德意志的话，这些危险都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後的处理方法也是这样的，把希特勒所梦想的大德意志削减了，变成了现在这个小德意志，小德意志跟周边的国家比较势均力敌，因此不再有力量做征服全欧洲、重建神圣罗马帝国霸权的美梦了，这样欧洲体系才能稳定。

土耳其的情况也是这个样子的。维持一个大土耳其本身，就会导致中东形势无法稳定，它不可避免的要引起周边各国的猜忌，而周边各国，不可避免的，又要引进列强来对付它。而按照凯末尔原则，尽可能的解散大土耳其，把小土耳其以外的地方统统赶出去，这样建立起来的中东体系，就会比较势力均衡。土耳其也许还是最现代化的，但是，它周围的所有邻邦国家都没有压倒性的优势，它就可以作为一个普通国家，轻而易举的跟英法结盟，最後把自己变成北约的成员国，比较顺利的加入西方的国际体系。如果你设想一下，凯末尔的土耳其如果仍然拥有叙利亚和埃及的土地的话，那它有什麽可能加入北约呢？拥有叙利亚和埃及或者伊拉克的土地，势必把它卷入东方的各个冲突，而且这些冲突会使它变成英国人的敌人。仅此这一项，就阻止他加入西方体系。英国人愿意跟他结盟，恰好就是因为土耳其不仅放弃了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连摩苏尔都彻底放弃了，它跟英国不再有任何具体的冲突了。在这种情况下，它加入西方的障碍才能够彻底排除。如果他现在加入欧盟还有障碍的话，那麽可以说是，最後残存的少数民族 — — 库尔德人，和过去的历史遗留问题 — — 就是亚美尼亚大屠杀的问题，才是它的主要障碍。小土耳其主义，以牺牲土耳其的历史疆土为代价，排除了它加入近代国际体系的所有障碍。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俄罗斯、伊朗和东亚。俄罗斯它也有它自己的大俄罗斯主义、小俄罗斯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而泛斯拉夫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一样危险，因为它要求俄罗斯皇帝扮演斯拉夫民族保护者的角色，去保护巴尔干半岛上跟俄罗斯同文同种的斯拉夫人。而俄罗斯要保护塞尔维亚这些国家的结果就是，使它非得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可。如果没有泛斯拉夫主义，那麽俄罗斯的传统外交政策是东方专制国家的联盟，就是说，俄罗斯应该跟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联盟，来反对共和主义法兰西，根本没有理由反而联合法国跟德国人打仗。它之所以非得跟德国人打仗不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的泛斯拉夫主义给它的外交施加了一个难以实现的重负。加入战争的结果跟土耳其是一样的。泛土耳其主义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土耳其人吞并那些在土耳其境外的突厥语地区，结果造成的结果反而是使原有的土耳其帝国整个垮台了，连原来的地方都保不住。俄罗斯帝国搞泛斯拉夫主义的结果也是一模一样，不但没有能够得到达达尼尔海峡或者是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的保护权，连原有的俄罗斯帝国也解体了。芬兰、爱沙尼亚这些国家也纷纷趁此机会独立了。泛斯拉夫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和小俄罗斯主义相互冲突的结果，造成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机会，也造成了现在的俄罗斯的问题。

现在的俄罗斯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这三种主义斗争的余毒还没有排清的缘故。这跟土耳其不一样，土耳其已经大大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俄罗斯呢，你就从叶利钦时代他对南斯拉夫内战的干涉就可以看出，他仍然认为他是斯拉夫人的保护者。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掐架，塞尔维亚人不服欧盟的裁决的时候，就可以向他的斯拉夫乡亲、斯拉夫保护人大俄罗斯求援。而俄罗斯就要给他们撑腰，去承担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任务。而普京在乌克兰的做法，其实也就是一种大俄罗斯的做法。乌克兰尽管不是小俄罗斯成员，但却是泛意义的大俄罗斯成员，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本身都是大俄罗斯的成员，但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没有理由做一个小型的缩小版俄罗斯的成员。而普京之所以觉得有必要在这些地方进行干涉，还有必要把哈萨克、白俄罗斯这些国家加进来，搞一个欧亚联盟，其实就是大俄罗斯主义的阴魂不散的结果。

欧亚联盟是什麽呢？它其实就是苏联解体以後，俄罗斯精英阶级觉得自己吃了亏，放弃了大俄罗斯，觉得自己是上了当受了骗，所以他要搞出一个可以替代大俄罗斯的东西，就是欧亚联盟。正因为欧亚联盟的存在，才使乌克兰在加入欧洲联盟还是加入欧亚联盟的过程中间，发生了精英和民众的严重分裂，最後导致乌克兰的内战和列强的干涉，才造成现在这种情况。这种事情，其实，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後，已经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了。我虽然不能预见俄罗斯将来的情况会怎麽样发展，但你可以看出，泛斯拉夫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的成本，比小俄罗斯要高得多。如果俄罗斯精英阶级最後选择了这两条道路中的一种，那它不可避免的要走上跟西方冲突的道路。而苏联解体以後，俄罗斯加入西方国际体系的梦想就会整个落空。

东亚的情况，不用说了，我们也可以在历史上找到泛土耳其主义、奥斯曼主义和小土耳其主义的不同版本在中国的体现。这些主义其实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已经充分产生出来了。我把具体的历史细节跳过，因为我在文章里已经写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现在重要的是总结一个它的差不多的脉络，历史细节各人自己去查就行了。梁啓超其实走的就是一个类似奥斯曼主义的路线。他的意思就是说，大清帝国最好保留下来，但是不要按照大清过去那种满洲部族统治十八省的模式，而要把它改造成为中华帝国。改造成为中华帝国不仅仅是很无聊的改改名字就算完了。因为过去的大清帝国，至少对於将来来说，它是满蒙贵族享有的特权，对南方属於华夏文化的十八省实行一种武断统治，大清皇帝可以是满蒙的皇帝，根据征服者的权力，对大明朝留下来的两京十三省实行征服式的统治。但是中华帝国，它就不一样了。中华帝国版图内所有族群、所有文化、所有臣民，一视同仁的主人，中华帝国的皇帝肯定既是江苏人的皇帝，又同时是黑龙江人的皇帝。而大清皇帝对黑龙江、奉天和对江苏、浙江肯定是不一样的，黑龙江和奉天是征服者，内外蒙古是征服者的盟友，而江苏和浙江是被征服者。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那麽大清没有办法变成近代国家了。要变成近代国家，那就要建立均质化的国民共同体，大家都要变成平等的兄弟，变成一个彼此有认同的共同体。但是既然你的祖先杀了我的祖先，把我的祖先给征服了，那麽我们之间肯定是个仇恨和敌对的关系，我们怎麽能建立共同体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变大清皇帝的身份，把他变成普遍性的中华帝国的皇帝。中华帝国对应的就是中华民族。

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这个词是梁啓超发明出来的，以前没有。以前的汉语中间虽然有「中国」这个概念，但是它绝对不是西方那种国民共同体或者民族的概念。以前说到「中国」的时候，就是说，要麽就是指首都。比如说是「宅兹中国」，就是说我进了首都了。这就是「中国」。「国」的本意是城墙。诸侯建立一个城，这个城就叫做「国」，城墙里面的居民就叫做「国人」，城墙外面的居民就叫「野人」。「中国」呢，就是处於中原最中心那个最大的城就叫「中国」，其实就是首都的意思。後来用得泛一点，也经常用来指王畿。比较外围地区的居民来到中国，就是说，我跑到首都附近的接近中原的地区了，从边区进入到中原了。但是它这个「国」的概念跟民族国家的概念肯定不是一样的。「中国」和「中华民族」获得了现在这个概念，就是梁啓超在清末民初时利用他文人领袖的地位，借助欧洲和日本人的新思想，极力宣传的结果。

从他的角度来看，他跟革命党人的论战已经讲出他的动机了，他认为，如果不按照大清帝国的原有版图重新改建一个包容性极强的中华民族的话，那麽大清帝国必然会解体。就凭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清兵入关以後杀这个杀那个那种极端强烈的仇恨和耻辱，大清帝国就非解体不可。一解体就要发生战乱。如果是以前发生战乱还好，在列强横行的今天，发生战乱肯定会给列强以可乘之机，造成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好。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忘记以前的仇恨，团结起来重新铸造一个新民族，把超民族、跨族群的大清帝国改造为中华帝国，把满蒙回藏各个民族都统合起来，发明创造建立一个新的中华民族。

他这个概念创造出来以後，大体上就是清末新政时期的当局和北洋政府对这个原则是比较赞成的。而早期的国民党的原则，则比较接近於泛突厥主义。他们的逻辑是，我们接受谁的统治都可以，但就是不能接受满洲、蒙古的统治。因为不仅是大明朝是亡在满洲的手里面，宋朝也是亡在满洲的手里面，从周朝、汉朝开始，华夏文明始终受到中亚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威胁，大多数历史王朝之所以亡国，大多数情况下人民之所以遭到屠杀和压迫，都是因为中亚的游牧民族越过长城的边境，冲进了中原地带，大肆杀戮和压迫我们。你杀戮、压迫我们，如果像西方人那样，好，你虽然征服了我们，但是你是先进的，你带着先进的科技文化，我们服你。殖民主义有压迫性的一面，但也有进步性的一面。大多数非欧洲国家都是因为殖民主义才获得进步，才获得重生的机会的。如果你是这样的征服者，我们服了你也没关系。你虽然是征服者，但你同时也是教师，你同时代表着先进的文化。但是你如果是中亚的落後居民，我们华夏虽然面对欧洲的时候可以说是欧洲比我们先进，但是我们面对着满洲和蒙古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比你满洲和蒙古还要先进。我们凭什麽被你征服呢？仅仅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奇耻大辱，我们一定要推翻你。

同时，真要说华夏的界限，它也不止於大清帝国的边界呀。朝鲜难道不是华夏的一员吗？它跟我们华夏的关系，难道不是比跟你们满洲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吗？朝鲜是多麽忠於大明，在被满清征服了N多年以後，它的宫内的纪年都还在记崇祯二百多年，专门建了庙来祭祀崇祯皇帝和万历皇帝，一心想把自己当成小中华。服从大清是出於武力而不得已。我们难道不能说是，朝鲜、越南、日本这些都是共同的华夏文明熏陶出来的结果？而你们这些中亚人的野蛮游牧民族其实是我们这个华夏文明共同体共同的敌人。国民党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应该跟日本人联合起来，对抗你们这些满洲人和蒙古人，把你们赶回你们在中亚的老家去，让你们滚蛋以後，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泛亚洲主义的大亚洲。

因为国民党後来执政以後，又改了主意了，所以这一点，极力抹掉它早期的历史。但是，这个留下的证据是非常充分的。孙文本人一直是一个泛亚洲主义者，他在日本主要依靠的是军部和黑龙会、头山满这些人的支持。这些人，按照我们现在官方教科书的说法，都是侵略者。为什麽是侵略者？他们是泛亚洲主义者。他们的看法跟孙文和汪精卫的看法一样的，就是说，日本人、朝鲜人和大明朝、大宋朝的关系是很近的，差不多都是孔子孟子熏陶出来、一脉相传的文明人类；满洲人、蒙古人算不上什麽。日本人既然通过明治维新变成华夏文明圈中唯一一个终於混出头了，混进了欧洲国家的圈子里面，变成近代化的唯一一个成功者，那麽它当然应该，大哥哥就应该带小弟，我们本来都是孔子孟子一家亲的，现在，就等於是孔子这个家族一家亲的几个孩子，现在我这个孩子混出了头，我自然要把我的哥哥弟弟，同样是读孔子经书、孔孟之道熏陶大的这些哥哥弟弟带一下，把他也带进去，免得你们在满人或者是俄罗斯人的压迫下过苦日子。这是日本式的理想主义。

而孙文要搞革命，他不能没有支持者。他的支持者就不能是外务省那些官方人员。外务省的官方人员实行的是面对欧洲的世俗外交。世俗外交是只讲利益的，它的意思就是说，日本既然已经加入了西方国际体系，建立了英日联盟，那麽当然要按照国际条约办事。西方人在东亚建立的这个条约体系，日本应该遵守。这个条约体系既然已经承认了大清，那麽我们也要承认大清。孙文呢，他和国民党那些人，他是大清钦定的颠覆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大清不认他，我们也不能认他。为了跟大清搞好关系，我们就不应该跟这些国民党人发生正式的联系。所以孙文他们闹革命的时候，只能依靠民间力量，就是依靠一些军部、黑龙会那些泛亚洲主义者、对亚洲大陆怀有野心的人，这些人梦想着解散大清，把大清赶回到关外，变成一个小型的满洲国，然後内陆十八省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应该在日本的保护和扶持之下，做日本的小兄弟，模仿日本明治维新的榜样。

这一点，动机很明显，因为日本如果按照外务省那个观点做一个模仿欧洲的国家，那麽它形单影只，大部分列强都是白人和欧洲人和基督教徒，只有日本人是黄种人和亚洲人和非基督教徒。它在这里面是孤立的。尽管明治维新成功了，你文明开化了，你也算是列强之一了，也是形式上得到了列强的所有待遇，但是你还是非常孤立的，你不可能整体上翻盘。你要想凌驾於欧洲列前之上，你也需要有自己的小兄弟。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把亚洲解放出来。在最亲近的朝鲜、越南、中国，至少在宋明原有故土之上，建立起你自己的兄弟之邦。这样做，整个亚洲大陆就可以建立起一个跟欧洲相媲美的国际体系。而在这个国际体系之中，日本是当之无愧的大哥大，它领导这些大陆上的小兄弟。这样做他就用不着做欧洲的小兄弟了，现在它可以跟欧洲人平起平坐，创造一个跟欧洲体系差不多的国际体系。这就比以前做小兄弟要牛得多了。

所以，尽管外务省的官僚审时度势，觉得日本的实力不足以支持这样狂妄的计划，但是日本民间、军部，特别是不受政府控制的军部和民间的军国主义组织和泛亚主义组织，始终是络绎不绝的。而尽管政府，理论上讲，是要接受大清的要求，要驱逐国民党，但是实际上，黑龙会和军部对孙文和国民党的资助一直没有停过。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阻止任何人把亚洲大陆统一起来，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个人是大清皇帝也好，没有关系，是袁世凯也好也没有关系，反正我总是要破坏你统一的企图的。你统一起来，那就把泛亚主义就给破坏了。统一起来，借助欧洲和美国的力量跟日本对抗，那麽日本将来建立完整的东亚体系这个美好前景就要整个落空了。

所以袁世凯称帝，最积极反对的就是日本人。他出了钱给孙中山，让孙中山在山东和东北去搞反抗武装。如果打了败仗的话，你就逃到青岛和大连去，因为青岛和大连有日本的租界，打了败仗你逃到那里，袁世凯的部队也不敢追进来打你。要照现在的话来说，孙文和国民党扮演的就是一个境外敌对势力的角色。他的主要效果就是，阻止袁世凯重新统一大清帝国的遗产。这个重新统一的结果，因为袁世凯实行的是依靠欧美的势力来平衡日本势力的计划，他就破坏日本泛亚主义者建立日本领导的国际体系的整个图谋。在这方面，孙文和早期国民党是泛亚主义者，跟日本的泛亚主义者是一鼻孔出气的；而梁啓超的相当於是奥斯曼主义的那个中华民族的构建，跟北洋政府和大清帝国是一鼻孔出气的。

如果按照二十年代的发展趋势搞下去的话，袁世凯失败以後，那麽大清帝国的遗产已经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了。它等於是形成了内地十八省组成的一个联邦国家，同时再加上满蒙藏这些特殊区域特殊族群建立的政权构成一个邦联组织。这个联邦加邦联的组织是介於国家和国际联盟之间，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辛亥革命以後，企图统治东亚的各个政治力量，谁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实现它的目的。另一方面主要还是国际体系的缘故。因为庚子以後，远东国际体系已经趋於凝固，统治远东的真正力量不是北京的大清朝廷，而是遥控远东的列强势力。列强在远东实行平衡战略，因为谁都单独吞不下，所以大家维持平衡，相互约定，谁都不要灭了大清，瓜分它的领土，而要维持一个形式上的大清的领土完整和统一。

这种政策，其实，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奥斯曼帝国也搞过。如果真按照国家利益和实力的原则来说，那麽十九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早就应该被瓜分了，奥地利也好，俄罗斯也好，更不要说是英法也好，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如果要吃掉奥斯曼帝国的话，奥斯曼帝国是禁不住的，很容易被吃掉或者被瓜分了。但这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出现，也是因为大家都没有野心：俄罗斯人说他是东正教徒的保护者；拿破仑三世要争取东方基督教徒和黎巴嫩天主教徒保护者的角色；英国人要讲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德国人虽然没有特殊的利益，但它出於嫉妒，尽可能的要破坏法国人和俄国人的同盟。结果大家势均力敌的结果就是，各自在柏林会议上达成一个协议，谁也不要动手，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神圣不可侵犯，欧洲列强尊重和保护它的领土完整。维持一个形式上的奥斯曼帝国朝廷，但是这个朝廷必须维护列强在奥斯曼的利益。照我们的教科书的说法，这就是半殖民地。朝廷之所以能够维持下来，帝国之所以维持下来，不是因为你自己有力量，而是因为列强需要你作为一个平衡者，你要想存在下去就必须在某种情况下做条约体系一个代理人，负责维护列强在你境内的各种特殊利益。大清朝廷和奥斯曼朝廷就在这种条件下勉强维持下来了。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大清朝廷，但是继承它的各方面力量，不管是蒙古、满洲的贵族，或者是不愿意放弃大清朝廷的张作霖这些人，还是南方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他们谁都没有力量触犯全局，而其他人也不敢跟列强作对。所以最後商议的结果，还是按照列强的意见：中华民国必须是大清的继承国。如果大清四分五裂的话，那麽列强通过辛丑条约所攫取的那些利益岂不是要作废了？列强还要跟新兴的各国各处谈判，签署新约，而且这些新兴国家还可能相互之间内战，拉出一笔烂账来，那列强在华的巨额贷款就没办法收回了。所以列强为了收回贷款，一方面要维持大清的继承国，一方面还要出点钱让你维持下去。

这个逻辑就像是现在列强给阿富汗政府贷款一样。卡尔扎伊政府是政令不出喀布尔，外省都是军阀和游击队的天下，他根本收不到钱，只有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这些国家凑钱来维持。袁世凯搞的那个善後大借款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大清一倒台，各省都把自己的钱截留下来了，中央政府穷的叮当响，一个钱也没有，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它只能向列强借钱。而列强也明知道，借了钱你也还不起，其实这就是一个经济援助。为什麽要借钱给你袁世凯或者借钱给卡尔扎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希望让阿富汗倒台，阿富汗如果倒台，变成什麽普什图国、塔吉克国、乌兹别克国，那样情况不更乱，我们原有的投资就损失了，而且还会产生出很多恐怖分子和武装团体给我们捣乱。同样的道理，大清如果一倒台的话，我们跟大清签署的条约、得到的租界和各种特殊利益也就没有了，原来给你们的贷款也收不回来了。

大家都知道，杨白劳其实是比黄世仁凶的，在资本主义体系之下，谁借钱谁是大爷。你借了钱以後，人家为了害怕你还不起，赖账的话，就不得不继续借钱给你。所以列强借钱给袁世凯，和现在借钱给卡尔扎伊就是这样的动机。你现在一破了产，我们以前借给你的钱怎麽办呢？算了，我们再凑一笔钱给你，希望你拿了这笔钱以後渡过难关，将来把以前的钱和现在的钱都还给我们。现在欧盟借钱给希腊也就是这个样子的。硬着头皮让它破了产，破了产以後，你拿它怎麽办呢？赖债的一旦穷了，耍赖起来谁都拿他没有办法，你又没办法从恐怖分子手里面榨出钱来。你还要现在再硬着头皮扶他一下，希望他度过这个难关以後，将来发了财以後，把以前的钱一起还清比较好。

就是出於这样的逻辑，中华民国才能够摇摇欲坠、勉勉强强的维持下来。如果是没有列强存在的话，那麽我们可以想像，吴佩孚或者张作霖这些军阀会干些什麽事情？他们肯定会像以前刘备、曹操，或者五代十国时期、朱元璋和李克用一样：我占了山西的土地，我就说我是晋王了；我占了四川的土地，我就封我自己做蜀王；占了扬州和南京，我就封我自己做吴王。然後蜀王、晋王、吴王、齐王之类的王就要大打出手，打到血流成河为止。他们才不会说是，共戴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他们只会希望是有朝一日我把你们全部都打垮了以後我自己当中央政府。

为什麽各路军阀打来打去，他还非要承认黎元洪或者徐世昌的中央政府呢？其实还是因为有列强在。有个黎元洪当名义上的中央政府跟列强交涉，他至少还能够：第一，在外交上办事方便；第二，他还能够借些钱出来给你发军饷。大部分军饷还是中央政府从列强那儿借钱发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个中央政府的门面，你借钱，困难就要很大。虽然谁都不高兴尊重黎元洪，但是张作霖也好，吴佩孚来了以後，顶多是换一个国会或者换一个总统，但是门面上讲，你还是要维持一个统一的中华民国的门面。如果没有列强和列强贷款这个因素的话，我们可以想像，张作霖早已经像李克用一样自封为满洲王，而吴佩孚肯定也会像是陈友谅一样自封为楚王，诸如此类的。大清帝国原有土地之上，就会像是元末明初那样，布满了各式各样的王侯，彼此之间打得一塌糊涂。

但是列强的干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後严重减弱了。因为列强在欧洲的冲突中间自顾不暇，无暇顾及远东的形势。於是，随着列强干预的减弱，中华民国的法统也就跟着解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各路军阀打进京去，还要扶持一个国会和政府，以後他就乾脆不管了。张作霖就要自己跳出来，自封为张大元帅；以後，孙传芳就要自封为五省联军总司令。也就是说，现在我连中央政府的门面都不要了，我直接跟你打交道。像张作霖他就是直接跟日本人谈判，搞新五路协定；直接跟苏联人谈判，搞奉俄协定。而列强在已经是无力维持远东局势的情况下，也就开始跟地方军阀打交道了。它不再跟北京的外交部打交道了，直接跟张作霖这样的有实力的人物打交道，签署了那些从理论上讲不可能合法的条约。因为张作霖从理论上讲他不是中央政府，但是俄国人和日本照样跟他签署条约。而这样签署的条约，张作霖有能力执行，而你跟中央政府，跟徐世昌或者黎元洪签署的条约，黎元洪和徐世昌反倒没有能力执行。

如果形势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那麽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张作霖这样的事实政权慢慢的就会变成独立政权了。只有他能跟日本人和俄国人打交道，他的继承者再经过几代人以後，很可能会在俄国人和日本人的扶持之下，由割据政权变成独立政权。由於没有谁能够统一全国，其他地方也就跟着效法了。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各省的分离倾向是很强的。像杨度和蔡锷这些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双重爱国主义，就是说，我既是湖南人，又是华夏人：作为华夏人，它要求湖南人和各省联合起来，驱除鞑虏，把朔方虏骑赶出长城；作为特殊的湖南，他有特殊的自豪感，他在别的地方混不下去，一定要回家乡来，他认为湖南人比其他人都好、都骄傲，自曾国藩以来，湖南就是中国的主心骨，诸如此类。这也不是仅仅湖南人有这种看法。例如江浙一带的人，也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纯种的华夏人，其他人，特别是山东人和北方人，在金元以来，一次又一次的屈服於北方的游牧民族，做游牧民族的帮凶，都是些不纯粹的人。广东人尤其有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南岭以北差不多全是蛮族，他们是最激烈的皇汉主义者，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纯粹的革命者，其他人，江浙地区的士大夫差不多都是配合清朝做了汉人的压迫者，只有他们和他们亲爱的客家领袖洪秀全这些人，才是革命的大英雄，只有洪秀全还有三合会底下的黑社会组织，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代理人，其他人都已经被满蒙污染了，简直没有资格做中华民族了。

按照这种叙事发展下去的话，很可能就是，东北、广东或者是湖南一些特殊地区，都要产生出特殊的小共同体。由於财政和交涉的关系，他们能不能重新统一起来是很成问题的。像毛泽东这样的没有资源的投机分子，每一次一有机会就会跳出来说，我支持湖南独立，支持上海独立，支持西藏独立，支持突厥独立，他至少支持过这四种独立，哦对，他还支持过台湾独立，至少支持过五次中国分裂。後来，直到1943年开罗会议以後他才不提这些话。他在没有加入共产党以前，以及做共产党领袖的早期，是最激烈的分裂主义者。无论是谁，只要提出分裂中国的主张，都会遭到他十分热烈的通电支持。

中国之所以在二十年代以後没有落到这种下场，归根结底，那是因为国民党的北伐改变了局势。国民党一旦北伐成功以後，就忘记了它自己在早年是如何坚决的主张 — — 把满人、蒙古人和其他人统统给我赶出去，建立一个纯粹华夏的国家理论。它把梁啓超和北洋政府的理论捡起来，说是，有一个中华民族存在，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其他各个族群，满蒙也好，回藏也好，都是黄帝不同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不同宗族。宗族不是民族，只有中华民族才是民族。特别在抗战以後，顾颉刚提出了一个多元一体论，就是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双重民族，既是一个整体的炎黄子孙、包罗万象的一个中华民族，同时内部还有什麽彝族、壮族之类的小族群，这两者是共存的。这就是後来中华民族的理论。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国民党北伐成功不是它自己的力量，它以前依靠广东的资源一再的北伐，靠它的纯粹大广东的皇汉主义，跟湖南人和江苏人都合不来，更不要说打到华北去了，它没有一次成功。还是得到苏联的积极援助和大批金钱以後，他才能够形式上统一中国。但正因为如此，苏联人虽然会支持他打倒北洋政府，但是不可能支持他到长城以外去统治东北或者是收回在外蒙古的领土了。当初苏联人之所以支持蒋介石和孙中山而不支持吴佩孚，关键因素在於，他跟各方面都接洽过，问他们愿不愿意接受苏联对外蒙古的事实占领。吴佩孚是坚决不干，而孙中山干的。於是他就支持孙中山和蒋介石了。没有这一套的话，说不定他就要支持吴佩孚来打张作霖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就因为国民党统一中国的资本就是这样，所以也注定了他不可能完成统一中国这个使命。他统一到快要差不多的情况下，苏联就开始扶持共产党人、扶持突厥人、扶持其他什麽分裂分子来对付国民党了。总而言之，基本目的是不能让你统一。

抗战以後，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於他还是非要坚持收复东北不可。而斯大林是再三给他暗示，只要把东北交出来，他愿意抛弃中国共产党，就像是抛弃搞三区革命那些突厥人一样。而毛泽东最怕的就是这一手。但是蒋介石认为他打了八年抗战，本来就是为了收回东北，这一点绝对不能干，然後斯大林就决定支持共产党在东北给他捣乱。其实斯大林原先的做法只是让东北建立一个亲苏的共产政府，但是在南方，他并没有什麽要求。但他没有想到蒋介石打得这麽差劲儿，在东北把土地打光了以後，连南方都守不住。其实等到毛泽东快要打到长江的时候，他心里是很不情愿的，希望毛泽东就此罢手，但这时候已经是毛泽东不肯罢手了。

於是在这种阴差阳错的状态中产生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应该说是极其侥幸和偶然的现象。如果苏联的计划完全成功，或者蒋介石稍微狡猾一点的话，恐怕毛泽东的下场跟三区革命的阿合买提江那些人差不多，斯大林很可能会支持高岗在东北建立一个红色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然後让蒋介石在南方继续搞他的泰国和缅甸军政府式的政权，然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很可能会变成障碍物，在一次出访苏联的飞机失事中莫名其妙的死了。

产生了我们现在的中国，然後毛泽东利用他在冷战中的地位从苏联捞了些好处，通过朝鲜战争和其他一些行动，逐步的肃清了异己势力，在政治上建立了事实权力。但是国家建构的问题遗留下来了，没有办法解决。像奥斯曼帝国留下来的那三种政治逻辑，在现在仍然在发挥作用。现在这个中华民族，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我们现在官方的中华民族理论，其实是一个经过修整版的梁啓超理论，大而化之的制造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但是只要稍微动一下脑子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中华民族完全不符合欧洲人关於民族共同体的定义，而且自身也是没法解释的。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多元」是什麽意思？普天之下。它是一个帝国概念，它是天下的遗产，它依靠的是大明大清一脉相传的这个天下遗产。什麽叫做「中华民族的包容性」？其实就是因为中华民族不是民族，它是天下。天下当然是包容性的，天下是包容一切的：它既能包容秦始皇，又能包容屈原；既能包容刘邦，又能包容项羽；既能包容金兀术，又能包容岳飞。所以才能面不改色的说：金兀术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但是岳飞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多尔衮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但是史可法也是民族英雄。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就等於说是，波兰人是这麽告诉你：斯大林是波兰的民族英雄，但是毕苏斯基将军也是波兰的民族英雄。如果波兰人一听到这个话，他们肯定会觉得你发疯了。

你通过这样敷衍了事的办法，通过中华民族这个改头换面的白手套，就能够把帝国和天下的概念给继承下来，不至於牺牲大清和民国初期留下来的版图。但是这个问题也是异常严重，也就是说你这样搞下去的结果，实际上是，要维持中华民族的概念，你必须解构内部的小共同体，必须防止内部的各个多元的这个「多元」，内部形成过於强烈的认同。这个过於强烈的认同一旦形成了以後，他们会得出结论说是，爱毕苏斯基的人一定恨斯大林，爱特劳古劳的人一定恨沙皇尼古拉……接下来的事情你会没完没了。要避免这种没完没了的情况出现，你必须不断的采取武断措施，实行解构的做法，破坏帝国版图内的各种特殊认同。这个过程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工程，是永远没完没了的。

同时另外还有两种问题。就是所谓的泛华夏，相当於泛奥斯曼民族的泛华夏民族的问题，这就要涉及到在毛泽东的中国实际控制范围之外的香港、台湾的问题。在这方面你还稍微好一点，因为你面临的问题比蒋介石还稍微好一点，按照蒋介石的泛突厥主义，那麽不仅是香港、台湾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连南洋、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也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这个麻烦不是一般的大，只有蒋介石在退到台湾以後，按理说他的实力已经很小，完全依靠美国保护，但是他的泛突厥主义的毛病丝毫没有改掉。马来西亚的华裔为了学汉语的缘故，往往到台湾的大学去读书，然後他手下的特工人员就把这些人抓起来，理由是他们收听敌台，在戒严时期违反了动员戡乱条款，私自收听非法的受共匪影响的左派广播电台。然後，他把这些人抓起来以後，马来西亚大使馆不干了，派人来领人，他又不得不交人，然後腾笑国际，然後在东南亚引起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大家都已经看清楚了，台北这个小朝廷，他还觉得他自己不仅是大中华的主人，而且是南洋，乃至於全世界华侨的主人。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国民党在夺取政权以前，它大部分的资金来源来自於全世界的华侨支持。他的主要支持者与其说是中国内地的居民，倒不如说是华侨。我想，像山西和河北这些人，不要说是支持孙中山了，连知道孙中山是谁的人可能都没有几个。孙中山在哪儿是知名的呢？在檀香山是知名，在马来亚是知名的，在南非和哥斯达黎加的华人社区，他是如雷贯耳的，他在这儿能弄到大笔的钱。但是内地，如果有极少数人知道他，也觉得他纯粹是一个颠覆破坏分子，绝大多数老百姓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一直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从马来亚和缅甸的华侨那儿弄到的钱，比它在云南和广西弄到的钱还要多。以至於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当局都感到担心，说国民党将来会不会把马来亚变成一个中国的行省。一直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南非和哥斯达黎加的这些侨社，名义上是当地的侨民，实际上差不多都是国民党海外支部统治下的。所谓礼失求诸野，那些华侨社区的文化生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清末民初的状态，他们写繁体字，用民初体那种半文不白的语言，好像是基本上没有受到北伐以後的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对於那些地方的华侨社区，一直到九十年代新旧南非交接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国民党跟清朝末年的同盟会还没有什麽多大的区别。

这就是国民党那种泛突厥主义的统治模式。这种统治模式对於国民党在1972年以後在海外的外交崩溃产生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它既不愿意放弃统治所有汉语居民的慾望，又根本没有能力支持这种慾望。而共产党在这方面承担的负担还稍微好一点，他只有香港和台湾这两个负担，虽然这两个负担已经是够它受的了，但是比起国民党那种连马来西亚和南非都要管的宏大气魄来说，这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第三种主义就是现在的小土耳其主义这种东西，其实在民国初年已经有了很多版本。凯末尔的小土耳其以其安纳托利亚为核心的，而远东的小华夏主义却有好几个不同的核心。首先就是以广东为核心的皇汉和以吴越为核心的皇汉彼此之间始终是掐不到一起来，所以他们连理论上都达不成一致，在政治上又找不到任何实际的支持者，这是他们在最後在三种势力的竞争中落败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是说它以後一定会落败。因为小土耳其主义也好，小德意志主义也好，或者小俄罗斯主义也好，之所以会最後成功，关键问题不在於它本身有多麽牛，而是在於它的对手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政策。而采取不合时宜的政策，根本就是因为，泛突厥主义和奥斯曼主义路线不符合1848年以前欧洲构建民族的常规，所以它在整个国际体系中间总是碰壁，总是引起这样或那样的纠纷，这样或那样的纠纷会引起政治波动。总有一次在引起政治波动的情况下，那麽，小民族构建的主张会占上峰。

而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一旦，比如说是，保加利亚人或者塞尔维亚人独立了，你再拿奥斯曼主义去把他们拉回来，那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可能会回归的。你想要把外蒙古和东北一样拉回去，那是不可能的。它既然已经独立过一次了，你别想让它变成一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那样的外蒙古蒙古自治区，那再也没有什麽可能了。因为它比较符合欧洲式的国家建构规模，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特殊认同以後，就变得不可逆了。而奥斯曼主义和泛突厥主义造成的是可逆结果：你现在可以是胜利者，但是在下一次波动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变成失败者。而一旦变成失败者，你就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而小民族主义呢，即使失败了一百次，只要一百零一次，能够成功一次，它就永远成功了。你那个泛突厥主义和奥斯曼主义，就算是成功了一百次，只要有一次失败，你就永远失败了。所以尽管它们前两者是强大得多的力量，最後在长期博弈之中，反而出现不断落败的趋势。

实际上，这才是中国未来的主要问题。中国未来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它在国内应该采取什麽政治体制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它本身应该建立一个什麽样的国族共同体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谈论政治形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民主化和民族化，就欧洲经验，都是连在一起的。民主化是一个催生民族的过程。如果你用少数上层人士统治，比如说是由大清的满人贵族统治，你可以不讲民族，大清的统治不是蒙古国的统治，也不是满洲国的统治，而是少数满蒙贵族对於各个民族、许许多多个族群和非常广大的地域的统治。它的统治原则，不是满州民族，或者说是蒙古民族，因为它不需要满族人或者蒙古人的下层阶级或者是基层阶级参加政治，只要是少数贵族和上层人士实行统治，大多数人保持疏离在政治之外，那麽，大多数人都是消极的顺民，那麽你怎麽统治都可以相安无事的。无论任何统治，只要大多数被统治者不积极参加政治，任何统治形式都可以相安无事。

但是你如果实行民主化，那就不得了了，民主化意味着参与的爆炸，意味着取消特殊的统治阶级，意味着大家一起参与政治。大家一起参与政治，立刻就会催生认同感的问题。而小共同体的认同感比大共同体要更容易产生。不要说是别的大国了，连比利时那样这麽大一点点的国家，按说的话，它如果要建立，要经过多少年的义务教育以後，要塑造一个比利时共同体应该是差不多的吧，比利时只有这麽大的土地，而且北方的法国和荷兰跟比利时王国的政治体制差异不算太大，归根结底都是西方民主国家，都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员。北方的弗拉芒人和南方的瓦隆人之间，法语和弗拉芒人的语言，他们说是差别那麽大，但是我们要从东方人的角度来看，其实比起苏州方言和广东方言的差别来说，其实也就只有那麽一点点。但他们为了这一点儿差别，就一定会塑造出瓦隆人共同体和弗拉芒人共同体的差别，把比利时王国由单一制搞成联邦制，而且现在连联邦制也要维持不下去，天天闹着要公投要独立。你想，它本来就是欧盟的成员国，就算是公投独立了以後，一分为二以後，也要分别加入欧盟，他们非要这麽干。苏格兰人就算是独立了以後，还要承认女王是苏格兰国王，还要重新加入北约和欧盟，但他们还是要培养他们特殊的认同。

这就可以看出是，政治参与爆炸对小共同体的有利之处。你越小，就越容易形成可以凝聚的共同体；越大呢，这个共同体就越分散。在政治参与爆炸的情况下，很容易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起认同的严重分裂。例如像是意大利北部的伦巴比，他们就要产生伦巴比的特殊认同，他们说，伦巴比人是日耳曼人，跟南部那些混杂了阿拉伯人血统的那不勒斯人不一样，自从意大利统一以来，北方的有钱的米兰总是给南方的那不勒斯倒贴，我们觉得已经够了，我们要求退出，建立我们自己的伦巴比国家。威尼斯也说，我们威尼斯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时候非常伟大，被意大利统一了以後就这个那个。捷克和斯洛伐克最後要闹到分家，丹麦和挪威闹到分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如果两个地区，它们各有各自的方言，而且把自己的方言升格为文学语言的基础很大，他们的经济体系不一样，在食物链上的位置不一样，在财政上会构成此消彼长的局势，那麽，你就可以合理的预言，如果这样的两个或者是多个不同的地区在少数统治者完全不考虑下层居民的情况下进行武断统治，他们可以实现奴役的平等，形式上相安无事。因为反正大家都没有政治权利，你也没有我也没有，大家只满足於互掐互骂，也不会有什麽大的问题，只要有中央北京城里面的极少数人实行统治就行了。但是，一旦实行政治参与，那麽不可避免的，他们会形成自己的，像伦巴比联盟这样的特殊认同集团。而这些特殊认同集团会相互掐起来，肯定会产生出像是毛泽东这样的人物，通过开发这方面的资源，给自己制造出人头地的机会。

那麽，这时候的中国一旦民主化以後，它肯定就要重新回到清末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时代的同样的困境：它将会面临着严重的国族构建危机。这个国族构建危机，现在看上去不存在，其实不是因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搞得多好，而是因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使这种争论变得没有必要了，你反正都不参与，争论个鸟啊。如果你按照清末民初的做法，实行君主立宪制或者共和制，哪怕是在形式上有一点点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哪怕是有一个经常被军阀解散的国会，就是为了这些国会议员，也足够让谭延闓和毛泽东这样的人为了湖南独立不独立的问题大张旗鼓的闹起来了。所以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

现在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长期的专制统治把所有人，包括知识分子的政治判断力都给磨掉了的结果。所以大家都嚷嚷着民主民主，好像是民主一旦来临，什麽问题都解决了。实际你根据欧洲的经验和土耳其、俄罗斯这些地方的经验来看：没有民主，你还可以用牺牲弱势群体的办法，实现一种表面上的不公正的形式上的和谐；你一旦实行民主以後，过去积累的矛盾，刹那之间就会暴露出来，你连形式上的和谐都没有，然後马上就会出现闹闹嚷嚷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政治德性不够好，或者是国际形势、外交形势不够有利的话，事情多半是要搞糟的。要麽是在极端混乱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强有力的声音 — — 看看民主多麽多麽的不好，以前在专制统治之下，我们做奴隶还有点面包吃，现在民主制度下，大家倒连面包都没有了，我们还不如来一个拿破仑，虽然没有自由，但是我们还能安心过日子；或者就是，在斗争中失败的一方，会毫不犹豫的做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做过而且随时都可以再做的那些事情 — — 勾引一个野心勃勃的列强，利用它的力量来同时破坏国际秩序和国内秩序。

我想，照中国人民在政治方面的低能来说的话，只要真正实行民主化，或者，用不着真正实行民主化，只要稍微开一个头，上述这些情况都会。能够同时避免上述这些危险的可能性是非常之低的。其实这才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跟这些问题相比起来，民主化的路径和形式，相比之下都是非常次要的问题。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第一，中国的特殊性，它由於共产主义造成的遗留问题，共产主义孤儿的遗留问题和华夏文明相对於世界主流文明的异质性质，使它根本上讲，无论采取任何体制都很难融入国际主流；第二个问题就是，它能不能够作为一个统一的国族共同体塑造成功。这个难度是非常之大的。老实说，这件事情如果做成了的话，那麽可以说是破了最近五百年国族塑造的先例了。这才是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在这个问题能够得出有效答案以前，谈论民主不民主，或者自由主义或者是其他具体主义的细节问题，其实都是很次要的。

像最近台湾和香港，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提供了一个实验窗口的作用。我这篇文章後半部分基本上是在讲台湾的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由於日本殖民主义的特殊性，从梁啓超时代到现在，他们通过一种非常类似於、平行於五四运动的方式，构建自己的文化共同体，而文化共同体又逐步地变成了政治共同体认同的问题。台湾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就预示着中国在二十年代以後本来可能出现的事情。这些本来可能出现的事情之所以没有出现，主要是由於苏联和日本的强力干涉的结果。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这些干涉渐渐的不存在了。而共产党本身，作为是这种干涉留下来的孤儿，它跟苏联的关系，就像是石敬瑭跟耶律德光的关系一样。如果大辽灭亡以後，石敬瑭政权在中原的统治是很成问题的。而且由於历史发生的时间如此之近，他想要掩盖自己早期历史和权力来源，技术困难是非常大的。我想，百分之九十七点五的肯定，刘小枫这种水平的人捏造的那些神话是禁不住我这样的人一撮的。有一百万个刘小枫制造神话，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就能给他破坏无遗了。

所以未来的中国应该多考虑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而这方面的问题，照我看来，现在好像还没有什麽明确的解决方法。所以，台湾发生的事情，自从香港民主化、普选之类的闹起来以後，是很可能在香港重演的。而香港如果重演的话，那就很可能在具有非常特殊文化传统的，像广东这样的地方重演。所以中国面临的未来的问题很可能是在大家原来考虑的格局之外，而且会冲破整个格局。因为中国的体量之大，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路径之特殊，这样一个扰动会是一场牵动全局的大戏。大家生活在这个可以看戏的时代，我也不知道是该庆幸呢还是该悲伤。好，就讲到这里了。

刘仲敬 2013-07-23 10:2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