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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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纪末，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步伐急剧加速。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潮流，发自本土的“再造中华文明”的呼声此起彼伏，而曾经掩映在新时期文学群星中的历史小说如异军突起，恰逢其时地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受到读者与社会各界的关注。近年来，伴随图书市场和影视等传播媒介的积极参与，历史小说遍及城镇乡村、社会各个阶层，可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与此同时，作家和评论家对这个领域给予应有的重视、研究和探讨，推动历史小说创作的健康发展与繁荣，也愈加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的“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研讨会”于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在北京举行。这一领域的着名作家和评论家，文学研究所部分专家、学者，以及新闻报刊的编辑记者近四十人出席会议，会议曾得到瑞德公司的赞助。此次会议名家荟萃，济济一堂，总结了历史小说创作近年来取得的成绩，深入研究创作中出现的难点和问题，与会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民主的学术空气和认真的研究讨论，使这次会议获得成功。
　　　　一　宏观视角下的历史小说创作
　　历史小说创作与当代文学的总体发展息息相关，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历史小说呈现出越来越繁荣的景象，仅以８０年代部分有影响的作品为例，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有《李自成》（第二部），《少年天子》，《金瓯缺》（１—４册），另外像《九月菊》、《戊戌喋血记》、《白门柳》（２册）、《庄妃》（３册）、《天国恨》等也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这种创作势头至今不减。会议主持人、《文学评论》副主编蔡葵说，这次会议主要请大家研讨新时期以来历史小说的创作经验。他说，最近几年，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变革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文学热点不再集中于少量作品，与８０年代相比，似乎处于无中心状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历史题材的小说越来越成为图书市场的畅销书；更耐人寻味的是历史小说走俏，靠的不是大众传媒“炒”或评论界“捧”，而是广大读者对这类作品自觉的投入与关注，以及创作自身整体水平的稳定上升。他说，优秀的历史小说应该“反映时代，塑造典型，感人肺腑，移人神志”，新时期许多历史小说不仅具备这些特点，而且对以往的写作格局有所变革。作家突破过去阶级斗争的单一视角，更多地采取宏观的文化视角，笔力所及中华上下五千年，再现历史风云，塑造典型形象，为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了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底蕴。他还说，近年历史小说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广，但由于各种条件限制，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传统的历史小说，而对革命历史题材、“新历史主义”小说等难以一一兼顾。他希望与会者充分估计历史小说创作的成绩和不足，讨论创作中遇到的难点和问题，推动历史小说创作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与会者高度评价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小说。评论家谢永旺认为，这是当代整个文学创作中具有较高水平的领域，无论就作品题材的深度和广度，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或表现风格多样化等各方面来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都离不开历史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绩。他特别指出历史小说不仅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作家对历史人物在人性、人情方面的挖掘与展示，使作品的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说，在这方面，虽不敢说作家走在史家的前面，但可以说，我们的作家没有亦步亦趋地跟在史家的后面，而是有所超越。像徐兴业的《金瓯缺》，凌力的《少年天子》，刘斯奋的《白门柳》，姚雪垠的《李自成》，这些作品不仅从叙述语言到人物的爱憎，都突破了狭隘的民族观念，而且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描写，也排除了革新还是保守的简单化方式，突出体现重大冲突中人的精神世界，人格与人品崇高和卑微的分野。这些作品最动人的与其说是政治成败，不如说是人格、人性的光芒。从文学接受的角度他认为，今人与古人的感情大不一样，例如对武则天是忠于李唐还是拥护武周，拥护还是反对“青苗法”，今天看来不那么重要，唯有历史人物当时的人格、操守依然令我们怦然心动、感慨万端。
　　评论家缪俊杰进一步分析了长篇历史小说在当前整个文学发展态势中的位置。他说，新时期许多作品产生轰动效应，最近依然新潮迭出，如“新写实”以后的“新体验”、“新状态”、“文化关怀”小说、“六十年代作家群”等，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成绩，但在广大读者和群众中反应较强烈的还是历史小说。许多人都知道凌力的《少年天子》、吴因易的《唐宫八部》、唐浩明的《曾国藩》，熟悉其中的人物、掌故，这些作品成为一般读者谈论文学时重要的话题。他还举例说明近年来其他门类的小说也没有历史小说这么高的产量：杨书案近年出版了十一部长篇，吴因易八大部，唐浩明三大部，据统计通俗文学近年出版的两千多部长篇小说中，描写历史题材的也占多数。通过这些现象的分析，他认为，历史小说繁荣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的反思。“文革”后哲学家从哲学方面，史学家从历史方面对这场浩劫进行反思，文学则从历史题材创作方面找到一种方式，或一种载体，从民族心理、文化意识和传统观念等各个方面，反思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与劣根性，这种民族反省的契机使作家和读者在历史小说领域达成某种共识。
　　开阔的创作视角是历史小说走向繁荣的重要途径。《少年天子》的作者凌力不仅以自己的作品，而且以她对历史小说独特的见解拓宽了创作的疆界。她说，人们对历史小说的界定从来莫衷一是，有“三实七虚”或“七实三虚”之说；不过她认为，她要写的历史小说是介乎历史与文学之间，或称为边缘科学的一部分。现在国外也有用《史记》笔法写历史的史学着作，撰史者根据后来收集的丰富材料，尽量客观、全面地用文学手法描述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但受到学术界赞赏，更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这种文学式的史论不同的是，历史小说的作者把脚步稍微移过去，更偏重文学。作家一方面借鉴史学界叙述历史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更注重对本土历史与文化的重新审视。《曾国藩》的作者唐浩明说，从１９８４年开始，十多年来他一直“陪伴着曾国藩”。他说，如果有可能，他愿意从文化的角度重新写这段历史。他特别看中湘军这支队伍所表现出的不同于任何军队的文化气味：他们白天打仗，铁马金戈，血肉横飞；夜晚却在帐篷里研读兵法和四书五经，所谓“血性之人”讲求的是人的精神思想，故有“戎马书生”，“全凭忠奋”之称。从文化的角度向历史／文化的纵深开拓，固然有许多困难，但是他表示，元代剧作家王实甫死于修改《西厢记》，古人对艺术创作执着与坚韧的精神十分令人钦佩，今天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中更应该有这样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曾国藩》受到海内外特别是华人的厚爱，从中他看到某种文化因素使我们民族有一种认同感，这也恰恰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凝聚在一起的原因。
　　历史小说家自觉肩负发掘文化传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使命感，是历史小说兴盛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孔子》的作者杨书案强调了历史小说的现实性和小说家的责任。他说，由于历史的断层，他们这代人并没读过四书五经，但是近年走访台湾、东南亚看到传统文化在当地热烈的响应程度，更加体会历史小说创作的意义。近年他写了不少文化系列历史小说，希望通过回顾历史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他还表示，在文坛真正不能超脱的是他们这一代人，由于切身曲折的经历，特别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注文化传统在民族精神建构中的意义。《唐宫八部》的作者吴因易也认为，他的历史小说创作主要来自对历史的反思。与此同时，他认为历史小说创作需要一种自甘寂寞的精神，评论界对历史小说的评论不如对其他中、短篇作品的评论那样及时，因为评论家不仅需要读作品，还要了解那段历史。有的评论家说，写一万字的评论文章，需要看三十万字的历史小说，查阅三百万字的历史资料，比写一般评论文章付出更多的心血。历史小说家除了理解评论家的苦衷以外，也要勤于耕耘，不必过多考虑生前身后名。
　　　　二　历史叙述与文学真实
　　历史小说不是史学意义上的信史，而是讲述历史的文学。如何把握史实的可信性和文学的虚构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历史真实的基点上完成文学的虚构，如何把握历史小说的审美特征，在创作中寻求历史与文学有机的融合，这是会议讨论的焦点之一。
　　《文学评论》主编敏泽在发言中首先肯定当代历史小说创作是一个很有成绩的领域，作家本着对历史、文化和人负责的态度，创作出一批水平较高的作品。谈到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时他说，中国是一个信史发达得特别早的国家，文学与史学的不解之缘，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宋代之后，演义小说空前发达，在群众中有深广的影响。许多老百姓一个大字不识，但说起历史却如数家珍，而在五、六十年代，由于以“左”为特点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禁区繁多，如钱谦益是叛徒，曾国藩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等，而在历史上庾信从南方到北方的东魏、北周做官，并没人说他是叛徒，忠君思想很浓的杜甫还称颂他的文章“老更成”。这十几年是五四以来文学最繁荣的时期，每个时代进展到一定时刻，都要对历史重新认识，重新阐释，这是规律。他强调历史小说家看待历史事件既要入乎其内，细致地把握人物、事件；又要出乎其外，从历史和当代的世界高度把握问题。例如，对于曾国藩这个人物，他对近代文化、军事的影响是重大的，可以说他是那个行将灭亡时代的中流砥柱。但是他意识不到封建王朝必然灭亡，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悲剧。他还谈到小说的结构问题，他说，《李自成》第一卷在结构上很讲究，体现出艺术家的大手笔，反之，如果把帝王的一生都像写编年史似的写进小说，就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对于长篇来说，结构常常是形象塑造成败，以及作品是否能真正进入艺术殿堂的很关键的因素。
　　许多人在发言中谈到，营造真实的历史氛围是历史小说能否成功的关键。凌力说，写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故事，要让人相信，必须有一种氛围，创作中特别难办的就是营造这种特殊的历史氛围。她举荀慧生、童芷苓、宋长荣扮演的红娘为例，三位戏剧大师分别演红娘时都已年逾花甲，却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不同性格特点的红娘，重要的是他们能把握艺术的分寸感，在举手投足之间形成一种神韵，抵消了外形不相似的问题。今人写历史小说好比艺术家花甲之年扮红娘，关键是神似。营造历史的时代氛围也是追求某种神韵，让读者明白你写的是明代而不是晋代；同是写清代的故事，要写出清初、清代中叶，或者晚清不同的历史氛围，以求在大的形式上不出格。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作家自己心里得有一幅当时的风情画，选择语言也要精心，主要是人物的语言，往往一句现代语言把真实性都破坏了。她为此在创作中查阅了大量明清白话小说，清代剧本和清代案卷。蔡葵也就营造历史氛围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引述鲁迅当年准备写一部关于杨贵妃的历史小说来到西安，“想不到连天空都不象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由此可见，作家心目中是否能形成一幅当时历史生活的形象的画面，以及他（她）对历史氛围的把握和表现的程度，往往关系一部历史小说的成败。
　　站在现实角度表现古人生活，仿佛将历史云烟投射在现代屏幕，历史与现实于是便有了千丝万屡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讨论中大家认为，受“文革”前左的政治运动干扰，如何在表现历史题材时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这个问题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深入的讨论，更不要说应有的解决。例如，过去小说家觉得现实题材不好写，不如写历史小说“保险”；后来又为了回避“影射”之嫌，力图表现一种纯粹的历史。在各种禁锢的束缚下，作家实际上回避的不仅是历史的真实性，更是文学视为生命的作家真实的思想感情。实践证明，历史小说家无法回避现实，正如他们无法回避自己的思想感情，历史小说正是以真实的创作主体为连接点，把现实所诱发的历史感慨、阅读历史所生发的现实渴望和历史自身融为一体。唐浩明说，１９７９年他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这批研究生经过“文革”的磨难，已是饱经世事沧桑的年龄。大家谈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都深切地感到应该对我们过去的历史进行冷静的思考，应该尽我们的力量和才智重新书写我们所认识的历史。他说，这种对历史和文化的思考是引发他写《曾国藩》的主要契机。着名红学家、《风萧萧》的作者蒋和森谈到在历史小说中如何表现历史的深沉感。他说，历史最能给人以经验教训，但历史也最容易被人遗忘。记得一位外国思想家曾经说过，那种历史记载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我们的历史读来倒不“乏味”，春秋战国群雄争霸，东汉末年三分天下，打得很热闹，被编成连台好戏，可是却苦了老百姓，正所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中国的历史小说家应该把历史的沧桑感，通过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表现出来。《林则徐》的作者穆陶认为，现实社会与历史难分难舍地连在一起，这就更强调作家对历史事件作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他说，麦天枢、王先明的长篇历史报告文学《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使他开阔了对历史社会思考的空间。现在有人说，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对此他表示，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即一个殖民主义国家向一个腐败、落后国家的侵略性质。当时的满清政府行贿遍布官场，受苦受难的是老百姓，清政府以收受贿赂为特征的腐败至今遗风尚存。他说，他写林则徐，就是要写出那样一个时代的悲剧以警醒后人。他还认为，历史小说首先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历史需要历史的真实，而小说需要文学的真实。比如吴梅村曾隐约透露历史上的董小婉即后来的董鄂妃，实际也许可能性不大，但小说家可以写得让读者相信，因为小说中的历史人物经过虚构，可以表现作者自己的意图。
　　在强调虚构对于建构文学真实性意义的同时，评论家朱寨认为应该注意对历史和文学持双重尊重的态度。虽然在基本的史实和反映历史题材的小说之间是有区别的，但就历史小说创作而言，他更强调历史的真实。比如小说《李自成》出版后，有人问搞评论的人为什么没有马上写文章？他说，这就牵涉到真实是艺术的生命问题，传统观念把真实放在首位，他现在还是这样认为。评《李自成》需要对历史上的这个人有基本了解，对当时的历史大概熟悉，需要借用历史学家的判断，如果在这些方面缺乏起码的常识，怎么能写呢？但是文学在历史面前却并非无能为力，无所作为。他举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为例，他说，经过改编后，诸葛亮去掉了“妖”的成分，也抹掉了曹操脸上的白粉，这就是还历史以真实。评论家韩瑞亭强调了历史精神与当代意识的结合，即把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当代意识接轨。他说，历史小说借历史表达人们对现实的感触，对历史的反思是为现实发现人类、人生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并用当代的思想照亮它。《金瓯缺》完成于８０年代，但最初酝酿于１９３８年，当时抗日战争刚开始，作家徐兴业借写北宋末年到南宋偏安这二十多年的历史，浇当日胸中块垒；还有《少年天子》、《暮鼓沉钟》描写满清上层除旧布新的革新精神；《白门柳》表现社会动荡时期知识分子的各种心态，等等。正是由于作家站在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上，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有深厚的积累，所以这些作品中像崇祯、福临、孝庄太后、钱谦益、柳如是等历史人物形象所具有的深度，超过一般当代小说。敏泽对此认为，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并非要求作家们去重复历史上那种处处“稽诸史实”的失败教训，而是说有了这个基础，想象、虚构等才会有坚实的基础，虽在意料之外，亦属情理之中。作家只有准确地把握他所表现的时代的精神心理气候特征及人物的个性特点，才能获得历史小说创作的成功。
　　讨论中，大家认为把握历史真实还牵涉到作家评价古人的标准。《白门柳》的作者刘斯奋说，在历史判断和道德判断中，道德判断的激情往往激动着我们，我们要赞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但是当我们进入历史，对有些问题就感到为难，古人有当时对事物的褒贬标准，如果沿用他们的标准就会陷入困境，但是对封建社会采用现在的标准也不行，因此道德判断的激情对创作显得无力。例如《白门柳》描写明末清初中国知识分子在天崩地裂的社会转折期的心态，创作中必须注意他们受到文化传统、时代氛围和社会发展阶段三方面制约。例如，中国文化传统给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准备了许多退路：做官固然好，做不成官归隐也清高，尽忠而死光荣，为尽孝活着也可以，飞黄腾达或沦为乞丐都有道理等等，文化的多义性造成思想的复杂性。对此他采取的方法是，放弃先入为主的肯定或否定的道德判断，在这方面让读者自己去做结论，而把注意力转移到事件，从中看到人类在社会前进中付出的代价。这个过程既是痛苦的，也是惊人的，因为历史包含的文化意蕴很多是很美的，揭示文化之美，使作家把着眼点从道德判断转移到认识历史与文化的丰富性，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创作机制。评论家吴秀明主张对古代和当代的文本应求得一种精神上的连接，避免陷入实用主义的误区。面对现实、面对未来的历史是超时空的，例如颜廷瑞的小说《庄妃》中描写古人、特别是女人怎样对待困难，这种历史哲学本身就具有当代性。以前把历史只放在阶级斗争的框子里不对，如果现在都放在文化的框子里也不对，还是应该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关注历史。他认为历史小说家应该有一种气势和自信，因而使作品具有一种内在的感人力量，现在摆脱了阶级斗争的模式，作家似乎也少了某种气势和自信，有的作品显出一股小家子气，在这一点上，人们多赞赏《李自成》的大家气势。他认为，历史小说对基本事实和基本史实的描写应具有一定的规范，但小说家对此可以有两种解决方式，一是求得与史料的认同，一是与史料主动对话，通过写人和人情与史料沟通，显然他更赞赏后一种，而且认为这并不包括一些不顾及史实的香港娱乐片。
　　　　三　历史叙述的多种审美取向
　　新时期的历史小说创作体现了题材嬗变带来的多向度的审美追求。讨论中大家肯定了历史小说创作在题材多样化方面的努力，并且普遍认为，近年的历史小说既表现农民战争的壮丽场景，也书写封建帝王的感情经历，既展示封建社会上层人物的宦海沉浮，也描写俚俗市井生活的涓涓细流。可以说，融汇当代人复杂情感的千古人生，丰富多姿的文化底蕴和难以尽述的历史风流，使历史小说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获得明显提高。在东西方文化撞击冲突、交流互补的世界潮流面前，中国作家也表现出积极与之衔接、呼应的时代气魄。
　　这样的创作实绩首先在于作家渴望不重复自己，对自身的创作潜力不断发起新的挑战，力求不断有所超越与提高。《百年沉冤》的作者顾汶光说，小说家的作品必须一部不同于一部，关键是要有自己对历史的哲学思考。如果十部小说大同小异，不如只写一部，这当然会给自己带来很大难度，但他表示值得一试。他写《大渡魂》是要表现农民意识的狭隘导致农民起义的失败。后来由于“文革”经历的触发，通过描写袁崇焕死于万人之口，揭示皇权形成的劣根性。目前他正在改写《铁胆芳魂》，记述明代末年的江西女诗人刘淑英“销磨铁胆甘吞剑，扶却双珠欲挂门”的英雄气概，特别描写她将戎马倥偬与遵从礼教的两种生活状态集于一身，塑造一个与众不同的封建女子的形象。与会者认为，正是由于作家的这种努力，使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小说经历了不同阶段，而且每个阶段都有新的追求和发现，都具有特定的审美价值。《大争霸》的作者行人认为，历史小说创作的发展，最初以《李自成》为标志，表现了历史小说创作的大家风范。例如作家善于驾驭古代的战争场面，他笔下的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完全不同，特别是描写潼关战役，写交战双方的谋略，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三国演义》，而且从小说创作的整体形势来看，这部作品对新时期的历史小说发展也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后来《少年天子》注重写人的感情，在对历史人物的心理挖掘和感情描写方面具有突破性意义。在此之后，又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兴邦治国方面，给社会和读者以有益的借鉴。
　　当作家处心积虑地寻求新的叙事角度，挖掘更为深刻或者更为边缘的历史内容的时候，一些评论家看重历史小说对“民族记忆的修复”所产生的价值。评论家陈晓明说，历史小说产生这样大的影响，有这样众多的读者，而在理论方面却缺乏及时的总结，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会议很有意义。他说，对中国民间社会原初记忆的修复，是９０年代海外的热门话题。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强调对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思想改造，没有民间社会或者说干扰了它的自身发展，因此，历史小说对历史的重建也是在修复整个民族的记忆。他主张“民族记忆的修复”这种提法，意在改变对封建传统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对中国文化的内在性需要进行认真清理，而且这实际上是在传统经典和意识形态的边缘对历史的重写。他认为，说到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历史小说不仅与历史接轨，而且与当前的文化同构，因此约汉·巴斯说，最好的小说一只脚踩着现代的宇宙术，另一只脚踩着古代的通明术（大意）。评论家张颐武说，９０年代全球化的进程改变了中国的形态，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完全按照知识分子的想象发展，特别是伴随东亚的崛起，人们尝试重写历史，重新创造中国的本质，历史小说的繁荣与这样的背景密切相关。对此他特别强调重述历史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方式，而应该重视交织杂糅的当下状态，不应仅仅关注“大历史”，而且也要注意边缘的、普通人的“小历史”。他说，金戈铁马的历史固然重要，但小人物的瞬间历史也不可忽视，从而让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能与历史沟通，寻求创造新的生命共同体。
　　关于历史小说创作的选择向度，评论家李树声强调历史小说的哲学意识和精神境界。她认为，尽管历史小说创作取得很大成绩，但其中重要的是它与时代的缘分，比如《曾国藩》不可能出现在８０年代，《倾城倾国》、《百年沉冤》等作品也不可能出现在８０年代初期。今天的时代给了历史小说家较为宽松的心灵自由度，这是历史小说创作的良好契机。但是就创作本身来说，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建树方面，它还不及一些当代题材的作品。由于缺乏对历史的哲学观照，有些历史小说家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俯视或平视历史，而是仰视历史。还有一些男性作家在描写历史上女性形象的时候，没有脱出“宝玉情结”，角度不准确。另外，她对“戏说”一类的影视文学作品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作品在贫气与俗气的调侃中造成人们对历史的误读。她说，艺术自身有愉悦性，但更重要的是提倡崇高美好的精神境界。
　　与上述看法稍有不同，一些论者在讨论中强调了历史小说的愉悦性与多样化的关系。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许多老百姓没有多少文化，但也十分关注历史，尽管一些描写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质量较低，但是仍然有许多人愿意看。另外人们爱看党史、军史题材，爱看伟人传记，希望了解伟人生活、性格的各个方面。人们对这方面有浓厚的兴趣，并不是出于窥探隐私的癖好，而是希望通过艺术的再现，全面地了解伟人和历史。因此，历史小说创作不能不考虑广大读者的多种审美追求，以及作品在这方面的愉悦功能。文学所副所长董乃斌说，我国有三千多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因此可供作家想象、驰骋的天地比那些历史短暂的民族宽阔得多。过去陈翔鹤写《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以“影射”的罪名受到批判，现在这样的禁锢解脱了。今天写历史小说不排斥影射，或者换成正面的说法是反思历史，以历史为借鉴，因为人们要求的不仅是一个故事，而且要求与现实结合起来。他还谈到过去受“题材决定论”的影响，描写阶级斗争的重大题材容易成功，《曾国藩》的出现是一个转换。历史小说也和现实题材的创作一样，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不在于历史现象是怎么样的，而在于它为什么是这样的，不仅表现，而且阐释，所谓观念新就新在这里。另外，除了有些历史段落，如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尚需挖掘，历史小说还必须注重对民俗的挖掘。我们的历史小说既需要像任光椿那样的粗线条、大写意，也要有高扬式的工笔画，后一种写法看上去琐碎，但娓娓道来，给读者一幅那个时代的风情画。他说，目前历史小说的风格尚不够多样，比如还缺乏一种游戏风格，即缺少一种诙谐、调侃和幽默的风格，如果历史小说全部写得那么严肃，也是一种框框。一部作品的幽默感往往体现小说家精神境界的高度和阅历，生活本身也许是沉重的，能够超越它的作家才能有幽默感。
　　　　四　历史观念的演化及其影响
　　与会者一致认为，历史观念的变化对历史小说创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讨论中大家谈到，历史小说不同于史学家的史论，小说家对历史的认识、对历史真实性的要求，实际潜含着文学创作一些规定性的要素，比如对一些具有文学价值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怀有特殊兴趣，对人物性格和事件情节产生丰富的想象和别具一格的点染铺陈等等，都与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关注点不大相同。因此，与其说历史小说家的历史观念是文学侧重史学的一种表现，不如说这种历史观念本身更偏重文学，特别是与新时期文学观念发展变化的轨迹密切相关。新时期历史小说创作突破了以往写作的禁区，极大地增加了创作的包容量，使过去难以表现的历史场景，如今纷纷跃上历史小说家的笔端：帝王将相的政治抱负与雄才伟略，清明上河图式的民间生活，才子佳人的花前月下、悲欢离合，以及农民革命的各种局限性等等，宏阔的叙事视角取代了两极化的思维模式，作家对历史题材的选择不是根据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价值判断，而是通过多侧面、多角度的叙述，把中华民族丰厚悠久的历史以更加丰富多彩、鲜明生动的形象展现在今日读者面前。
　　但是，历史小说创作毕竟有与历史密切相关的另外一面，与新时期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其他题材领域的创作所取得的成果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要求作家从一定的哲学高度来认识并把握史实。在一定意义上，历史观念是历史小说家创作的先导，是一面思想的旗帜。首先是如何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重新评价历史。顾汶光强调作家必须具体地把握历史发展的不同环节，他说，过去认为历史上农民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小农经济的生产规模限制了农民的眼界，而对封建文化的影响有所忽略。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农民既受到封建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同时他们自身也不能不受到封建文化和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这一点是历史小说写作在探讨我国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时不容忽视的环节。《醉卧长安》的作者马昭强调历史叙述中的理性精神，他说，对历史以前有各种说法，有人说“历史是一堆谎言”，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说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有人说历史写满了“吃人”二字。人们对历史不同的概括，联系着不同的历史着眼点，作为历史小说家，面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究竟从哪里切入，怎样看待我们民族动荡不息的历史，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问题。比如说农民起义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也带来不小的副作用；再比如应该怎样评价袁世凯与中国改革进程的关系，等等，都值得我们深长思之。他主张历史小说创作应该为历史多输入一点理性，关键是对历史多一些思考，勇于正视历史上一些也许并非光彩夺目的篇章，这不是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尽量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另外，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应该建立在对史料重新进行耙梳整理的基础之上。讨论中人们谈到，历史小说家由于无法亲临其境地体验古人的生活，与当代创作相比有着“先天不足”。因此丰富的史料就成为历史小说家一笔特有的财富，但是仅凭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庄妃》作者颜廷瑞说，历史虽然经过多年沉淀，为我们留下大量的史料，但是必须看到那是经过历代文人根据当时政治和时代的需要，带着当时人的观点和见解写就的。因此我们今天首要的任务是对这些史料进行重新认识。例如对北宋王安石、司马光和苏轼这三个人物，过去往往根据历史人物的政治倾向，以改革还是保守作为褒贬标准，于是阉割了历史人物生动可感的形象。他在描写这三个人物的时候，希望从人物自身的历史活动来认识他们。他说，要把这三个人物写好，除了写他们的政见不同之外，还要对他们的人品、学问和道德文章等各方面做全面思考。会上还有一部分人谈到，历史叙述需要以亚历史的内容作为历史真实性的补充。他们认为，历史小说创作要处理好“大历史”和“小历史”的关系，正史和野史的关系，特别是应该注重对历史上民风与民俗的考察和描写，这样才能构成比较完整、丰满的历史叙述。《括苍山恩仇记》作者吴越说，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客观构筑的历史，一种是文字记载的历史，我们所看到的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但是文字记载的并不是可靠的历史，历史小说家要恢复历史的真实不仅要以信史为根据，也要通过常识做判断。小说家在书写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时候，也不能忽略历史上的小人物，以及民间生活与常人之见为基点的亚历史。吴越认为，《括苍山恩仇记》就是这样一部与众不同的历史小说，并且他相信自己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
　　文学创作中历史观念的变化，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一批年轻的作者笔下。对此，谢永旺认为，应该看到新时期以来历史小说的包容性，尽管一些“先锋”性质的创作及其理论不符合自己心目中的历史小说，但是其中的某些优点已经被表现历史题材的领域所吸取，这在我们的现代文学史上已有先例，如施蛰存的《将军底头》等作品。张颐武、陈晓明和蔡葵在发言中说，从８０年代中期莫言的《红高粱》开始，一批“新历史主义”小说应运而生，像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温故一九四二》等等，这些作品与传统的历史小说相比，带着更为明显的重构历史的痕迹，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和讽喻性，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以往叙述历史重大题材时闪烁着的庄重严肃的光环暗淡了，小说家转向对世俗以及卑琐的人生及其人性的发掘，并以又一代人的感知去推测、描述他们心目中的历史。一方面，这种创作态势使历史小说叙述的视角更为开阔，扩大了创作主体对历史素材进行想象与艺术加工的范围，拓展了把握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这种历史写作也引起人们的思考和质疑。评论家陈骏涛认为，新历史小说的兴起，与８０年代文坛流行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有关，特别是一些先锋小说家所写的作品，如《宋朝的故事》、《武则天》等，作家通过描写那个时代的一些生活场面来表现主观的现代感受，因此作品中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呈现出很大的随意性。他说，新历史小说对文坛的意义在于它们打开了一扇窗，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关注历史的视角，但是也为我们布下重重迷雾，在历史观上投下历史不可知论的阴影。对于通过历史叙述来表达作家主观的现代感受，评论家张志忠认为，尽管今天与历史存在着一定的对应性，但是他主张历史小说创作应该在直观上跳出那种与现实的对应，返回历史的起点。他说，他希望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是历史行进的真实踪迹，从而获得一种来自我们历史自身的启悟。
　　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张炯在发言中首先肯定了这次会议是一个高层次、有成果的学术会议。他说，随着最近几年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历史题材作品，应该承认小说家对不同风格和各种类型的历史小说的探索，同时也要分析严格意义与宽泛意义上的历史小说的不同价值。他特别强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对历史小说创作的指导作用。他说，历史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之所以占有重要的位置，就在于作家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对于历史人物的塑造，坚持“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详尽地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充分展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深入揭示各种人物的心灵世界，表现他们不同的思想性格，从而取得了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我们不能因为以前曾有对唯物史观的简单化理解，今天又简单化地翻过去，不承认唯物史观对历史小说的指导作用，任何片面偏激的作法都是不科学的，都会影响历史小说创作的发展。他说，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典籍丰富的国家，也是一个重视历史，注重传统的国家。历史小说除了一般的文学功能以外，还肩负着传播历史精神，发掘民族智慧，塑造民族灵魂的责任。历史上的文人志士、才子淑女、文学家、政治家和科学家崇高的精神品格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起点，历史小说在表现这些方面可以说大有作为。目前，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速，与此同时，各民族也希望保持自己特有的文化特征。东方文化的崛起越来越引起世界的重视，我们也应该积极地参与这个历史进程，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崇高的人文传统，无情地揭露批判那些窒息民族发展的因素。他预祝在座各位为这个时代留下不朽的作品，为重铸我们民族的灵魂投入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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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京005-01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董之林19951995 作者：文学评论京005-01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董之林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0: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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