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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沈志华 谢·冈察洛夫[1]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两三个月的协商、谈判，终于签订了替代1945年中苏条约的新的条约和协定，从而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重大的外交活动。
　　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公布有关这次外交谈判的档案文献。只是到80年代后期，才开始有一些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的电报、信函，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公布于世，使我们得以对这次中苏谈判的过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我们仍然无法依据现有的文献和材料，肯定地、明确地回答下述问题：对于签订这样一个新的同盟条约，中苏双方各自的立场、方针和设想究竟是怎样的？在他们的协商和谈判中到底存在哪些分歧和争论？签约双方作出了如何的让步才形成了最后的一致意见？总之，缺乏对于中苏谈判过程进行具体的和详细的考察，我们就很难正确地判断中苏签订新约的最终结果是否符合他们最初的愿望，也就很难准确地理解在这个新条约基础上形成的中苏同盟的历史地位。
　　不久前，我们在俄国解密的档案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这次中苏条约谈判的历史文献，共有70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其他领导人的会谈和谈判纪要，中苏双方各自拟定的有关条约或协定的最初文本和历次修改稿，以及苏联有关部门和专家呈报的对于条约、协定的建议和意见。当然，这还不是全部文件，但经过对这些文件的整理和研究以后，我们认为，把俄国的解密档案与中国发表的有关文献和回忆录结合起来，已经可以对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主要内容及其过程做出比较清楚的描述。[2]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也是本文预期达到的目的。
　　一、中苏条约的历史背景
　　所谓1950年的中苏条约，是相对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而言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斯大林确定了战后苏联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的这一要求通过1945年2月8日斯大林与罗斯福会晤以及雅尔塔协定得到了美国方面的保证。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苏联的条件，美国和苏联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蒋介石终于被迫同意签订了这个城下之盟。[3]
　　这个有效期为30年的条约及相应协定充分保证了苏联在远东的一切权益：已经在1935年卖给伪满洲国的中长铁路重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和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局设局长一人，由苏方派员担任；宣布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派员担任；经大连港和中长铁路为苏联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均免除关税，而经该港为中国其他各地运输的进出货物则需缴纳进出口税；旅顺口作为仅供中苏两国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该基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的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的同意，等等。[4]直到1949年以前，在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生死斗争中，苏联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其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在雅尔塔体系的范围内保证实现上述权益。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有着目标一致的共同愿望。然而，如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以中苏新型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一分歧集中反映在是否需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上。
　　中苏双方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期间。不过，双方开始都采取了慎重的和试探性的方针，而且是从具体问题谈起的。据俄国的档案文献，关于旅顺海军基地的问题，毛泽东通过中国民主人士之口向米高扬提出，“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后，苏联再在旅顺口保留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但毛泽东还表示，中国的共产党人“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待到中国十分强盛，有能力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顺的基地了”。毛泽东用这种娓婉的说法，表明了对于旅顺口中国应该收回而目前暂不收回的立场。斯大林得到米高扬关于中国对这个问题立场的报告后，在1949年2月5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形势就根本改变了。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国也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军。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对此，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立即表示，不能马上撤退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口基地。毛泽东还说，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这个条约。当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那时我们再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中苏互助条约。不过，米高扬对此的感觉是，“他有自己的策略考虑，但他没有明说”。[5]
　　斯大林特别关心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据随同米高扬到西柏坡的柯瓦廖夫回忆，在会谈期间，斯大林“不止一次以无线电报向我询问，中国同志对中长铁路条约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中长铁路条约是真正平等的条约”。[6]米高扬在会谈时则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不认为有关中长铁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资建成的”，“可能在这个条约里，平等的原则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我们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毛泽东作了一番令人费解的含糊回答，最后表示同意让高岗和柯瓦廖夫共同研究并汇报这个问题。[7]
　　这时，双方都还没有直接谈到中苏条约本身的问题。但至迟到1949年4月，中共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如何处理旧中国签订的对外条约问题了。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向中国民主人士谈到：过去的“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8]这里谈到“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条约，显然是考虑到了1945年的中苏条约。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时，则直接提出了如何处理中苏条约的问题。在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刘少奇表示新中国政府愿意继承现有的中苏条约，但同时又提出，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需要对这个条约加以处理。刘少奇列出了三种处理方式：(1)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3)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斯大林在该报告上批道：“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9]
　　看来，当时中、苏双方领导人都还摸不透对方的本意。
　　新中国成立以后，解决中苏之间的同盟条约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开展外交活动和形成外交决策的当务之急。因此，毛泽东在外交问题上首要考虑的就是直接与斯大林进行会谈，而且明确地向斯大林透露，会谈的目的是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
　　1949年11月8日，在致莫斯科的电报中，毛泽东表达了出访苏联的愿望，还特别说明在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又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10]11月9日，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也说明了同样的目的。[11]在此期间，身为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的柯瓦廖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打算出访三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要签署新的中苏条约，第二个月访问东欧，第三个月在苏联南方养病。因此，中国人希望斯大林将中苏条约的事情放在日程安排的前面。[12]
　　毛泽东去莫斯科的目的，一是要与苏联结成同盟，二是要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表现这种同盟关系。这一点是清楚的。[13]然而，毛泽东似乎感觉到了斯大林的意图，所以对于这次莫斯科之行是否能够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没有任何把握。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和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谈到去莫斯科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的问题时，毛泽东只是说“可以谈谈看”。[14]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感觉是正确的。
　　二、是否需要签订一个新的条约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六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这两位领导人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当毛泽东谈到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立即接过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他强调，“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所以苏联领导人“决定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条，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斯大林的设想是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这就明确表示了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的立场。对此，毛泽东只得表示可以保留“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状”，“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毛泽东接着又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对此，斯大林显然不高兴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15]
　　毛泽东在12月18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讲述了他对这次会谈结果的理解，即苏联认为“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电报中还讲到一段俄国档案没有记录的内容：尽管毛泽东提出中国的社会舆论认为原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斯大林的答复仍是：对原条约的修改，大约要到两年以后。斯大林还坚持不要周恩来去莫斯科。于是，毛泽东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条约的问题并提出意见。[16]
　　12月21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政治局会议的意见是如果“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17]显然，在中国方面看来，这次中苏最高领导人会谈能否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实无把握。
　　毛泽东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很不满意。按照柯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他于12月22日邀请柯瓦廖夫去谈话，并要求把谈话记录转给斯大林。根据谈话记录，毛泽东提出下一次会见希望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按照这个方案，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协议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是对第一方案中的各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但暂不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这样，周恩来就不必马上来莫斯科。毛泽东在交谈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定夺。[18]毛泽东对此抱有极大希望，他在第二天凌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到：“已与斯大林约好23或24日谈一次。在这次谈话后可以确定方针电告你们。”[19]
　　然而，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主要是谈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大失所望。[20]这一次毛泽东真的动了气，他后来曾向苏联大使尤金谈起当时的情况：“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斯大林还是找借口拒绝了。“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毛泽东还拒绝了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关于去苏联全国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21]
　　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2月25日中午斯大林曾来电问候毛泽东，26日和27日毛泽东与其他苏联领导人继续进行过会谈，此后直到1950年1月1日前，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没有任何接触。[22]莫斯科的空气显得凝重而紧张，看来，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在等待对方做出让步。
　　1950年元旦这一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声明，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还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且取消了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最后，毛泽东提出“想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谈话中，毛泽东还向苏联方面透露了一个消息：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只要缅甸和印度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条件，“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还告诉罗申：“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23]
　　毛泽东并非是无意地谈到这两个问题的，而是在以一种东方式的外交语言向斯大林表示不满和提出警告。
　　首先，毛泽东不是真的要休息养病和提前回国。尽管他在私下表示了这种意见，但在第二天，即1月2日，毛泽东就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公开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的时间，“部分地取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毛泽东还说，“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
　　这无疑是在向斯大林表明要签订新条约的决心。
　　其次，英国和缅甸也不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承认中国的问题的。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透露，“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而12月18日周恩来已复电缅甸外交部长，同意在缅甸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24]毛泽东选择这个时候向苏联传递这些信息，显然是在外界传闻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中苏关系出现紧张状态的背景下向斯大林施加压力。无论如何，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转机，对苏联无疑是一个刺激。[25]
　　总之，到1月2日，中苏条约谈判的僵持局面开始打破了，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1月2日晚8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特地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项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方案：(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26]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27]
　　笼罩在莫斯科上空的乌云终于散开了。
　　[1] 谢尔盖·冈察洛夫原是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苏关系问题专家，后调任俄罗斯驻华大使馆首席参赞。去年夏天，冈察洛夫向我提供了一批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俄国档案文件，并提出合写一篇论文，我欣然从命。后来，冈察洛夫奉召回国，出任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副司长。临行时商定论文由我执笔，完稿后两人再找机会进行讨论和修改，但此后一直未能与他取得联系。显然，本文的文责由我来负，而署名理应有我们两人。
　　[2] 关于这个问题，德国联邦苏联东欧研究所迪特·海因茨希教授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的专着《苏联与共产主义中国（1945-1950）》即将在德国出版，其中一章专门论述了中苏条约谈判问题。
　　[3] 对于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有关这次中苏谈判的详细过程，过去只有台湾方面公布的材料。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向大会提交了一批共200多页的综合档案文献，其中包括大量美国和俄国保存的关于中苏谈判的原始文件。目前正在对这批文献进行翻译和整理，不久即将发表。
　　[4] 有关文件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27—1338页。
　　[5] 列多夫斯基：《米高扬访华秘密使命》（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载《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6页；1995年第3期，第101页。
　　[6] 冈察洛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载《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86页。
　　[7]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宗39，第78-79页。转引自《远东问题》1995年第3期，第101页。
　　[8] 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页。
　　[9] 刘少奇致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1949年7月4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8，第11-50页。
　　[10]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2，案宗19，卷宗288，第81-85页。转引自《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第76页。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12] 冈察洛夫前引文，《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88-89页。
　　[13] 过去认为，中苏莫斯科会谈初期出现不愉快的原因是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或双方产生了误会，现在看来似乎是没有道理的。
　　[14] 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56页。
　　[15]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239，第9-17页。
　　[16]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
　　[18] 冈察洛夫前引文，《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89页。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97页。
　　[20]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8页。可惜的是，在目前中俄两国公布的档案中均未见到关于这次会谈的文献资料。
　　[21] 帕·尤金：《毛泽东谈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与斯大林》（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ена　и　Сталина），载《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第105-106页。
　　[22]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170页。
　　[23] 罗申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年1月1日。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3，案宗10，卷宗302，第1-4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25] 毛泽东本人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过：“斯大林的立场发生变化，也许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帮了我们的忙。”见尤金前引文，《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第106页。
　　[2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12页。
　　[27] 《汪东兴日记》，第173页 

沈志华 2013-08-28 10: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