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决策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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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的几个月,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1月19日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在1月17日朝鲜外务省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金日成激动地谈到: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他说,“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认为需要再次会见斯大林,并就人民军为解放南朝鲜人民而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问题得到指示和批准。谈话中,什特科夫仍然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9月24日决议的精神答复了金日成。[1]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在听到这次汇报后却改变了态度。
  1月30日,斯大林亲自回电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2]对于斯大林的答复,金日成非常激动,表示将立即准备访问莫斯科。金日成还提出再组建3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10个师,并要求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为计划组建的3个步兵师购买苏联装备。对此,莫斯科立即答复,完全满足金日成的要求。[3]莫斯科还专门任命瓦西里耶夫为朝鲜人民军总顾问——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这一职务是由苏联大使兼任的。同时,苏联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4]以后,金日成于4月8日至25日秘密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直接会晤,斯大林终于同意了金日成通过军事反击行动统一朝鲜的计划。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文献,出现在研究论着中的说法,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5]但是,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承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6]因此,完全可以断定,从1950年1月至4月,斯大林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问题的政策。
  那么,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
  这一时期在远东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及经过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而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而形成了中苏联盟的态势。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势力抗衡并战而胜之的把握,甚至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意识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损害,甚至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对于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扩大了苏联在远东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的远东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邻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可能对苏联的远东权益造成“威胁”。同样,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对莫斯科也有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远东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让出他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权益。我认为,对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的政策来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苏联的远东战略目标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彻底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防御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满洲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一目标主要是通过控制中国东北的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来实现。苏联的这一战略目标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到了保证和实现,而斯大林对美国和蒋介石的回报是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劝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7]斯大林竭力促使国共和谈并建立联合政府;一再推迟从中国东北撤军;被迫撤军后又积极支持中共军队占领东北;中国内战前期实行回避的政策;中国革命即将走向全面胜利时又积极主张国共和谈,——这一切做法,从本质上讲都是为了维护雅尔塔体系,保证苏联1945年已经取得的远东权益。中国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斯大林面临的仍然是如何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问题。在这方面,主要问题就是新中国领导人是否能够像东欧国家那样听命于莫斯科。斯大林遇到了重新处理苏联对华政策的难题。
  苏联与新中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主要体现在蒙古问题、新疆问题和东北问题上,而东北问题是其重点。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处理蒙古独立的问题,中共领导人面对现实,没有坚持要收回外蒙古。这个问题在1950年2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商定由中苏两国以公告形式加以解决。[8]中共领导人对新疆问题表示特别的关切,毛泽东在1949年初就对米高扬谈起新疆的重要地位,并有意地提到伊犁地区的独立运动受到苏联支持,拥有苏制的高射炮、坦克和飞机。米高扬则明确告诉毛泽东,苏联不主张新疆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对新疆也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毛泽东不放心,在1949年夏刘少奇访苏之前又同柯瓦廖夫谈到新疆问题。[9]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表现令中国领导人感到非常满意,甚至有些意外。斯大林在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不仅建议人民解放军加速解放中国西部地区,并答应为此提供物质援助。新疆提前实现和平解放,与此不无关系。[10]不过,很难说斯大林的大度和慷慨不是为了在与未来新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时进行讨价还价而主动做出的让步。因为中苏之间真正的利害冲突在于东北问题,这也正是前途未卜的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核心内容所在。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苏关系遇到了障碍。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创者,出于维护国家的主权的目的,自然要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条约。而斯大林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则要尽力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不过,在这个显然十分敏感的问题上,中苏双方都首先采取了非常谨慎和试探性的方针。据米高扬本人后来就这一问题给苏联中央主席团的报告,在西柏坡访问时,苏联就承认苏中旅顺条约是不平等的,并提出与日本和约签订后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从旅顺撤出苏联军队。但如果中共认为立即撤军是适宜的,那么苏联也愿意这样做。而中共领导人则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等到中国强大起来再说。关于中长铁路问题,苏联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表示可以协商解决。对此,毛泽东同意让下属去研究而后再汇报。这是中苏双方初次平静地接触这一问题,不过,米高扬感觉到毛泽东“有自已的策略考虑”,只是没有说出来。[11]
  1949年6—8月刘少奇访苏,双方再次谈到中苏条约问题。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提出三个方案:(一)由新中国政府宣布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斯大林显然对中共代表团提出中苏条约问题感到不快,他在申明了当时签订旧条约以及苏联在旅顺驻兵的理由后再次表示,如果中共需要,苏联可以立即从旅顺撤兵。但中共方面所提的三个处理方案都不需要,这个问题可以等到毛泽东来莫斯科时再解决。[12]当然,斯大林是希望保持旧条约的。正如《不确定的伙伴》一书所言,苏联“提出立即从旅顺撤兵这样一种选择,与其说是向中国人提出的真实建议,不如说是一种威胁。如果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斯大林就会认为不能把他们当做可靠的伙伴,并且会相应地对他们采取措施”。[13]问题只好再次搁置起来。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在名义上是为斯大林祝寿,但实际目的主要是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这一点,在周恩来给莫斯科的电报以及柯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汇报中都讲得十分明确。[14]然而,斯大林在见到毛泽东后,对此却没有明确的表示。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谈记录,在这两位领导人12月16日的第一次正式会谈时,当毛泽东提出中苏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表示可以讨论解决,紧接着便强调旧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的,因此最好在形式上保留,“暂时不改动任何条款”,但实际上苏联可以从旅顺撤兵。[15]根据毛泽东在会谈后给刘少奇的电报,毛泽东答复说,中国的社会舆论认为由于国民党政府已经倒台,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则说,修改条约要在两年以后。[16]
  毛泽东对第一次谈判的结果很不满意,他在12月22日邀请柯瓦廖夫谈话,要他向斯大林转告中国方面对下一步谈判的两种考虑,一是解决中苏条约等问题,并召周恩来前来完成签字手续;一是继续进行磋商,暂不履行有关协议的签字手续,周恩来以后再来莫斯科履行签字手续。[17]然而,在12月24日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根本未提中苏条约问题,毛泽东对此感到失望。[18]此后,毛泽东便滞留在莫斯科的豪华别墅里消磨时光。这种僵持局面直到1950年1月2日才开始打破。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意见:(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19]
  随后,毛泽东进一步对中国的立场做了解释,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要考虑苏联的利益。在1月6日与维辛斯基谈话时(出席的有柯瓦廖夫、费德林、王稼祥和师哲),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他“越来越相信必须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新条约的必要性来自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中苏之间所形成的完全新型的关系”;一方面又解释说,“大家都知道,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现在的中苏条约表示不满。因此,中苏之间签订新友好同盟条约将会对两国有利。”维辛斯基也为斯大林最初的立场做了解释,他说:“新条约问题很复杂,因为签订新条约或修改现有条约,可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利用,成为他们要求重新审理修改条约某些部分的借口,而修改这些部分可能会给苏联和中国利益带来损害。这是我们不乐意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毛泽东立即回答:“这种情况,无疑在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时应受到重视。”[20]在1月9日与柯瓦廖夫谈话时,毛泽东又表示中国将遵守苏联在雅尔塔、德黑兰和波茨坦会议所签署的协议。谈到具体的签约谈判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民主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21]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在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中明确表示,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2]尽管中苏新条约的具体谈判也经历了困难的讨价还价的过程,而且中方还是做出了较大的让步,但毕竟按中国的意愿废除了旧约,而新条约规定不久苏联就将归还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23]
  为了尽可能地弥补苏联在远东利益的损失,斯大林坚持要签订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其中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的活动”。[24]尽管毛泽东同意签订这个《补充协定》,但斯大林并不认为这样就可以满足苏联在远东地区的要求。斯大林所制定并于1945年实现的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目标——取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是完全符合俄国历史上传统的远东外交战略的。斯大林曾经把苏联在对日作战中所获得的成果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做了对比,他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历史上的污点,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25]对于这样一个企盼了几十年的目标,斯大林不会轻易放弃。因此,中苏新条约的签订必然使斯大林重新考虑苏联对远东的政策,以保证或维持俄国这一传统战略目标。
  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使东北亚地区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状态,甚至是战争状态。于是,朝鲜的问题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在斯大林的地图上,当时只有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苏联对远东地区的要求。一旦朝鲜半岛进入战争状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自然可以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和釜山这两个港口就将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而早在1949年3月,苏联已经与朝鲜商定建设一条连接朝鲜的阿吾地和苏联远东地区的克拉斯基诺之间的铁路线,[26]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中长铁路的作用。即使战争失利,斯大林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远东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海军留驻旅顺、大连,而中长铁路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正是苏联本身利益的要求,使得斯大林改变了他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从莫斯科一直坚持的防守战略突然转变为一种进攻战略。
  斯大林非常了解朝鲜半岛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安全的重要性。早在1945年6月29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为参加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的苏联谈判人员提供的背景情况报告,就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深远意义:“俄国反对日本经过朝鲜向亚洲大陆的扩张的斗争从历史上讲是正义的行动”;“日本必须被永远地赶出朝鲜,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将会对苏联的远东地区造成经常性的威胁”;“朝鲜的独立必须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鲜变为未来侵略苏联的基地,不管这种侵略来自日本还是任何试图在远东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其他国家。朝鲜独立和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证就是建立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密切关系”。[27]这个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尽管当时苏联并没有提出单独控制朝鲜半岛,而且仍然把已经战败的日本视为主要威胁,但苏联政府极其重视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逐,特别是要防止把朝鲜作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
  苏联尤其重视朝鲜半岛南部的几个战略要地,并且将其与中国的旅顺港联系在一起。俄国档案中一份1945年9月的题为《关于前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提出:坚持将济洲岛置于中国人控制的区域内是合乎需要的,这可以促使中国人对加强旅顺港的苏中海军基地的战略地位感兴趣。如果两年后占领制度结束,朝鲜必将成为四国的托管地,其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州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坚持这些战略地区分配给苏联,我们就能利用美国想要获得太平洋上的战略地区的愿望,对美国的地位造成压力。如果关于把朝鲜的这些战略地区给予苏联的建议遭到反对,那么可以提议苏联和中国共同控制这些战略地区。[28]1945年9月的另一份报告也提出,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82款的规定,釜山、清津、济州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对于确保苏联与中华民国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的可靠的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联合国宪章条款的规定,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29]
  然而,由于1945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已经基本实现了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且美国与苏联在朝鲜半岛有三八线的约定。后来,当美苏发生对抗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所以,苏联在朝鲜问题上虽然已经与美国分道扬镳,但同时却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而满足于控制北朝鲜,使其成为苏联在远东的一道安全屏障。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柏林危机后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但是到1950年初与毛泽东谈判后,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行将失去,于是,对朝鲜半岛南部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在斯大林的考虑之中了。
  这里还应该指出,俄国在历史上就有这种调整势力范围的传统。沙皇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便调整了其远东政策: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一个“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30]斯大林利用与西方交换势力范围或被占领国领土来保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这一点,斯大林不仅在欧洲——例如希腊问题上——有所表现,而且就在远东的朝鲜半岛也进行过尝试。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迅速将其军队推进到朝鲜半岛,而当时离朝鲜最近的美国军队还在几百英里以外的冲绳岛。为了限制苏联在远东势力的扩大,美国提出以三八线划分美苏在朝鲜半岛对日本的受降区域。8月15日杜鲁门向斯大林通报了以这一决定为基础的盟军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的“总命令第一号”。第二天,斯大林便复信表示同意。此时已经越过三八线向汉城推进的苏联军队,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后,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正如提出三八线建议的美国军官腊斯克估计的,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苏联完全可以拒绝三八线,提出以三七线甚至更南面的一条线作为军事受降分界线,而美国从实际出发也不得不接受这种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没有这样做,而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三八线的提议。这使腊斯克和美国陆军部深感惊奇。[31]其实,斯大林这样做是有其深层的政治考虑的。斯大林在8月16日给杜鲁门回电表示同意美国方案时,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修正意见:(1)将属于日本的整个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军队;(2)将属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给苏联军队。斯大林还特别强调了第二点,他指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斯大林最后还以强硬的口气对杜鲁门说:“我迫切希望上述的适中的意见不会遭到任何反对。”[32]显然,斯大林是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美国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斯大林以交换势力范围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出于维护苏联在远东战略利益的动机,斯大林才确定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政策。当然,要实施这一政策,还必须考虑那些不可忽视的保证条件。
  保证决策的条件
  斯大林要保证其决策得以实施,就必须对来自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的反应做出正确判断,并且必须进行周密的考虑,以妥善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就是美国和中国。
  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方面,斯大林有三个方针:
  第一是尽量避免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尽管莫斯科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苏联已经与美国处于对抗状态,而且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行事谨慎的斯大林认为苏联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立即面对这一现实,特别是柏林危机的结果使他感到在没有把握战胜对方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使苏联与美国直接对抗是危险的。所以,即使是支持了金日成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主张,斯大林也只能是进行幕后指挥和提供军事援助,但绝不允许苏联直接参与,至少不能给美国人留下这种印象。在紧张的军事对峙的情况下,1950年6月20日什特科夫发来一封特急电:说北朝鲜“需要军舰”,还“请求派遣10名苏联顾问供船上使用”。什特科夫认为应该满足这一请求。6月22日葛罗米柯回电答复:“不能接受您的建议。这样做会为干涉提供借口。”[33]战争爆发以后,苏联的行动就更加谨慎小心了。[34]顺便说,斯大林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并不是出于对日本威胁的考虑。除非莫斯科认为日本将替代美国控制南朝鲜进而威胁北朝鲜,或者苏联决心把控制朝鲜半岛作为进攻日本的跳板,否则做出这样的决策对于苏联的远东战略利益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这两个方面的可能性当时并不存在。
  第二,斯大林后来逐步接受了这样一种估计,即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危机中,美国不会直接出面进行干预。在1949年夏秋朝鲜半岛处于紧张状态时,斯大林就对美国将做如何反应的问题十分关切,他要求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对此做出估计。当时朝鲜领导人的估计是,美国不会直接进行武装干涉,至多是派海军和空军进行支援或协助进行军事上的指挥。[35]如果斯大林当时对这一估计尚存疑虑,那么美国政府在1950年初的公开言论则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原苏共中央朝鲜事务负责人特卡琴科回忆说,艾奇逊1月12日讲话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仔细研究了这个讲话,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36]不久,在1950年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一次金日成的回答更加坚决。据随同金日成访问的译员文日说,金日成在会谈中提出了四条理由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1)北朝鲜将在三天内取得军事胜利;(2)将有20万南朝鲜共产党员举行起义;(3)南朝鲜游击队将支援人民军作战;(4)美国对此没有时间进行准备。[37]斯大林显然相信了艾奇逊的宣言和金日成的判断。正是在这次秘密会晤之后,斯大林最终同意了在朝鲜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计划。
  第三,斯大林一向处事谨慎,他当然会想到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将如何应付的问题。斯大林的对策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当让中国对朝鲜问题承担起责任。在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斯大林反复强调朝鲜问题要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据贾丕才回忆,斯大林在1950年4月与金日成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再一次敦促金日成去和毛泽东进行商量。这位苏联领导人说:“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38]5月14日,斯大林又直接致电毛泽东,告诉他莫斯科已经同意北朝鲜实现统一的建议,但“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在中国同志不同意的情况下,问题必须留待下一次讨论解决”。[39]于是,中国领导人被迫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而这样一来,一旦美国进行干涉,中国就将承担起援助朝鲜的责任。
  不过,在斯大林看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比应付美国更为重要,也更加棘手。面对远东的国际局势,莫斯科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有两个相互关联似乎又相互矛盾的基本意图:一方面,斯大林不能也不愿让苏联陷入中国与美国可能发生的冲突之中;另一方面,斯大林又需要中国在苏联与美国的远东对抗中成为盟友和先锋。同时,斯大林在1950年初面对着来自两方面的要求: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需要苏联的同意和援助,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虽然不必经过莫斯科的批准,但也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就苏联在远东的的战略利益而言,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将完全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而通过解放台湾战役加强了其在远东地位的新中国将可能构成对苏联的潜在威胁。就美国可能进行的干预而言,对解放台湾战役的援助更可能使苏联处于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之中,因为信心十足的金日成只需要苏联的武器装备,而毛泽东渡海作战则要求苏联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在1949年解放军进攻金门失利后,这种援助就显得更加必要了。[40]因此,首先需要全力完成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同时尽可能让毛泽东的举措服从苏联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需要,这应该是斯大林的基本考虑。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的结果的确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一方面又把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行动纳入了苏联的战略轨道。
  然而,如何处理北京与朝鲜半岛即将发生的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这是需要斯大林进行周密的考虑和安排的,而这样做的前提是要了解毛泽东对朝鲜问题的态度。目前掌握的材料表明:在新中国立足未稳之际,毛泽东不希望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紧张局势和处于战争状态,而斯大林对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态度是非常清楚的。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有四个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关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与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金一会谈的情况。1949年5月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平,金一四次会见朱德和周恩来,一次会见毛泽东,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国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朝鲜的局势以及成立东方情报局等问题。关于这件事,俄国档案中有两个文件,一个是什特科夫转达的金日成的通报,一个是柯瓦廖夫转达的毛泽东的通报,而这两个文件所通报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在金日成的通报中,毛泽东不仅表示支持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而且答应给以军事援助。但在毛泽东的通报中,中国领导人则劝朝鲜同志不要采取军事行动,“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中国只有在革命胜利后才可能援助朝鲜的革命斗争,而且“所有这些步骤只有同莫斯科协调后”,才会采取。[41]对这两个通报准确性的判断,可以参考1949年9月12日金日成与顿金会晤时的说法。据顿金报告,在谈到如果发动国内战争,“舆论和人民将如何看待这个事实”时,“金日成拿不定主意”。这时金日成提到,“今年春天,在毛泽东同朝鲜代表金一谈话时,毛泽东曾说,按照他的意见,北方现在不应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第一,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国朋友正忙于自己国内的事,不会给他们有力的帮助”。[42]显然,金日成此时的说法与毛泽东通报的情况是吻合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并不支持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至少是等到中国内战结束以后再说,而且此事要与莫斯科商议。
  第二,中国以解放军中朝鲜籍师援助金日成是否就证明支持北朝鲜以武力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43]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并参加了中共的军队。抗日战争结束后,陆续有一些朝鲜籍战士回国。金一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之后,在东北的高岗就接到了毛泽东关于让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回国的指示,这些朝鲜人于1949年7—8月回国。另一个朝鲜师是4月18日到达元山的。[44]这一事实不能证明中国领导人当时支持北朝鲜通过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主张。既然前文已经说明,毛泽东在与金一会谈时并不赞成金日成采取军事行动,因此可以推断,他答应朝鲜师回国只是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的同情和支持。此外,当时中国经济情况十分严重,“币值下跌”,“物价上涨”,“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而“钞票发行过多”的主要原因是为解决巨大的军费开支。在1949年的财政支出中,军费开支占第一位。直接用于部队的约占全部支出的60%,如果加上为支援战争而支付的运粮等开支,比例还要更大些。[45]因此,中国内战结束后大量军队的复员肯定是中国领导人要考虑的问题。这样,朝鲜籍战士回国实际上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第三,毛泽东在莫斯科与斯大林是否讨论过在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首先,在毛泽东启程去莫斯科之前,已经就这一问题与斯大林交换过意见。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列多夫斯基教授说,他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看到了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的两封电报。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南朝鲜的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46]现在,大量材料和研究结果已经证实,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虽然谈到过朝鲜的局势,但没有讨论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斯大林与金日成之间通过电报讨论这一问题,并决定邀请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虽然毛泽东就在莫斯科,但这些情况斯大林对中国客人却只字未提。
  第四,在1950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时中国领导人对朝鲜问题的态度。俄国档案材料记载:金日成从莫斯科回国后告诉斯大林,他决定5月13日动身去北京,并向毛泽东通报在莫斯科会谈的结果。金日成还表示,他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在莫斯科他的一切要求已经得到满足”。[47]金日成一行于当地时间13日5时20分飞赴北京,当晚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目前没有发现关于会谈内容的材料。但根据罗申向莫斯科的报告看,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罗申在电报中说:13日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48]显然,对于金日成所说的情况,中国领导人并不相信,否则没有必要立即要求证实。这时,斯大林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强调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问题必须留待下一次讨论解决”。[49]这样,毛泽东就不便再提出反对意见了。但是,金日成走后,中国便加快了解放台湾战役的准备工作。6月上旬,粟裕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报告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情况,并请求中央军委直接组织台湾战役。到6月23日中国军队已经三度修改作战计划,参战兵力达16个军以上。[50]显然,毛泽东在加紧做自己的事情。
  综上所述,由于斯大林非常清楚毛泽东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51]他在解决朝鲜问题与中国的关系时采取了三个步骤:其一,在与金日成最后商定之前,不能征求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因为在中国人要求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同时,斯大林感到在莫斯科很难说服毛泽东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52]其二,在苏联和朝鲜已经商议并做出决定以后,由金日成去向毛泽东转达意见并求得中国的同意。因为在中苏联盟的分工中,毛泽东承担着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国除了同意克里姆林宫的决定之外别无选择。其三,对于莫斯科与平壤商议的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计划,斯大林丝毫没有向中国透露,[53]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再没有就朝鲜局势问题进行过联系。
  斯大林的做法表明他对毛泽东缺乏信任,也反映出这一联盟中隐含的裂痕。实际上,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斯大林对于这位新的盟友有两点担心: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而斯大林采取了这样三个步骤,则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显然,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
  结论
  在苏联与美国已经处于全球范围内冷战状态的背景以及朝鲜半岛处于战争边缘的总的前提下,只是出于维护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的需要,斯大林才在1950年初改变了以往在亚洲保持沉默和守势的立场,决定在远离欧洲这一冷战中心的远东地区,通过军事行动扩大苏联的势力和影响,莫斯科希望并相信这将不至于引起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斯大林被迫与新中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苏联即将丧失它通过雅尔塔体系和1945年中苏条约而获得的远东权益,这主要是指由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港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认为,使朝鲜半岛进入战争状态,无论其结果如何,都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政治、经济权益。这是他同意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这一计划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动机。当然,以此来阻止中国进行解放台湾的战役,可能也在斯大林的考虑之中,至少其结果是如此。
  斯大林做出这一远东新决策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对苏联本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就国家关系而言,则是出于对中苏关系发展结果的忧虑,而不是出于对苏美关系的考虑,也不是出于对中美关系的考虑。苏联对美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在苏联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只是以冷战的形式进行对抗,但决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此,斯大林需要毛泽东为未来的战争承担起责任。不过,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彻底决裂并不是斯大林做出关于朝鲜战争决策的动机,而是战争实际发展的结果,因为斯大林最初倾向于认为美国不会干预朝鲜半岛的争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需要中国参与这场战争。
  最后应当指出,这里对斯大林改变远东政策的动机的判断,主要是在分析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推论而得出的,目前还没有发现能够证明这一判断的直接的文献证据。不过,还应当指出的是,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像苏联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领导人做出重大决策的动机,往往无法找到充分的文献证据。即使有了确凿的文献,也很难说那白纸黑字就体现了决策者的真实意图。
  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9期。俄国《近现代史》杂志1998年第2期对该文做了全面介绍。该文还以英文发表在哈佛大学《冷战研究季刊》(Journalof Cold War Studies)2000年第二卷第二期,题目是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the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Stalin’s Strategic Goals in Far East。
  [1] 1950年1月19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87-91页。
  [2] 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92。
  [3] 1950年1月3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93页;1950年2月7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4,卷宗11,第145-146页;1950年2月9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46,第76页。
  [4] 详见1950年2月23日什特科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4,卷宗11,第148页;1950年3月16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3月18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
  [5] 可见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献证据》(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载《美国与东亚关系》1993年第2卷第4期,第433页;金澈凡编:《朝鲜战争真相:40年后的证据》(TheTruth about the Koren War: Testimony 40 YearsLater),汉城1991年,第105-106页。
  [6] 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第441页。
  [7] 我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见《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8] 伊·柯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87页;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秘密访华使命(1949年1—2月)》(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Микояна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1949г.),载《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7页。尽管师哲否认毛泽东在西柏坡曾提出过蒙古问题,但他承认刘少奇1949年7月访苏时还是借中国民主人士之口提出了这一问题。李海文:《柯瓦廖夫回忆的不确之处——师哲访谈录》,《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1期,第92—93页。
  [9] 米高扬秘密访华使命》,《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6页;《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87页。
  [10] 邓力群:《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中苏关系之一页》,《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第143—150页。关于苏联在新疆解放中所起作用,详见邓力群:《“力群电台”收发的电报选编》,《中共党史资料》1990年第36期,第1—38页;《不确定的伙伴》,第70页。
  [11] 《米高扬秘密访华使命》,《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6—107页;1995年第3期,第101页。
  [1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51页。
  [13] 《不确定的伙伴》,第68页。
  [14] 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2,案宗19,卷宗288,第81-85页,转引自鲍·库利克:《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Китайская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пя),《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第76页;《不确定的伙伴》,第83页。
  [15] 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9,第9-17页。
  [16]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7—18页。
  [17]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88—89页。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9页。
  [19]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40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12页。
  [20] 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3,案宗8,卷宗302,第4-6页,转引自《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第77页。
  [21] 《不确定的伙伴》,第247-248页。
  [22] 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9,第29-38页。
  [23] 关于谈判过程,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1-25页;《不确定的伙伴》,第126-127页;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1-12、17-18页。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5页。
  [25]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第438-439页。事实上,当时的“老一辈人”,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为1905年沙皇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而受到鼓舞,对此感到屈辱的只是沙皇政府和欧洲资产阶级。见列宁:《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文第2版,第134-142页。
  [26] 参见1949年3月5日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46,第13-23页。
  [27] 1945年6月29日茹可夫和扎布罗金关于朝鲜问题的简要报告,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30,目录2,案宗18,卷宗5,第18-30页。
  [28] 1945年9月关于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的意见,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30,目录1,案宗52,卷宗8,第40-43页。转引自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的目标和朝鲜战争的爆发(1945-1950):来自俄国档案的新证据》(Soviet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 New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冷战国际史项目研究报告》1993年第8期,第9—10页。
  [29] 1945年9月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30,目录1,案宗52,卷宗8,第44-45页。转引自“苏联在朝鲜的目标”,第10—11页。
  [30] 列宁语,见《列宁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文第2版,第777页。
  [31] 《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6卷,华盛顿特区1969年,第1039页。
  [32] 苏联外交部编:《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中文版,第267-268页。
  [33] 德·沃尔科格诺夫:《对此应该惧怕吗?》(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боятёся?),载《星火》杂志1993年第26期,第29页。
  [34] 详见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
  [35] 1949年9月11日维辛斯基致顿金电;1949年9月14日顿金致维辛斯基电。
  [36] 《不确定的伙伴》,第101页。
  [37] 《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第433页。
  [38] 《不确定的伙伴》,第145页。参见《朝鲜战争真相:40年后的证据》,第106页。
  [39] 1950年5月14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54页。
  [40] 关于1949年10月金门战役的情况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第9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肖锋等:《回顾金门登陆战》,人民出版社1994年。
  [41] 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8日柯瓦廖夫致菲利波夫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9-61页。
  [42] 1949年9月14日顿金致维辛斯基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46-53页。
  [43] 过去有些学者认为,一些曾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军队转入北朝鲜军队是所谓“共谋”理论的有力证据。详见中岛岭雄:《中苏冲突:朝鲜战争起源的国际背景》(The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of the Korean War),《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79年第1期。
  [44] 详见1950年1月8日某某(文件中未标明)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月11日什特科夫致某某(文件中未标明)电;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第744页;陈兼:《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中美冲突的形成》(China'sRoad to the Koear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on-AmericanConfrontation),纽约1994年,第109-110页;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未发表的1994年博士论文)等。
  [45] 陈云:《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1949年8月8日;陈云:《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1949年12月2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1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117、114-115、120页。
  [46] 引自1996年7月31日我在莫斯科访问安·列多夫斯基教授的记录。
  [47] 1950年5月12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100-103页。
  [48] 1950年5月13日罗申致某某(文件未标明)电,俄总统档案馆。
  [49] 1950年5月14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54。
  [50] 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战役计划原因初探》,《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67-69页。
  [51] 苏联外交官贾丕才的回忆证明:“苏联知道中共政治局反对金的主张”。见《不确定的伙伴》,第147页。
  [52] 斯大林只是在5月3日告诉毛泽东,金日成访问了莫斯科,但没有讲任何具体内容。见1950年5月3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4页。
  [53] 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说,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特别目的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见《不确定的伙伴》,第153、163页。
 


沈志华 2013-08-28 1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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