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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志[1]回忆  沈志华、李丹慧整理
 　　整理者按语：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军事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合作关系，它是新的中苏同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苏两国关系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中苏军事关系既包括两国之间提供军事贷款及武器装备、培训军事人才及交流军事技术等一般意义上的相互援助和协作，又包括在战争状态下双方之间的协同作战，以及在和平时期双方为保障国家安全、进行国土防御而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
　　就总体言之，1950年代的中苏军事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53年。在中苏同盟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援助，不仅有力地保证了中国新生政权的稳固，而且还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初步实现从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军队的转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阶段中苏双方的军事合作既维护了各自的国家安全利益，也加深了两国之间的信任和了解，推进了两国同盟关系的发展。
　　第二阶段，1954-1957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进入以发展经济为主的和平建设时期。在动员全国力量投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需要苏联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高科技武器装备），以保障自己的建设环境。而苏联在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军事合作，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从战略上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苏联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帮助中国建造军工企业和原子能反应堆、向中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技术等协定的签订，不仅使此期成为中苏关系的蜜月，而且使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达到了顶点。
　　第三阶段，1958-1960年。在195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生并加深，以及对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立场的不同，中苏两国关系从蜜月走向分裂。由此，双方在和平环境中的军事合作已没有早期的合作那么顺利，一些合作项目，诸如建立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等，也始终未能获得成功。至于中苏之间的军事联合行动，由于中国没有加入华沙条约组织，故此很少配合苏联在欧洲地区的行动，而且即便在亚洲地区，中苏同盟的约束力也日渐衰退，甚至还出现了1958年中国军队炮击金门时事先不与苏联通气的情况。总之，此期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再也没有呈现过令人满意的局面，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实际已趋向式微。
　　以往人们对中苏军事关系的具体内容和演变过程缺乏了解，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十分薄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填补研究空白，我们整理了中苏军事关系见证人王亚志的有关回忆材料，内容包括中苏之间早期的军事合作，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中国仿制苏式武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学习苏军，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等几个方面。王老曾长期担任彭德怀的军事参谋，并在周恩来办公室做过军事秘书工作，1980年代又参加过《彭德怀传》和《周恩来军事文选》的编审事务。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使他对1950年代的中苏军事合作情况有比较详尽的了解，掌握有不少相关的材料。这即令他的回顾与思考对于勾勒出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的概貌、促进该领域研究的开拓及深入，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启发思辩的意义。
　　中苏之间早期的军事合作
　　1950年2月14日，中苏之间签署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同盟条约，首先是军事意义上的。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在欧洲，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阵营已经形成了尖锐对抗的冷战格局，国际局势再次出现了紧张的状态。与此同时，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它的对华政策。为了加强在亚洲和美国对抗的实力，并且保障东方战线的安全，斯大林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这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面临着美国和日本的威胁，加上意识形态和未来经济建设等各方面的因素，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可以说，这就是斯大林与毛泽东结成同盟关系的共同的安全利益基础，也是中苏之间进行军事合作的起点。
　　50年代初期，就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而言，中苏之间有三次大的军事合作。第一次是在新疆，第二次是在华东，第三次是在朝鲜。
　　尽管中苏同盟条约是1950年签订的，但是莫斯科与中共之间就建立同盟关系所进行的接触，早在1949年初便已经开始了。那时斯大林派他们的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迈出了与中共结成同盟的第一步。几个月后，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这也表明了中共方面向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一边倒”的意愿。就是在这次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了帮助中共军队向新疆开进，迅速解放大西北的建议。
　　新疆地处中国的西部边陲，地域辽阔。兰州到乌鲁木齐(旧称迪化)有1961公里，酒泉（旧称肃州）到乌鲁木齐1253公里，酒泉到哈密591公里，酒泉到喀什2547公里。新疆离内地远，人烟稀少，地方势力很容易拉山头，拥兵自重，闹武装割据。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为消除分裂局面而向新疆进军，第一次是在清代。1863-1865年，陕西、甘肃和新疆相继发生暴动和叛乱，不久俄国军队也乘机侵占伊犁。1867年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率湘军10多万人开始征战，到1873年10月攻占肃州，随后就开始着手准备进军新疆。1876年，清军约7万人向新疆进发，追剿叛军。到1878年1月，收复了除伊犁外的整个新疆，消灭了阿古柏叛军。这以后，满清王朝在新疆建立行省，湘军统领刘锦棠出任第一任新疆巡抚。
　　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辛亥革命以后，新疆长期处于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之外，军阀割据，内乱不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30年代中期，苏联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盛世才政权，排除以往英国、日本在新疆的影响，把新疆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时国际形势很紧张，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苏联处在日、德反共同盟势力的东西夹击之中，迫切需要中国拖住日本，稳定东方战线。所以，尽管盛世才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靠苏联，斯大林却还没有要承认一个独立的新疆政权的意思，怕这样会刺激中国。而中国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也十分需要得到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不愿为一个鞭长莫及的地方与苏联形成对抗。于是，保持新疆的相对独立，就成为斯大林和蒋介石都可以接受的现状了。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在苏联一开始作战失利的情况下，盛世才见风使舵，转而投靠蒋介石，并且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势力全部撤出了新疆。1942年底蒋介石很是自豪地宣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第二年，国民党军队以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军共7万余人，历时两年半和平进驻新疆。1944年9月，蒋介石把盛世才调到重庆，由吴忠信主掌新疆。
　　1949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国民党统治区大举进攻，但是在毛泽东进军全国的棋盘上，新疆还没有列入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1949年5月2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关于各野战军进军部署的电报中指示，年底以前占领兰州、宁夏和青海，1950年春“开始经营新疆”。6月26日，毛泽东又致电指挥西北作战的彭德怀说，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可以在“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7月10日至14日，第一野战军在扶眉战役中歼灭敌军4个军43000多人后，胡宗南系统残部退入陕西汉中地区，下一步攻歼对象是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奎匪徒。7月20日彭德怀报告，已消灭胡宗南5万余人，计划“明春夏入新疆”。这时，刘少奇正在莫斯科访问，斯大林对这样的安排很不放心。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的回忆，斯大林当时说，英、美，特别是美国，在策划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对美国势力渗透新疆的担心，使得苏联迫切地要求中共及早进军新疆。由于苏联战后注意发展在新疆的势力，策动和支持了“三区革命”，所以在新疆，特别是北疆，很有影响。考虑到苏联将会在外蒙古独立和东北长春铁路及旅顺基地等问题上与未来的新中国发生利益冲突，斯大林设想在新疆问题上先帮助中共，通过这个来换取将来中共在蒙古和东北问题上的让步。根据现在看到的俄国档案文献的记载，在6月27日这天夜间，也就是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中苏两党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斯大林认为中共过高估计了马步芳的骑兵部队，表示愿意提供40架歼击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
　　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建议，立即要刘少奇告诉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占领新疆，并且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这以后，毛泽东在7月23日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中共“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还通告说，如果战事进展顺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领迪化，为此，正在考虑步行进军新疆的问题。8月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通知刘少奇和王稼祥说：“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
　　这样一来，进疆的任务就迅速提前了，可是中共当时对新疆的具体情况却是一无所知。从后来邓力群的回忆和“力群电台”发出的电报看，为了让中共力量尽早占领新疆，苏联的确做了许多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先后在联共（布）中央联络部和苏联驻伊犁领事馆人员的陪同下，于8月14日秘密到达伊宁。这以前，驻伊宁的苏联顾问团已全部撤回国内了，苏联驻伊宁的领事阿里斯托夫接待了邓力群一行，并安排他们和三区少数民族领导人进行了会晤，这些领导人表示“将尽一切力量”帮助邓力群完成任务。阿里斯托夫也表示“愿以同志关系”和邓“经常往来互相交换意见”。当时，在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领导人中有主张接受中共主张的和平派，也有主张奉命坚决抵抗的反共主战派。虽然早在1949年4月张治中等国民党和谈代表决定留在北平的时候，毛泽东就考虑要“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了，但是那个时候中共既不了解三区的具体情况，又和新疆当局没有任何接触。而倒是苏联方面在7月底8月初，通过与国民党新疆军政首脑陶峙岳、包尔汉的接触，了解到新疆当局有举行和平起义的意愿。8月中旬，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对陶峙岳等人表态说：中国将于9月组成新政府，苏联即将予以承认，希望新疆方面及时主动转变。“局势已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不能有所犹豫了”。这确实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起义产生了作用。
　　8月26日兰州的解放，迫使新疆军政首脑下决心举行和平起义。经过与新疆当局的联系，苏联副总领事叶谢也夫9月2日亲自去伊宁，并且连续两次会见邓力群。叶谢也夫说，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势已经完全成熟，苏联保证国民党方面将会无条件接受中共的和平条款，希望中共方面抓住时机，果断行事，立即设法开始谈判。叶谢也夫还几次建议邓力群尽快赶到迪化，直接同新疆当局接触，并表示由苏联方面负责从中介绍，同时保证中共代表的绝对安全。经过与叶谢也夫商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后，邓力群在9月15日秘密到达迪化，在苏联领事的大力协助下，与陶峙岳、包尔汉进行了正式谈判。不久，新疆国民党当局便通电宣布起义。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军队如果能够迅速进抵新疆，对于稳定西北局势，形成统一全国的局面，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兰州距乌鲁木齐差不多快两千公里远，而西北野战军缺少必要的交通工具，加上就要进入严冬了，一旦风雪刮起来，会给部队行军造成极大的困难。尽管毛泽东答应说从华北、华东军区抽调3个汽车团（536辆汽车）给西北野战军，但这还需要时间，也不够用。所以，只有寄希望于苏联的帮助了。9月26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说，关于入新疆部队，除车运、步行外，正同苏方交涉，用30至50架飞机空运。经过商定，斯大林决定派运输机运送西北野战军指战员入疆，具体办法是：部队先向酒泉进发，同时由中方出钱租用的苏联航空公司飞机45架飞往酒泉机场，实行空运。苏联派来的飞机是里-2型，这种活塞式运输机最大时速325公里，巡航时速240公里，最大航程2650公里，升限6400米，载重7.65吨，载客20-30人，非常实用。
　　第一批进疆部队是王震司令员所辖的第1兵团第2军和第6军共7万人。除车运和步行外，空运的是第6军军直机关和下属第17师（炮兵除外），自1949年11月4日开始空运，共运1033架次，官兵12446人，武器装备125734吨。其中从酒泉运抵哈密2908人，从哈密运抵迪化9538人（即乘车抵达哈密的先头部队）。再加上从10月开始车运的部队，在年底前，中共的主力部队已进抵新疆各主要城市。到1950年3月，后续步行部队全部进驻新疆，也就是说在半年内7万人全部入疆。这次空运在中国军队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中苏军事关系史上也是唯一的。只是中国结算时付给苏方的运费款额是多少不知道。
　　中苏第二次军事合作是1950年初从华东地区开始的。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蒋介石虽然从大陆败退到台湾，但他的空军和海军力量仍然很强大，经常对东南沿海城市广州、福州、杭州、南京、徐州，特别是上海的军事和经济目标进行狂轰滥炸。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就空袭了26次，其中2月6日对上海的空袭最严重。当日，国民党空军出动B-25轰炸机和P-51、P-38战斗机共17架，轰炸和扫射上海，造成军人和老百姓死伤1400多人，炸毁民房2000多间。空袭的重点目标是杨树浦发电厂（发电量17万千瓦）。这次轰炸导致上海生产停顿，而且使全国物价上涨的风更利害了，本来就瘫痪了的经济受到了更大的冲击。苏联驻上海的总领事П.П.弗拉基米罗夫向莫斯科通报了这次轰炸所造成的后果：“17架重型歼击机，在同一时间对上海市的所有电站进行了打击。轰炸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以前曾属于美国人的一个功率最强的发电站，已经完全瘫痪。还有其他的发电站也部分地受到损坏。所有的工厂都停产了，电车停运，供水也中断了，公共部门及其附属企业也都中断了自己的工作。尽管投入了全部现有力量来修复美国人的这个发电站，也要经过10天之后，而且才能恢复20%的功率。持续的修复工作还遭到电站的美国主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千方百计地阻碍电站的修复工作”。根据一系列资料，弗拉基米罗夫得出结论说：“是美国人实施的这次轰炸”。这位总领事还指出，“目前上海的居民，尤其是在政府和党的范围内，人们的情绪非常沮丧。所有的人都担心再度出现新的轰炸。已经做出决定，将工业企业基地转移到内地”。接着，莫斯科又接到报告，蒋介石对1950年2月6日空袭上海的结果十分满意，他欢欣鼓舞地召集了高级军官会议，要求扩大轰炸，并批准将轰炸行动扩展到北京、天津、汉口、南京、青岛、广州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为协助这个行动，美国人还帮助国民党加紧修复舟山群岛上的重要机场。这位领事的真名叫弗拉索夫，也就是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延安总部工作多年的苏联情报员彼得·弗拉基米罗夫（中国名字叫孙平），后来他的儿子Ю.П.弗拉索夫，根据其父在延安的日记整理和出版了着名的《中国的特区》（又译《延安日记》）一书。继上海的工作之后，弗拉基米罗夫被任命为苏联驻缅甸大使。
　　面对国民党的轰炸，新中国仅有的一点空军力量根本无能为力。当时中共只有接收、缴获和起义的国民党军队飞机113架可以升空，其中还包括运输机、通讯机和教练机，就作战能力来说，只能将就着保卫北京。所以，在接到上海市长陈毅的紧急报告后，刘少奇立即致电正在莫斯科谈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请求苏联给予帮助。据中国史书记载，当时斯大林答应苏方派空军提供保护，但提出苏中要签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的活动”。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毛泽东只好让步。不过，书中没有提供材料的来源，其他历史文献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无论如何，苏联方面立即向中国派来了第一支空军部队。当然，1945年苏联在旅顺海军基地就驻有空军，但那不是为中国派出的。
　　3月13日，由巴季茨基中将率领的混合航空兵集团进驻华东的上海、徐州等地机场，协助中国进行空防。这支防空部队包括两个驱逐机团、一个混合航空兵团、一个探照灯团和一个雷达营，共有战机120架、雷达12部、探照灯72部。从3月20日到5月11日，以徐州机场为基地的苏联米格-15战斗机四次起飞迎击国民党空军，共击落6架轰炸机，一举解除了对上海的空袭威胁。195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先后进驻徐州、上海机场，并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进行换装带飞训练。10月，巴季茨基部队奉调回国，其武器装备作价移交中国，计有米格-15喷气式飞机38架，拉-11活塞飞机39架，图-2活塞轰炸机9架，伊尔-10活塞强击机25架，教练机8架，共119架。从10月19日起，中国空军接管了上海的防空任务。
　　朝鲜战争加重了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防空的任务，苏联空军第二批部队别洛夫师在1950年8月进驻中国东北担任防空任务，后来采用同样办法，将这支部队的装备作价移交给中国空军，计有米格-15喷气机122架，教练、通信机16架，总共138架飞机。同年10-12月，又有13个苏联航空兵师，其中9个米格-15、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师，1个拉-9歼击机师，2个伊尔-10强击机师，1个图-2轰炸机师，分别到达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协助担负上述地区的防空任务，并负责训练中国空军部队。这些苏联空军部队是到1951年7月的时候开始陆续回国的，中国空军当时有偿接收了其中12个师的装备。苏联空军在中国上空的出现，可以说是有力地保证了我们新政权的政治稳定和国防安全。
　　由于缺乏经验，中苏在这次军事合作中也出现过失误。1950年10月，中国空军从南京起飞的一架图-2轻型轰炸机进行训练飞行，因事先没有通报苏方，结果被苏军雷达发现，误认为是敌机，把它给击落了。
　　50年代初中苏最大的军事合作就是苏联空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空中作战。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美国军队参战后，斯大林便要求中国做好准备，随时向朝鲜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并表示苏联将出动空军协助作战。1950年7月5日，斯大林让苏联大使罗申通知周恩来：“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作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7月13日斯大林又来电说，如果中国在朝鲜边境部署9个师，苏联准备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并打算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协助训练中国飞行员，然后将全部装备移交给中国空军。估计别洛夫航空师等苏联空军部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中国的，但当时斯大林并没有打算让这些部队参与朝鲜的空战。[1]
　　王亚志：河北省束鹿县(现辛集市)人，1926年10月出生。1941年后相继在冀中抗属子弟中学、抗大二分校附中、陕甘宁边区抗大七分校学习。1957年至1960年毕业与南京军事学院。1946年2月后即长期在中央军委作战部、总参作战部和志愿军司令部做参谋工作。1950年代任彭德怀办公室参谋，1960年代任周恩来办公室军事秘书。后任总参作战部某处副处长，太原警备区副参谋长，山西运城军分区参谋长，国防科委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国防科委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86年离休后参加《彭德怀传》和《周恩来军事文选》的编审事务。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派遣志愿军援助朝鲜抗击美国军队的决定之后，毛泽东首先关心的就是苏联空军是否出动的问题。10月6日毛泽东召见罗申，表达了中国部队准备待机出动的意思。罗申向斯大林汇报说：毛泽东极其关注有关空军的问题。他指出，根据朝鲜朋友通报的情况，美国人在朝鲜地区拥有大约1000架飞机，中国人暂时还没有自己的空军部队。在毛泽东看来，必须要有空军部队，它的作用一是掩护派到朝鲜的中国地面部队，二是在前线地区采取作战行动，三是掩护中国的重工业中心上海、天津、北京、沈阳、鞍山和抚顺等地。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政府本身没有能力从空中对部队和工业中心进行掩护，因此，必须有苏联提供的技术装备。最后，毛泽东通知说，周恩来和林彪将于10月8日动身前往苏联，与斯大林商谈出兵朝鲜的问题。
　　10月10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会谈的结果是，斯大林答应为中国入朝部队提供武器援助，但是又找借口说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表示空军无法立即出动。这样，双方就同意中国军队也暂时不出动。接到斯大林和周恩来的联名电报后，毛泽东经过认真考虑，13日决定中国军队先行入朝，但再次叮嘱斯大林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能够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能够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15日莫洛托夫转达斯大林的意思，即使苏联空军出动，也只能在中国境内保护志愿军的后方。尽管如此，中国军队还是按计划入朝了。也许是被毛泽东的果敢决定所感动，也许是受到志愿军初战告捷的鼓舞，总之，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打响，并取得胜利后，苏联空军于11月1日开始出现在鸭绿江上空了。
　　战争初期，
　　美国空军动用了44个驻扎在远东地区航空大队的657架作战飞机来对付北朝鲜，而朝鲜人民军空军当时还没有喷气式歼击机，只有20架性能落后的战斗机，高射炮也很少，所以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甚至可以在白天没有歼击机掩护的情况下进行作战飞行。而且，美国航空兵对平壤附近的北朝鲜空军基地进行了若干次密集袭击之后，北朝鲜的空军实际上已被摧毁，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而中国空军的作战部队当时还没有真正组建起来。所以，能够对付美国空军，而且首先出战的主要是靠苏联的航空兵了。别洛夫航空师是在朝鲜参战的苏联空军第一支部队。1950年11月1日，苏联飞机出现在朝鲜上空。根据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给斯大林的战况报告，这一天，朝鲜飞行团的6架雅克-9飞机“首次在安州地区执行战斗任务。这次战斗的结果是击落了两架B-29轰炸机和一架野马式战斗机。从战斗任务中，有两架雅克-9飞机未能返回”。参战的苏联飞机是在安东-新义州地区投入战斗的，“我们的飞行员用米格-15飞机击落了两架F-82，另两架飞机是被高射炮击落的。共击落4架飞机。在空战中，我方没有损失飞机”。“别洛夫同志的米格-15是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起飞的，每个机场共起飞了8个架次。”
　　第一次空战取得成功后不久，苏联空军在驻守沈阳地区的第151和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础上组建了由别洛夫少将指挥的第64独立歼击机航空军，后来，格奥尔基·阿盖耶维奇·洛博夫中将继任第64集团军司令，负责指挥在朝鲜战场的所有苏联空军部队。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以及在中朝边境以南75公里之内北朝鲜领土上的交通线和飞机场，以免遭敌机的袭击。不久，第64航空军又进驻到中朝边境上的安东机场。仅在11月上半月，苏联飞行员便取得了击落23架美国飞机的优秀战果。同时，斯大林决定分两批再为别洛夫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
　　除了米格-15飞机的性能可以同美国的F-86飞机相匹敌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整体实力与美国相差很远。不仅飞机和飞行员以及后勤人员的数量大大少于美国，而且在地面导航、无线电干扰、雷达侦察、通讯等技术装备方面也十分落后，至于为空勤人员提供的服务和生活条件，更是远不如美国。即使如此，苏联喷气式歼击机投入战斗还是对朝鲜的整个空战局面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被称作“空中堡垒”的美军B-29战略轰炸机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据报告，苏联飞行员与B-29轰炸机多次交锋，每一次交锋的结果都是美国人遭受沉重损失。因为这种四个发动机的轰炸机价值非常昂贵，而且每架飞机有10至12名机组人员，一旦被击落，就是机毁人亡，给美国人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刺激。到1950年11月底，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已经感到头痛，因为他们没办法在鸭绿江地区为那些实施战略目标轰炸的美国飞机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11月6日，美国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将军下令要求自己的战略轰炸机兵团摧毁鸭绿江上6座战略桥梁和北朝鲜的10个边境城市，但是苏联空军的加入使美国空军没能完成任务。过去，美国飞机可以在300米低空俯冲轰炸，还可以反复轰炸，而现在苏联防空火炮的对空射击迫使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只能在6000-7000米以上的高度实施轰炸，这就大大降低了它投弹的准确性；而性能优越的米格-15飞机参战又迫使美国轰炸机只能在目标区停留很短的时间，这样也阻滞了美国空军执行它的轰炸任务。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军队的空中优势第一次受到怀疑。
　　尽管如此，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仍然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特别是随着中国军队向南推进，后方补给线不断延长，遭受美国空军轰炸和袭击的威胁也越来越严重了。很显然，苏联空军要是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就远远无法保证中国军队的物资和兵源的补给。为了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经与苏联政府商定，自1951年1月10日起，由别洛夫的部队出动两个师，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以保证后勤供应。但江界距中朝边界不足百公里，米格-15在万米高空作战，实际上仍等于是在中朝边界上空。安东至安州铁路在沿海，而苏联空军禁止在沿海40公里以外上空作战，以防止飞机被击中后飞行员跳伞落海，被美国海军俘去。而这个时候志原军已经打到了三七线，后方补给线长达500多公里。苏联空军由于自己的基地在中国境内，受到飞行距离的限制，无法进一步南下，这就致使中朝联军在江界、安州一线以南地区的物资运输和部队调动，完全处在了敌方空军的威胁之下。
　　彭德怀曾经说，我打了几十年仗（从1916年入湘军当兵已有35年军旅征战生涯）从来没有害怕过。但打过三八线后，我环顾前后左右，深深为几十万大军的状况和境遇感到担忧和不安。第一线6个军（即38、39、40、42、50、66军）入朝后一直没得到休整补充，官兵普遍有三怕：一怕无粮饿饭，二怕无弹不能打仗，三怕负伤抬不下火线，不能医救。三八线南北300里是无粮区，在敌飞机破坏下，第二、三次战役时粮食只能供应所需的25%到30%，炒面伴雪，没有新鲜蔬菜，官兵大量患夜盲症，影响执行作战任务。战士们编了顺口溜说：中国撒拉密（朝语“人”），来到朝鲜地，吃的是喷气式（吃炒面时常喷出面粉），躲的是比恩机（朝语“飞机”）。又说：不想家也不想老婆，只想吃个白馍馍。南方战士则说：影戏歌舞不想看，只想吃顿白米饭。还有人说，朝鲜战场我军是“一军对三军，一线对三线”，就是我只有陆军，而敌方是陆、空、海三军；我方只在陆地战线上打击敌军，而敌军除陆地战线，还可以从空中、海上向我方攻击。
　　彭德怀提出急需解决的是后勤运输问题，而要保障铁路和公路运输线，主要就得靠加强空中掩护。于是，彭德怀专程回国寻求援助，可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却回避表态，彭德怀为此对扎哈罗夫大发雷霆。其实扎哈罗夫没有得到国内的指示，自然不敢做出任何承诺。事后彭德怀也向中央作了检讨，承认当时发脾气不对。不过，这样一来，倒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周恩来在2月26日以毛泽东的名义拟了一份给斯大林的电报，经过毛泽东审定后，3月1日发出。这个电报提出：组成三批部队轮番作战，准备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美国知难而退，以解决朝鲜问题。电文中还反映了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进驻朝鲜境内，掩护朝中军队的后方交通。斯大林于3月3日回电说，“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如果朝鲜人已有一条钢板飞机跑道，那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钢板跑道。同时必须建立不少于四个混凝土跑道的机场，因为钢板跑道不够。我们希望建设工程在劳动力和物资上将得到保障。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向您供应高射炮弹。今年下半年我们还可以供应6000辆卡车。”但问题是朝鲜境内没有可以利用的机场，原人民军的机场遭到美国空军的轮番轰炸，损坏得十分严重，已经无法使用。于是，苏联空军能否入朝作战的关键就在于朝鲜机场的修复问题了。
　　周恩来根据斯大林3月3日回电，在3月4日同扎哈罗夫商讨了中、朝、苏空军入朝作战和修复机场等事情。5日又派空军司令刘亚楼和苏空军顾问飞往东北，同东北军区苏联顾问进行商谈。3月15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说苏联决定再派一个3团制空军师（90架喷气式机）到安东地区，以便使中国空军在安东的一个师推进到平壤地区。同一天，周恩来致电柴军武（柴成文）转金日成，并告彭德怀，通报了苏联来电的内容。周恩来指出：“现在朝鲜境内抢修足够的机场，便成为目前争取空军早日参战的中心课题”。“为完成此项任务，只要中国能办到的，我们决尽一切可能加紧准备”，“但沙石、洋灰与人工则必须请朝鲜解决，特别是人工最为重要”。3月22日周恩来又给彭德怀和高岗发电报，并报毛泽东，通报中、朝、苏三方空军入朝作战前的兵力准备、机场修建情况和对指挥机构设置的意见。中、朝、苏三方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的空军部队将增加到17个团，即中方10个团，朝方3个团，苏方4个团，飞机总计509架，如果加上苏联空军在安东的飞机，就是599架。电报说，目前，“不论作战，不论运输，都以争取修好机场，以利苏联空军先行出动掩护为中心一环，故只有以战斗部队修筑机场才能完成此项任务”。经过反复的研究，“目前不管在人力、物力、运输、掩护诸方面，都不可能做到所有机场同时动工，只能采取逐步前进的方针”。因此决定第一步由中方负责先在平壤以北安州以南地区内修起4个机场，让苏联空军的2个师120架飞机能同时进入这个地区。朝鲜方面负责在美林、平壤、力浦、温井里、安岳等地，首先修起2个喷气式机场，使中国空军可以先去一个师。在空军的指挥方面，苏方三个师成为独立的指挥系统，由别洛夫将军指挥，中方和朝方仍是空军联合司令部，归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为了加强别洛夫集团与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之间的联络，保证战斗中能协同一致，双方可互派代表(联络参谋)驻在对方司令部内。为了使朝、中、苏三国空军进驻北朝鲜机场，以有效地掩护后方交通并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从1951年4月起，中国调派了第47军、第36军和第37军入朝，同朝鲜军民合作修复机场。当时预定朝、中空军进驻平壤地区及其以南的8个机场，苏联空军进驻鸭绿江南平壤以北4个机场。中国还向苏联订购了两个机场的钢板跑道器材。
　　然而，美军发现朝中方面大规模修建机场的行动后，利用它掌握的绝对空中优势，对修建中的机场展开狂轰滥炸，还大量投掷定时炸弹。如果仅仅是跑道，还可以铺设钢板，但机场还需要有机库、油库、弹药库、指挥塔台和通讯设施，才能供战斗飞机起降。这些建筑物，今天建起，明天被炸掉，明天建起，后天又被炸掉。历经半年的修建机场工程，尽管调了不少高射炮掩护，但由于美国空军的破坏，终于还是没能成功。1951年12月中央军委不得不决定放弃修建机场和空军进驻朝鲜境内机场的打算。所以，苏联空军部队始终没能进驻朝鲜，志愿军空军也只能从中国境内的机场起飞到朝鲜上空作战。彭德怀曾在8月17日下达了准备举行第六次进攻战役预备命令，后来第六次战役没举行，除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变化和朝鲜发生40年来最大洪水灾害外，空军无法进驻朝鲜机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真正进入朝鲜境内参加地面作战的只有高射炮部队。当时在中国境内有苏军5个高射炮团，任务是掩护机场，其中2个高射炮团于1951年4月推进到鸭绿江以南朝鲜境内的铁路沿线，掩护铁路运输。这些部队穿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服装，对外称中国少数民族志愿人员。同时，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的建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加入到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中来，这就使第64航空军在机场或空中进行作战值班的歼击机数量从2-3个航空团增加到4-5个航空团。总的说来，到1951年春，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虽说由于受飞行距离的限制，没能阻止住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米格-15歼击机已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
　　1951年8月开城停战谈判中断后，美国又恢复了大规模轰炸，从8月18日开始对北朝鲜的交通枢纽实施密集空袭。8月上半月，美军飞行强度平均每天174架次，到下半月达到248架次。这时，第64航空军有3个航空师(151、303、324-R)，2个高射炮师(82、92-R)，武器有能够自动定位的高射炮，用于警戒和指挥炮位瞄准的雷达站，一个航空供应师，两个独立探照灯航空团，以及医院和其他后勤分队。但飞机总数不多，在安东地区部署的性能优秀的新型米格机只有190架，处于战备状态的米格飞机的数量还要少。这支空军所要对付的美国驻朝鲜的空军有不同型号战略、战术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达1500架。尽管如此，苏联空军还是从9月1日开始了反击美国空军的积极行动。在9月19日的空战中，米格飞机打下了3架“佩刀式”飞机和3架歼击轰炸机。在10月23日的战斗中，美国8架B-29飞机虽有34架F-86、55架F-84的严密掩护，但仍被击落了3架。10月24日，当34架美国飞机轰炸顺川大桥时，40架米格飞机起飞迎战，美国又损失了一架F-84飞机和一架B-29飞机。10月30日，56架处于战备状态下的米格-15飞机中的44架迎战由21架B-29飞机和200架护航歼击机组成的美国机群，敌人损失了12架B-29飞机和4架F-84飞机。结果是，在苏联米格飞机活动的鸭绿江至清川江的上空，第64航空军已经占有明显的空中优势，以至美国军人把这片区域称为“米格走廊”。苏联空军的英勇战斗，使美国飞机无法对这一区域选定的目标实施有效的轰炸，而只能集中力量轰炸平壤地区的目标。最后，米格飞机在朝鲜西北部地区的空中优势，迫使美国远东空军禁止在白天使用B-29战略轰炸机，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
　　据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报告，从1950年11月1日到1951年12月6日，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569架(其中高射炮击落59架)，自己损失63架飞机。
　　第64航空军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朝联合空军，不仅为他们训练飞行员，而且还协助他们作战。中朝联合空军是在1951年秋天以后参加作战行动的。由于语言障碍，中朝空军与苏联空军并没有混合编队和联合作战。但双方在协调作战方针、统一使用兵力等问题上始终都是经过协商的。第64航空军的机组人员负责击退在F-86歼击机强大掩护下的大批轰炸机，而中朝联合空军的飞行员只是负责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增援。他们在前线主要是与小股敌机进行战斗。苏联歼击机还需要为中朝空军提供援助，如在危急情况下，拦截追击中国和朝鲜驾驶员的F-86飞机。一般的情况是，中朝飞机在8000米高空飞行、作战，苏联飞机则在10000米高空监视和保护。即使后来中朝联合空军在前线机场安东、庙沟、大堡、大孤山的飞机总数已经超过了第64航空军的米格飞机，但由于飞行员飞行技术的原因，一些比较复杂的任务仍然需要苏联飞行员来完成。比如在1952-1953年冬天，那时中方和朝方飞行员的飞行技术还不熟练，不能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飞行，中朝联合空军实际没法投入战斗，这样就加重了第64航空军的作战任务。1953年苏联空军战斗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33%。
　　苏联空军参加朝鲜空战的一个原则是不能进入敌占区，以免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跳伞后落入敌军手中，从而暴露苏联参战的行动，造成苏美直接的冲突。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战技术的发挥方面都给苏联飞行员造成了障碍。在所下达的命令中，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苏联飞机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标志：有的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的军服，并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因此，严格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以及在黄海上空作战，严格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元山一线往南追踪敌机，也就是不得飞越北纬39度线，虽然1951年前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
　　由于同样的原因，苏联空军也不可能与中国地面部队协同作战。斯大林曾在一份电报中指责驻华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和别洛夫将军，说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太慢。斯大林指出，“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8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他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时要求“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地方，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为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据第64集团军报告，在1951年4-5月最激烈的战斗中，中朝军队“由于没有航空兵支援，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撤退”，而为了避免遭受敌军的空中打击，反攻“大多数是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实施的”。许多当年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军人后来回忆说，“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甚至也没有通过军事顾问进行过这种工作。由于缺乏联系，竟然发生过北朝鲜高射炮向苏联飞机开火，以及苏联飞行员击落中国飞机的事件。苏联空军在作战中没有出动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所必须的轰炸机，而且也没有准备这样做。洛博夫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我们没有轰炸机。我们不曾有过一架轰炸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过轰炸”，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任务”。1952年11月志愿军攻占朝鲜西北近海大、小和岛时，只有中国志愿军空2师的拉-11飞机、空8师和空10师的杜-2飞机参战，配合地面部队登陆，甚至在军中的苏联顾问都于战斗前回国了。
　　不过应当指出，由于受飞行距离和飞行技术的限制，中朝联合空军也很少在前线作战，他们只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才配合步兵作战，而“在恶劣天气下，不实施战斗行动”。直到1952年底，在志愿军空军700多名飞行员中，只有28人掌握了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的作战技能。因此，1951年12月，中央军委根据实际情况，对志愿军空军的任务也不再强调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而是改变为夺取并保持清川江以北地区的局部制空权，有重点地保卫重要交通运输线、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间接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直到冷战结束后人们才知道，当时美国领导人与莫斯科有着同样的顾虑，他们需要和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因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当时美国的决策机构曾经进行辩论，是不是应该将俄国人参战的消息公诸于众，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起草了一份文件，建议保守秘密，给这个事做出了结论。尼采对后来的访问者说：“如果我们公布真相，公众将要求我们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扩大战争，卷入与苏联更加严重的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沉寂了40年。
　　但是无论如何，苏联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中朝军队并肩作战，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有12个苏联空军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最多时达到25000-26000人。苏联空军的歼击机总共击落了1097架敌机，高射炮兵击落了212架敌机。根据现在看到的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档案文献的统计数字，苏联航空兵在朝鲜损失了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军人总共牺牲了299人。
　　说到苏联军人与中国军队共同参与朝鲜战争，还有一点需要补充，那就是，除了空军部队和高炮部队外，苏联还向志愿军派遣了军事顾问，只是人数有限。彭德怀1951年9月8日在志愿军党委会上宣布说：“我们已建议军委，派顾问团来给我们上课，以提高我们的军事学术”。事情的起因是，1951年6月17日，志愿军第五次战役后，彭德怀派邓华、洪学智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并提议说：“请苏方派顾问来朝鲜，并以金日成、彭德怀和苏方顾问团长组成三人小组，使朝、中、苏三方中央均能了解情况，以便共同领导朝鲜战争。此事请考虑，如同意亦请向菲兄提出。”“菲兄”指菲利波夫，即斯大林。毛泽东于8月27日向斯大林提出“下一次电报中通知您为在朝鲜志原军工作的军事顾问的派遣方案”。9月8日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派83名顾问到在朝鲜的志愿军（志司、兵团、军三级）中去。斯大林9月12日回电，只同意派5名顾问到志愿军司令部一级。9月20日，志司由伊川空寺洞移到成川郡的桧仓，苏联以莎林中将为首的顾问组于10月到达桧仓。但实际上莎林是苏联军事情报部门的官员，到朝鲜只是要收集情报。他们大概是接到过斯大林的指示，因此对志愿军的作战等问题只听不说，从不提意见和建议。不过，在彭德怀的请求下，这些顾问还是为志司机关干部讲授了一些军事学术和司令部机关业务知识。1952年4月7日彭德怀回北京治病，7月莎林轮换回国路过北京，彭德怀曾设宴招待过他。朝鲜停战后，苏军情报组离开朝鲜回国。
　　总体说来，在中苏同盟建立的初期，双方的军事合作还是成功的和有效的，有力地保障了中苏各自的安全利益，同时也加深了双方的信任和了解，推进了中苏联盟的发展。但是在以后的年代，尽管中苏友谊有所加强，双方之间的军事合作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令人满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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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2013-08-28 09:5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