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发言提纲）

簡體傳統

　　此期中苏关系的发展最具戏剧性，经历了从结盟到蜜月再到分裂的曲折过程。总体说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到朝鲜战争结束（1950-1953年）是中苏政治和军事同盟的形成时期，特别是在朝鲜战场上，体现了中苏军事合作的力量和影响；2、从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到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54-1957年）是中苏之间全面合作形成高潮的蜜月时期，其突出表现为苏联在经济、军事乃至核武器研制方面对中国的援助；3、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的提出到苏联宣布撤退在华工作的所有专家（1958-1960年）是中苏之间矛盾和分歧不断爆发直至公开化的破裂时期，问题的核心在于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
　　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相关历史文献的出版，尤其是俄国档案的大量解密，国际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不断涌现出新的成果，揭开了许多历史神话和谜团，尽管在学术观点和史实认定方面还存在着不少分歧，但总的历史线条和画面是清晰的。令人感到欣慰和振奋的是，经过长期的筹划和准备，最近中国外交部档案已经向社会开放，并且，中俄双方外交部档案馆正在磋商两国合作整理和出版中苏关系历史文献的研究项目。其结果必然是推动中苏关系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一、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与中苏利益分歧的解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提出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方针，是毛泽东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必然选择。同时，从苏联在远东和亚太地区的安全和战略利益出发，迅速与新中国建立政治和军事同盟，也是斯大林的唯一考虑。共同对付美国在亚洲的势力扩张和实力威胁，是中苏两国建立同盟关系的战略基础。
　　然而，如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实现这一愿望，中苏各自却有不同的设想。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在中苏条约中保证中国的经济利益。这一分歧集中反映在是否需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上。由于毛泽东的坚持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斯大林被迫同意了中国关于签订新约的主张。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进行的具体外交谈判中，苏联领导人再次做出了让步。莫斯科最初起草的相关协定和文件，其主旨是如何维持由1945年中苏条约所保证的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即苏联在一定时期内继续租用旅顺海军基地，享有中国长春铁路的股份和经营权，以及在大连地区的特殊地位。而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提出了苏方草案完全未曾想到的问题，其要害在于：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简言之，除旅顺撤军的时间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
　　经过谈判，为了保证各自的根本利益，苏联基本上接受了中方的草案，而中国也同意了苏方提出的不允许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和新疆地区的《补充协定》以及苏军在危急时刻有权使用中长铁路的要求，同时，中国新政府还通过发表声明的形式确认了外蒙古独立的现实。
　　二、中国出兵朝鲜与中苏的军事合作
　　1950年4月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斯大林为朝鲜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民族统一开放绿灯。因解放台湾战役在即，毛泽东本不赞成金日成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但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访华传达了莫斯科的意见后，被迫同意支持苏朝的共同主张。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成功，朝鲜局势逆转，斯大林和金日成同时要求中国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
　　美国总统宣布台湾地位未定以及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严重伤害了毛泽东和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使毛泽东感到必须肩负起对亚洲革命的责任，援助朝鲜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要求；美国军队逼近鸭绿江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直接威胁。这些因素就是毛泽东力排众议，决心出兵朝鲜与美军作战的基本考虑。总之，中苏结盟的现实和中共的意识形态导致了中国出兵朝鲜的必然性，白宫对台湾政策的改变激发了中共和中国人对美国的对立情绪和怨恨心态：中国与美国必有一战，或者在台湾，或者在朝鲜。
　　中苏在朝鲜战争中的合作主要表现为：1、苏联在武器装备方面对中国军队的援助：飞机和60个师的配套装备；2、苏联空军参战并成为对联合国军空战的主力；3、在军事决策方面对中方的支持：1951年初是否休整和1952年夏秋是否接受美方的停战条件；4、在外交舞台上的合作：1951年6月停战谈判的提出和1953年3月促成停战谈判签字。
　　三、中苏蜜月与苏联对华经济援助
　　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赫鲁晓夫在新中国成立五周年时送给毛泽东的礼物：促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援华项目的签字，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出让中苏合股公司的苏方股份，增加援建重点工业项目和军事贷款，提供原子能反应堆和加速器等。从而打开了中苏全面合作的新局面。
　　大量苏联军事和技术专家（约18000人次）来华工作，为中国完成一五计划、奠定工业化基础做出了非凡贡献，这是此期苏联对华全面援助的象征，中国向苏联学习的主要渠道，也是中苏友谊的具体体现。至今在中国人民内心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苏联歌曲，苏联电影和苏联的建筑物，但是最令他们难以忘怀的就是苏联专家那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忘我的劳动热情，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中苏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的主体是提供重点工业项目的整套设备和技术，据中方资料，整个50年代与苏联签订协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成套设备项目共计30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64项。正是这些项目和设备，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框架。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现代工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苏同盟的存在，特别是在两国全面合作的背景下，确定了苏联必然要在核武器方面帮助中国——提供核保护或者核技术。1954-1955年苏联决定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打开对中国的核援助之窗，1957年10月又将这种援助的范围扩大到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方面，其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毛泽东。苏联不断地提高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帮助的层次和力度，是中国能在短短10年内制造出原子弹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但是，由于赫鲁晓夫内心深处对毛泽东的不信任，特别是中苏在核战略和核政策以及处理国际事务等方面的分歧不断显露，苏联的帮助是有限度的，且时刻都在考虑如何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有所制约，而当中苏关系开始出现分歧迹象的时候，苏联首先关闭的就是核援助的大门。
　　四、苏共二十大与波匈事件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必须改革，这是苏联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国内的社会压力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交织在一起，除了年迈昏庸的斯大林以外，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看到了改变现状的紧迫性。斯大林弥留之际迫不及待地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充分说明了党内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贝利亚在内务部实行的改革和针对柏林起义提出的新方针，马林科夫提出的农业政策和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方式，莫洛托夫起草的解决朝鲜战争的新方案，都表明改革或改变斯大林的“既定方针”已经在各个方面悄悄兴起。尽管由于党内斗争的需要，某些改革措施没有展开，但当这种斗争趋于平静以后，苏联新领导人感到改革已经是当务之急。而改革的前提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认识，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必然出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
　　以往人们的印象似乎是苏共二十大以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启了中苏分裂的大门，但这是一个神话。其实，对于苏共新领导人公开批评斯大林的举动（并非人们理解的全盘否定斯大林），毛泽东一开始是支持的，虽然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了盖子，捅了娄子”，不过，其主要倾向还是赞赏赫鲁晓夫搬掉斯大林这块压在中共和其他共产党头上的盖子，并一吐常年积压在心中的怨气。至于中共的一些不同看法——主要是对斯大林的全面评价和对斯大林所犯错误原因的解释，实际上基本上都被苏共接受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波匈事件期间中苏两党的密切磋商与合作。
　　1956年10月接连发生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对于正处在政治困境的赫鲁晓夫不啻火上浇油，此时来自中共的帮助使得赫鲁晓夫度过了难关。但是，与人们过去的认识不同，最近披露的历史文献证明，中共在波匈事件中的作用和影响，主要并不在于中共的意见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军事干预或者决定了苏联对匈牙利的第二次出兵行动，在这方面应该说，中共的意见不是根本改变而只是支持或促成了苏共的决定。中共的作用和影响主要在于，事件结束以后，毛泽东的鲜明立场和周恩来的穿梭外交弥合了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中的裂痕。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期间与各国共产党领袖的轮番谈话，进一步修补了苏共与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
　　当然，与此同时发生的另一种情况——中共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亚洲的范围以及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的提升，预示着中苏之间争夺领导权的开始，从而埋下了中苏分裂的种子。
　　五、中苏分裂的过程和根本原因
　　1957年夏天赫鲁晓夫提出与中国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其目的在于对抗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势力。这个建议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神经，以至他大动肝火，怒斥苏联大使尤金，并迫使赫鲁晓夫千里迢迢赶到北京。中苏领导人的会谈解除了表面上显现出来的双边关系危机，问题也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得到了解决，令人感到疑惑不解的是，苏联的一个口头建议何至于引起毛泽东如此大做文章？或许毛泽东是有意调动赫鲁晓夫，以到达其更加深远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在紧接着爆发的炮击金门事件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对金门采取的军事行动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毛泽东的真实目的究竟是要收复被国民党占领的沿海岛屿还是要往美国人头上套上“枷锁”，目前在研究者中尚有争议。但是，从大量档案材料来看，毛泽东事前有意向苏联隐瞒炮击金门的决定却是事实。毛泽东此举，一方面无视中苏同盟的存在，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存在的中苏同盟，确实令赫鲁晓夫恼火。在中国保证不把莫斯科拖进危机的前提下，苏联发表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的公开声明，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危机。尽管如此，赫鲁晓夫却由此做出了暂停向中国运送原子弹样品的决定，这无疑激起了中国人的怨气。
　　然而，最让毛泽东无法忍受的是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莫斯科会议以后，毛泽东决心采取一切手段加快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并在“超英赶美”的口号下发动了全民上马的“大跃进”运动，其目的是要显示出中国的建设速度要快于苏联，发展道路要优于苏联。同时，毛泽东还要向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提供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更完美、更直接的模式，这就是1958年夏天在中国大地兴起的人民公社制度。对于毛泽东自我感觉良好的这两个发明创造，苏联采取了沉默和冷淡的态度，这已经使毛泽东心中不快。当中国的经济形势由于全国上下这种急躁情绪和荒唐做法而陷入困境时，不仅中共党内普遍产生了不满情绪，赫鲁晓夫也公开表态提出不同看法，这就更加激怒了毛泽东。于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一方面拿彭德怀开刀，以整治党内反对者，一方面决心向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人“宣战”。
　　1959年10月中苏两党在北京会谈中发生了激烈争吵，尽管会后双方确定的方针都是以维护中苏两党团结和友好关系为目标，但前提却是要对方承认错误，这就奏响了中苏之间大论战的序曲。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无法说服顽强的中共代表，恼羞成怒的赫鲁晓夫终于采取了导致中苏分歧公开化的关键步骤——突然撕毁合同，撤退了所有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
　　中苏同盟在短短几年里就从蜜月走向破裂的历史告诉人们，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有一种内在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不足。其弊病就在于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把党的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其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和独立主权。于是，一方面，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利益和主权的完整性很难得到保证；另一方面，随着各党、各国作用和影响的变化，新盟主便会脱颖而出，原有领导者的地位则必然遇到挑战，这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根本原因，也是中苏同盟最终解体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