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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代下半期，苏联勃列日涅夫（Brezhnev,L.I.）政府一方面继续推行赫鲁晓夫时期的对外政策，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和平竞赛，一方面注重扩充和增强军事、国防力量，使得苏联的经济、军事实力在同美国的对比中，逐渐占据有利地位。至1960年代末，苏美在军事上逐步形成均势，勃列日涅夫由此着手调整苏联的外交战略，到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时，提出自己的一整套对外政策，在同西方阵营的冷战对峙中，开始采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
　　与此同时，美国背负越南战争的沉重负担，国内经济、政治及社会危机不断加深。1969年尼克松继任新一届总统后，决定从亚洲收缩力量，摆脱越战困境，以维护其战略重点欧洲，对抗苏联在该地区的争夺。随着苏联实力的不断加强，美国逐渐从准备打两个半战争，转为打一个半战争，集中力量对付苏联。
　　在这一时期，由于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中国实际已被摈弃出原来意义上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之间由两党尖锐的意识形态争执，转变为国家安全利益的冲突，两国关系持续恶化；而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将极左路线指导下的革命理念外交推向极致，不仅继续反帝反修两面出击，而且四面树敌，中国外交逐步陷入孤立的困境。国家安全环境及对外交往方面问题的暴露，使毛泽东重新审视并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确定以苏联为中国的首要敌人。中美两国在共同的安全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和解。中国由此游离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之间，实际退出了以美苏对峙为基本特征的冷战游戏的前沿。
　　中国退出冷战前沿，实现了中国外交局面的重大突破。亚太地区中美苏三国关系由过去的两个阵营之间的关系，完全转变为一种战略三角关系。中苏同盟名存实亡后，美苏从两个方向对中国构成压力变为中美从两个方面对苏联施加压力。角色变换，在亚太地区中美苏日四种力量的格局中，苏联被转而推入了相对孤立的境地。为摆脱被动局面，苏联大力拉拢越南，苏越呈结盟之势，联手抗衡中美。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工作的严重干扰“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的外交工作由于中苏分裂，反帝反修，特别是反修色彩愈益浓重，以美苏划线，对美国、苏联的盟国和与其接近的国家，或定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帮凶”，或视作“修正主义的伙伴”、“赫鲁晓夫的走狗”，皆为攻击的对象，外事工作推行了一条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极左外交路线，极大地干扰了国家外交方针、政策的正常制定与实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中国的外交环境急剧恶化。
　　“文革”初期外交领域的混乱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夺权风潮波及外交部等外事领导机构，国家外交大权一度旁落，外事工作失控。
　　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指导下，林彪及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主要成员插手外事工作，全面否定建国17年来外交工作所执行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否定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并把强加给外事工作的“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进一步上纲为“三降一灭”。外事部门大批领导干部遭到揪斗，夺权风潮普遍波及外交部等外事领导机构。
　　1966年9月9日，毛泽东在一封来信上批示：要求一切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中国驻外使领馆即开始搞“四大”，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应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驻外机构的正常工作受到极大影响。1967年2月7日中央发电指出内外有别，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之后，各驻外使、领馆才基本稳定下来。
　　随着1967年全面夺权的开展，全国动乱升级。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进一步插足外事口，鼓动揪批外交部长陈毅，夺取外交权力。
　　7月，江青等人借毛泽东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过问外交部运动之机，再次鼓动外交部造反组织夺权。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等人操纵下，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外事系统的一些造反派，在外交部大门外“安营扎寨”，静坐绝食，要求揪斗陈毅。
　　8月7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谈话说，“揪斗陈毅大方向当然对”，“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外交部搞成彻底革命的外交部”。16日，外交部系统的造反派即冲砸外交部政治部，查封外交部党委，宣称夺了外交大权，擅自以外交部名义向中国驻外机构发号施令。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被押上街头卖红卫兵小报，几乎所有大使、参赞、司局长都遭到揪斗。
　　国家外交大权旁落，外事领域失控的局面进一步扩展。8月22日晚，在北京发生了由几十个造反派组织制造的万人围攻英国驻华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严重事件。与此同时，还发生了造反群众砸印度、印尼驻华使馆和准备冲缅甸驻华使馆的事件。
　　二、热衷于搞世界革命，以中国为中心，通过全球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一举消灭帝修反。
　　“文革”初期，中国推行一条唯我独革，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外交路线，“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之说风行一时，外交工作进一步走上反对帝修反的所谓“革命外交”道路。
　　1965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由此，“文革”开始后，中国将“正在临近”的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亚非拉，实施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积极输出革命，不但支持那些尚未取得政治上独立的国家进行武装斗争，而且还鼓动一些已获政治独立的国家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
　　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对世界革命起决定因素，“中国不倒”，“世界就有希望”，“中国一片红，就等于整个欧洲一片红”。根据毛泽东指示，这个讲话的录音向全军人员和全国红卫兵播放。中共中央并印发了这篇讲话。同年11月6日，林彪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又提出要把“祖国建成更加强大的世界革命根据地”。
　　“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信念致使一些外事工作人员采取种种所谓革命行动，与“帝修反”进行面对面的抗争。1967年1月，中国留欧学生69人回国途经莫斯科，在列宁、斯大林墓前集体朗读毛主席语录而被苏方军警围攻殴打。国内群众开始在苏驻华使馆周围游行，红卫兵在北京机场围攻了苏联撤回国的外交人员家属。1月至2月，在北京发生了多起红卫兵围攻捷、波、匈、保等国驻华外交官的事件；一些红卫兵还非法越过国境，到越南、缅甸等国去参加反抗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实际斗争”。
　　三、不顾内外有别的外事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中心任务，强加于人。
　　1967年11月6日经毛泽东审阅发表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宣称“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由此，外事工作一度突破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外事活动的一项主要任务。《毛主席语录》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发行，毛主席像章也被作为革命的标志输出国外。
　　在中国边境地区，一些造反群众用高音喇叭向朝鲜等邻国宣传“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在一些国家并发生了中国驻外人员强迫华侨学生或外国人佩戴带毛主席像章、接受中国的政治口号和个人崇拜的做法、接受“文革”的宣传等事件，引起驻在国的忧虑和反感。
　　极左思潮的泛滥，极左外交方针的推行，给中国的外交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在1966年至1967年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先后发生外交纠纷，国家关系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在亚洲国家中，中国同印度、印尼、缅甸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东盟国家对中国更加疑虑和敌视。在非洲，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出现倒退。除驻埃及大使黄华外，中国驻非洲国家的许多使馆由造反派掌权，干涉驻在国内部事务，引起这些国家的严重不满，其中不少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戒备措施，有的关闭其驻华使馆，有的中断了外交关系。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其他交往也受到影响。对欧洲国家，中国只与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关系比较密切，同其他建交的欧洲国家基本没有互访活动。特别是同英国的关系，降到最低点。在此期间，正式派出政府代表团访华的国家大大减少，因各种问题与中国发生争执的国家却大大增多。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对外关系受到严重损害。
　　“文革”初期极左外交路线及外事领域动乱局面的形成有着深厚的中苏关系恶化的国际背景，其与毛泽东的对苏认识、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乃至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中苏分裂构成了“文革”初期中国制定外交路线和方针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其一，19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发生重大背离，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欲把中国的军事、外交纳入苏联的战略轨道，从而对苏联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感和戒心，并开始将中国党内及国内出现的意见分歧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与赫鲁晓夫联系到一起，寻找这些现象的国际背景，认为：党内已经有了赫鲁晓夫的人，如彭德怀，倘若他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
　　由此，随着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开始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特别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毛泽东在把对外战略的重点逐渐从反对美帝国主义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也把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进而在此理论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反修防修既然成为发动“文革”的主旨，自然也就对“文革”时期的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上，毛泽东让王力过问外交部运动，就有要“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外交大权，在外交领域贯彻其反修防修思想的意图在内。结果，夺权风潮所及，造成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极度混乱。
　　其二，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就国际共运总路线、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论争。中国党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为反面教员、批判靶子，在时代等问题上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等提法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的自行调节能力估计不足，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不适当地强调了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强调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过分乐观的世界革命大前景，强调国际阶级斗争。
　　与苏共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使中国党在激烈的论战中忽视了195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中出现的和平因素、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历史契机，以及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忽视了1950—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科技、文化大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局限于世界革命的认识之中，不仅在国际斗争中继续强调反帝反修，而且把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提高到不应有的高度，严重扩大了打击面。
　　其三，由中苏意识形态分歧而致的国际共运大论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乃至破裂，中国在处理国家关系和政党关系方面，以苏划线的色彩愈益浓重。在强列的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意识下，中国党一度以自己的理论、方针、政策为区分真假马列主义的准绳，混淆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是非界限，把对中国现行路线、方针不理解的兄弟党和国家，统统划归修正主义政党、赫鲁晓夫集团，加以反对。这时在毛泽东看来，除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走狗之外，还有赫鲁晓夫的走狗。“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了”。从而更加强化了中国“唯我独革”的观念，为挽救“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的局面，对外大力宣传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毛泽东思想。
　　如果说中苏分裂构成了“文革”初期外交工作混乱和失控状态的一个背景，那么，也正是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状况，促使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并考虑调整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略。而外事领域的无序状态，显然也已不能适应中国对外战略转变的需要了。
第二节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苏联因素
　　中国的西北、东北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300余公里；北部的邻国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接受其军事保护。苏军从1962年起重新在蒙古布防，并于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后开始大量进驻该国。这种周边环境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保障，而当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即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中苏之间，从1960年8月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第一次边境事端起，至1964年9月止，两国边境事件已达2792起。苏联并从1964年开始大力加强驻苏中边界的部队。
　　毛泽东则于1964年开始明确提出了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是年2月，他在会见金日成时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说：“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虽然这一表示，意图在于“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以期在当时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但却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特别是苏联的强烈反应。
　　7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不要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首次正式提出了对苏防卫作战问题。其后，他又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
　　翌年4-5月间，中共中央军委召开作战会议，重新规划中国的战略战役方向，华北、东北和西北“三北”地区第一次与东南沿海地区一起，成为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
　　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国边界长约4500余公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苏军战略军团的当前任务纵深则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前任务的时限为10-14昼夜，而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基本平缓，尤其便于苏联坦克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及展开。
　　这一情况与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相结合，使毛泽东进一步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时，于提到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指出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并表示还要“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
　　毛泽东的担忧不无缘由，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全境；部署于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如从中国“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
　　苏联海军实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明显增长，四大舰队中唯一不用于欧洲的太平洋舰队特别突出，它可以从日本海直逼中国的黄海和东海，对中国大陆实施封锁和登陆作战，苏军并频繁举行针对中国的进攻性军事演习和政治性活动。尽管苏联海军力量膨胀的主要目的在于抗衡美国，但同时也带有从海上遏制中国的意图。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6个小时内出兵占领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苏联在一系列声明和宣言中提出了“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利益有关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等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一套理论，为任意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造依据。
　　1969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又提出了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以后，苏联先后派出二十多个代表团到东南亚、日本等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活动，宣传“亚安体系”，试图拉这些国家一起建立一个新的针对中国的包围圈。
　　面对苏联构筑的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以及苏联重兵压境的战略态势，毛泽东转而将苏联确定为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大、最现实的威胁。
　　此期，随着对中国军事压力的逐渐加强，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一再挑起严重的边界纠纷，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8年1月，苏军又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
　　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有一个忍让、准备和反击的过程。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做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
　　1968年末1969年初，苏联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仅1、2两个月，苏军入侵就达8次之多。珍宝岛地区的形势日见紧张。
　　为了打击苏方的气焰，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黑龙江省军区于1969年1月25日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公司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沈阳军区基本同意。
　　2月7日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发生后，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也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这一方案。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要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中共中央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这样至2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自卫反击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
　　3月2日中苏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终于爆发。其后，苏联当局继续扩大对珍宝岛地区的武装进犯。从4日至12日，苏边防军装甲车和武装人员多次侵入珍宝岛及岛西侧的中国河道。7日，中央军委复电沈阳军区，指示在3月20日化冻前仍把珍宝岛和七里沁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并做了军事部署。同时，周恩来召见在京参加中共九大筹备工作的沈阳军区司令员，了解反击准备情况。3月15日和17日，苏军又出动坦克、装甲车数十辆，步兵数百人，多次向中国守岛军民发起进攻，被全部击退。
　　对于珍宝岛事件，苏方最初的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苏共给东欧党发出的内部情况通报指出：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尽管苏联的这个通报不乏消除东欧各国在苏侵捷后产生的恐惧感的成分，但苏联军方对中国的反击缺乏准备还是事实。不过，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在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毕竟，珍宝岛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而且事件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中国对这次事件所做出的异乎寻常的反应。第一，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3月4日至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4亿人次以上。第二，中国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还说，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
　　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在代表中央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并说：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这即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
　　此后，苏联继续扩大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6月10日，苏边防军进入中国新疆伊犁州裕民县塔斯提地区两国边界的有争议地带，干涉中国牧民放牧，与中国边防人员发生武装冲突。8月13日，苏联军队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和武装部队300余人，再次进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的中苏边界争议地区，阻拦中国边防军人巡逻，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数十人，制造了一起带有报复性质的严重流血事件。同时，苏联还通过美国新闻媒介，扬言要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两国之间的战争空气更加紧张，中国的战备工作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临战阶段。
　　中国对珍宝岛边界冲突的反应，一方面是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的角度出发，对苏联的大规模军事威胁及核威胁做出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公开显示了中苏两国已经走到战争的边缘，双方关系的恶化已无法挽回。
　　毛泽东在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曾谈道，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1969年2月毛泽东就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四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看一棵珍宝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提出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陈毅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中苏之间发生较大规模武装冲突的现实，初步打破了国际上对中苏是否真正分裂、是否还会携手共同对敌的猜疑。对中国来说，苏联已经演变成为中国的首要敌人，这即为毛泽东寻求与美国实现和解，以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对中国外交做出战略性的调整，提供了中美安全利益相同的基点；而1968年苏联侵捷事件后中国给苏联戴上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则又为这种战略调整做出了革命理念、社会心理及逻辑上的铺垫。
　　珍宝岛冲突硝烟初散后，苏联随震惊而来的是满腹疑团，开始怀疑中国的动机、目的何在。他们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指责中国试图与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等国进行政治调情。可见，苏联已敏感地对中美联手抗苏的趋向忧心忡忡，故此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核威胁，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积极谋求缓和双方关系。而此时，使两国处于战争边缘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并摸清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意向，对于中国也更为有利。于是，毛泽东批准了柯西金（Kosygin,Aleksis）提出的来京会谈的要求。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举行了“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会谈中柯西金还提出了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并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目前五年计划(1970—1975)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以及研究互派大使等建议。周恩来答复说，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表露了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迫切心情。
　　9月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日柯西金即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国家间的专项协定。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向中国做出了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正式保证。显然苏联试图消弭与中国之间紧张的战争气氛，摆脱处于中美联合压力之下的被动前景。
　　然而，苏联领导人的口头保证并不能减轻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更无法完全消除其扬言对中国进行“核手术”给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所造成的心理影响，何况毛泽东也不可能仅凭与苏联的一纸协议，就更改自己调整中国外交战略方针的思路，从而造成国内和国际间认识上的混乱，因此，9月11日晚7时柯西金刚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做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句。对于柯西金提出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
　　中苏双方在会谈上的交手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苏联担忧中美联合抗苏，从而在保证不会对中国发动进攻之后，想避开边界问题上的争执，谋求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一再强调缓和苏中关系符合两国利益及社会主义阵营利益，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及对越南等国人民的支持。但是长期存在的苏联对中国的强大压力已经使毛泽东选择了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新的战略意向，对于苏联方面的种种建议自然就不会、也无须再加以注意。
　　此后，中国全国对苏备战的紧张气氛依旧持续升温。10月中旬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军民更是剑拔弩张，不可能再谈及对苏缓和问题。
　　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中国认为苏方态度有所后退。其后至1978年6月，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立场上的分歧，谈判虽然没有中断，但也无任何实质性进展。
　　这一阶段的中苏谈判是在中、美、苏三大力量进行斗争的国际大背景下举行的。苏联试图通过对中国打出和谈旗帜，争取时机，稳定东欧局势，巩固并扩展其在中东及亚洲的地盘，并在同美争夺中增加资本，求得主动。同时，苏联对中美关系缓和也颇感忧虑，所以要同中国谈判，打中国牌。中国响应苏联举行边界会谈的建议，一方面是要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谋求与苏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纠纷，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局势；一方面也是利用苏美矛盾，促进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以利于进一步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在世界事务中采取攻势，到处扩张的苏联。这次谈判持续了9年，虽未获得结果，但中苏两国边界毕竟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当毛泽东在对外实施反帝反修统一战线战略的力量分配上，不断加重反修的分量，将国际斗争的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开始考虑对两条战线作战的外交战略进行调整时，特别是在中国主要领导人过高估计中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对苏紧张备战之际，也就不能允许“文革”极左指导思想引发的中国外交领域的无序状态再继续存在下去。而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又有利于毛泽东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整合国内由造反夺权、派性斗争导致的混乱、动荡的局面。
　　应该说，毛泽东对外事领域的无政府主义失控状况及其负面影响已有所警觉，并不断采取措施予以纠正。1967年8月，毛泽东批评王力“8·7讲话”是“大、大、大毒草”。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外事系统的动乱局势由此有所缓解，外交失控现象基本得到控制。
　　从1968年3月起，毛泽东又针对外交工作中存在的种种“以我为中心”的做法，做出一系列批示，要求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对“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并批评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提法。
　　是年8月苏联侵捷行动，以及中苏边界冲突升级，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现状，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中国外交陷入困境的严重后果，于1969年3月中共九大召开前夕指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既而亲自做出修复对外关系的姿态，于5月1日晚，同周恩来等人在天安门城楼先后接见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赞比亚、瑞典、柬埔寨、刚果(布)、坦桑尼亚、几内亚等8国新任驻华大使；此后又在197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亚、非、欧4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并同一些使节作了重要谈话。毛泽东请使节们代向各国元首问候，以此明确表示中国愿意改善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
　　1970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反复谈到“文化大革命，乱子多得很”，“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查出来了，就是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有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集团在起作用，叫‘5·16兵团’”。此后，毛泽东在会见朝鲜军事代表团时更直接点明：有些人“趁机会名为造反”，“在北京砸烧英国代办处，印尼、印度的大使馆也遭殃了”，指责说，“那些人就是国民党”。12月18日，毛泽东又对斯诺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周恩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指示，采取了种种措施，集中纠正强加于人的极左口号和极左行动，使外交工作比其他领域较早地摆脱了混乱状态。
　　1968年6月，中共中央派军队干部担任外交部政治部军代表，不久，一批外事领导干部被“解放”；1970年初中央又向外交部派出了军代表。外交部革委会也于6月成立。外事工作逐步恢复正常。
　　1969年春节后，周恩来催促外交部改变中国驻外大使职位除埃及外全部空缺的不正常状态，指示无论新任或返任大使，要以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国等为第一批。根据该项指示，外交部于6月初下达了驻这三国大使的任命。至7月下旬止，周恩来先后指示和安排了14名驻外大使回任或到任。此后，中国陆续重新派出一批批驻外使节，使各驻外使领馆由大使等主要负责人回国参加“文革”运动而造成的长期出缺状况得到扭转。
　　1970年9月和1971年4、5月，周恩来还亲自部署外事部门批判极左思潮，针对“文革”以来中国同许多国家几乎中断来往，许多方面的活动停止的状况，提出现在是应该“开门”的时候了，表示反对把前17年的外交路线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不赞成到处搬用“反对帝修反”的口号；并特别指示外交部：搞外交不是坐“冷板凳”，而是“热板凳”，要积极、主动地与外界接触，自己给自己创造条件，开展外交工作。
　　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纠正外交工作中的极左偏差，改善和发展与各国关系的方针指导下，外事领导机构于1968年起，开始对以往主要由中国方面极左行为而造成两国关系损害的事件，或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内部接触，主动承担责任，积极恢复外交关系与修复对外关系，如修复与尼泊尔的关系，改善和恢复与缅甸的关系，修复与英国的关系，恢复并加强中朝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发展中罗、中南关系等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自1970年起，中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又有了明显的改善。中国同肯尼亚、突尼斯、布隆迪、锡兰(斯里兰卡)和加纳等国，或恢复、发展了外交关系，或进行了重要访问，或开展贸易、事务往来新关系，或致电表达相互合作与谅解的愿望。在此期间，在已建交国家中，除与苏联、印度和印尼的关系仍较为紧张外，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或发展。在1968年至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国实现外交局面新突破之前，亚非拉、欧洲、北美有11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以此观之，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又使“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工作比其他领域较早地摆脱了混乱状态，较快地回复到正常轨道，受破坏的程度要轻些。这即从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对外战略策略历史性转换的实现。
　　而当中国要调整对美政策，实现联美抗苏的外交战略目标时，一个新的矛盾呈现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面前，这就是援越抗美外交方针在中国新的对外战略中的地位问题。
第三节  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
　　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苏两国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调整中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与此相应，中国必然要面临一个难题，即如何处理与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的关系。这样，在19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并存着两种外交方针，一是坚持革命外交，继续援助越南打击美帝国主义，一是确立务实外交，寻求和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事实就是，中国在持续支持越南的同时，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敌人美国发展关系。
　　1965年，越南战争由“特种战争”发展到局部战争阶段。面对美国的战争升级行动，中国政府一开始就通过公开宣言和外交途径一再向美国提出警告，表示中国援越的决心。同时，当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请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时，4月8日，刘少奇在中越两党会谈中代表中国党和政府明确表示：援助越南的抗美斗争“这是中国应尽的义务，中国党应尽的义务”；“我们的方针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去，我们哪一部分去”。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这次会谈，中越双方签订了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的协议。随后，两国政府和军队陆续签订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援助越南的协议。
　　6月9日黄昏，中国第一批入越支援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工程队第二支队第一梯队踏上越南国土。此后，各支中国支援部队陆续进入越南。至1968年3月，中国先后入越的防空作战部队、铁道部队、国防工程施工部队、筑路部队等共23个支队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在越南北方执行防空作战，修建和抢修铁路、公路、机场、通信工程、设防工程等任务，协助越南军民保卫北方领土和领空。
　　随着越南战争的扩大，中国不断向越南无偿提供各种枪支、火炮、弹药、布匹、粮食等军用品，以及外汇。1962年至1966年，中国援助越南各种枪支27万支、火炮540多门、枪弹2亿多发、炮弹90多万发、炸药700多吨、军服20万套、布匹400多万米，以及大批蚊帐、胶鞋、副食、交通通讯器材等。从1964年到1969年，中国还向越南提供了各种现汇约1.8亿美元。
　　1966年6月，美国总统约翰逊（Johnson,LyndonB.）火速从美国和驻欧洲美军基地抽调10万兵马增援越南战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攻势。到8月份，直接参加战争的美军已近30万人之多。而是年美机轰炸北方的架次和次数也比1965年增加了一倍。
　　面对美国无视中国警告和世界舆论的谴责继续扩大战争的行为，7月22日，刘少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身份发表声明，宣告：“为了支持越南人民夺取抗美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人民准备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中国7亿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当日与次日两天中，北京和全国19个城市的600多万群众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准备在越南北方直接参战的决心，使美国不得不谨慎从事。美国在越南的行动一直受到限制，其地面部队始终未越过北纬17度线。
　　在美国将侵越战争进一步升级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一直密切关注越南南方战场的形势变化，并就作战计划等问题向越南领导人提供参考意见。8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与越方共同设想作战方案。毛泽东建议越方在越南最南边的金瓯半岛发展一点主力军，以吸引一部分敌人主力。他指出：经验是打出来的，信心也是打出来的，信心越打越高。你们抓到了规律，主要的经验是你们找到的。从60年到66年，7年了，逐步扩大，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胜仗。从很少的几支枪一下发展到了几十万军队。美国为什么要增兵?那还是因为你们的力量厉害。
　　当周恩来谈到中越双方这次设想第一期作战计划两年半，直到1968年底两个旱季时，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一定会打出一个明堂来，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你们手里，再有两年半我看情况会起变化。
　　但是事实上，在1966年初期和中期美国在越南南方战场发动的两次战略反攻中，面对美军现代化的装备技术和新的轰击手段，越南的一些部队感到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此后，随着美国不断向越南南方战场增兵，加强轰炸北方，至1968年初，越美实际进入一种拉锯战状态，双方的伤亡和损失都很大。越南方面不得不准备在持久战的基础上，争取扭转南方的战争局面，从根本上改变战场上的力量对比。由此，河内一方面不断通过苏联等第三国尝试与美国进行秘密接触，据美国官员统计，1968年以前关于美越和谈的大小试探共达2000余次；一方面集结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于1968年1月底对侵越美军和西贡政府军队发动了春节攻势。
　　这次新春攻势从作战结果来看失败了，但是它所显示的越南共产党人的战斗意志和战斗能力，以及战争场面的空前激烈和残酷，却极大地动员了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反战舆论。在反战运动、兵源不足、财政紧张等情况的压力下，美国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自3月31日开始“逐步降级”。5月，越美两国政府进行预备性会谈。10月31日，约翰逊政府宣布无条件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和炮击。
　　美国收缩其亚太战略的趋向，以及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宣布停止轰炸和袭击越南北方的事实，从客观上减轻了中国南部的压力，这即为中国调整对美政策提供了条件。
　　随着越南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都各自开始着手新的战略定位。其中，越美和谈活动成为此项定位的关键。就中国方面来说，对打开中美关系机会的最初把握，即突出体现在是年末中国领导人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上。
　　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对外战略的动向，首先表现为他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或者可以说，他在对越美和谈态度的把握上已经融入了战略考虑的因素。1968年后期，毛泽东不仅一直没有就越南在同美国和谈问题上的让步倾向发表意见，而且还在11月14日听取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会谈情况的汇报后指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接着，他又在11月17日会见范文同时明确表示赞成越南又打又谈的方针。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与他以前所坚持的越南不能降格以求、防止受欺骗的意见相比较，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变化的要点不是在形式上赞成边打边谈，而是从内容上有所突破，其突出反映为两个层次，其一，中国不要再过多干涉越南方面与美国的谈判。其二，越南可以做出让步或妥协，上些当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种转变的意义在于，它向越南人明确表示北京已决定不插手越美和谈问题，不再反对河内的让步政策，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灵活性。
　　时隔数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也特别谈到：对帝修反的斗争要讲策略，总要有战略部署。一个时期总是要抓住一个主要的敌人和它最忠实的伙伴，集中打击它。以此进一步诠释了毛泽东这时关于对美对越关系的战略思考。此后，由于华盛顿在考虑结束越战问题时一开始就希望中国能够影响越南在谈判中让步，故而，中国方面于考虑中美和解与越战之间的关系时，实际已把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当作了一个重要筹码。
　　1969年初尼克松(Nixon,Richard)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后，越美四方谈判在巴黎正式启动，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此时，中美双方都看到了改变以往僵硬立场的必要性，尼克松开始将调整对华政策的目标建立在通过改善关系，拉中国助其解决越南问题，同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基础之上；中国也做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集中力量对抗苏联的新的战略抉择。中美双方开始信息呼应，探索恢复关系的可能性。
　　不过到4月以前，中美两国关系实质上仍然冻结在互不了解、互不信任的敌对状态。中国在以务实精神实现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尤其注意不放弃自己革命外交的原则，并以越南问题为轴心，促进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
     由于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中苏关系恶化的程度，尼克松这时曾公开暗示在遏制中国方面，美苏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这无疑加重了中国的忧虑。为此，中国一方面重新提醒越南领导人警惕被美国和苏修的对越策略所欺骗，主张少把正式时间耗费在巴黎和谈上；一方面由林彪在所作的，同毛泽东讨论确定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将打倒美帝和打倒苏修并提，强调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此将中苏珍宝岛冲突的文章做大，既让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
     美国这时看到了实现美中苏三国战略性三角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1969年6月开始至1970年初，尼克松“联华遏苏”的战略构想逐步成型，美国方面在对华关系上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更为主动的步骤。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做出战略性调整的大思路也基本确定，中国加快了寻求与美国和解的步伐，以集中力量对抗苏联。
　　随着越美和谈的进行，在与美国为打破双方关系僵局进行的探索和呼应中，中国一方面重申坚决支持越南的立场，一方面则把对越援助着重放在了经济援助上，开始向越南方面强调，不能过于依赖其他国家的武器装备援助，应严格遵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表示：过去建议越南应组织大规模战役，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认为这个建议是不可行的，着手陆续撤出在越南的中国支援部队，并将对越主要武器装备的援助较1968年减少了近一半；对于越美和谈，也再次表达了不干预的态度。
　　当然，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诚意仍然抱有怀疑态度。由此，尽管1970年初中美双方在第135、136次大使级会谈中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进行探讨时气氛空前的缓和，但是当美国4月30日出兵柬埔寨，将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半岛之后，中国立即旗帜鲜明地支持以西哈努克（Sihanouk）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及王国民族团结政府。5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LeDuan）时再次提出越南飞机可以到中国降落，并强调：谈判可以谈，但是主要应该打。5月18日中国正式将推迟与美国会谈的决定通知美方，接着在5月20日原定举行中美会谈之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中国中断中美会谈，使两国和解进程实际上停滞下来，以及毛泽东在“五·二○声明”中没有延续中共九大的提法，而是只号召打倒美帝，以此对美国出兵柬埔寨的行动做出强烈反应，显然是在给美国施加压力，其目的主要有三点，其一，向美国方面表明中方的立场：中国在做出与美和解新的务实的战略抉择时，不会放弃支持和援助印支三国人民的革命方针。美国要想恢复同中国的邦交，其前提必须是逐步减少对印支地区的介入。其二，中国要加快对美缓和的步伐，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渠道显然已不能满足这种要求，需要促进美国及早与中国进行更高层次的对话、更实质性的接触。其三，由美方对此的态度试探其缓和美中关系的诚意和决心。
　　一番较量的结果是，在中美会谈中断期间，基辛格(Kissinger，Henry)做出了华沙这条渠道太“受约束”的结论。美国在6月中旬又重新开始寻求同中国进行接触，尼克松并于6月30日宣布从柬埔寨撤军。美国的这种反应，正好符合了中国预想的目标。于是，中国政府也着手考虑恢复与美国的联系。
　　美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后，1970年7月中美双方重新寻求靠拢，就举行高级会晤问题互致口信。此间，中国方面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范文同时谈道：我看你们能进行外交斗争，你们做得不错。起初我们有点儿担心你们会上当，现在不担心了。是年，中国对越南主要武器装备的援助与1969年比继续减少。
　　中美两国向着高层对话阶段前进时，1970年末，美国为迫使越南接受其谈判条件，将战争又一次升级。这次，中国没有中断中美之间的联系，而是采取了务实而不屈从、革命而有限度的更为灵活的步骤。
　　其一，12月11日，中国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的军事冒险行动，并于次年3月在尼克松通过发表外交政策年度报告重申美国渴望与北京改善关系，向中国发出明确信息后，同越南共同发表联合公报，明确向美国做出不惜与美国一战来支持印支三国人民的警告性回复，并间接向美国重提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以此对美国施加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还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
　　其二，与此同时，中国又注意为继续打开中美关系留有余地。1971年2月4日，乔冠华在同挪威驻华大使的谈话中谈到，中国了解美国政策的新动向，并表示特别希望同基辛格会晤，还特意要求他提请美国方面注意这段话。
　　美国方面注意到了中国方面发出的这个信息，不仅在一个官方文件中首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称呼，而且继续放宽对华贸易限制。此后不久，毛泽东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世界。4月21日，周恩来适时通过叶海亚·汗（YahyaKhan）向尼克松发出邀请，尼克松转达了亲自访华的口信，并提议由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来华举行预备会议。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
　　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即将举行的中美高层会晤，其中关于越南问题，会议报告提出：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支三国撤走；认为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撤军和巴黎谈判，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可见，中国领导人在为会谈做准备时，已考虑到要在和谈问题上帮助越方做美国的工作。其后不久，周恩来7月5日会见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惠特拉姆（Whitlam,Gough）时，表示北京现在赞成召开包括非亚洲国家参加的解决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而一年多以前，中国方面曾坚决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类似建议。这实际表明，中国方面此时设想通过中美高层接触和举行国际会议，来促进越南问题的解决。
　　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国一方面亮出了上述关于解决越南问题的立场，一方面又特意点明中国没有派出一个战士去印支战场打仗；同时提出中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四点立场，[1]提醒说，如果尼克松访华期间这些问题不解决，他的访问成果是什么？中美双方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以这种方式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迈出与中国和解的步伐。三个月后，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中美双方就尼克松访华结束时将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
　　中美两次高层接触的结果是，其一，双方在各自的主张中看到了共同点。会谈时，美国表示从越南撤军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才能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则强调不会放弃援越的革命外交方针，为已同美国谈了15年多的台湾问题而牺牲越南的利益。两者虽然初衷不同，但客观上都已把解决美国撤军问题放到了首位。
　　其二，中国方面看清了美国在阮文绍(Nguyen VanThieu)问题上不会让步，于是，为尽快结束越战，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开始转而劝说越南方面先解决撤军问题，委婉地劝越南领导人不要再坚持搞掉阮文绍。
　　其三，中美双方互相摸清了各自对苏联威胁的认识，不仅明确了在反对苏联的霸权问题上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事实上还通过讨论印巴冲突时达成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一致意见，迈出了联合起来间接对抗印度背后的苏联的第一步。美国方面由此基本消除了对中国的猜疑和担心。中国方面则从基辛格关于美国不要求中国停止援助越南、在军控问题上不会迫于压力提出反对中国的方案，以及准备不断向中国通报关于核问题情况的承诺，增强了坚持援越抗美与寻求中美和解同时进行的信心。
　　为了消除河内的疑虑，基辛格离京后周恩来即秘密访越，通报情况。尽管越南领导人表露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但是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的大局已定，不可能再为越南的反对而改变自己的既定方针。因此，当11月22日范文同在与毛泽东的会见中要求中国拒绝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回绝了。
　　面对越南的不满及越苏接近的趋向，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妥善解决转变对美政策中的务实与革命的矛盾问题，更加迫切起来。由此，中国一方面以极其热烈和隆重的方式破格接待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在11月25日发表的中越联合公报中重申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是中国不可动摇的既定方针，重新肯定越南方面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两个基本点：美国必须全部和无条件撤军；必须放弃对阮文绍集团的支持；一方面以大规模援越作为补偿。是年，中国与越南签订了7项无偿经济、军事援助协议，折合人民币36.14亿元，占中国该年度援外协议总额度的48.67%。这个数字足以说明中国此时对援越问题的重视。
　　1972年1月初，为尼克松打前站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Haig,AlexanderM.)一行抵达北京。在1月4日同周恩来的会见中，黑格转达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几点口信，其中有关越南问题的是：美国已经做了种种让步，而越南还在袭击。“对所有这些行为的解释只能是，河内努力要侮辱美国，而这种侮辱是任何大国都不能接受的。”口信还特意将越战与苏联对华威胁联系到一起，说“东南亚战争的继续进行只能给莫斯科提供机会，使它得以加强它在河内的影响，从而发展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包围计划。”并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能力必须得到维护。”这个意见实际是在曲折地施加压力，以使中国能敦促越南对和谈条件做出让步。
　　对于美国向中国打苏联牌的意向，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指出：“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中国的独立、生存能力都让你保护，危险得很呀！”并肯定《对美方口信的答复》说：“好，我看可以给他讲”。这些美国人啊，“你不顶他一下，他就不舒服。”在毛泽东看来，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对抗苏联是中美双方的共同需要，而不是中国有求于美国，更不能为此放弃对印支人民承担的义务。此后，周恩来在第二次会晤黑格时，向美国方面明确表明了中国不会在外交战略的调整中牺牲越南利益，以及尼克松不能以保护者的姿态来中国的态度。
　　2月21日上午，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周恩来、乔冠华在与尼克松、基辛格会谈中讨论越南问题时，仍然坚持不干预越美谈判的立场。而毛泽东则在会见尼克松时指出：“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以此进一步示意：中美双方目前只有一个敌人，即苏联，为对抗共同的敌人，两国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对于中国不向河内施加压力、不干预谈判的立场，美国方面虽然有些失望，但只要北京采取不卷入的姿态，而非重新鼓励河内穷追猛打，他们就满意了。
　　2月27日，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在上海正式签订了以《上海公报》着称于世的中美《联合公报》，并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公报》的内容。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正式发表。《公报》声明，中美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关于台湾问题，美方在公报中声明：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中美《上海公报》的签署，使双方在台湾问题和共同反霸问题上正式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为以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周恩来于3月初再次亲往河内通报情况时，既迂回地表明了中美关系打开后，北京希望巴黎谈判能够谈出成果的态度，又以自我批评的姿态，以及中方在中美和解与援越抗美的关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安抚了越南领导人。只是在河内看来，中国与美国结束敌对状态，即如两个兄弟，一个兄弟和别人打架，另一个兄弟却与那个兄弟的敌人握手。因此，黎笋对周恩来说：“尼克松已经和你们会谈过了，不久，他们就要更猛烈地进攻我们了。”中越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
　　3月底，越南军队在越南南方战场发起全面进攻后，尼克松政府一方面采取报复行动，大规模恢复对越南北方的空中轰炸和海上布雷，一方面向苏联和中国施加外交压力，希望苏中两国能迫使河内回到谈判桌前。面对美国的压力和越南的离异倾向，中国方面继续表明了支持越南抗战，不介入和谈问题的立场，同时开始大规模援越行动。根据中越两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于5月开始再次派出汽车运输部队、海上扫雷部队等，入越执行援助任务。正是在中国的帮助下，1972年进入越南的援助物资以及从越南北方运往南方的物资比1971年增加了近一倍。
　　此时，在越南问题上的军事行动及和平谈判都进入到最激烈、最关键的时刻。由于美苏于5月份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使中国认为，美苏有接近的趋向，其将威胁到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外交战略；另外，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的关键是台湾问题，而解决之的先决条件是越南问题，这已是北京和华盛顿双方都坚持的一个基点，因此，中国希望美军及早撤出越南，以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进一步实现中国联美抗苏的既定战略目标。而且，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战争的结束实际将更有利于越南以后统一南北两方的军事行动。这样，中国对越南的外交方针，特别是对巴黎和谈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一方面尽量满足越南的一切物质要求，为越南以后的统一战争奠定基础，一方面积极劝告越南和压美国适时结束战争，同时继续保持中美之间的接触。
　　6月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时，中国方面对实现越美停火的兴趣更大了，尽管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没有改变对越南问题的原则立场，但在与越南方面接触时，态度已有所不同，开始示意其应回到谈判桌前。
　　7月12日，周恩来建议黎德寿(Le Duc
　　Tho)直接与阮文绍及其代表谈。当范文同8月份来中国云南昆明休假时，周恩来又派人去向范文同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在南方成立左、中、右三派联合政府是对的，先让美国将军队全部撤走，联合政府可直接与阮文绍谈判，争取一个过渡时间，休整后再打，最后取胜。周恩来并于8月18日在京会见了黎德寿。
　　在河内放弃谈判而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中国强调谈判的正确性，明显具有提醒越方恢复谈判的意思。鉴于越南始终坚持以美国撤换阮文绍为停战的条件之一，周恩来的建议和毛泽东的意见，实际已表明北京不赞成河内继续在这一政治主张上僵持下去。毛泽东还进而明确了这种提议的策略性理由，即先“送神”，再休整军队，然后于无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一举完成统一大业。此后，8月下旬，黎德寿在巴黎提交了关于谈判问题的新建议，主张联合政府的建立将既包括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也包括阮文绍政权。这是河内首次表示接受西贡政权。越南方面的这种转变，显然表明中国方面的影响是起了作用的。
　　与此同时，中国也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于10月25日巴黎和谈恢复以后，由黄华带信给美方，劝告美国抓住目前极为有利的时机结束越南战争。乔冠华则在11月13日基辛格宴请他时劝美国做出让步，说大国是有能力采取宽大态度的，不应该仅仅为了得到南越而丧失全世界。
　　是年末，中国方面已不能容忍在越南问题上再出现反复了， 12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阮氏萍（Nguyen ThiBinh）时说，如果巴黎和谈成功，那么不仅越南南方，而且北方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时隔一天，周恩来也劝告长征（TruongChinh）：这次谈判要认真去谈，目的是要谈成；并在翌年1月3日再次示意黎德寿，战争结束已不会影响越南下一步的统一问题。
　　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协定签字，越南战争结束。中美双方都着手进一步落实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2月初，尼克松批准美国向中国出售包括4架飞机等装备在内的8套惯性制导系统。这应该是中美之间在军事上初步合作的开始。不久，基辛格于2月15日第五次访华，再次向中国领导人强调双方所面对的共同威胁；毛泽东则在会见他时第一次明确向美方提出了“一条线”的联合反霸战略。3月，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5月1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和北京互设联络处，两国共同朝着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19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越南战争的大背景下，面对苏联的威胁，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中美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现实基础。而美国收缩亚太战略，越美和谈开始，越战暂时降级，客观上减轻了中国南部的压力，则为中美接触提供了机会。中国适时确立了新的对外战略的大棋局，既走出了转变对美政策的务实的一步，又不放弃援越抗美的革命步调，始终把握住了坚持既定援越的立场、不拿原则作交易的中美关系调整的界限，并由此取得了以小国关系带动大国关系发展的效果。
　　在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中，越南问题是中国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中美缓和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越南因素。中国虽然为了避免破坏中美和解的进程，没有为消除美国对越南施加的军事压力而采取激烈的措施，但是也没有如某些越南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损害越南这个盟友的利益。实际上，1971-1973年中美关系实现和解时期，恰恰是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经济、军事援助协定的金额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援越的规模十分庞大。
　　由于尼克松政府在勃列日涅夫政府的攻势面前将安全利益放在首位，重视维护与中国在反对苏联扩张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以及在试图利用河内的盟友敦促和平解决越战的策略中更着眼于莫斯科，因此，对北京支持和援助河内的立场及行为表示了谅解。中美和解的进程没有因越战问题而遭到破坏。
　　就此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质而言，革命性仍然是最根本的。在中美两国寻求缓和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始终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推迟世界大战，促进世界人民革命，实际依旧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只是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开始强调既要有高度的原则性，也要有非常实际的精神，这种务实与革命相结合的基点就是，利用矛盾，着眼于人民。所谓搞世界革命，就要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促进革命。由此，支持越南抗战和取得民族统一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援越的方针、目标也是贯彻始终的。越战结束后，中国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完成了统一事业。
　　中美实现和解，中国实际退出冷战，是中国外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一步，引起世界巨大反响，不仅使整个亚太地区因美国长期封锁中国而造成的紧张局势得到缓解，而且直接促成了中日两国于1972年9月29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关系僵局的打破，以及1971年10月25日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自1971年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7月16日中美双方共同发表尼克松总统访华公告始，至1973年5月中美双方互设联络处，中美两国共同朝着正式建交的目标迈进一大步止，除日本外，中国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26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2]
　　不过，与中国外交实现重大突破相随而来的是，中越关系逐渐步入低谷，越南最终投入苏联的怀抱，苏越结盟共同对付中美，给中国的周边环境注入了新的不安全因素。
　　[1] 即：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及“台独运动”；美方不再重申台湾地位未定。
　　[2] 此阶段建交国共27个。其中1972年12月底以前26个，1973年5月以前1个。
第四节  中苏越盟友关系的转变
　　1960年代中至70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和援助越南进行抗美战争之时，正是中苏关系从分裂走向破裂、敌对乃至对抗的时期。此期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苏联军事实力和战略目标的再认识。这种认识成为中国观察国际、国内形势和调整对内、对外战略方针的基础，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苏两国共同援越抗美的行动，并导致中越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
　　此期从苏联方面来说，要向对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实施控制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与中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形势下，苏联必须紧紧笼络住越南这个盟友，才能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全包围态势，以保证自己在中美实现和解后不至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就中国方面而言，要让越南这个地区性大国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就不能容许苏联取得对越关系的主动权，将越南纳入其战略势力范围，进而填补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从南面威胁中国，合拢其对华包围圈。
　　而对于越南来说，即便在1960年代末即已决定与苏联结盟，但为了不失去中国的最直接、最及时的大量援助，还是在中苏对峙中一直努力维持表面上的中立态度。但是苏联加强援越后，越南得到了从赫鲁晓夫那里得不到的东西。对苏式先进武器的依赖，使越南与苏联的关系日趋密切。越苏走到一起的前景，必然令视苏联为国家安全主要威胁的中国戒心倍增。
　　这种种因素，决定了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不但不可能重新携起手来共同行动，而且还注入了相互较劲、争夺越南的利害冲突的成分，从而使中苏双方在同时援越的过程中摩擦不断，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后，改变对越南抗美斗争的“脱身”政策，开始不断加大对越军事援助的幅度，并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先进武器装备。1965年2月初柯西金访问河内，苏越签订了关于加强对越南防御能力援助的协定。4月，黎笋率团访苏。苏越经双方会谈，确定了包括军援在内的进一步援助的具体方式和数量。同期，河内的关键性防空区域已获得了苏联提供的大量高射武器装备。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是年一年内苏联就向越南提供了1亿多美元的军事装备。
　　1966至1967年，莫斯科又承担了向越南提供5亿卢布军事装备的任务。在1967年前，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的50%是给越南的，其中近60%是军事援助。虽然苏联对越援助的总额还落后于中国，但其中军事援助部分却大大超过了中国。
　　到1968年，苏对越军援数额已达3.57亿卢布，占是年苏援越总额5.24亿卢布的2/3强。而是年苏联的对越援助额也已占到社会主义国家援越总额的50%，在数量上也超过了中国。
　　1969年初越美和谈开始，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后，苏联对越军援数额虽然有所降低，但总计仍达2亿美元。从1965年到1973年，苏联共向越南提供了10亿卢布的经济援助和2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勃列日涅夫以加强对越军事和经济援助作为加强苏联在东南亚地位的巨大杠杆，其功效颇为显着。越南领导人曾反复强调说，苏联的军事援助对越南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其援助的巨大数量和效果也是不容置疑的。越南“深深地、真诚地感谢苏联所给予的援助”。苏联在越南的地位大大提高，越南与苏联的关系转而趋向密切。
　　对于苏联调整对越政策，大规模军事援助越南后，苏越关系的发展及其对中越关系的潜在影响，中国方面一开始就十分关注。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当政时，苏联不能把中越分开，因为苏联对越援助不大，而现在苏联加强了对越南的援助，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如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所说：“我们总担心站在我们中间的修正主义者。”为此，中国领导人反复告诫越方：苏联的援助不真诚，他们的目的一是孤立中国；二是进一步控制越南，改善苏美关系；三是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给中国制造麻烦，也可能给越南制造麻烦。苏联就是要在中越关系中投下阴影，分裂越南和中国。可见没有苏联的帮助更好一些。
　　在越南方面显示出感激并倚重苏联军事援助的倾向后，中国方面于处理对越关系问题上采取了某些强硬的态度。周恩来和邓小平在1965年与胡志明的一次会谈中，针对越南方面有人提出的来自北方的威胁问题表示：如果胡主席也认为中国威胁越南，中国就把部署在广东、广西的几万驻军撤走，放到北方去。苏联正在威胁我们。
　　对于苏联在1965年4月17日就黎笋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访越成果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公开宣称：“如果美国强化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苏联政府于必要的情况下，在越南政府请求时同意苏联公民前往越南”的宣传，周恩来在10月与范文同的会谈中提出：我不支持苏联志愿部队赴越的想法。彭真、罗瑞卿也同意我的意见。
　　1966年3月，周恩来在同黎笋谈到越南要求社会主义国家派出志愿飞行员时，特意提醒说：苏联可能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了敌人。你们从苏联飞行员那里得到的还不足以补偿他们给你们所造成的损失。8月，他又以中国的支援部队是正规军为由，正式向范文同提出：中国可以拒绝其他国家派遣志愿军到越南的要求。
　　是年4月中越两国代表团会谈时，邓小平向黎笋、阮维桢提出：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这使我记起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对越南的问题“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他是有远见的。这种“过分热心”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因为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不过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将立即撤走我们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周恩来和邓小平并声明说：你们将苏联的援助与中国的援助相提并论，这对我们是个污辱。因此从现在起，在你们提苏联的援助的时候，不应提中国的援助。
　　在越南抗美战争形势紧迫之际，中国这种强硬的表态，已带有了明显的施加压力的性质。对此，越南领导人在极力表白自己并不担心中国控制的同时，对中国的离异心理事实上也加强了。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恶化的现实，也将两国重新合作、携手援越的道路封死了。1966年2月底日共代表团访华，日方同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讨论通过的公报草案不仅在批判修正主义时未点苏联的名，而且还提出了关于建立包括苏联在内的反美国际统一战线、与苏联统一行动援助越南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向日方表示：你们这种态度是受到苏共领导欢迎的，但是我们不欢迎。毛泽东还否定了宫本显治所说的：虽然不直接同苏共领导采取联合行动，但可以同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采取联合行动的意见。他认为：国际民主团体的活动用处不大，不可过高地估计它的作用。就是写出最好的决议也没有用。对于毛泽东而言，中国决不可以与修正主义苏联在援越问题上搞联合，双方只能是分别行动，各援助各的。
　　只是，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大目标下各行其是的同时，因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又不能不在对越援助的过程中发生接触，进行某种形式的协作，矛盾和冲突由此而生。自1965年初越南战争扩大后至1969年，中苏之间在援越抗美问题上不断发生摩擦和冲突。
　　1965年3月中国就曾拒绝过苏联方面提出的于中国领空开辟空中航线，供苏联运送米格-21飞机和其他武器及苏联在越军事人员所需物资等要求；此后，1967年5月苏联再次旧话重提，要求经中国领空转运米格-17和米格-21型飞机各12架，中国方面继续予以拒绝。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物资比较便利和现实的途径是通过中国的领土，因此，在整个援越抗美期间，中国铁路成为免费转运苏联和朝、蒙、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至越的一条重要通道。此期，中苏双方围绕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问题发生的矛盾斗争，则更为复杂、尖锐和激烈。
　　1970-1972年越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中苏关系也由敌对逐渐转入进行政治与军事的对抗。与此相应，越南问题更加紧密地与中苏两国各自的战略利益联系到一起，这令中苏双方都开始注意在援越问题上寻找新的机会。
　　苏联着手与越南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其援越方针出现新的动向。1971年4月苏共二十四大后，苏联方面认为，越南的社会舆论已明显地朝着更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虽然越南劳动党的总路线还保持与苏、中的结盟不变，但是出现了发展和巩固同越南关系的新的机遇。而苏联以越南为依靠，就具备了在印度支那地区确立自己政策的更大的可能性，这则有可能成为苏联通向整个东南亚的一把钥匙。为此，苏联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对苏联有利的情况，将短期（每年）援助向有计划、以长期合作为基础的援助过渡，而且不能让对越经济技术援助脱离苏共的政治路线；在军事合作领域内，则应继续在接近苏联的、较现代化的基础上重新装备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力量。
     与此相应，中国的援越抗美进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其突出特点就是，与1960年代相比较，对越物质援助的力度大大加强。
     中国方面这种变化的基础在于，第一，越南劳动党的领导权在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后，实际已完全为亲苏势力所控制。鉴于此期中苏关系的状况，印支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故而，中国对苏越关系的发展更加敏感，希望通过加强援越来拉住越南，防止其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第二，中越要抢在越战结束、国际监督之前，把更多的武器军火运到越南南方去，为随后越南北方进行统一南方的战争做准备。
　　第三，此阶段中国着重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改变面对美苏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实现与美国的和解，联合美国与中美的首要敌人苏联进行对抗。为此，中国要支持越南在南方战场上对美展开的战略进攻态势，以取得更大的军事胜利，压美国从速由越战泥潭中拔足；同时劝说越南在和谈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求尽快结束战争，避免因越战的拖延不决而妨碍中国联美抗苏战略目标的及早实现。
　　这样，中国在加大对越援助力度的同时，对苏联加强援越、特别是对苏联援越物资过境的态度和方针也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国在大规模援越行动上的矛盾和冲突趋向缓和，苏联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进展比较顺利。尤其是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1972年3月开始发动全面军事攻势以后，这种变化表现得更为明显。
　　不过，尽管中苏在援越问题上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有所降低，对越南来说，所感受到的中国方面的压力也随之减轻，但是，越南的首要敌人是美国，为了彻底赶走美国人，越南需要并且倚重苏联的援助。由此，越南与中国离心离德的趋势事实上已无可挽回了。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线的做法，无疑加重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异心理。对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我们坚持反帝必反修，这两件事不能分开”的意见，越南领导人即曾表示：我们之间的判断有所不同，主要是如何评定苏联的问题。你们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我们不这么说。其他一切问题都植根于这种评判之中。越南领导人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所依据的应该是国际主义原则，而不是其他。
　　特别是，当中国要求越南在反修问题上同自己保持步调一致时，苏联则加紧了拉拢越南、打击中国的步伐。此期，苏联不仅在对越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方面与中国一争高低，努力提高自己在越南的地位；而且还密切关注将越南纳入苏联轨道，使其对外方针政策的倾向由北京转向莫斯科，以及增强河内对东南亚地区影响的前景。尤其在中美开始寻求接触之后，苏联方面对越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充分利用所谓“苏联在印支事务中路线的一贯性和国际主义原则与北京政策自私自利特征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挑拨越南认为中国调整外交战略是对越南的“出卖”和“背弃”，以此激化中越矛盾，同时支持和鼓励越南增强独立自主的意向，鼓动越南依靠苏联顶住中国的压力。
　　这样，中越之间的裂痕不断增大。此期，越南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影射攻击中国的文章逐渐增多，宣传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越南的“侵略”，制造反华舆论。越南政府则开始向中国入越军队封锁越军内部情况、兵力数字、战况等军事情报，以及与美接触、探讨和谈可能性等外交行动的消息。
　　1971年，中国为排斥苏联插手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提出了建立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五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构想，越南未予接受；次年，当中国提出派两个师的军队去越南帮助抢修铁路和桥梁时，又遭越方婉拒。越南对中国的戒心进一步加重了。
　　随着苏联对越南事务的“插手”，中国对越南的最大援助已由物质转为精神，即“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理论”，而越南对中国援越意义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是对越南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现在则只是“基本因素之一”了。即如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长张如磉所回忆的：党早已决定同苏联结盟。向这个方向移动，早在1969年就开始了。而胡志明的逝世，为正式做出这项决定铺平了道路。之所以没有发表什么公开的宣言，就是因为还需要中国的援助。
　　越南在其进行的抗美救国战争中，既需要中国方面最直接、最及时的大量支援，又不愿放弃争取苏联方面的最大援助，结果是夹在中苏之间，常常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由此，中越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强，矛盾冲突给双方都造成了一些伤害。两国关系渐渐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以后的兵戎相见埋下了伏笔。
　　总之，在国际冷战格局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在越南战争这个舞台上，中苏既受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国际共运中的形象等问题的束缚，又要权衡各自的利害得失，并以此为准绳确定自己的方针和行动。故此，中苏援越抗美的斗争才得以顺利发展。只是从国家安全利益及地缘政治利益的角度看，中国强硬的反苏倾向和方针政策也从某种程度上使苏联感到了潜在的威胁，进而下定了介入越南问题的决心。从此，苏越关系趋向密切，中越关系逐渐走入低谷，苏联最终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使中国实际上处在了一种新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
　　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角度考察此期中国在对美苏和对苏越两个三角外交中政策的定位和变化，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从大的趋向上看，中国外交方针的侧重点这时已开始了由革命向务实的转变。因此，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虽然实现了自己打开与美关系的基本目标，看到了联美抗苏的前景，却未能继续保持住同越南的友好关系，并且还不得不在排除了美国的威胁之后，面对来自南方的苏越联盟的新的挑战。
　　第二，大国、强国之间的关系固然是冷战格局构成的主要因素，但小国、弱国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在两个大球对抗的天平中，小球的滚动方向往往会使力量对比发生重要的变化，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变化。越南以其在大国的战略考虑和决策中所占有的位置，既已成为大国对抗中不容忽视的因素，随着战争的结束，当大国在相互牵制的复杂状态中形成力量平衡时，作为小国的越南的独立作用也就更加突出。1970年代初中国与美国实现和解后开始联合对抗苏联，越南则同苏联结盟共同对抗美国和中国。
　　第三，在亚洲冷战的框架中，参与其间的两大同盟或集团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强国为首，各自强调同盟或集团的共同利益。由此，在盟国内部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的关系中，当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代表的盟国全局利益与小国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的利益,矛盾分歧相应而生。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利益，或盟国中的主导国家发生角色变化后，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也即失去约束力，其结果便是盟国或集团的分裂、瓦解。就社会主义集团的情况而言，中苏关系是这样，中越关系实际也是如此。
　　第四，以冷战时期世界格局的变化而论，亚太地区与欧洲地区有着明显的不同。欧洲是两大阵营、两大军事集团进行对抗的典型的两极格局，具有成熟的政治、安全、防务协商机制。亚太地区则呈现为多元结构、多种军事力量并存，其难以形成欧洲式的对话机制。在亚太地区，双边关系，包括双边对话机制、防务联合等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故此，亚太地区形势往往受到此地区主要国家双边关系变化的影响。由中苏兄弟分家而至的中美、中越、苏美、苏越关系的变换，即影响到了亚太地区冷战格局演变的趋势。换言之，随着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冷战格局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1950年代的亚太冷战中，中苏结盟共同对美，中国始终处于反美的前沿，中美之间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进入1960年代，中苏同盟的破裂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及至1970年代初，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而中美联合对苏，美苏重新站在冷战的第一线，则使国际冷战格局出现了继朝鲜战争后的第二次转型。
　　思考题：
　　1、“文革”政治运动与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的关系是什么？
　　2、中苏关系怎样影响了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3、在中美和解过程中中国对越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如何？
　　4、苏联势力扩展到印度支那的契机是什么？
　　5、为什么说到1972年中国实际上退出了冷战？
　　参考书目：
　　1、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1996.
　　2、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3、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4、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
　　6、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沈志华 2013-08-28 10:2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