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现象，革命派作出的头一个直觉性的反映，是把它说成清朝反动统治“天运将终”的先兆。有一篇文章说，“是以彼苍亦为不平，凶灾层见，兵刀水火，无日无之。”武昌起义后不久，湖北的革命党人在《致满清政府电》中也说，清朝政府已经“人神同嫉，天地不容。以致水旱迭臻，彗星示警，祸乱无已，盗贼纵横，天人之向背，不待智者而后辨也。”这种解释还没有脱出“天象示警”的传统灾荒观的樊篱。

 

 

　　不过，革命派在大多数场合，并没有停留在这样的认识水平上，而是透过灾荒，进一步寻求和揭示与灾荒相关联的种种政治因素，从而得出正是反动统治的“人祸”导致了或加深了“天灾”的正确结论。革命派认为，灾荒的根源，与其说首先是自然的原因，不如说更主要是社会的原因、政治的原因；自然灾害发生得如此频繁，难以抗拒，从根本上说来，是腐朽的封建政治造成的。这一点，孙中山讲得最为鲜明与深刻。他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指出：“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官吏贪污和疫病、粮食缺乏、洪水横流等等自然灾害间的关系，可能不是明显的，但是它很实在，确有因果关系。这些事情决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和无知的后果。坚持这说法，绝不过分。这些事情主要是官吏贪污的结果。”在孙中山以前，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人以如此敏锐的目光、如此深邃的思维和如此清晰的语言来分析和说明灾荒问题。革命党人在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实际上为孙中山的这个说法提供了具体的论证。例如，有两篇谈到黄河之患的文章，就指出：“黄河北徙（按：指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后的黄河大改道），每一漂没，数十州县无墟落。虏廷吝财，委其事于疆吏，疆吏遂藉为吞款邀功之地，动以河工括民财”.“虏清之治河，则驱逐农民，动辄数千万，以供官吏之指挥，急则湮之，缓则弛之。剜肉补疮，卒靡所益，费民财以万计，曾不能一年之安。”辛亥前一年发表的《论革命之趋势》一文，具体揭露了某些封疆大吏怎样贪污赈款，草营人命：“江北巨灾，集赈款五百万，虏帅端方侵蚀三百万，又虑饥民为变，遣军队弹压之，示以稍反侧即立尽，于是饥民皆枕藉就死，无敢有蠢动者。陕、甘旱荒，至人相食，虏帅升允漠然不顾，十室九空，积尸成疫”.“专制之淫威”使“人命贱于鸡犬”，“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民之死于无告者，其数尤伙。”这种声泪俱下的控诉，有力地揭示了封建政治的吃人本质。

 

 

　　封建统治者常喜欢宣扬他们如何“深仁厚泽，沦浃寰区”，一遇灾荒，就蠲免钱粮，发帑赈济，似乎一片慈爱心肠。革命派对此针锋相对地指出，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欺骗！1903年的一篇文章写道：“钳束之酷，聚敛之惨，而尤为世界所稀有。山西之食人肉，河南之贩人头，此二年前回銮时之真象也。……汝今犹曰：‘自其祖宗以来，深仁厚泽，各直省地方，遇有水旱，无不立沛恩施’者，自欺欤？欺人欤？”一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了清政府赈灾的欺骗性，或者，统治者对灾荒根本无动于衷，不予置理：“淫妇那拉氏南面垂帘，百般剥削，以供其游乐宴饮之资。拨海军费以修颐和，移大赔款以供庆寿，而于我民之水旱馑饥，毫不为之轸念。”“倒行逆施，残民以逞，驯致饥馑旱干之罔恤，呼号怨怼之弗闻，声色狗马之是娱，土木兵戎之继起。”或者，象征性地拿出一点赈款来，聊以点缀门面：“去岁（按：指1909年）粤省水灾，灾民流离，衷鸿稨野，再电乞赈，清廷仅饬部拨款十万。及西藏达赖喇嘛入京，每日飨其缁徒万四千两，十日之食，即足以抵一省之赈灾而有余。”那些少得可怜的赈款，也大多为官吏所侵渔：“不幸遇岁之凶，流离于道路，物故者十八九。朝廷发帑藏，恒充奸吏之橐，然犹号之曰赈恤之善政。”总之，所谓赈恤，不过是封建统治者“邀弋美名”的一种手段，“而于贫者，未尝有澹足之益”.

 

 

　　不仅如此，封建官僚与地主豪绅们还常常趁火打劫，利用灾荒作为升官发财的绝好时机。前面提到的贪污赈灾款项，只不过是花样繁多的发“灾荒财”的手段之一。革命派曾揭露说，受“黄灾”最厉害的山东省，那些“谋差营保”的官僚们，常聚在一处议论说：“黄河何不福我而决口乎？”因为黄河一决口，他们就可以藉办河工，既私吞工款，又谋取保举，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偷偷地破坏老百姓自筑的堤防，人为地制造灾荒。所以山东有“开归道”之称，意思是黄河一“开”，不少人就可以借此“保归道班”了。封建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往往在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下掩盖着见不得人的黑幕。按照清朝的“定制”，只要勘定了灾荒，政府就要根据灾情轻重，确定对灾区的地亩钱粮加以减征、缓征或免征。但实际上，封建官僚还是可以通过各种办法，使百姓“照例完纳田粮”.1908年末出版的《江西》杂志就发表文章谈到这种情况：“中国虽地大物博，迩者天灾流行，湖南之水害，广东之水害，重以各地蝗虫，歉收者众。民不堪命，转徙流亡，赈恤且患不周，加之以苛征，是为丛驱爵、为渊驱鱼‘.而且，纳税时还要加上种种附加，”一纳赋也，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其鬻妻典子而后已“.所以邹容在《革命军》中悲愤地说：“若皇仁之谓，则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也。”政府是这样，作为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的地主豪绅，自然也上行下效，一齐向灾民们伸出罪恶之手。“岁五六月之间，民则有饥患，勿问前年之丰凶。前年丰，富人虑谷无良贾，乃写输于他需谷之地，所余于仓者少，至夏秋之交亦必腾贵。先岁凶，乃闭其仓禀以待贾，未中程，弗雠也。饥亟而祈勿死，则听富人所索，或萃而劫之，牵联入于刑者，又踵相逮也。”

 

 

　　上一节提到的1909年甘肃大旱灾发生时，曾经是同盟会员和南社发起人的高旭写了《甘肃大旱灾感赋》，其中一首差不多可以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灾荒问题上所作的政治讨伐的艺术概括：“天既灾于前，官复厄于后。贪官与污吏，无地而蔑有。歌舞太平年，粉饰相沿久。匿灾梗不报，谬冀功不朽。一人果肥矣，其奈万家瘦！官心狠豺狼，民命贱鸡狗。屠之复戮之，逆来须顺受。况当赈灾日，更复上下手；中饱贮私囊，居功辞其咎；甲则累累印，乙则若若绶。四看饿殍余，百不存八九。彼独何肺肝，亦曾一念否？”

 

 

　　在天灾人祸交相煎迫之下，老百姓要想生存下去，确实除了铤而走险之外，是别无出路的了。但这立即就会被封建统治者目为“盗贼”、“乱民”、“匪类”而大张挞伐：“皖北有灾，槁项黄馘者背相望，海上有疫，前仆后僵者踵相接，……其或民不聊生，起为图存之计，则又目之为乱民，为匪徒，召兵遣将，流血成渠。”“耕种则雨水不均，无利器以补救之，水旱交乘，则饿殍盈野。强有力者，铤而走险，以夺衣食于素丰之家，而政府目之为寇盗，捕而刑之，或处之于死。”灾民们还是俎上之肉，任人宰割屠戮而已。

 

 

　　资产阶级革命派仅仅在灾荒问题上对封建统治所做的揭露，也已经足以让人们逻辑地得出结论：像这样腐朽而又暴虐的反动政权，除了坚决推翻它之外，难道还能有任何别的选择吗？

 

 

　　沿江沿海各省大水灾与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

 

 

　　1911年（宣统三年），又发生了面积更大、灾情更重的大水灾，灾区几乎包括了沿江、沿海的所有主要省份。以武昌起义为肇端的辛亥革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的。

 

 

　　武昌起义之前，中外政界人士就对当年的严重灾荒及其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5月下旬，张謇代表沪、津、汉、穗四处总商会，赴京办事，受到摄政王载沣的接见。当载沣征询张謇对于时局的意见时，张謇谈了“内政三大要事”，头一条就是“外省灾患迭见，民生困苦”.9月12日，莫理循在一封信里写道：“中国长江流域各省的前景非常黯淡。……人民将会成千上万地死去，难民营里出现霍乱和斑疹伤寒。一位知名的中国人昨天对我说，前景从来没有这样糟糕，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水灾和饥馑的威胁。”待到四川保路运动起来之后，一些封建官僚更是惊恐万状，生怕在灾荒遍地的情况下，形成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他们的话简直成了后来事态发展的颇为准确的预言。如御史陈善同在武昌起义前一个月上奏说：“现在湘粤争路余波尚未大熄，而雨水为灾几近十省，盗匪成群，流亡遍野，若川省小有风鹤之警，恐由滇藏以至沿江沿海，必有起而应之者，其为患又岂止于路不能收而已。”御史麦秩严在武昌起义前约半个月上折称：“方今时事日棘，灾祲迭臻，岁饥民流，盗贼四起，中原大势岌岌可虞。”

 

 

　　那末，封建统治者为之谈虎色变的辛亥年大水灾，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呢？

 

 

　　从长江上游往下数，首先是湖北，于6、7月间风狂雨骤，襄水陡涨二丈余，一下子将去年坍溃后费时近半年才新筑成的大堤冲决130余丈，“人皆措手不及，逃走溺毙者不可数计”.附近州县“一片汪洋，数里不见烟火，灾民有生食野兽之肉者，有握泥果腹致毙者，有挖树皮草根以济急者，惨状令人不忍目睹”.武汉三镇滨临江湾住户，因被淹纷纷迁避。所有武昌临江的一些工厂，汉阳的兵工厂、铁厂、炮船厂，以及汉口的租界等，“一切低洼之所，均有其鱼之叹”；“水势浩大，茫茫无际，登高一望，四围皆成泽国”.湖南自春至夏，雨多晴少，夏末又暴雨连朝，造成湖江水势骤涨，水淹长沙、常德、岳州等府属地方，“灾区之广，为从来所未有”；受灾地区，“最低处水深丈余，较高处水亦六、七尺不等”，不但禾稼“悉数付诸泽国”，而且或房倒屋塌，或人畜漂没，损失惨重。“当仓卒水至之时，居民或缘登屋顶，或升附树巅，四野呼号，惨难尽述”.由于湘鄂洪水暴涨，使“沿江之水陡长至一丈数尺之高”，江西浔阳、九江一带濒临长江，周围“淹没田禾甚多”；加之入夏后连日淫雨，南昌、鄱阳等地平地水深数尺，“街道上皆可乘船”，余干县境“水涨至二丈有奇”；抚州、瑞州等地，“低洼之田禾既被浸去十之五六，即高原处亦受损不少”.安徽因上年已是大祲之年，所以春荒即极其严重，仅宿州一地，春间即有灾民27万余口。入夏后，又“大雨时行，江潮暴发，皖省滨江沿河各属，灾情奇重”.“当涂等五州县，周围六七百里，皆成巨河，村镇倾圮，庐舍漂荡”.尤以长江之滨的无为州，“灾尤惨酷，露饿待毙无算”，“上下九连各圩一片汪洋，高及树巅，村落庐舍全归巨浸”.皖南各州县“淹没田禾，十失其九”；皖北涡、蒙、灵、宿等县，也被灾极重，往往数十里炊烟断绝。而且灾情持续甚久，直至8月底，还发生了一场暴风雨，使铜陵、庐州、宿松等10余州县冲塌圩地不少，“约计淹田不下百七十余万亩”.位于长江末梢的江苏省，灾情与安徽不相上下，同样是一方面江潮涌涨，一方面暴雨不绝，使全省各地洪水泛滥。南京城内高处水深没胫，洼处过腹及胸，“行人绝迹，商店闭门停市，萧条景象，目不忍睹，间有小舟来往装运行人以达干土”.张廷骧《不远斋见闻杂志》描画了一幅惨绝人寰的图景：“宣统三年春，江苏淮海及安徽凤颖等属，因屡被水灾，闾阎困苦，惨不忍闻。……自去秋至今，饥毙人数多时每日至五、六千人；自秋徂春至二月底，江皖二十余州县灾民三百万人，已饿死者约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约四、五十万人。……饥民至饥不能忍之际，酿成吃人肉之惨剧，……寻觅倒卧路旁将死未气绝之人，拉至土坑内，刮其臂腿臀肉，上架泥锅，窃棺板为柴，杂以砻糠，群聚大嚼，日以为常”.

 

 

　　从江苏往南，浙江的杭、嘉、湖、绍4府被淹成灾，“早禾既受摧残，晚苗又被淹没”，“家屋人畜，漂失无算”；杭州城内“平地水深没踝”.福建也有部分地区发生“冲决堤岸，淤塞河道，坍塌房屋，淹毙人口”之事，尤其是省城福州，“城内外积水四、五尺不等，衙署营房民舍，倒塌无数，并有压毙人口情事”.广东的灾区主要集中在潮州府属地方，那里因连降大雨，江流陡涨，“淹没田亩无算”，“淹毙人口不可胜数”.

 

 

　　从江苏往北，山东在春季即雨雪纷飞，经月不息。入夏后，又大雨成灾，济南及东西路各州县，均遭水淹；胶州、高密、即墨一带，“房屋尽倾，溺毙人畜无算”；峄县“河水漫溢，以致沿河秋稼，尽数淹没。延袤数十里，远近数十庄，人民庐舍漂荡无存，一片汪洋，几如海中小岛，居民风餐露宿，困苦异常”.直隶则是先旱后涝，起初“雨泽愆期”，后又“阴雨连绵，河水涨发，以致滨临各河洼地禾稼，均多被水”；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有雹、虫灾害。奉天新民府等属亦罹大水，由于柳河洪峰突发，堤口溃决，河水冲灌新民府城，居民猝不及防，“顷刻人声鼎沸，屋巅树梢相继揉升呼号待救”；“城乡周围四十余里全被水淹，计被淹地亩一万七千余亩，沉没官民房屋七千七百余间，商号存粮均被淹浸，粮价飞涨，人心惶惧”.吉林省在夏秋之际，不仅雨水过多，且兼遭雹灾。黑龙江省于6月末及9月间两次连续降雨，使嫩江、松花江、坤河等水势暴涨，各处泛滥成灾，“嫩江府、西布特哈、龙江府、大■厅、肇州厅、甘井子、杜旗等处，沿江民房田禾均被淹没，为灾甚巨”.这一年，东北三省还发生鼠疫流行，死亡人数约5、6万人。

 

 

　　不言而喻，这是一个任何从事历史活动的政治派别不能不认真对待的特殊而严峻的社会环境。

 

 

　　有记载说，武昌起义前夕，武汉的革命党人曾开会研究在四川保路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应不应该立即举行武装起义？会上有“缓期”与“急进”两种主张，最后后一种主张被接受，其中很重要一条理由就是“近数年来，灾异迭见，民不聊生”，“天时”对革命显然有利。这说明了严重灾荒的存在，对革命党人的战略决策产生了何等重大的影响。

 

 

　　但是，人们也许会发现一个多少有点令人感到奇怪的现象：在各省“独立”或曰“光复”的过程中，几乎很少看到灾民、饥民直接参加运动的历史记录。其实，这并不难理解。这是同辛亥革命的下述特点相联系的：除了极少数地区以外，绝大多数省份，新旧政权的交替更迭并没有经过较长时期的两军对垒的武装冲突。也就是说，还没有来得及等到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灾民、饥民涌入革命队伍，旧政权就已经纷纷垮台，辛亥革命表面上成功了。

 

 

　　但这决不是意味着辛亥革命的迅速发展，同灾荒没有重大的关系。只要看一看武昌起义后封建统治者的一些议论，就可以清楚，革命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期里像燎原烈火燃遍全国，灾荒的普遍存在是一个十分强有力的因素。武昌起义六天之后，热河都统溥颋、山东巡抚孙宝琦、江苏巡抚程德全在一个奏疏中说：“窃自川乱未平，鄂难继作，将士携贰，官吏逃亡，鹤唳风声，警闻四播，……而民之讹言，日甚一日，或谓某处兵变，或谓某处匪作，其故由于沿江枭盗本多，加之本年水灾，横连数省，失所之民，穷而思乱，止无可止，防不胜防，沸羹之势将成，曲突之谋已晚。”次日，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也上奏说：“今年各省大水，饥民遍地，在在堪虞。革党踞长江之上游，讬救民之义举，设使闻风响应，大局立有溃烂之忧”.又过了三天，御史陈善同奏称：“本年雨水为灾，共十余省，而以湘鄂苏皖浙为最甚。各该处流亡遍野，抢掠时闻。……（革党）势必裹胁饥民，号召群凶，横决四出，为患方长。现虽被灾各处亦多妥筹赈恤，而涓滴之泉，沾润无几，乱源所伏，不可不先事防维”.武昌起义半个月后，翰林院侍讲程械林在奏折中说：“重以天灾流行，处处饥馑，此即无所煽诱，固将群起为盗。况革党又为之倡乎！不速作转计，鹿铤鱼烂，即在目前”.这些奏疏，合乎实际地反映了普遍的灾荒怎样为革命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甚至，灾荒还影响到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运动的态度。武昌起义后第六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电报中，表示了对清朝政府的失望，认为“满清王朝所面临的前景是黯淡的。它在本国人民中间，很不得人心”.为了加强论据，他特别强调了当年及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大水灾：“谷物歉收威胁到大半个帝国，扬子江流域到处充满了无家可归和嗷嗷待哺的人群”.稍后，日本驻华盛顿代办在致美国国务卿的一个照会中，认为“清廷之无能，已无可讳言”，很难“恢复威权”；另一方面，“革党亦派别纷歧，显无真正领袖”，“加之本年洪水为灾，饥民溃兵，交相为乱。在此情况下，革党绝少维持占领区域治安之望”.因此厂主张对双方暂取观望态度，这显然是帝国主义在一段时期中采取“中立”姿态的依据之一。

 

 

　　革命派短暂掌握政权时期的灾荒对策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一个十分短暂的时间里，革命派曾一度成为中央和一些省份的主要执政者。于是，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本来为革命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条件的严重灾荒，一下子成为摆在执政的革命党人面前的一个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

 

 

　　由于新旧政治势力斗争的尖锐复杂，由于革命形势的捉摸不定，更由于反动势力的反扑，使革命派掌握政权的时间瞬息即逝，革命派几乎没有可能利用政权来施展他们的政治抱负。即使如此，也仍然可以从他们的一些举措中窥见其灾荒对策的大致轮廓。

 

 

　　1912年3月初，孙中山连续在几个有关赈济安徽、江苏灾荒的文件上作了批示。当时，安徽都督孙毓筠报告说：安徽灾情严重，要求临时政府拨款以救燃眉之急；财政总长陈锦涛也具呈称该省“灾情万急，如十日内无大宗赈款，恐灾民坐毙日以千数”.江北都督蒋雁行则连续急电，疾呼“现在清淮一带，饥民麇集，饿尸载道”，“当此野无青草之时，实有朝不保夕之势；覩死亡之枕藉，诚疾首而痛心”，并称：“半月内无大宗赈款来浦接济，则饥民死者将过半”.孙中山一面令财政部在经费万分拮据的情况下“即行拨款救济”，一方面同意向四国银行团借款160万两，用于赈救皖灾，要求参议院“尅日复议，以便施行”，并强调“事关民命，幸勿迟误”.孙中山此举与袁世凯的态度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已经确定由袁世凯接任总统、孙中山即将下野的时候，皖督也给袁世凯发了一份要求赈灾的电报，袁接电后，给孙中山回电：“此时外款尚未借定，京库支绌万分。当俟筹定，再行电闻。如遵处暂能设法，尚希卓裁办理”.充分反映了这个老奸巨滑的官僚对于人民疾苦令人愤慨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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