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南京军事法庭判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后来蒋介石出面特赦张学良。不过，获得特赦后的张学良却仍被“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引起西安之“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指责蒋介石背信弃义，甚至决定若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陕，则不惜一战。另一方面，蒋介石软禁张学良后，何应钦在甘、陕部署了25个师，并于1937年1月初再次逼近西安，中共则一边让驻上海的中共全权代表潘汉年继续同国府谈判（潘汉年自中共1936年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后，即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共先在上海与张冲会商，后又在南京与陈立夫谈判），一边将红军主力集结到西安以北地区，准备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同时又“反复无常”的电令西路军东返以策应。1937年1月，中共接管了西北军驻防的延安，中共中央从此迁至这里。

1937年1月5日，杨虎城及东北、西北军将领致函蒋介石表示抗议。为了分化瓦解“三位一体”，1月9日，蒋介石提出甲、乙两个方案，甲方案基本内容为：一、东北军移驻甘肃；二、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三、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四、中央军进驻潼关至咸阳一线；乙方案大致是：一、东北军调驻安徽；二、十七路军调甘肃；三、红军仍回陕北；四、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陕西。对蒋介石来说，他是希望东北军、西北军接受乙方案，但张学良却盼东北军接受甲方案，使三军得以靠拢，西北局面尚可维持，不致被各个击破，他自己也返陕有望。

1月10日，周恩来在致张学良函中说：“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军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次日，周恩来又写信给蒋介石，慷慨陈词，要求中央军尽快撤出陕甘，释放张学良回西北主持大局。1月14日，周恩来与杨虎城商定：只要中央军一发布进攻令，红军即向富平、蒲城开进支援关中。1月15日，杨虎城接到张学良来信，信中说：“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周恩来向杨虎城建议“坚拒乙案，对甲案可基本接受。1月16日，三方面会议决定：持和平方针；联络各方共同向即将召开之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改变国策；防区分配与营救张学良同时进行；再决定派员去溪口见蒋。

1月17日，西安代表李志刚（西北军）、鲍文越（东北军）到溪口见蒋介石。蒋介石说：“张汉卿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再三表示要跟着我读书、学习、修养，他自己不愿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西安方面必须按照南京提出的甲、乙两案，择一执行。”。鲍文越听后非常失望，立返西安，李志刚则向蒋介石报告“西安群情愤激，东北军、十七路军团结一致，张先生若不能回去，他们要打仗。”。蒋介石说：“他们要打仗呀，要打就打，我早就准备好了”，“要打的话，我在几天以内就可以消灭他们。”。于是，李志刚携蒋介石致杨虎城的信函返回西安。

1月23日李志刚再来奉化见蒋，蒋介石又说，如果要战，很短的时间就能消灭他们，并限西安于24日前答复并派代表至潼关与顾祝同谈判，同日，杨虎城给出了答复，随即派代表赴潼关谈判。1月26日，潼关谈判开始，这次谈判只涉及到军事问题，政治问题则留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解决。至1月30日，谈判已大致结束，西安接受甲案，东北军7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北岸。

在潼关谈判期间，谈判的进展情况不断传到西安，东北军少壮派听到后异常不满，因为无论是甲案还是乙案，张学良都回不来。此前两周，对和战问题，东北军高级将领与少壮派的分裂已非常明显，东北军、西北军少壮派联合起来，坚决反对在张学良未被释放前和平解决，其中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3人成为东北军少壮派的领袖，他们在基层干部中由下而上的发起签名运动，要求营救张学良，不惜一战。此外，这三个人还认为，东北军高级将领，尤其是67军军长王以哲，放弃营救张学良是想取而代之。

1937年1月27日晚，东北军青年军官应德田等50余人向周恩来请愿，坚决主张等张学良回来后再撤兵，并要红军支持。周恩来解释道：如果我们坚持，那么蒋介石一定不会放人，这样就会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张学良就更回不来了，甚至会造成混乱的局面，团结抗日的前途将不堪设想；只要我们“三位一体”坚持下去，张学良迟早会回来的。不过，少壮派并没有被周恩来说服，苗剑秋连哭带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九则跪下边哭边请红军出兵。万般无奈下，周恩来才答复去红军司令部商量一下。

1月30日，周恩来、叶剑英、博古赶往红军司令部，与洛甫、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开会商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打，并电呈中央。随后，毛泽东、朱德等回电：“我们与张、杨三位一体，应当同进退。”。当晚，周恩来赶回西安转告杨虎城及两军少壮派军官。

在此期间，东北军团长以上军官40余人在渭南开会，王以哲因病缺席，由董英斌代替主持。会上，何柱国首先发言，报告了潼关谈判的进行情况，并力主和平解决，争取南京方面释放张学良。这一主张立即遭到应德田的反对，他坚决主张“不放张学良，即与中央军拼死一战”，与会者群起响应，当场签名，无一人拒签，于是战争便成为决议。

身为东北军元老派的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认为，与中央军一战则掀起内战，不但无胜利的把握，更有违“兵谏”的初衷，可能更难获得张学良的释放。接着，王以哲等派飞机到兰州将于学忠接到西安，因为名义上东北军是由于学忠领导的。1月31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等在王以哲的寓所开会，旁听者有应德田等人，会议由杨虎城任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渭南会议”所做的主张决议被推翻，与会者一致同意主和，先撤兵后救张，应德田等也未在会上提出抗议。

这一阶段，西安城内谣言甚多，局势十分紧张。1937年2月1日晚，西安街头已经贴出了“除奸”的标语，应德田还宣布了王以哲、何柱国的罪状，说他们暗通南京、收了蒋介石三百万的贿赂，要取张学良而代之。2月2日上午，少壮派突然下手，特务团于文俊连长率队闯入王以哲的住宅，开枪杀死67军军长王以哲，当时王以哲正卧病在床，不能自卫，身受九枪而死，其副官宋学礼也在寓所被枪杀。何柱国因事先逃到杨虎城公馆躲避而幸免于难。当日，被杀者还有“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西北军交通处长黄念堂。这就是所谓“二二事件”。

事件发生后，身在渭南的刘多荃师长和高崇民紧急研究对策﹐高崇民认为必须先制止杨虎城的动摇﹐然后令孙铭久等退出西安。于是，刘多荃立即命令他的一个团开回临潼﹐摆出进攻西安的架势﹐并声言要为王以哲复仇。在此形势下，杨虎城决定令孙铭久等离开西安，并派李志刚﹑鲍文樾于2月2日夜赶赴潼关进行和平签字。2月3日晚，刘多荃所部开始由渭南撤出，4日全部撤至渭河北岸，与缪澄流的五十七军靠拢。缪、刘在高陵会合后，即宣布接受乙案，东北军遂被调离西北。

此后，东北军陷于分裂，“三位一体”宣告瓦解，蒋介石达到了分化消灭东北军、西北军的目的。不久，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西北军也被分散。至此，“三位一体”中除中共尚有实力，可与南京讨价还价外，东北军和西北军都已无力再向蒋介石提任何条件了，只能一切听命中央。事后，中共也十分后悔没能很好的处理这次危机，以致让自己失去后盾，孤军奋战，力不从心，委曲求全，节节退让，勉强维持国共休战的状态。如果不是后来日军急于发动“七七事变”，掀起中国全面抗日，“西安事变”所达成的国共休战状态能否继续维持实在是难以预料，因此，可以说“二二事件”几乎造成“西安事变”前功尽弃，而张学良遭终身囚禁也与此事件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