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国民党分共开始，中共在各省武装势力和根据地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蒋介石虽然一直视中共武装为心腹大患，但这一期间他正忙于北伐以及对付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和新军阀势力，因此对中共的围剿一直都是小规模的。到1930年以后，中共的根据地越发壮大，各地县以上的工农政府先后成立，中共中央认为这时急需成立一个中央政权机关来加强对全国革命政权的统一领导。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在当年11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由于情况变化，会议延期一年）。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后来被认为是继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之后，共产党领导层出现的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这以后，左倾冒险主义第二次统治了中共高层。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集中的体现为，要求各地准备马上起义，且中心城市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在这一路线的指导下，中共开始计划在全国中心城市进行武装暴动，并集中全国红军主力进攻中心城市，随后又将党内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起义行动委员会，导致党内正常工作陷于停顿。
 
1930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大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结束了中共领导层出现的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李立三由于及时承认了错误，故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六届三中全会时，共产国际对于李立三的定性并不是“路线错误“，而仅仅说他是“策略上的错误”，但是到了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又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封信，信中将李立三的错误上升为“反国际的政治路线”错误，并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决策不满。刚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深受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王明、博古等人，在通过非正常途径提前获知了这封信的内容之后，立刻打起“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帜，并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在党内宣传更加“左”的路线和主张，造成中共内部的思想混乱，使中央难以正常工作。

1930年12月中旬，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来到中国。米夫到中国后首先接见的不是中共领导人，而是他的得意门生王明，并表示支持王明的政治立场，有意将其树为党内拥护国际路线的英雄。其后，米夫操纵中共中央任命王明为管辖上海和苏、浙、皖等几省的江南省委书记，为其上台铺平道路，同时还批判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拉拢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排挤持不同意见的中央委员。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26岁的王明一步登天被米夫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远东局还提议王明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但未通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出任。至此，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也有叫“左倾教条主义”的）在中共领导层取得了统治地位，并一直持续到4年后的遵义会议。

王明的左倾主张主要体现在：推行“城市中心论”，反对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主张。在军事路线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转为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反对人民战争和游击战术。在组织路线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见的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特别是排挤毛泽东。不难看出，上述主张和毛泽东当权后的战略思想是截然相反的，毛泽东在当时实际上是王明的政敌，所以现今中共方面对六届四中全会的合法性是不予以承认的。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在国统区内的工作出现了混乱，一大批高级干部因叛徒告密而被捕、被杀。1931年4月，反对米夫、王明的30余名中共中央委员发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罗章龙被选为书记；“非委”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的合法性，罗章龙等因此被开除党籍，“非委”大部分成员被出卖给国民党而遭到捕杀或被锄奸队杀害，罗章龙辗转逃生。4月下旬，协助分管中共保卫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并向南京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幸好，这个极端机密的情报被打入南京政府内部的中共特务——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机要秘书钱壮飞获悉，他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通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中央，这才避免了中共的一场浩劫。

1931年6月下旬，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在上海因个人自由行动而被捕，随即叛变，两天后被枪毙。当时，和向忠发一起被捕的还有他的情人——一个妓女——审讯时，该妓女坚决否认认识向忠发，但向忠发却很快就招认并提供了中共的情报，周恩来因此说他“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接着，米夫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中共中央代理书记。后来，因中共中央机关遭到南京政府的破坏，王明遂于10月离开上海随米夫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指定博古负责中央工作；周恩来也在12月被迫前往当时的中央根据地江西瑞金。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中共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担任中央常委。此后，这个临时中央政治局便负责主持中央工作。

从1930年底到1931年秋天，中央红军先后击败了南京方面的三次围剿（这部分内容我下回集中介绍），中共在赣南和闽西的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形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中共中央因此决定建立红色中央政权。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各根据地代表、红军代表和国统区代表六百多人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方志敏、任弼时等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张国焘、项英为副主席，并组成临时中央政府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

中共的这个瑞金政权可谓是“国中之国”，从今天来看，这似乎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在当时，这不过是一个区域性的分裂组织罢了。到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又在瑞金召开，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正式成立，并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委还推举了17人的主席团，毛泽东出任主席（“毛主席”这一称呼，大抵是从此时开始的吧），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至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并开始长征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也随红军长征，并于次年10月到达陕北，11月在陕北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博古、林伯渠先后出任办事处主席。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上隶属南京政府，接受领导，但实际上仍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

概括的来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21年中共一大到1927年中共五大，共产党中央一直是以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为核心；1927年7月中共汉口临时政治局会议后，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同年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接掌中共日常工作，此后瞿秋白、李立三等先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向忠发更像一个挂名领袖），一直到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王明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比较灰暗的角色，中共将红军战败，被迫长征的责任推在了王明左倾路线的头上，而毛泽东也正是因为与王明意见相左，才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取得了中共实际领导权，并最终成为中共第一代真正的“核心”，建立了全国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