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入“黄金十年”部分的第三个重要话题——日本侵华的前奏。在前面讲“晚清乱局”时，我曾介绍过第一次中日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自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国势日强，但它毕竟只是个弹丸岛国，资源非常匮乏，甚至连自给自足都做不到；另一方面，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工业高速发展，对原料和市场极其需要，因此势必会采取对外扩张的政策，这也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根源所在。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就制定了所谓大陆政策，不断向中国扩张；民国后，日本又积极干预中国内政和军阀斗争，其最主要的势力所在是中国的东北和台湾。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发生了武力强行收回英国租界和打杀外国人的南京事件，于是，日本政府在1927年6月27日召开了“东方会议”。“东方会议”主要是讨论日本的对华政策问题，按理说中国本来在日本西方，这次会议不该叫“东方会议”，但日本却一直习惯将中国称为东方，而将自己看作西方，这与当时日本脱亚入欧的思想有关，日本人认为他们在地理上属于东方，但政治上属于西方，外表上看是东方人，但内心精神却是西方人，所以日本政府把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称为“东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朝野和关东军强硬派提出了“满蒙分离，武力解决满洲主权问题”，但时任日本内阁首相的田中义一和外交部却强烈反对，认为这样做是明显的违反了《九国公约》（条约中规定“九国共同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可能会在国际上招致麻烦，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万一中国的内战波及到满洲，危及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时，日本将采取“自卫的措施”。

这里要捎带的说一事情。很多历史书籍上都说，在召开“东方会议”时，田中义一首相曾向日本天皇上奏说：“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亦即所谓“田中奏折”。但历史研究却表明，所谓“田中奏折”实属子虚乌有，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的全部档案，既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与田中奏折有关的资料。现在有证据显示，所谓“田中奏折”实际上是苏联情报机关伪造的，其目的在于挑起中日战争，以坐收渔利。历史的真相是：尽管日本的军政界高层在“东方会议”上商讨过满蒙分离问题，但并没有制定一个征服满蒙的计划，也没有制定征服中国的计划——尽管本人也对日本毫无好感，但在历史真相问题上，却仍要力保客观公正的操守。

东方会议后，日本少壮派军人不满日本政府的优柔寡断，不断挑起事端，寻找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借口。1928年6月，张作霖战败后，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策划了“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炸死，意图引起东北内乱，给关东军制造出兵满洲的借口。谁料后来张学良平稳接班，关东军的如意算盘落空，河本大作也被日本军部以“违纪私自挑发事端”为由解除了军职。这部分内容，我在前面文章中曾详细介绍过。

到1931年时，中日在东北的摩擦越发频繁和激烈。7月间，吉林万宝山的汉族和朝鲜族农民因引水灌溉发生冲突，日本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警，射杀中国农民，并煽动朝鲜境内各地举行大规模排华运动，导致近千华侨被杀，中日关系恶化，此即“万宝山事件”。6月，日本参谋本部派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冒称黎明学会干事，到中国境内禁止外人进入的地区侦查军情，结果被守军发现并扣押。后来中村趁夜逃脱，被卫兵击毙，中国士兵担心引起国际纠纷，遂将中村尸体焚毁投河。8月17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向辽宁省政府和东北军提出抗议，中国政府在查明真相后，惩办了肇事者，但日本军部仍以此为借口派飞机散发传单，激起日本人的反华情绪，并增兵南满，加紧战备——此即“中村事件”。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30分，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正在北平，而东北军则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开始全面后退。9月19日清晨，日军占领沈阳，同日又占长春、营口、鞍山、抚顺、安东等20座城市；一个星期后，辽宁、吉林两省全部沦陷；11月底，黑龙江大部落入日寇之手。1932年1月，由于迟迟得不到南京方面的增援，东北军被迫撤出锦州，全部退入关内；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至此，东北三省彻底沦丧。

关于“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历史真相历来就充满争议，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九一八事变”是否是一个偶然事件；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否属实。

关于日本对外扩张的动机和中日自民国以来的摩擦，我前面已经有所讲述。值得特别提到的是，1929年的时候，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陷入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之中，1930年，这场经济危机波及到了日本，造成日本大量工人失业（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就有数万人失业），农民遭受灭顶之灾。这时，日本政府找不到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危机，于是采用军事手段占领富庶的中国东北就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此外，这一期间，中国正在进行声势浩大的“中原大战”，负责东北防务的张学良也率几十万东北军进入关内支援蒋介石，东北兵力薄弱，所有一切都十分有利于日军的行动。

1931年5月29日，在一次军官会议上，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发表了《关于满蒙问题》的讲演，提出“打破目前经济困局的根本方法就是向海外发展”。8月，新上任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举行了海外司令官会议，共商日本海外驻军的任务及彼此之间如何保持密切的联系，日本陆军省也于9月同意增兵中朝边境，以提高日军在海外的应变力。后来，有“关东三羽乌”之称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花谷正共同策划了“九一八事变”，这三人被视作日本少壮派军人的英雄，而有人认为“九一八事变”正是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将校独自策划的，日本东京参谋本部高层事先并不知情。这些少壮派将校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当时日本政界高层受贿成风，他们怀疑政府高层是因为被中国行贿收买，所以才不愿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

对于张学良“不抵抗”的问题，大陆方面历来是说，张学良不抵抗乃是奉蒋介石的命令，而台湾方面则指责张学良狂妄堕落，军纪废弛，在“九一八”当夜正在玩女人，因此无力抵抗，只得撤退。显然，这两种说法都带有水分，不值得相信。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里观看梅兰芳的京剧《宇宙锋》，在得到下属的报告后，他立即起身离开了戏院，而不是如有些资料说的，张学良当时正在与某女星风流快活，直到次日才去处理军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时年仅29岁的张少帅没有正确判断日军可能发起的军事行动，在东北军和日军的摩擦、冲突日益激化的时候，张学良只是一味的恬退隐忍，并没有进行必要的军事部署。

万宝山事件后，张学良下令低调处理，并在事后致电东北政务委员会：“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 ；中村事件后，张学良又在北平指示：“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畔，退避为上……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1930年，由于中原大战挺蒋，东北军已经大量被调入关内。1931年7月，被日本用30根金条收买的石友三，接受汪精卫广州国民政府的任命，在华北起兵，占领石家庄，对抗入关的东北军，张学良为此又调动大批东北军入关，结果导致关外东北军兵力越发薄弱。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关外东北军虽然人数不少，但主力却仍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数百里的地域内，基本上属于“一字长蛇阵”。所以，只有一万多人的日军仍然能够利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迅速击溃东北军，更何况当时驻守沈阳的东北军只有一万五千人，且士气、训练和装备都远远不及日军，张学良也没有亲临指挥或任命主持东北大局之人，就连东北军的重要军政人物也不在自己的岗位上（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和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都因故不再省内），甚至遭到日本关东军进攻的北大营的最高军事长官也去参加社交活动了。从上述几点来看，当时东北军面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败才叫奇怪呢！

关于“不抵抗命令”的下达者，中共数十年都说是蒋介石，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首先，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并没有必要非得无条件的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且张学良本人也从来没有执行蒋介石命令的先例，如果张学良决心向日军开战的话，蒋介石根本不可能阻止。另外，1931年12月中旬蒋介石下野后，汪精卫曾代表国民党中央多次下令张学良对日出兵，收复东北失地，但张学良均拒不执行，可见张学良的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家底——东北军的实力，而并不是为了执行国民党中央的命令。另外，有记载显示，张学良在“九一八”当晚曾亲自下命令“尊重国际和平宗旨，避免冲突……不抵抗”，并于19日凌晨才电告蒋介石，所以不抵抗的命令可以明确是张学良自己下达的，并没有经过国民政府的任何指示。

最后，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人访谈时，有人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此外，张学良晚年还在好多不同场合下澄清了这一点，的确是一条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