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李慎之论“后期极权制度”和“后极权制度”

崔卫平

请李慎之先生为《哈维尔文集》写序是徐友渔的主意。那是1998 年的夏天。我拿着友渔给的电话号码先和李先生通话，先生在电话那 头声音洪亮，中气很足，我一时有些吃惊，不能把他和一位年逾古稀 的老人联系起来。等到了在社科院的办公室里李先生见面，才看出先 生实际上比较瘦弱，脸上有明显的老人斑，甚至有点忧郁的气质。

我带去了手头几乎所有关于哈维尔的材料，很多仍然是不完善 的译本，比较凌乱，一股脑儿堆放在面前的茶几上。他谈起自己和东 欧国家的接触，1956 年匈牙利事变时，他每天给中南海准备一份简 报，那是用特大号字体排版的。他还问我：“有一本《第三帝国的兴 亡》你知道吗？”我答道：“知道，但没有读过。”他告诉我，他本人

是这本书的主要译者之一。他还谈到了他创办“大参考”的事情。我 只有静静地听着。我很快发现和李先生说话，自己缺乏的东西太多。 当发现有些事情我毫不知情时，李先生自己会摇摇头说：“你不知道”。 这中间还来过一两个人和他说了简单的话，他对别人介绍说我是“一 个译者”。

后来读了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才理解他的那种忧郁是历史 的深深积淀。和他并排坐在他办公室背靠窗户的沙发椅上，阳光在背 后闪亮耀眼，对比起来，屋内的桌椅显得陈旧过时，我突然觉得有点 心疼这老头，他令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大约过了三四天晚上，就接到了他的电话。“我找崔卫平”，一点 也不含糊。他这么大年纪，能够记住刚认识的年轻人的名字，并不多 见。他问我为什么一直用的“后极权制度”这个概念，而在某处却出 现了一次“后期极权制度”。他让我查查原文是什么。对这么细微的 区别，我记忆中一点印象都没有。拿着话筒去翻书，有点着急，而看 上去李先生一点也没有放下的意思，我只好照办。终于查出来了，原 来一般译作“后极权制度”是“post-totalitarian system”，唯独这一回 出现的是“late- totalitarian system”，确实不一样。“你有没有想过为 什么不同？”李先生在电话里问道。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老老实 实说：“不知道。”李先生说：“不知道？你要好好想一想。 ”

李先生在这个细微的差别上停留下来，驻足沉思。在他那篇着名 的文章中，首先以质疑的态度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这不仅关乎一个 用词的问题，而是对于某个时期性质的确定。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哈 维尔所处的“后极权主义制度”之“后” ， 应该用“late”这个词比 较恰当，而用“post”，则有翻过这一页的含义。“因为极权主义社会 与后极权主义社会，在道统上与法统上并无改变，在性质上也没有本 质的区别”。在这篇文章中他质疑的还有如何划分后极权主义的时间 界限，其余他则说：“我完全同意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所作的描 述与分析”。

这之后他不超过五天就会来一个电话，他正在思索一些比较重要 的问题，需要和旁人在交谈中完善自己的看法，经常一打就是半个小 时、四十分钟。坦白地说，我完全不是李先生的谈话对手，在经验和 知识方面我欠缺太多。于是打电话给友渔求救，才知道友渔去了四川 九寨沟，一时回不来。

打个比方说，电话里的李先生几乎像个“猛禽”，他的思路不仅 敏锐而且尖锐，所提的问题几乎是“挑衅性”的。有一天他在电话里 问“你对后现代怎么看？”我脑子里的“后现代”，主要是后现代的 小说和电影，意大利的小说家卡尔维诺、艾柯等人，我把他们看作类 似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于是脱口而出：“后现代的一些文化 立场我是赞同的。”听了我似是而非的回答，李先生几乎是棒喝：“你

好糊涂。”后来不只一次，当我的回答在他看来“文不对题”时，他 就会补上一句：“崔卫平，你后现代。”讲这些是要表明，不需要我再 来说，李先生对人是多么“平等”。“平等”在他身上，是一种日常的 待人接物的态度。他没有因为你年纪轻、资历浅而放过你。虽然他这 样对我不客气，但是他从来没有让我感到紧张。

这年“十一”放长假我回老家盐城，在家就接到电话，说李先生 要去外地，他于节后的某日在办公室等我，序言写好了，让我去拿。 我一算，意味着我下火车就得直接去社科院。结果是我在车站上匆匆 换了衣服，出了北京站过马路就到了他的办公室。李先生的气色似乎 好了一点，大概和刚刚完成一件比较重要的文章有关。

这回谈得比较放松。他指出了几个翻译上的问题。首先是“哈维 尔”人名的翻译，他自己用口型一点点做示范，认为应该译做“哈维 尔”而不是“哈韦尔”。还有在“无权者的权力”（拿给他的完整译文 不是我译的）一文中的某处译成了“小范围工作”，李先生说，该处 应该直接译作“从小事做起”。他还说“哈维尔也后现代”，哈维尔的 文风“绕来绕去”，“不好懂”。我解释说，那是因为哈维尔此前是一 个荒诞派剧作家，作家们的表达方式会比较周折、比较复杂。这回他 基本上接受了。

他提起最近接受了一个采访，在采访中，他说到自己二十岁左右

时，曾经当过“公民教员”，如果时间再退回去，他更愿意选择的终 生职业便是这个“公民教员”。他展望在中国建立民主社会还需要多 少多少年，我现在记不准了，反正时间很长。他问我“对中国公民社 会的前景怎么看？”我说，“基本上是乐观的”。他问“为什么?”我 说，像我这样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的人，读了哈维尔的书，能够改变 自己原先的态度，去做自己以前不做的和不习惯做的事情，那么，别 的人同样也可以去做，而且可以做得更好。李先生听后又摇头，又点 头。

那天主要的话题就集中在关于公民社会和公民教育问题上。他说 这个题目很大，要有专门的人做长时间的研究。他然后声调缓慢地说， 我们这一代老了，有些事情要由年轻人去做。这句话像锤子一样重重 敲击着我。我后来经常想起他说这话时那种沉重的神态。有一次我想 说服电视台做一个栏目，叫做“公民教育”，心里就是想着李先生那 种凝重的神情。最终当然也是没有下文。

他把写好的序言给了我，并交代最好还有一个“导读”，因为“哈 维尔说话比较绕。读者理解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他建议或者是徐 友渔或者是我来写。我把这句话转达给友渔时，说成了“李慎之先生 让你写一个导读”，因为我想，让不同年龄段的人来作对于哈维尔的 介绍，会呈现出哈维尔不同的面貌。过了几天，李先生又寄来一份他 的序言，告知他“又修改过了”，这就是后来大家读到的那篇。

李先生把用完了的材料让我一并带回，这回面貌不一样了，李先 生整理得整整齐齐，当时令我脸上微微发烧。等我拿回家一看，钦佩 之情油然而生。李先生看材料看得相当仔细，许多地方有用红笔划出 的着重号，还有一些旁批，用那种苍劲的字体写成；他甚至把材料中 （包括已经发表文章）的许多错别字也一一挑了出来。前两天我就在 家寻找这批材料，但找不到了，关于哈维尔的东西，我基本上都给人 了。现在想起来，才觉得那是一笔重要的资料，内心痛惜不已。

好在手头还有东方出版社1992 年内部出的那本《哈韦尔自传》 ， 上面留有李先生的零星手迹，和他所打上的着重号，用红色的圆珠笔 划的，贯穿全书，个别地方他照例做了订正。比如在第42 页第9 行， 原文是“这一代中既没有富于激情的青年联盟成员”，李先生把“青 年联盟成员”改成了“青年团团员”；在第132 页、145 页、151 等多 处，原文中的“权力”都被他改成了“权利”；在第150 页的中间， 有一段哈维尔谈到关于利比亚、卡扎菲，这个地方李先生打了一个大 大的问号。

 2000 年秋季的一天傍晚，郝建不知什么事情比较兴奋，说“找 一些人出来聊聊”吧。他说到要请李先生出来，我说“好吧”。给友 渔打电话的结果是，“你自己跟李先生联系”。事隔有快两年了，我想 李先生可能把我忘掉了，但是电话里他马上反应过来，同意了。郝建 开车我们去接他，除了友渔之外，还有雷颐、李大卫。我和李大卫沿

着狭窄的楼梯把李先生接下楼，又一路行车去了工体对面的幸福花园 酒吧，友渔和雷颐是骑着自行车来的。到了酒吧坐定，要了一点饮料， 李先生开始谈起抗美援朝的中国俘虏的事情，他的注意力很集中，那 天晚上几乎都谈这件事。这个酒吧基本上是暗绿色的风格，和我们凝 重的话题有点契合。李先生也说到了那儿的点心“不好吃”。最后我 和李大卫又把李先生送回家。那天晚上我感到了一个老人的凄凉。

非常遗憾地是，李先生作序的《哈维尔文集》至今也没有能够出 版，几年来和我联系的人不少，其中有提出如果考虑出版，李先生的 序“绝不能用”。我说：“不用就不出了吧。”

愿李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崔卫平 2013-08-22 15:2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