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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中国的抗日之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国府的困难

    日本军国主义者想要征服中国的企图，始于一九三一年占领东北之时。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间，已是充分准备好的全面入侵行动（见地图23）。在日本史学者看来，日本乃是一六四四年灭亡明朝的满清的后继者。东京主张现代化人士眼中所见的则是，日本要带领中国人民进入现代世界。但是时代已经变了。日本的侵略行为只会使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更强固。
    八年抗战期间。一大部分的中国人民停留在日本占领区之内，多属一些港口都市或铁路市镇。另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在国民党控制的范围内，这儿即是“自由中国”。最小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区，首府在延安。治史的人喜欢找源头，而中国的未来始于延安。因此，日本人与国民党的先后战败一直较少有人研究，中共的兴起才是热门题目。成功是有创意而有趣的，失败是可悲而无趣的。谁爱理会失败呢？更何况，延安面积小、资料少，比日本占领区和大后方的多样不同经验都容易掌握。占领区和大后方都比延安的统治区大，却不如延安受人注目。
    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形式上都行政党专政，事实上却是很不相同的政治产物。国民党有两个代表典型，第一个是一九一一年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共事的革命党人，第二个是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京政府时期拥护蒋介石的人。国民党被迫于一九三八年从南京撤至武汉，继而越过长江三峡来到重庆，根基也就此被切断了。关税与上海鸦片贸易的收入来源没有了。来之不易的新式人才官僚体系都变成了逃难者。原来是全中国中央政府的国府政权，现在逃亡到环山的棱堡之中，还不得不与反动的省级督军以及地主共事。居于中国西南的重庆政府要约束地方军阀不可有越轨行动，同时也要避免扰乱了乡村的社会秩序。
    刚成形的中国式自由主义（Sino-liberaj）教育系统，遭到了极严重的校地与设备损失。日本占领区内的教会学校照常运作，但纯粹由中国人办的大学，许多都于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间将学生与设备撤往长江上游或西南地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在昆明合组成为西南联大。日本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攻打美国以后，燕京大学以及其它教会学校也南迁，在成都组成华西联合大学。至于工业设备，多将整厂拆卸，溯长江而上，迁至国家资源委员会已经在开发矿业工业的区域。怀着高度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和政府人员，都甘愿背井离乡，在后方内地过起简陋刻苦的生活。不幸的是，他们虽然有才能贡献国家，满腔希望却未得到报偿。原因之一是政府无能。
    国民政府的坚忍有余，远见却不足，用来处理问题的短期权宜之计，都不足以加强政府面对未来的实力。重庆政府掌握了以粮谷缴纳的土地税，用以瞻养政府。工业发展方面，有兵工厂补给战力。抗战精神因日本轰炸重庆而历久弥新，但是统一战线的精神却每下愈况。重庆的激进分子开始往北游移，投向共党区的延安。没去延安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外派干部”，负有任务，以自由派的姿态在国民党地区工作。国民党的党政秘警渐渐觉得，有必要把自由派分子当作潜在的颠覆分子予以约束。政府对学生、出版业者，以及表面上看似敌人者采取强制手段，逐渐扩大了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裂痕。而知识分子却是政府未来建设的希望所寄。
    蒋介石在重庆的政府之呆板保守，不亚于其南京政府。对于农民，除了征用劳力与粮谷之外，其它一律不管。没有特别推行识字教育，也没有在乡村广设公共卫生服务。乡间的社会中，仍是上层地主与下层群众泾渭分明的状态。四川省的地形，除了成都周围引水灌溉的稻米区，其余大多为起伏的山岳和湍急的河流。气候潮湿难耐，冬天很冷，夏季又酷热。现代化生活的设施本来就不足，通货膨涨的威胁却又无所不在。国民党不学共产党去往乡间谋生计，却用印钞机谋生计。通货膨涨终于渐渐腐蚀了上层阶级的士气。
    国民政府早先曾有的弱点，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暴露无遗。四川、云南、广西的大军阀使重

庆政府有权难伸。以云南省长为例，即便大后方的空军基地设在云南的昆明，他仍一直不让蒋介石的
秘密警察和军队进入云南，至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为止。四五年底以前，国府的警察也一直无法镇压
昆明西南联大学生教职员要求停止内战而组联合政府的运动。
    应对务农人口方面，国府的表现也好不了多少。通货膨涨起初提高了农作物的价格，算是对务农者有利，但利益不久就被新增的税目抵消。上百种名目的小额税或规费都是公然的勒索，大多数是地方政府主管为筹措公家与私人费用而设的。易劳逸（1984）指出：“税目包括‘捐献新兵草鞋’税、‘新兵家属抚恤’税、‘防空干部训练’税、‘驻防部队燃料供给’税。”
    在这些负担之外，还有国民政府要征用的粮谷和劳役。陆军可以随时任意强征劳役，各司令官还获中央授权，以强制征粮的方式就食乡下。河南省于一九四二至四三年发生饥馑，粮食不足造成军民必有一方得挨饿的情势。结果征粮照旧执行，不久，军队就遭到饥民攻击。饥荒也导致投机者屯积牟利，引起广泛舞弊贪污。其后果是，政府真正能取得的资源没有增加多少，倒让小官吏和地主们找到藉通货膨涨赚厚利的门路。抗战结束之时，“自由中国”区域内有好几省已经开始出现农民暴动。
    重庆的国民政府和延安的共党都有两个作战前线，一个要对抗日本，另一个则是彼此互攻。抗日战争始于一九三七年北京城外的七七事变，共产党与国民党即于八、九月间宣布同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同意中止其改变中国社会的武装革命，放弃强行充公的地主土地，并且令红军接受中央政府指挥。国民党则准许共党在多个都市内设办事处，在重庆发行其《新华日报》，派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从此以后，两党就维持统一战线的形式。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周恩来为中共驻重庆代表。周在武汉临时首都度过一九三八年，已经是中共的外交部长兼对外发布新闻的代表。
    统一战线协议的保证条件写在纸上是不可更动的，实际的情势发展却把它变得形同废纸。首先，延安方面不许国府的参谋官进入共区。八路军接受了国府的小笔津贴，却一直不听国府指挥。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继续扩建地盘，用互助队的方式鼓励经济生产，吸收贫农激进分子——以备日后打倒富农。一九三七年宣称有四万的党员人数，至四五年增加到据称的一百二十万人，军队则由一九三七年的九万二千人增至一九四五年的大约九十一万人。

毛泽东之马克思主之中国化

    共党的组织散落在广阔的华北地区上，若要控制指挥，必须党员忠贞而有纪律、在乡村里有经验丰富的干部、各个基地能够自给自足，以及运用无线电报传送讯息。在分散的局面中实施中央集中控制的原则，可以从中共的政府组织看出。延安的党中央委员会设有军事、组织、统战工作、敌人占领区、劳工、妇女等一共十二个部门。区域组织则分别在华北、西北、华中等区设局。各区域局的人员组织和延安的中央委员会相同。其所谓的“一元化”原则，是指延安下达各区域局内各部门的指令，必须通过负责地方协调工作的支局局长，最起码也要让局长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延安，在少数外国人眼中是一个充满阳光与欢乐的理想之地。据爱德嘉·斯诺（Edgar Snow）以及其它新闻记者向全世界报导，这儿的革命热诚是有感染力的。共党领导人明显表露的朴实民主风格，与重庆政府呈尖锐对比。美国的援助实际上并未到达延安，仅止于浮面的接触，助长了令外国自由主义者倾倒的神话故事。
    毛泽东在延安成功的秘诀，在于他能弹性混用长短程目标。短程方面，他于一九四〇年主张以“新民主主义”为统一战线的信条，凡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一律包容。长程方面，他稳扎稳打地发展党的组织，其中包括控制知识分子。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后文将详论），树立了动员的运动典型，其中包括使个人承受孤立、恐怖行动、斗争、招供、屈辱、俯首顺从。党员都会熟知这套运动方法，一般民众迟早也将熟知。此乃是毛泽东依据列宁斯大林主义和帝王儒家（Imperal Confucianism）完成的一项杰作。
    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力量源泉，是靠着华北地区农民的动员而来的。抵抗日本人正是最佳的动员口号。日本人沿着铁路线入侵，试图封锁各铁路线间的区域。但是他们的铁路线碉堡管制不了越过铁路线的贸易与接触。大体上，日本人的入侵替中共锄开了动员的土地。不论中共在此情况下的成功是单纯因为民族主义精神之故，抑或应归功中共的信条，基本上已不是重要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已经是本国的共产主义，其信条来自在乡村的实际经验，并且招募知识分子投入解救全世界的大业，不再代表共产国际了。
    中共在华北不同地区发展成功的“边区”政府与“解放地区”政府，都以党的控制为首要原则。党的控制力来自干部的思想灌输与纪律之加强，而思想灌输必须结合毛泽东的长程原则与他的圆滑变通。因为，中共组织的政权在遥远的延安运作，除了不甚可靠的无线电通讯之外，一切得靠自己。
    第二个原则是，明白农民需要的是什么，并且把他们需要的东西给他们。这些东西是：第一，地方上的平静安定；第二，友善的能帮农民忙的军队，和村民亲切往来，必要时替农民收割作物；第三，招募地方上肯做事的人，可能在贫农的上层中找到，多属有才干却被环境所挫者；第四，经济改良计划，包括改良作物，但更重要的是互助式的农业合作、有条理的运输、合作社生产消费用品。
    以上的这些都进行后，就构成第三原则——阶级斗争——的基础。这一步必须谨慎，因为华北的地主简直就没有比富农强多少，而且可能利用帮会或佣兵组织自己的地方武力。此外，早先国民党也掌握过华北某些地区，所以人民在效忠对象上也可有选择。中共享的对策是，定下颇具说服力的三个三分之一制度。共产党人只在认可地方政府的小议会里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留给国民党和无党派者。按着这个原则办来，训练有素且又有奉献精神的共产党人自然可凭本事成为领袖人物。他们的好名声传出去，赢得了民心，就可以着手准备经济性的生产计划，以及相配合的土地改革。
    土改进行之前，必须齐备三要素：军事控制、经济改善、吸收激进的村民。土改的窍门则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动员对地主恶霸不利的舆论——姑不论这舆论的分量够不够，然后藉控告并清算地主的手段带动村民投入革命行列。所有地产都要重新估量价值，并且按照每一个人被分类为富、中、贫农的公平原则重新分配。如果这样的重新分配效果能持久，便可以开始对村民激进分子灌输党领导的思想精粹。其要旨无非是，人们若肯以新的团结形式把力量组织起来，就可以为自己开创更好的未来。这种新团结体的领导力，将来自中国共产党。既然个人单独的力量什么事也做不成，何不牺牲个人的利益，把力量贡献给共同的目标？于是，民主的中央集权原则被宣扬为一个人人可以发表意见贡献力量的办法，但是一旦党做了决心，每个人都要服从。这种理念在美国新英格地区的镇民大会上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但是换到华北的乡村里，不接受这个，就要接受地主或本地以外的官吏统治，这个原则自然可以打动人心。
    简而言之，“群众路线”的观念正包含在此：党必须走入人群，以发现其疾苦与需求，然后由党把这些疾苦需求整理规划，以顾及人们利害的立场解释给人们听。这种由群众来再回到群众的概念，的确是适宜中国传统的民主概念。自古以来，凡是好官都是能真正体恤民情的人，因为他们才知道怎样治理百姓是真正为了百姓好。
    对日抗战给了共党动员乡下群众名正言顺的理由。一旦乡村动员成功，共党就添了新的势力，但根据地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华北以至长江流域的扩张与基地建设，在一九四〇年代达到一个新高点。
    日本人延伸控制力的方法是，沿着铁路线每隔二至五公里安排一个碉堡。然后，从这些据点派整
支纵队的兵力侵入乡村。这时候的日本人就和后来越战的美军以及阿富汗的苏联军队一样，用了机械刻板的部队和优势火力，仍然控制不了住在自己本乡本村的外国百姓。用正规的阵地战打不败日本兵，用游击战却可以消耗他们的资源。日本人为了抵抗游击队，只得把要塞网和封锁线拉大拉长，以切断补给的方式耗竭游击队。
    为了回应日本人这招封锁战术，中国共产党军事总部的总指挥彭德怀准备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广面攻击，从一九四〇年开始发动。日本人占据的华北各地的铁路线一再被切断，碉堡一再遭破坏。这是共党在整个抗战期间的首要攻击行动，由彭德怀策划，延安方面可能并不知道详情。攻势发动几星期后，共党显然赢得了一次大胜绩。但是日本人随即实施报复，而且手段凶狠，以增派的军队展开“三全”行动，即“全部杀、全部烧、全部抢”。日车不再分辨对方是农民或是八路军，一律予以毁净为止。每个被摧毁的村子都派兵驻守，碉堡数日增加到上千个。如此猛烈的反击，驱散了共党在华北的势力部署，使许多据点孤立，并且夺走了大部分共党已经控制的县治中心。这是一次一级大灾祸，共党自此未再发动百团大战。
    在此同时，共党在长江流域的扩张——特别是新四军的行动——也引起国民政府军的报复。经过谈判，新四军的大部从长江以南撤往长江以北。但是，一九四一年一月间，有数千共军的总部单位被国府军队伏击。此次“新四军事件”几乎将新四军全毁，但国共双方都末承认统一战线结束，因为保持形式对双方都有利，即便合作已经有名无实。
    这些逆转使延安陷入危机。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封锁线几乎切断了一切贸易，通货膨涨急速加剧，整个共党政权必须退回原地以求生存。延安政府以前只靠适度征收农民的谷物即可维持，一九四一年间因为天候不良造成歉收，政府开始征收大约谷物收成的百分之十。没收的地主财产已经用竭。此时的解困之道只有试求自给自足，例如，开辟棉布之类消费品的本地生产。于是，耕地和灌溉系统大量增加了，谷类产量上升，牲口也增加了。总之，尽一切努力提高生产克服了经济危机。
    一九四〇年代初，延安在经济复苏的同时，毛泽东终于登上驾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以前毛泽东读的马克思主义作品并不多，一九三六年到延安以后，才有空闲开始深入阅读。不久，他就开始讲授辩证唯物论，撰写了“论实践”、“论矛盾”。由于他尚未除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演讲内容虽然粗浅，却以显示他的知识性领导能力为目的。不过，毛在强调矛盾时也有他的独到见解。他以“对立面的统一”为矛盾论之假设基础，乃是一个有久远中国历史依据的观点。
    他在延安的哲学思想目标，不仅止于建立一个与中华民族息息相关的民族主义的党，还要把马克思主义改编得适于中国人使用。政治上必备的条件是，党组织一定要有纪律，人人都要遵从党的路线。做到了这一点，党员不论派到多远的地方，都不怕他不照党的指示办事。国民党的问题就是出在派系岐见太多上面。延安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较小，在消灭不同声音方面所做的成绩颇不差。
    党内积极急进分子的意见若要一致，先得使他们在智能理解上信服共党路线的高明之处。党的路线则必须提出理论信条来给实际行动撑腰。这个目标之达成，乃是靠逐渐创成的一套观念，此即西方人通常所说的“毛泽东主义”（Maoism），但中国人以较含蓄的“毛泽东思想”称之。这套观念是将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其普遍原则适用于中国的特殊状况。毛泽东是怎样把它一点一滴建构起来的？这是值得我们停下来审视的有趣问题。

毛泽东思想

    佛教和基督教传入中国时，都遇到术语措辞的问题。即是，怎样选用既有的中国字来表达新传入的概念，同时却不使新概念与这些中国字原来的用意相混淆。日本社会主义者早已遇过这个翻译难题。马克思主义引介入中国早在毛泽东以前，借用的的第一步即是要把关键用语翻成中文。马克思的宇宙大戏的主要演员proletariate，在西方思维中必定与都市生活相关，尤其是十九世纪初期西欧工业化的工厂劳工的恶劣生活环境。然而，这个字的中译却是“无产阶级”，意思即是：没有财产的阶级。也就是指很穷的人们，不限都市的或乡间的。以中国而论，当然主要是指乡间的。结果，欧洲的的的proletariate到了中国就变成贫农或没有地产的劳动者。就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意思仍符合莫斯科马克思主义者的用意，他们把信条传播给中国学生和一般百姓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微妙的差别。
    至于“封建”一词，古时候是指秦代统一中国（公元前二二一年）以前战国时代诸侯贵族各据一方的局面。指的只是行政权的分散状态，和土地制度或耕种者的地位扯不上关系。但是若把封建和地主剥削混为一谈——此乃共产党的本意，那么封建制度在中团存在的时间就超过两千年了。因此，马克思就欧洲史做的时代定义不能轻易套用到中国历史上来。如果自公元前二二一年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历史都算“封建”，这个用词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或者只能当贬骂之语了。“无产阶级”和“封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术语中的两个例子，搬到中国来用的时候，显然先得大事修整一下才成。
    除了术语中国化的问题，中国生活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在乡下，也不免使中国的革命运动带有比苏联更浓厚的乡村色彩。在中国，农民必然是主要的革命分子。最后一个促成中国化的因素，是发自文化历史自尊的也是重于一切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也就是说，中国不做外国的跟屁虫，中国人只能接受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历史意识终将破坏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似真性。但是，假定地主阶级的仗势欺人（“封建主义”）有外国来的“帝国主义”剥削者为后盾，以都市为中心而兴起的中国商人阶级形成一个资本主义的“本国的资产阶级”，正合乎毛泽东的目的。但是这个商人资产阶级的“买办”分子被“帝国主义的”剥削者收买了，治本之道即是建立一个国家中央威权，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革命运动就会进入最终的社会主义阶段。换句话说，有得是适用数据可以让马克思主义借着传播其新世界史观信仰把革命继续摘下去。
    不过，“中国化”仍是两面作战的事业，因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维持其隶属国际马列主义一分子的资格，不得不使用正统的欧洲口号。也因此故，早先在广州的国民党不能定义为只代表资产阶级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其实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能算是代表小资产资本家阶级，反而一直是士农工商四民皆包的多阶级政府，连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都可以纳入其中。后来毛泽东曾说：“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新出生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是中国旧（封建）社会产生的双胞胎，彼此相关却又互相敌对。”按此理，让无产阶级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是适当的，这也证明共党为权力而斗争是有理的。在中国，这些都讲得通。在欧洲讲不讲得通倒无关紧要。
    毛泽东阐释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先讲马克思主义假设的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封建主义转为资本主义的过渡，然后，再以另一次革命做为资本主义转为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可以一七九〇年代的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典型。至于社会主义革命，一般多认为只有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成功了。换句话说，热闹的十九世纪史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这个理论搬到中国来该怎么讲呢？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推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时开始，列宁主义者就可以把五四运动视为本国资本主义的一项成就。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未来将由中国共产党来达成，按马列主义来讲中国史的话，中国变成有两千年的封建主义期，却只有四十年的资本主义期。如果以欧洲马克思主义为标准来看，中国的情形实在已经走样了。

整风运动，一九四二——一九四四

    毛泽东既已掌权，不但竭力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且要使党团结，要维护纪律。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的整风运动只以党员为对象，此时的党员数目增加了，但是欠缺“长征”那一代的内聚力。整风的靶子是“主观主义、派系主义、党的形式主义”。“主观主义”以不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条主义者为目标．“派系主义”指的是军职与文职、党与非党的、老党员与新党员等等不同立场者之间难免存在的意见分歧。“党的形式主义”则是指只管呼口号却不实际解决问题的作风。其它劣风恶行包括逐渐滋长的官僚主义，以及行政的例行公事化。这些毛病有的可以用下放的方式来整治，即是把人员调到乡下更接近实际问题的地方去。还有一个受抨击的目标，就是从沿海都市到延安来的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
    中共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摩擦起于一个重要因素。以前的帝制时代，读书人以跻身公职为日标。二十世纪的读书人写起文章来却专挑政府的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是脱离做官从公的另一个阶级了。传统的知识界已经一分为二，一部分是政府官员，另一边则是批评政府的人。新式知识分子的习惯作风是谏言告诫，指出当局主政者的不当之处。自从批评国民党最厉的文人鲁迅于一九三六年故世以后，人们就放心大胆地把他推崇为知识分于的完美典范了。
    一九四〇年代初，文学应受中国共产党新政府威权支配的话题，在延安成为一个争论重点。加入共党革命运动的各式各样中国自由主义爱国分子，先前总以批评国民党的弊端为己任，这种态度自然也引导他们又来批评共产党内渐渐浮现的弊端。鲁迅的最忠实信徒进入共产党后，就是丝毫不改其发表批评言论作风的。一九四二年初，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文学与艺术的两篇演说，规定了文学为国服务的法则，这当然是指为中共领导的革命目标服务。因此，文学必须带有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风格的乐观活泼，应当避免国民党时期共党擅长的揭短扬恶。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间毛泽东在延安实行思想改造所用的方法，此后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史上司空见惯的事。思想应该改造的人，首先要受调查，继而被迫坦白，把自己的出身经历都交代清楚，让别人挑出可以批评之处。在一组人研讨批评时，被批者是孤立的，要挨其它每一个人的责骂训诫，使他的自信心动摇。下一步的斗争大会里，被批的人要在一大群——通常是在冷嘲熟讽的——代表集体的人众之前，接受公开指控和羞辱。这种行为之中含有一个重要意义——中国的个人必须获得团体的尊重和权威的赞许，否则不能立足。
    压力加重之际，被批者自知摆脱不了过去的自己造成的阴影，就写下剖析自己恶行的自白书，并表示愿意改过自新。如果他被判单独监禁，或是在团体牢房中必须戴着纸的手梏（这纸手梏若弄破了，后果不堪设想），孤立的感觉会使压力更沉重。在人格完全抹煞的情况下，他可以进入最后的重生以及与党修好的阶段了。大家终于接受了他的认错坦白，党也欢迎他重回组织的怀抱了，这时候的他会感到欣喜若狂，甘愿接受党的指导。这种心理过程究竟是否改变了人格，是很难确知的。但可以确知的是，这种极不愉快的经验不会有人愿意再来一次。不论如何，其结果都是使人顺从党的路线。
    我们不要忽略了中国人个性的魄力，以为绝对权力与绝对顺从可以行得通。肯挺身而出发表批评的人，多半都很顽固，而且基本上都是自认义不容辞应当坚守原则揭发弊病的，是不轻易妥协的人。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广泛使用思想改造，并不一定就意味中国知识分子是生性易受奴役的人。相反的，他们的独立判断很不容易被党压制住。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太平天国的基督教相比，是成绩斐然的。一八五〇年代的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弟弟，立刻引起与他信仰同源的西方传教土的反感，偏偏他又狂傲自负，根本不理会传教士。结果是，他让自己成为基督教内的异端，又是中国社会中的外来颠覆分子，在两边都落入最糟糕的境地。毛泽东却相反，虽然他后来和莫斯科闹翻了，但是曾和共产国际愉快合作了一段时候。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也用了正统术语涂在表层上做掩饰。洪秀全和毛泽东立业之初都只掌握到一套外国教条的入门，两人后来都甩开了外国人的支配——洪甩掉传教士，毛甩掉共产国际。不过，这两个人相异之处远远多于相同点。
    毛泽东于一九四三年提出了“群众路线”的信绦。这个主张和毛的许多思想规划公式一样，是两头兼用而含糊不清的，所以正反两面都讲得通。群众路线既肯定有必要征求群众意见并且多少让群众参与政府统治，同时又重申必须中央控制中央领导。随便什么时候，要强调那一边的重要性均可。正如毛所着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理论既可做为与国民党组织统一战线的依据，又是反对国民党反动的依据。同理，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可以从他父母亲和经济生活状况来认定，也可以从他本人的观念和抱负来认定。也是同理，人民被奉为革命运动的最终公断人与受惠者，但也有些人民被贴上人民的敌人的标签。这种事可以用从上面下行政命令办成。
    按这种发展路线，照例都是由毛泽东来认定那些矛盾状况是敌对性的，那些又是非敌对性的——即有商权余地的。因此，有些矛盾状况会使你成为人民的敌人，有些却不会，端赖人家从什么角度来看你。反正这是很有弹性的一套观念结构，让人觉得马克思和恩格斯（Engels）似乎迷上了道家的阴尽即阳、阳尽即阴之说了。毛泽东一旦支配了思想结构，就是真正居于领导地位了。这带来的结果是整体统一，因为凡是不服从毛的人都会遭到贬抑、惩罚、下狱，甚至处死。

美国支持联合政府

    一九四三年间，苏联固守了斯大林格勒，西方盟军在北菲战胜，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开始取得优势，美军在往东京推进的攻势中侵入了所罗门群岛。日军不得不放松对华北解放区与边区的镇压，并将计划许久的冈村攻势于一九四四年从河南省进逼至长江以南，摧毁了国民政府一部分最精锐部队。对共产党人而言，战势从这时候就开始平息了。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间恢复扩张行动，但策略谨慎，并且不再犯急躁草率的毛病。美国陆军军事观察团——即所谓的狄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于一九四四年中抵达延安，这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又走回顺势，正在为战后和国民党摊牌做准备。一九四五年四月底至六月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显示了这种生机再现的精神。大会实行新规章，赋予中央委员会兼政治局主席的毛泽东更大的独控权。“毛泽东思想”被颂扬为党的指导原则。
    这时候的美国已经身不由己地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的重要因素。在处于局外的美国人眼中，“自由中国”乃是现代文明世界的一个前哨，正在古旧习俗与恶势力的汪洋之中挣扎着求生存。中国不再有什么革命气质了，但是美国人觉得这很令人鼓舞，一九四一年以后就和自由中国结为盟友。美国的无知与滥情到了什么地步，只要看罗斯福总统设想的情景——国民政府于日本败亡后移进东南亚的权力真空，便可明白了。珍珠港事件未爆发以前，美国军中已暗中召募以休假身分飞行员组成了志愿“飞虎队”，来助重庆政府一臂之力。这一支由退休飞行员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领队的空军，不久就改编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联队，以昆明为基地，不断扰乱日本的通讯。美国的中国传教团也给予“联合中华援助会”支持。美国的同情与援助给抗战添了生气，中缅印战场的美国指挥官史迪威将军（Joseph Stilwell）证明，中国的征兵到了印度，只要有充分粮给与训练，可以成为一流的作战者。
    蒋介石一如当初藉助于上海黑道帮会一样，现在又开始倚赖美国人的后勤援助与基督徒冲动心理。但是，按美国的战略补给的考虑，在中缅印战场上的空运后勤补给，已经是美国援助的最大限度了。这一点对国民政府是不大有利的。一九四四年，美国陆军观察团来到延安，内战显然就要来临
了。这时候若再想利用华盛顿与重庆的结盟关系替国民政府打开内战的胜利之途，已经为时晚矣。
    不过美国仍旧努力一试。美国海军不愿落于陆军之后，曾于一九四二年派了工作团来与中国秘密警察合作，展开了反共行动的第一步。陆军方面的史迪威将军，却无法做好国府军队的训练、补给、作战调度。美国人一心只想着要利用自由中国为抵抗日本的基地，以至于无暇去留意中国自身的遽变。美国的援华计划和一九二〇年代的苏联计划一样，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外国人想要参加中国的革命运动，本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美国这次介入，错误出在严重的跟不上时代。凡是看过军阀割据、支持过教会学校的美国人，都把南京政府看成美国理想之代表而寄予厚望，期待南京政府真能完成统一大业，与世界各国平等互待。年轻一代的人虽然能把共党兴起的事实看得更清楚，毕竟人数太少，在美国能发生的影响力远不及历代美国传教士的累积。
    这些因素给美国决策提供了混杂的参考意见。在中国现场服役的军官或司令——如史迪威，看见了共党行动的决心与实力。在美国这边的拥护中国派——由在中国出生的《时代》与《生活》杂志老板鲁斯（Henry Luce）领军，一般都保留早年的印象，那时候的南京政府似乎是中国一切进步革新的表率。
    统一战线于一九四一年终结时，美国观察者可以看得出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领导间的裂痕扩大。美国国务院此时的响应政策却只聊具一格，远不及在战争行动上出的力：如翻越喜玛拉雅山的后勤运输、史迪威促成的中国军队新式训练配备，以及史氏与顽固的顾客蒋介石共事（蒋自认在战争补给上受了亏待）。美国人既然在外交上、法律上不得不把国民政府当作盟友来支持，华府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清楚华北共区的情况。
    身处中国的美国大使馆与军事总部人员已经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中国将爆发内战，而且苏联可能占领华北，不晓得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关系可布细节的局外人，也不可能充分领会毛泽东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或是他创的本国共产主义。因此，防止内战变成美国的政策，防止的办法则是组成“联合政府”。事实上，这乃是统一战线的理想与未实践形式的延伸，要将两党的军队和代表融于一个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双方都理解这个美国希望，表面上都以“联合政府”为战后目标，同时私下却在为一决胜负做准备。
    美国此一政策之蹩脚而不切实际，可以拿罗斯福总统派的特使赫尔利（Patrick J.Hurley）将军作脚注。赫尔利是奥克拉荷马州人，作风浮夸，头脑简单，是里根总统未出现以前的里根式（Reaganesque）美国人。他把调解防止内战的任务做得笨手笨脚，继而完全倒向蒋介石，一人与整个美国使馆人员对立，要美国不计一切后果地支持蒋介石。后果来的时候，赫尔利已经不是当事人，但是华盛顿执行的还是他的政策，结果让美国被封杀出局，进不了中国。
    日本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投降后，蒋介石和毛泽东因赫尔利支持而在重庆会晤，并于十月间协议了一套可以令任何自由主义者都感满意的原则。国共双方依协议邀集各方代表召开协商会议，保证人人得享一切公民自由以及无人不盼望的其它好东西，同时双方都在匆匆编整军队。这种作态乃是缘于双方都知道，谁也不能往反对和平合作之理想的那一边站。
    一九四五年的确实情况却全然是另一回事。抗战才结束时，共军就移出华北，逼迫日军向共党投降。国府的对策是，命令日军击退共军，夺回共军占的地盘。国民政府以原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来抵挡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不久就引发无数的“共日”交火。在此同时，国共的军队都在往东北推进，都想抢先一步去接收。照例，国军戍守住各个城市，共军在乡下动员。
    美国政府也学国府的榜样，把大约五万三千名美军陆战队移入华北，在北京、天津驻守，以防苏联侵犯。同时又以空运船运方式把整团整师国府军队送到东北各都市以及华北别处。从一开始，美国就以反共的姿态干预。此外，依照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密约，罗斯福总统已经在和斯大林磋商，试图藉促成其与国府的中苏盟约来决定中国的命运。盟约内容包括，苏联只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只与国府接触。国府方面则需同意苏俄恢复以前帝国主义时代在东北铁路沿线的权益。斯大林承诺，要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之内将苏联军队撤出。照这么算，就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共党因而有三个月时间可以抢在美国人空运来的国府军队之前，尽全力渗透东北。国府发现，共军用脚走到东北比国军坐飞机还快，因此要求苏联停留久一点。结果苏联军队迟至一九四六年五月才撤走，并且把日本人建设伪满洲国的大部重工业设备一起拆了带走。蒋介石就以美国人为后盾，一路与共军作战打进了东北的南端。
    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将军以华府特使身分到中国来调处的时候，便面临了这样的逆境。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指挥官，是尽忠职守而机智达练的主事者。为促成联合政府，他尽了全力。一九四六年一月间，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中讨论了国共军队联合编整的方案。这时候，中国内战的重心已经转到东北，偏偏重庆协议并末涉及东北问题。美国有意用大笔经济贷款换取蒋介石的默从，马歇尔为此返回美国，向国会游说以实现他允诺的条件。一时之间就对国共谈判鞭长莫及了。等到他再回中国的时候。先前由他在北京设置的“调处执行部”正在设法平息华北的战事。按执行部的调处方法，派了美军上校、国军共军的将领，到冲突地区进行调停。然而此时东北的局势已经失控了。
    由于中国境内普遍有呼吁停止内战的行动，国共双方打打谈谈，都在利用谈判为安抚人心的手段。美国的行事态度也是半斤八两，一方面要求国府和延安组成联合政府实施改革，另一方面却不断补给国府军队。总之，三方都是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费正清 2013-08-22 11: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