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日记患难之交相濡以沫 ——骆耕漠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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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难之交相濡以沫
——骆耕漠访谈录
邢小群
（骆耕漠先生今年89岁，是我国老一辈的着名经济学家，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他曾与顾准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同事多年。在文革中，骆耕漠被污陷为“叛徒”、“反动学术权威”，在自己的处境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仍然给了顾准难得的帮助。他们之间的友谊，可谓相濡以沫的患难之交。现在，骆老已经双目失明多年，但他听说《顾准日记》即将出版，还是欣然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我对骆老说，听说，您在文革期间顾准最困难的时候，不遗余力地帮助、关心过他。今天想请您谈一谈。
骆老精力尚好，但是长时间地谈话，对于他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事。骆老说，这个事，我愿意谈。为了表达我们对顾准的纪念之情。
他说，抗战时期，我是盐阜地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兼苏北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副书记，那时顾准在沙家浜一带打游击。中央让他到延安汇报工作，并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到淮海地区转一下，然后再去延安。他去延安要经过苏北一带的封锁线，在等待过封锁线的机会时，他曾给我做过助手，任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他也曾在淮海地区行政公署任财经处副处长。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相识的。他从延安回来后，我们又在苏皖地区见过面。但是当时彼此并不很熟悉。
真正比较了解顾准，是建国后在华东财委和在经济所成为同事以后。
骆老主要谈了顾准从干校回到经济所以后的情况。
骆老说，1969年我和顾准等一起下放到河南干校。从东岳干校搬到明港军营后，我们谈话比较自由了，但也不能“乱说乱动”。那时顾准的身体还算好，没有看出有什么病。当时到河南找我们外调的人很多，浪费人力财力，很不方便。周总理说，他们下去已经两年多了，让他们统统回来吧。于是，1972年5月，我们就回到北京。下干校时，很多人都将房子退掉了，而回来的人很多，包括军宣队、工宣队，房子已不够住了。没有住房的人只能到亲戚家借住。我也没了房子，住在我弟弟家。顾准和江明在干校时就住在一起，他们又是不能住到外面去的人，到了学部，仍住在一起。那个房间有个小套间，顾准住在里面。顾准整天就是看书。当时正认真地看《圣经》，当然是作为学者在研究。并且，我看他还给商务印书馆翻译《龙巴特》。他比较困难，想挣点稿费。他经济拮据，却买了一个双灯罩的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这种台灯，还很贵？他不说话。后来我们才明白，是为了纪念他的妻子汪璧。一个座台两盏灯，仿佛她就坐在对面。
那时顾准虽然瘦了一些，但不像有了什么了不起的病。当时我那种身份也不便找别人谈，每天去学部上班，就只到他那里坐坐。张纯音住在顾准他们对面。有一次她对我说，顾准总是看书，身体好像衰弱了些。于是我、张纯音、江明就设法带他出去吃吃小馆子，借此让他走动走动。那时我妻子唐翠英也常烧一些红烧肉，让我用大搪瓷缸子带给他吃。
记得我刚补发了工资，家里人分散四处还没有回到北京。我请顾准到莫斯科餐厅吃饭。回来时太阳落山了，他说，我们走条近路回去吧。其实路也不近。走到一座楼前，他眼睛望着楼上一个窗户，默默地停了好长时间。我才知道，他是特意到汪璧住过的地方凭吊，汪璧是在这里自杀的。我知道他们俩感情很好。早在1965年经济所干部下放到周口店搞四清，有一次我要回家，顾准（因戴右派帽子监管劳动不能回家）对我说，你能不能去看看汪璧？顺便请她找一下带耳朵的棉帽子和围巾给我捎来。我找到了汪璧。她说，我就给你找，麻烦你带给他。文革开始后，他的女儿带头逼迫她妈妈与顾准离婚，想来孩子们和他妻子都遭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和压力。
有一天，我到经济所上班，吴敬琏仓促地赶来告诉我，他刚把顾准送到首都（协和）医院观察室。吴敬琏在干校营房时孤零零地自己住在一处，他和顾准多有交流。回北京后，有个政策，我们得了小病在学部卫生所看；大一点的病，到学部所在的区医院。能让顾准到首都医院，看来他是病得不轻。顾准正在首都医院半地下的观察室。那里没有关系是搞不到床位的。吴说：“我也没有办法。” 我一听很着急。想来想去，想到抗战时我在苏北工作时，有过数面之交的杨纯。在淮海区，杨纯和顾准曾在一起工作过。她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吴敬琏陪我去找她，她正在开会。我就写了个条子留给门房，大意是：顾准你是知道的。他现在病得不轻，正在观察室里，我心里很不安。你能不能看在老关系上，请你的秘书关照一下……说实话，条子能不能起作用，我们不敢抱希望。第二天我到医院观察室去看顾准，人家说已经去了病房，我才长舒了一口气。顾准住的是七、八人一间的那种中等病房。他靠在病榻上，见我进去，直作揖，感谢帮他进了病房。我和他讲了找杨纯的事，顾准也慨叹再三。
顾准的病是在肺和心房外部之间长了个癌，医院研究来研究去，感到手术很难做。他的弟弟陈敏之告诉他，做手术没有把握。但是他决心要动手术。认为不开刀是死，开刀或许还有希望。
我和张纯音打听到协和医院东边有个姓李的老中医，是看疑难病的高手，就去找他。李医生让我去协和医院征得医院同意；并要求有车接送才能出诊。医院那边是同意了，我们这边的小轿车怎么办？我先是找到老伴的单位，希望他们能帮帮忙，回答说制度规定不行；又找到我在杭州监狱时的难友、原铁道兵兵团政委张崇文同志。后来就是张崇文政委派司机接送老中医，给顾准看了两三次病。
当时北京人艺的着名导演焦菊隐同顾准在一个病房，有一次，焦菊隐对别人讲：顾准看起来是很倔强的，但也有脆弱的一面。我与顾准交往中也感到顾准有很骄傲的一面，被他看得起的人不多；但也有很谦虚的一面。比如，他去延安经过淮海区，去时和回来就不大一样，回来后谦虚了许多。他有很固执的一面，也有儿女情长的一面。他非常想念他的儿女，特别是想见见他的小儿子。但是儿女们因深受他政治问题的株连，对他成见很深，当时政治气候还很左，他们都不愿意或不敢来见他。军宣队的人对他也很同情，在他病重时，就在一个字条上写下：“我是有错误的” 的几个字，让他签字。希望他儿子见了字条能够来看他一下。开始他不同意签字，经过大家反复劝说，才勉强签了字。结果他儿子始终没有来。顾准临终前一天的下午，我带着我的小女儿去医院看望他。看到我的女儿，他自然联想到他的儿女。在回家的上，小女儿伤感地对我说：“顾叔叔落泪了，一大滴、一大滴的……”
顾准临终时讲到他非常感激三个人；一个是林里夫，一个是李少甫，一个是我。林里夫和顾准都是“一·二八” 上海“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的发起人。当时在上海一“文”一“武”很出名，文委方面的周扬、夏衍他们都知道林里夫。建国后林里夫是《经济研究》的主编。林里夫还是顾准的入党介绍人。文革中被整得很厉害，但人也很硬气。顾准病后，大家说是不是给顾准请个人照顾他。林里夫说，不用，我女儿在内蒙插队，刚病退回来，就让她来照顾。以后，他就让女儿像侍候家人一样每天在医院守在顾准身边。李少甫人很正直。30年代他在杭州经营了一个很大的火柴厂，生产的火柴够整个浙江省用。抗战初我们在浙江办刊物，他说，我可以用做火柴盒的纸给你们换白报纸用。顾准病后，他专程从上海赶到北京看他两次。
顾准病重后，科学院学部对他不错。白天是林里夫的女儿照顾他，晚上学部经济所派人到医院值班。最后一个晚上吴敬琏在他身边。第二天，我在去学部的路上，被吴敬琏叫住，他告诉我，顾准去世了。后来，我们一起去了医院，看到的顾准遗体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非常难过。因我年龄大了，大家不让我去火葬场。最后陈敏之及顾准的妹妹和他大女儿、我和我妻子、林里夫等人绕他的遗体一周，举行了小小的告别仪式。
火化以后，陈敏之告诉我，顾准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经委、计委大楼西的那条小河里。他曾在这一带工作过。他觉得河再小也是通往大海的。我们一块儿到那条小河边儿，小河边儿没有台阶，我只好拉住陈敏之的手，让他探下身子把骨灰送到河里。他只撒了一半。另一半落实政策后，从人民公墓送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放在正局级干部停放处。这虽非死者所愿，却安了后人之心。
顾准去世后，陈敏之说，大家对他这么好，他留下的东西，你们每人挑一件，留作纪念吧。江明说，我要那盏双罩台灯，以后，我会想到顾准工作时的情景。我说，我要顾准那把大算盘，那把大算盘跟了他多年，他算盘打得非常好，可以双手打飞归。陈敏之就把算盘送给了我。
骆老说话很吃力，很慢。前后竟谈了将近四个小时。最后，他对我说，你写多写少都不要紧，关键是请表达出我的一份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