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日記遲到的理解——《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讀后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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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理解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读后附记
顾淑林
1983年初到1984年初，我仔细阅读了这本通讯录（系尚未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手抄本）。（其间遇两次搬家，又有近半年没有住处，因而拖延了时间）流畅的行文，深邃的洞察力，中肯精辟的分析，使人折服。在这后面的是父亲对国家前途极度关切的责任感和探讨真理的热情、勇气，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的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成年以来对文中所及问题的思考，以及严酷的自我剖析，所有这一切，纠扰在一起，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
可以说，凡是与国家兴亡有关系的重大问题，父亲几乎都涉及到了。对这些问题的本身，我不敢妄加评论，从中表现出来的品格气质，使人想起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感谢六叔陈敏之保存并整理了这样的一部珍贵的文稿。
1965年底，父亲第二次“戴帽”，我被告知父母亲决定暂时“分手”。“这样可能对他（指父亲）的改造有好处。我们说好十年以后再见。”母亲这样对我说。那一年我二十三岁。从这以后，我们和父亲没有再见过面，在这之前，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也十分有限。对我来说，从1961年底到1964年这一阶段算是接触最多了，——每月一次的回家（我在念大学），其他的时间里，父亲要么在前方，要么在异地工作，要么在出差，要么在劳改。
我们这些“右派”子女，从少年时代起就面对着许许多多的怀疑、冷眼和挫折，但在忘我的学习工作劳动中，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谅解和友谊。我们的信仰可谓真诚，这里面原因很多，有学校社会的，有家庭亲友的，有个人的。我无法在这里展开来一一回顾。记得我的中学那个团支部，真有点“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味道。在文化革命的高潮之中，我的支部书记和党委书记，曾为我划入编外名单和军管小组据理力争，党委书记周行松说：“你家庭没有问题”，挽留我在七机部工作，然而在1972年夏天父亲回京以后，我拿着父亲的信征求他们是否去看望父亲的意见时，他们默然了，“再等一等”。前不久的一九八四年春节我才得知，他们曾为此亲去科学院了解情况。还有，人们可知道母亲去世的惨状和她的遗笔？还有周恩来总理的榜样……
说我“至死一直在反对父亲”，这实在是抬高了我。1965年以前，我不觉得他讲的有道理，而我，愿意献身我所相信的一切；以后是长年的相互隔离，父亲更加深刻、通达（这是熟悉父亲的亲戚的评语），我们也在成熟起来，但是我们都是没有得到填补隔离造成的沟壑的时间。
我不想逃避自责，也无法躲开痛苦。我的父母感情很好，家中每一个人包括祖母和我们大家都心胸开阔，从未有过什么“家庭纠纷”，我的家庭的离异，对每一个人来讲都从来不是轻松的事。如果说过去还有一种超乎家庭关系之外的神圣责任感部分地掩盖亲子感情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是在赤裸裸地经受着感情的煎熬。我逐年地追踪着父亲的一生，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地从地狱中趟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是在数不尽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呀。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说我主张“依附”，这是一场误解。我们参加工作进入社会已久，每人写得一部自己的历史，我没有依附的思想，也没有依附的行为，有的刚好还是它的反面。当然这些并不重要。问题在于，从依附与否着手，是否能触及我们家庭悲剧以至社会悲剧的症结，另外，与此多少有点关系的一个题外话，或许也应该提一提，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父亲的以至我的家庭的悲剧，是他的某一个女儿还是某一个儿子？我觉得我们用片面的绝对化的眼光看待事物，已经吃尽了苦头，现在需要的是深深的实事求是的分析，需要更多的沟通和谅解。
真正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隔离时间的久长，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