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国共纷争 03 两个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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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两个主义
  已经离任的最后一届港督彭定康说到亚洲危机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时,有一番精彩论述。他认为,中国如果再不进行政治改革、让民众有机会“透透气”的话,经济改革已经很难再上一个台阶。他说:“我就不信列宁主义与资本主义能那么含混不清地并行不悖。”
  非常自然地,听到这话,我们会联想到邓小平在六四镇压之后一片肃杀中,为挽救他濒危的改革,说的另外一句与肥彭的意见相反的话。他说:“只要维持经济增长,管它姓‘资’还是姓‘社’。”(后来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好啦,有了他这两句话,1992年之后,一片片农田被开发商“圈”起;一座座豪华大厦拔地而起;邓家的和别家的共产党员们也都不失时机地富了起来……,终于到了今天——贫富悬殊、环境破坏、贪赃横行、道德沦丧。它们姓“资”还是姓“社”?
  但不同的主义与信仰本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与一个社区的——这是人类自共同生存、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以来,最主要的经验与教训。这并存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由主义精神:它不仅是一切制度与规章建立的根本,也是制定与遵守这些制度规章的人们的生活态度。于是我们知道,原来老邓的“先富起来”和“姓‘资’姓‘社’”里边少了东西:他的“资”是只有由社会主义权力转化出来的资本,而没有监督资本发生、维持资本运作的自由与法制精神。也正是在这里,肥彭给出了他否定的结论。
  这又使我们想到了1924—27年间,理想与信念不同的国共两党的合与分——它们合的初衷,是希望在近期政治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利用对方、壮大自己(这无可非议);但在它们决定分的时候,缺乏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党意识、一味置对方于死地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
  孙中山去世不久,一批从一开始就与共产主义积不相能、被史家称为国民党中“极右派”的人,曾继“弹劾共产党”之后,再提出召开会议,由多数决议,将共产党清除出去。无论他们如何事先密谋、如何“总理尸骨未寒”就动起手来,其做法平心而论都没有什么不正当;甚至可以说,虽然脱胎于同一个中国社会,却比较懂得,共存于世的两党,无论合作还是竞争,包括最后破裂,都要有规矩。可惜当时共产党和国际代表运用计谋,使“费厄泼赖”(fair play,鲁迅译词) 会议没有开成——光明正大地解决纷争遂成泡影。
  接着,戴季陶开始发表被说成是“总理去世之后跳出来从理论上反共”的文章。戴氏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等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上什么着作,但他“有话公开说”的做法是光明的。共产党在当时若是有本事,把自家法宝“打倒土豪劣绅”论证为“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并为两党所采纳,也能服人,包括令后人钦佩——可惜未见严肃的、达到学术水准的讨论。也可以说,以知识人为主体的共产党,并没有将自己当时最擅长的理论探讨发挥出来。紧接着,中山舰事件爆发。这本来是一件算不上策划周密的事端制造,可惜两党内部的主要派系,对那类“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流氓(蒋介石)同样敬畏,都不敢不引为同盟军,不但装作视而不见,还继续加强对他的支持来讨好他。1925-1927的局面遂变成台面上不作争论(理论探讨),台底下倒动作起来。我们后来一直奉为瑰宝的“痞子运动”经策动,在农村迅猛发展起来。可惜直到今天也未见有学者对澎湃、韦昌辉、???等进行比较研究。
  回想“大革命”时期两党合作的历史,共产党究竟作了什么,使得国民党不但非把它排挤出去,还非要赶尽杀绝不可呢?从新发掘出的历史案卷里,我们知道,“友好”、“合作”,甚至“服从领导”、高喊万岁,都是权谋。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列宁主义,即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在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机的1938年,被说成太右倾、太靠拢国民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王明,心里真实的念头,仍旧是“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将来的国共关系破裂,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分子到我们领导下,使右派最后滚出去。”
  看来,如果并存的、共赴大业的政治势力领袖人物如此不具现代政党的风范,任何属于权宜之计的宣言都是靠不住的。


戴晴 2013-08-19 16: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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