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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好合恶分
　　人们一般以为，国共破裂的根子在意识形态——在一系列政治观念上的根本冲突。这其实是官方史家的钦定说法。不管这一说法可以举出多少以后的纷争加以认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1926年，在亲密合作了五年之后，这两个名声不相上下的激进革命党突然反目。
　　原因其实很简单：到了1926年，国民党已不再需要共产党员为他打场子、做苦工了。这个一直为西方所忽略的革命党，不但规模初具、有了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还与北方强国苏联有了正式和稳当的政府间的联络。不过，不可忽略的是，如果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里仅仅做苦工也就罢了；事实是，这批激进学生出身的理想青年，对国民党的介入不仅越来越深，掌管的部门也越来越多，影响与威望快要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如果国民党内的左派进一步与共产党联手，恐怕就没有以军事领袖为头目的蒋介石“右派”们什么事了。
　　蒋介石日本武备学校出身，到1926年，他搞掉对手的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正与我们后来所熟知的“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那样：制造一个事端，然后对当事者栽赃——这就是那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有了“证据”，将共产党排挤出去的“整理党务案”顺理成章出台，蒋介石从此大权独揽。蒋在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当然不会完全同意——我们以后会看到，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一直伴随着两党内部的不同意见——作为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的一部分，他没有对自己的“同志”让步，而是再逼一步，把事情再做绝，以达到同时铲除内忧与外患的目的。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堪与八九“六·四”比丑的“四·一二”屠杀：蒋介石枪口对着的，不是对方的枪口，而是天真地帮他、信赖他、欢迎他的人（笔者在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此类场合的牺牲者极少政治领袖）。此时与共产党决裂的，不过是国民党中的右派。左派由于痛恨这一做法，不惜另立政府，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小说家茅盾对这一时期作了生动的描绘：浪漫的革命党人——他们多半都在共产党里，国民党人反倒显得务实和服从——前程渺茫与彷徨无依，不知该死还是该活，该爱还是该恨。
　　好在这样的日子只延续了三个月，到了7月15日，左派——其头目是汪精卫——也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汪精卫虽然后来以“汉奸”之名被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他确曾是孙中山最信赖的助手，在当时也极孚众望。但刚刚和陈独秀作了“联合宣言”，怎么说翻脸就翻脸？此外，共产党就那么没有脑子么？给人家帮忙就那么死心塌地，连同伴的鲜血都不能让他们醒悟？
　　当然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变故的根子都在两党（特别是共产党的）的太上皇：第三国际。
　　共产党的成立，来自国际命令；表面给国民党打工，借机发展壮大自己，也来自国际命令；大屠杀之后，与国民党左派更密切合作，同样是国际的命令——当时共产党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连最后的几支学生队的枪都交出去了。为了争取最后一个“友好军阀”吴佩孚的同情，在那里当秘书的共产党员邓小平可是一点后来的气派都不敢有……但所有这些委曲求全在国际的又一个命令里化为灰烬。7月14日，莫斯科突然来了训令：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作斗争，自己成立五万红军，并设立革命法庭审判反动的国民党。更为奇特的是，这个本来对党内的训令，竟糊里糊涂地交到了汪精卫手上。
　　所有这些，加上左派将领唐生智、张发奎的最终掉头而去，共产党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由此可以推断，被后世史家赞美为“历史上光辉一页”的“八一”南昌起义，绝没有那么豪迈从容。待到两党都有了军队之后，投入150万兵力的“中央苏区围剿反围剿”登场，终于把宋代昌盛繁华的江西，杀得半个世纪都缓不过来。□

戴晴 2013-08-19 16:0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