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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 摩罗）
　　文革后所出现的中国文学，不可回避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面对文革暴力〔1〕？这不只是如何看待一个历史事件的态度问题， 也不只是个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它与我们如何认识自己的生存状态、具有怎样的文化理想和精神价值直接相关。在旷日持久的社会政治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采取了接受、认同、参与的态度。那些违背最起码的文明准则的野蛮政策和举措，本与知识分子的教养格格不入。可是，“当人的邪恶注入那种被判为理想的和超个体的价值，即集体的真实性时，邪恶就转换成善良，甚至还转化为责任”。〔2 〕知识分子正是带着这种回归集体和国家的神圣感接受这样的状态的，他们甚至因此而体验到摆脱私欲、克服自我、超越作为物质而存在的个体生命的道德快感和精神自由。红色少年谢惠敏（刘心武《班主任》）用那种愚味的观念品评是非、指点江山时，即处于这样的体验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刘心武、张贤亮那一代作家，确实一定程度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和内心真实。《灵与肉》（张贤亮）安排主人公在获得政治“解放”以后，继续沉溺在那种虚假而虚妄的道德快感之中，国家集体的枷锁已经内化为他的精神律令。作者特意给主人公命名为许灵均，让他的取消精神自我，融入集体的观念倾向在屈原（字灵均〔3 〕）这个国家集体主义的千古原型的启示下得到强化和彰显。八十年代中期，经过多年的反思以后，当张贤亮以最大的精神力量来表现这些深重苦难时，还在用国家意识形态掩盖苦难表象、整合自己的苦难体验〔4〕。 《伤痕》（卢新华）中的王晓华正是按着国家权力对其母亲的命名，将她看作坏人和罪人，加给她许多仇恨和折磨。当她开始对此反思与懊悔时，恰是因了国家权力出于新的需要对她母亲作了新的命名。王晓华的精神和情感始终在国家集体的规定中活动，而无一丝主体性、个人性可予持守。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八六年》的诞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重大事件，尤其是文革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的文学的重大事件。历史教师内心生活的复杂、强烈、深刻，使得他与历史实存中的知识分子和别的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判然有别。在知识分子“不是异化为狼，就是异化为羊”，“除了‘紧跟’，除了服从之外不能有任何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的时候”〔5〕，历史教师却既不做狼也不做羊， 既不紧跟也不服从。他从一开始就对这场政治运动怀有戒心和敌意，他对那些女人被迫胸前挂着扫帚、马桶盖，剃着阴阳头惨受折磨具有强烈的反应，因此“总是害怕妻子美丽的辫子被毁掉，害怕那两只迷人的红蝴蝶被毁掉。”当他看见有人流着鲜血死在街上，看见一些同事戴着高帽游行示众，“他想也许就要轮到他了”。他没有把那些受难者看作阶级敌人，义愤填膺地去批判他们，也没有出于保护自己的需要，虚情假意地去与他们划清界线。“阶级敌人”和“革命群众”是由政治权力给每个人所作的身份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这样的命名并扮演好自己的政治角色。历史教师却将受难的女性与自己的妻子联起来，将受难的男性与自己联起来。建立这种联系的纽带乃是人的共同性。在他看来，这场运动威胁着生命的安全、生活的诗意和为人的尊严。当他否定这场运动时，他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当他拒绝政治权力所作的身份规定时，他是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作为人道主义者，他与所有人共同拥有着同一性（共同的人性），作为个人主义者，他与所有集体中的人保持着相异性（独立性），所以，他需要与所有人站在一起反对一切非人的力量，以期在最低限度上扞卫生命安全和人性尊严，可又必须自外于所有人，以免沦入诸如“革命群众”“阶级敌人”之类的集体主义迷阵之中。他唯一能够选择的是逃离。
　　不应把历史教师的逃离仅仅理解为逃命，它同时也是更为复杂的精神逃离。虽然他被命名为阶级敌人并遭到囚禁是促成他逃离的直接原因，但可以相信，即使他被命名为革命群众，他在精神上的逃离依然会如期发生（虽然不一定会以失踪的方式）。多年以来，他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一直萎靡不振，他一步一步地被国家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改造为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功能的文化工具。他在浑浑噩噩中忍受着这样的事实。当局势有了如此恶劣的发展，当他和他的信念一起被逼到了这样的绝境，他倒是获得了震惊和醒悟的契机。无论是做狼还是做羊，都是对邪恶时代邪恶力量的无耻屈从，为了不落入这种耻辱境地，为了扞卫自己的信念和为人之尊严，他必须倾尽全力拒绝这个时代对他的规定。他逃离的对象不是死亡（事实上他当时尚无生命危险。尽管他逃离前看见别人上吊死亡，但那上吊本身也是逃离的一种方式），所以与之相对应的不是生命的安全，他逃离的对象是一种荒唐的社会政治状态对他的精神存在的规定与剥夺，所以与之相对应的是个人的诞生。他的精神走向正好与谢惠敏、许灵均、王晓华们的走向相反，也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走向相反。正如《一九八六年》的出现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一样，历史教师的逃离是当代精神史上的重大事件，随着他的自戕表演的展开，这个重大事件的意义也将更为丰富地呈现出来。
　　个人是一个从整体上描述人的完整存在的词语，它意指生命个体的生物存在、社会存在、精神存在的谐和与统一。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生存境遇中，个人的含义会有微妙的侧重。有时候必须扞卫自己的生物存在以保全自己的精神人格，有时候必须扞卫自己的社会政治权利以维护自己的尊严，有时候为了保证精神的自由却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无论怎么说，完整的个人乃是以生命个体为物质基础的人格形式，也可以称之为个体人格。个人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与其他一切生命形式具有共同的道德原则：维护自身健康、光明、自由的存在，为自身健康、光明、自由的存在而存在。自然界每一个生命个体首先是自足的、自为的（广义）、为自己的个体，它必须排斥一切抑制与阻挠、反抗一切扼杀与伤害以保证自身生命的成长与发展，当植物的叶子受到伤害时，植物身上发生的化学反应与动物身上抑制疼痛和创伤的神经激素反应几乎是一样的。这正是植物基于自身生命道德对伤害者的反弹与抗议。人作为文化动物，不仅应恪守这样的生命道德，还需要将此道德原则延伸到社会文化领域，以维护自我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如果说人有什么高居于生命之上的道德律令，这一点就是。不过这仍是内在于生命本身的，对人来说就是内在于个体人格（即个人）本身的。就此而言，人的最高道德原则就是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主要不指生命个体在生物层的自私自利，主要乃指生命个体为了完成自我人格的塑造而抱持的自我扞卫、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态度。也就是说，个人主义虽以生物规律为其道德基础，却主要是指向社会文化空间的。它与活命主义别如天壤，相反，那些屈服于社会压力，放弃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责任以求苟活的人，恰是对个人主义道德的最深刻的破坏。
　　历史教师以其对历史的了解和洞悉，深知做一个个人是如何艰难。自从人类作为人类诞生以来，个人被社会所奴役，被集体所规定的历史一直伴随始终。但如此漫长的奴役史并没有完全扼杀生命个体成为个人的愿望。那些强大的生命无论怎样被迫接受社会文化的束缚和规范，可总还同时在心里活跃着一个如光如火的想象自我。现实环境中的生命个体总是竭尽全力向这个想象自我靠近，一旦二者重合，完整而又完美的个人也就诞生了。即使永远不可能完全重合，但生命个体应该无条件地持守与想象自我不断趋近的态度和态势。不断趋近的过程就是极力拒抗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对自身的规定的过程。这种拒抗非常艰难。这是对一个人的生命力和道德力的真正的考验。历史教师的逃离意味着他要担当相应的责任接受相应的考验。他不想做阶级敌人，牛鬼蛇神，不想挂着马桶盖游街，不想低头认罪屈膝求饶。他要保持生命的神圣和体态的庄严。虽然他作为知识分子本身是文明社会的产物，但为了扞卫自身的尊严，他宁愿自外于这个普遍存在着政治疯狂的文明社会。
　　他的逃离不仅离弃了这个牢笼，同时还意味着他离弃了社会本身。自从离开那个办公室以后，他加入到任何地方的社会组织之中都无疑只会再度被命名为阶级敌人。可是长期游离于社会之外，他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理想又会失去文化和社会的依托。他整天东藏西躲，所能实现的目标无非是苟全性命于乱世。这与那些屈服于社会权威的苟活者恰好殊途同归。这样的焦虑一定长期折磨着这个进退维谷的个人主义者。他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文化内容正在不断地减少。他对这个时代越来越不能作出理性的审视与判断。他的精神世界的色彩越来越单调。他的思维因为失去了丰富的内容而越来越衰退，最后倒退到了人类尚没有充分的个人意识的原始时代的思维。他的精神的个人性越来越少，他只能以原始思维的方式反复呈现那些与一个民族或民族纠缠不休的集体表象。野蛮时代惊心动魄的刑罚占据了他的意识中心。无论现实世界发生的事件是什么性质什么形态什么图景，他都只能将这些客体整合为“墨”、“劓”、“ｆèｉ＠①”、“宫”、“大辟”等等表象而纳入到他的思维之中。他最后的自戕表明他的思维实际上已经无法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划开界限，他已经把作为主体的自己充分地表象化了，也就是客体化了，而现实世界作为客体也被他表象化了，也就是主体化了。主体客体通过原始思维中的集体表象而重合了，他最后既成了施刑的主体，又成了受刑的客体。这既可以说是他人格分裂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他思维表象化的结果。
　　他将现实世界中的文革暴力与古代刑罚的表象重合起来，还可以从他的文化经验上找到原因。历史教师本来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者传播者。那些远古暴刑是文明时代所存留的野蛮遗风。它作为民族文化中的非人因素具有震憾人心的表象效果。历史教师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极易对这表象产生情感震憾和感同身受的体验。经过多年的反复体验，这些表象成了他心中一切暴力和罪恶的代表和象征。所以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暴力和不义，他首先会将它们与这些表象联结起来，而后作出价值评判。当文革暴力呈现在他面前时，他的大脑中乃出现这样一个思维过程：
　　文革暴力——墨劓宫ｆèｉ＠①等表象——残酷不人道
　　（现实事件） （表象中介） （价值评判）到了他疯狂以后，他已丧失了正常的思维能力和理性判断能力，他的思维只能停留在第二阶段而无法上升到价值评判层。他不再是可以自主的思维主体，而是思维本身异化成主体。他成了思维的工具奔波在现实事件与表象中介之间，来来去去如疯如魔，被折磨得神魂颠倒，最后被这思维所吞食掉了。
　　但是，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只有思维，更不仅仅只有理性。虽然在逻辑形式上他不能保持清醒，但他终究是一个生命主体。他的心灵终究是拥有主体性的。总有一天他会发现，他如此坚决地抗拒着社会对他的决定，可他最终还是无法逃脱这种决定。他游离在社会之外过着无社会无组织无秩序的生活，却并没有按他预先选择的方向（自由、个人）发展。他变得如此单调如此原始，这本身就是一个野蛮而混乱时代对他的决定。这与他的想象自我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这种完全违背初衷的结局表明了他的逃离的彻底失败。这样的失败简直要把人逼成丧心病狂的疯狗。为了调节他的内心痛苦，他必须焕发起新的精神力量，组织起新的心理生活。这时，他想到了比逃离更为主动的精神立场。那就是转守为攻。
　　历史教师在《一九八六年》第一章正式出场的时候，“十多年前那场浩劫如今已成了过眼云烟，那些留在墙上的标语被一次次粉刷给彻底掩盖了。”可是历史教师却以一个残废和疯狂的形象出现在小镇上。这个形象正是社会对个人的决定力量的最好证明，也是对社会及其决定力量的有力控诉。由文革暴力和古刑表象所启动的精神生活并没有在历史教师的心中结束，他反抗社会扞卫个人的愿望不但没有熄灭而且越发强烈。他出场时那一段精彩的描写正好表现了他的精神倾向：
　　他看到前面有一个人躺着，就躺在脚前，那人的脚就连着自己的脚。他提起自己的脚去踢躺着的脚。不料那脚猛地缩了回去。当他把脚放下时，那脚又伸了过来，又和他的脚连在了一起。他不禁兴奋起来，于是悄悄地将脚再次提起来，他发现地上的脚同时在慢慢退缩，他感到对方警觉了，便将脚提着不动，看到对方的脚也提着不动后，他猛地一脚朝对方的腰部踩去……那斜过去的人没有逃跑，而是擦着地面往池塘滑去，走近了，他看到那人的脑袋掉进了池塘，接着身体和四肢也掉了进去。他站在塘沿上，看到那家伙浮在水面上没往下沉，便弯腰捡起一块大石头打了下去。他看到那人被打得粉身碎骨后，才心满意足地转过身去。
　　从这段文字的强烈得无以复加的攻击欲中可以看到，历史教师的精神哲学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发展到更有锋芒更加进取的阶位。他不再满足于逃离，因为逃离中他不是拥有了自己而是丧失了自己，他必须进攻必须复仇。据说人是唯一能够改造环境创造环境的动物。人不但应把自己的物质形式（身体）收拾得整齐漂亮，还应该把他的生命赖于展开的社会收拾得同样整齐漂亮，应该建立最有利于人性发展和个人幸福的游戏规则用以维持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这些游戏规则的价值资源仍然应该是为一切生命所共有的自尊自卫的道德律令。植物在遭遇伤害时的化学反应，即是调动起内在的生命能量进行自卫式的复仇，植物因此而成为了道德的存在，因为它扞卫了生命的本性。王晓华在她母亲受到迫害时不是感到愤怒与耻辱，不是与母亲联手自卫与抗争（比如给母亲以感情的支持），而是认同邪恶势力以求自保。这样的反应方式乃是放弃了生命尊严的非生命的反应方式。许灵均在遭到取消精神个性的蛮横运动时无力自卫，可在这邪恶力量缓解以后，他竟然顺着往日的惯性继续前行。这也是违背生命道德律令的非人妄行。“所有生命的本质是维护和肯定自身的存在。所有生物都有维护它之存在的本能趋势”〔6〕。 黄蜂以其利刺，毒蛇以其利齿，豺狼以其利爪对一切侵犯者施以有力的反弹和复仇，这正是生命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自我维护。“人生的目的是根据人的本性法则展现他的力量。”〔7〕“力量就是德性； 软弱无能就是罪恶。”〔8〕历史教师的攻击欲，正是他的力量之展现。
　　实际上人类永远摆脱不了那些基本的生命规律。即使人在堕落的路上越来越怯弱，越来越捆住自己的手脚和伸展生命的愿望，可是更深层的心灵生活会十倍地燃起反抗与复仇的渴望。一个人的想象力越的是发达，他向想象自我（体现着生命原则的）趋近的愿望越是强烈，他的扫除障碍伸展自我的内在需要就会越加坚牢。历史教师正是这样一个人。他虽然曾经有过脱出虎穴的勇敢创举，但长期隐身于混乱社会的缝隙中瑟瑟发抖，早就将生命的尊严丧失殆尽。可面对这样荒谬的社会和这样荒谬的自身，他又无从挽救受伤的自尊。他在这样的精神困境中忍受着太久的折磨和煎熬，反抗的欲望终于无可控制地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反抗的欲望演变为没有复仇对象的复仇冲动，这个世界四处都是敌人，可也同时一无敌人。历史教师只能在无物之阵中放纵着他的复仇冲动，因为复仇不但是他挽救自尊心的需要，也是他落实内在的生命道德的需要。同时也是他长久丧失自我以后恢复自我重建自我人格的需要。
　　谁也没有权利嘲笑或谴责历史教师的这种精神需要。实际上我们很少有人懂得这种需要。在文革暴力中被折磨得九死一生的千千万万人众之中，有几个人怀有这样的心理冲动？我所看到的只有巴金有这种心理冲动，但他这个斯文而又怯弱的人道主义者不可能将他的复仇冲动指向外部空间，而只能将它转化为自虐的渲泄。历史教师已经失去了整合自己的精神生活的能力，对他来说没有主体客体，内部外部之分。他的复仇冲动是一种无法纳入策略规划和程序设计的无方向无节奏从而也无法人为控制的滔滔洪水和忽忽闪电，指向哪里哪里就是对象，触到什么什么就是敌人。又象一支饱受凌辱揭竿而起的起义大军，歇斯底里地从广袤的大地席卷而过，冲到哪里哪里就是死亡与毁灭，整个世界都要给它践翻踏烂。在历史教师的感觉世界中，所有东西都是刑具（无论是烧红的铁块还是随便从垃圾堆中捡起的一根木棒一把破刀一个旧锅）。所有东西都是受刑者（无论是人们的鼻子还是膝盖还是头还是腰还是他本人的身影），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用刑罚予以命名（墨劓ｆèｉ＠①宫大辟等等），世界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刑场。在这样一个刑场，他要主持一场庄严神圣的末日审判，让一切罪人都遭到无情制裁。他不但是审判者，又是施刑者。
　　无边无际的人群正蜂拥而来，一把砍刀将他们的脑袋纷纷削上天去，那些头颅在半空中撞击起来，发出的无比的声响……与此同时一把闪闪发亮的锯子出现了，飞快地锯进他们的腰部。那些无头的上身便纷纷滚落在地，在地上沉重地翻动起来……一只巨大油锅此刻油气蒸腾。那些尚是完整的人被下雨般地扔了进去，油锅里响起了巨大的爆裂声……他伸出手开始在剥那些还在走来走去的人的皮了。就像撕下一张张贴在墙上的纸一样，发出了一声声撕裂绸布般美妙无比的声音……（第四章）
　　他以他无可控制的想象将一个民族几千年来所受的压抑、迫害、凌辱揭露出来，将人性的丑恶和社会的刑场性质揭露出来。不止是揭露，他要以消灭一切的巨大气魄彻底结束这个非人的世界。他要终止世界本身的存在。历史教师的心理生活入魔的程度正好显示了他的心灵受到的伤害是如何地深重，他对这个世界的人文关怀是如何地强烈而又如何地不可能实现。正是他拯救人心拯救世界的愿望的落空，才导致了他毁灭世界的疯狂的邪念。我们固然可以从历史教师下意识冲动中窥见人性的可怕的邪恶，但我们也许更应该首先看到社会本身的邪恶。正是社会的压迫将历史教师的巨大的精神能量从上帝身边推到了魔鬼身边。
　　如果历史教师有朝一日清醒过来，他一定会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惊讶不已。他不是为了反抗社会对他的决定寻找个人自由才毅然逃离并毅然反抗的么？为什么他越反抗越靠近魔鬼离真正的自由和完整的自我却越来越遥远？这不是在另一个方面上更深地落入社会的决定和控制么？十分清楚，这个站在魔鬼身边的形象决不是历史教师所曾想象过的自我人格。虽然这个形象是他按照生命本性所应遵循的内在道德反抗压迫反抗残害的结果，但他的文化理想决不是把自己塑造成这样的个体人格，这样的个人是令他羞愧的。虽然他没有机会获得正常的理性反思这一切，但他内在的心灵活动却在对这样的自我进行抵制和挽救。他必须拿出比以前更大的勇气，再一次反抗刚刚发现的外在力量对自己精神人格的决定和限制。因为他的文化理想是超越社会、历史、文化的自由的个人。
　　正是这样伟大的理想赋予了他反抗社会历史的决定的责任。人固然应该遵循生物界的普遍规律，按照一切生命的内在道德律令对否定自身残害自身的因素予以反弹和复仇。可正因为这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它也就具有自然属性。即使是人的心灵深处无可摆脱的报复欲，也一定程度地陷入了条件发射式的神经运动规律之中。如果人类仅仅只有这些原则，那就只能落入“刺激——反应”的因果循环运动中。反应本身即是在同一个层面上对刺激因素的反弹。每一个反应又会成为新的刺激因素引起另一个同一层面上的反应，如此无限循环下去就永远看不到文化的发展和精神的提升，永远看不到救赎之光。人类作为类的存在和个人存在都会陷于永恒的黑暗和恐惧之中。中国社会经过几千年的颠簸震荡而走不出黑暗的渊薮，据说原因之一就在于落入了这种仇仇相报的“刺激——反应”的循环模式中。对古代刑罚深怀关注的历史教师一定早就洞悉了这一奥秘。可是人早就以其自觉意识把自己从自然界中拯救出来，不再仅仅遵从自然规律，而且要用自己的文化理想赋予自身以超自然超规律的意义。他们必须将自己改造为人文的存在精神的存在。“人这种个体之所以演成宇宙进程的高峰和杰作，绝非仅仅得力于自然力量，而应首先荣归于精神力量的运作。倘若缺乏精神力量，人岂能突破自然力量的循环？”〔9〕即使是人心深处具有自主性的复仇冲动， 也是对人的精神性存在的突破与伤害。人要获得充分发展的个性充分自由的人格，既要反抗社会历史对自我的决定，也必须同时反对深藏于自身的那种具有自然意义的自主性对自己的决定。象谢惠敏、王晓华那样屈服于外在的权威和压迫而放弃自我固然是软弱是罪过，象历史教师这样屈服于自身的自主性的控制和摆布，同样是放弃责任放弃精神自持的堕落。历史教师是一个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想象力的人。他的想象自我永远在自然界之外对他温柔地挥手，他不能拒绝这种伟大的召唤而听任自己堕落。他必须以人的名义抗拒自身的堕落，抗拒那理由充分而又气势磅礴的复仇冲动。他要在与社会搏斗得精疲力尽之后，再一次展开与自己的搏斗。他企望着在这场搏斗中完成一个最伟大的文化工程：将自我塑造成卓越的超然于社会、历史、自然、自我之上的光辉灿烂的个人。也就是让他的生物自我文化自我想象自我在他所虚构的精神世界中获得完整的统一。为了保证这个工程的进行，他必须既做一个个人主义者也做一个人道主义者。既以最大的努力伸展自己也以最大的努力抑制自己。
　　人类心灵中最宏大的裂口就在此刻出现了。人类精神中最残酷的斗争就这样开始了。为了做一个扞卫自我伸展自我的生命个体，他必须义无反顾地继续着他的复仇。即使是纯粹发生在臆想世界的精神复仇，也必须按照心理生活的自主性和自动性延续下去。可是，为了做一个摆脱非人因素决定的自由的个人，他必须同样义无反顾地收起他的刀枪剑戟，以自己强大的精神力量转化千百年来所受的一切压迫、凌辱、刑罚、残害，将这一切转化成塑造个人的材料、升华灵魂的动力。这太难做到。可这是一个高尚的个人所领悟到的来自遥远天国的神圣使命，是那种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做得到必须做做不到也必须做的铁的律令。讨价还价的余地是没有的。
　　历史教师果然是一个高尚的人。因为他在听到天国的律令之后果然就做了，而且是在此时此地做的，也确实没有偷工减料。不过他以人类所能具有的最高智慧对这一律令作了一点微妙的调整。他想既不违抗天国的律令也不放弃自己延伸生命惩罚罪恶的内在心理要求。于是，他把刀枪剑戟倒转过来，把木棒石头菜刀锯条倒转过来，将这一切对准了自己。他必须义正辞严地进行一场末日审判，但接受审判的正是他自己。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是一个生命神圣主义者。他最理解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他不想毁坏这个世界。他知道他无权碰烂这个世界，他只有碰烂他自己。正是为了扞卫他所理解的生命尊严，他必须作一个复仇的主体。但他必须同时让自己作这个复仇的客体复仇的承担者。他以这种方式担当自己的罪，也以这种方式担当潜伏在人性深处的全人类的罪。他把这个世界完整地留给了世界本身，而独自担当着整个世界的罪孽与无耻。为了亲眼看看他承当罪孽的沉勇和坚决，我们不妨摘引一段有关的文字。
　　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鼻子下面，锯齿对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了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于是黑乎乎的嘴唇开始红润了。不一会钢锯锯在了鼻骨上，发出沙沙的轻微的摩擦声。于是他不像刚才那样喊叫，而是微微地摇头晃脑，嘴里相应地发出沙沙的声音。那锯子锯着鼻骨时的样子，让人感到他此刻正怡然自乐地吹着口琴。然而不久后他又一声一声狂喊起来，刚才那短暂的麻木过去之后，更沉重的疼痛来到了。他的脸开始歪了过去……（第三章）
　　从这刀刃上，我们看到了如此深重的仇恨，也看到了如此广大的义愤。可他不想将这仇恨和义愤指向世界。从中我们不难领悟到他对这个世界的真爱。他以爱世界的方式爱着他所渴望的完整人格。他以按着文化理想塑造自己的完整人格的形式，塑造着这个世界。他的漫长而又从容的自戕表演，集中了他全部的精神痛苦。正是这种痛苦导致了他的精神分裂。也可以说他不是精神分裂。他是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困境的思索，对痛苦的体验。由于过分投入，他暂时失去了对外部事物的正常感受和反应。他无暇认识妻子和女儿，无暇认识街道和房子，也无暇返回到业已过去的时间里。可是当他找到了解除精神困境的方法，当他主动将自己分裂为两个主体（一个作为施刑主体一个作为受刑主体），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他的心理生活立时变得平静而详和，他立时恢复了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人的意识。因为他已完成了一个伟大的超越和升华。大道如常，他的目的正在于做一个拥有完整自我的常人。于是他的思维立时和十年前的日常生活接轨。“现在他完全清醒了。他发现刚才自己所想到的一切都发生在昨夜。……他是昨天夜晚离开家的，是被人带走的。”“现在他似乎认出了这条街道了。”
　　为了完成精神上的升华，为了竭尽全力成为一个个人，他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整整十年陷入了如疯如魔的痴境之中。十年之中，他以其伟大的品德和智慧完成了这个艰难的精神历程。他在自己所构造的精神世界中成为了一个真正有力的个人。他本来可以将这个个人还原到现实之中，在现实中展开他的生命与理想。他为此作好了全部的心理准备，甚至及时恢复了障蒙十年的日常记忆。可是，更为惨酷的悲剧就在此刻发生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精神升华已经付出了他所能付出的最大代价——生命。他在艰难的搏战中被迫放弃了生物自我放弃了自己的肉身。当他奄奄一息地被人拖垃圾一样拖向街边时“他明显地感到自己正在失去身体……竟然会找不到身体。”“他发现自己此刻离家很近，可他没有了身体，他没法回家。”在这里，我不想重复肉体消失精神永存的诳语。这种诳语不适合历史教师对个人的理解。“肉体形式全然不是物质，不是自然界的现象。”“人的肉体形式是灵魂的与精神的，于其中存有个体人格的整体性。”〔10〕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这样说，历史教师在经过灵魂的搏斗成为个人的同时，不幸也成为了非人。他的人格的完整性被这个伤残破损的世界无情打破。当他企图寻找自己裂碎的器官时，他发现“它们已经混在了满地的头颅、四肢和躯体之中了。”他成了千百年来无数蒙难者中的一个。也就是说他挣脱历史卓然独立的愿望彻底落空。
　　在这浩浩如汪洋的文革暴力面前，在这样严峻而又恶劣的历史境遇中，历史教师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都只有成为非人。象许灵均王晓华那样投入到社会时尚思维之中，按社会命名来体验自己，固然只有成为非人。如果历史教师将刀枪剑戟指向外界，那么他就成了揭竿而起义愤滔天的复仇者。复仇者模式早就为千百次的农民起义重演过。它不但破坏了世界也破坏了自我人格的生成，终究也只是非人的一种。历史教师逃出了这两种悲剧，但他不幸落入了第三种悲剧中。
　　屈从者、复仇者、自戕者，无论选择哪一种模式，都只能落入非人的状态之中。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抹杀历史教师自我搏战的崇高意义。我们至少应该说，他以其最伟大的文化想象力和精神能量，成为了我们的时代所能出现的最高尚最深刻的非人。
　　〔1〕文革一词有宽狭二义。狭义“文革”指发生于1966—1976 年间的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运动，广义“文革”则指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相谐合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政治状态，由此状态可以生出“文革政治”、“文革社会”“文革文化”、“文革暴力”“文革记忆”等等专用名词。本文一般在广义上使用文革一词。
　　〔2 〕〔俄〕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人格主义哲学的体认》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42页。
　　〔3〕屈原《离骚》云。“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4 〕张贤亮企图通过《绿化树》等九个中篇“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英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转引自陈娟、金志华《新时期小说研究》百家出版社1993年版48页。
　　〔5〕童庆炳《拷问自我——关于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的再思考》，《文艺报》1989年2月18日3版。
　　〔6〕〔7〕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三联书店1992年版39页。
　　〔8〕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三联书店1992年版45页。
　　〔9〕〔10 〕俄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4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非右加刂
　　
　　
　　
文艺理论研究沪55-6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摩罗19971997 作者：文艺理论研究沪55-6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摩罗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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