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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中亚大草原看成陆地上的海洋，那么北京和张家口就是它的港口。蒙古部落和类似的游牧部落不是郭嵩焘他们想象的野蛮人，他们是英国人以前的英国人，英国人是大海的主人，而他们是内亚海洋的主人。他们的强大并不是仅凭武力。

唐代的生命线：

中亚这个草原地带，在这个过程中间，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说在雅利安人入侵的时候，草原的流动性还没有成吉思汗入侵时候那么强，但是在以后的几百年中流动性不断加强了，这跟马匹驯化技术、马镫技术的改善很有关系。同时也因为草原部落之间，不是某一个具体部落，而是一个部族链和西域中亚这些城邦链之间，形成了某种生态性的分工体制，导致战争体系和贸易体系有了一定的契合缘故，因为这种东西不是一个单纯的部族甚至是征服者能搞出来的。而是许多个小邦和各个部族之间形成了某种分工合作，彼此配合体系，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加快物流的速度。

可以说到了蒙古帝国入侵前夜，内亚的这个海洋，内亚的陆海的流动速度，已经是超过了东面西亚各帝国内部的交流速度。他们之间服装，文化，歌谣这些东西，传播速度都是非常快的。原因也很简单，通过这条线，人口少，而且障碍少，你如果是通过大同或者燕京这样的地方出发，向西走到乌克兰边境利沃夫，中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障碍的。一支比较精干的马队，短则三四十天，长则三个月，基本上可以走过欧亚大陆中间最核心地带的这条路径。

但是如果反过来，在没有大运河的时代，你要是从长安哪怕是走到成都的话，这条路径都是非常困难的，物流很难。而且依靠人力来搬运东西，或者是依靠徒步通过牲畜来搬运东西的话，成本是很高的。在唐太宗那个时代，魏征劝阻他们不要殖民化高昌，就是说如果你从长安派人运粮到高昌，也就是吐鲁番这一带的话，大概真正能够运到那的粮食和在途中消耗粮食的比例大概是1比100。而且高昌其实不是很远的地方。因为唐代郡县是一直延续到敦煌的。如果要从高昌延伸到更远地方，比如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焉耆），这个消耗肯定是更大的。

但是如果你从距离这个时间不算太远的唐代中晚期，如德宗一朝，通过北方草原上的回鹘人搞绢帛贸易的话，用回鹘人的马队把唐人的布匹从回鹘人控制的地区绕过吐蕃人控制的地区，通过北线一直运到外伊朗的河间地区的话，花费的时间反倒是比从长安到吐鲁番这条线花费的时间要少，而且耗损率是非常之低的，就是说唐人给他运去的几千匹布，绝大部分，至少是七八成以上，能够出现在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或者谋夫（外伊朗），或者是伊斯法罕（伊朗）这些地方的市场上去。回鹘人只扮演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他们自己消耗是不多的，草原生活环境也不大需要这些布匹，需要这些布匹其实不是他们，而是西亚那些定居的人民。

回鹘人的财富主要就是依靠它充当经纪人，特别在吐蕃占领西域以后，充当经纪人把这些东西运来运去。同时晚期唐朝靠什么来维持呢？它依靠朔方节度使这个基地招募的中亚武士一批批地输入中原，建立像忠武节度使这样的前进基地，也只有这样的前进基地才能够阻止河朔四镇入侵唐王朝的生命线，也就是从宣武到淮南这条运河运输线。可以说晚期的长安朝廷是发挥这个作用，它把南方的金帛和朔方的蛮族武士结合起来，用南方的金帛交换北方的武士，如果这个武士输送线被切断了，那么唐朝就会迅速垮台。

这种事情最终出现了，主要就是发生在沙陀人占据河东以后的事情。如果仔细考察唐朝的历史，你会发现唐朝中叶以后是依靠朔方镇这个母体，不断地派出分支兵团到各个地区，去维持唐室。但是李怀光（729–785，渤海靺鞨人，以战功赐姓李氏。783年泾原兵变，德宗逃奔奉天。朱泚攻奉天，他前往救援，因功进副元帅、中书令。德宗因听信卢杞等人挑唆，不让他入朝，他联合朱泚反叛，迫使德宗逃往汉中。后兵败身死）的叛乱失败以后，朔方这个核心遭到致命打击，李克用的集团占领河中以后，通向河套地区的武士运输线完全中断了。在唐代最后的几朝，唐王朝变成一个很奇怪的政权，他依靠韩建（855–912，以勤政好学着称的小军阀。在唐昭宗与关中诸节度使冲突加剧时，韩建与李茂贞等举兵攻长安，后又与李茂贞翻脸，迎奉唐昭宗，一度控制了朝廷。最后投降朱温）或者是李茂贞（856–924，早期打击黄巢等乱军有功，势力扩大后割据陇右，曾击败、胁迫唐昭宗。唐亡后，其势力日益衰微，最后向后唐称臣）这样的地方性的很土鳖的小军阀来维持，这些小军阀招募的人员基本上是街市上的流氓无产者，战斗力也非常之差，如果他还能够像李克用时代以前通过郭子仪、李光弼这种人，把安西北平的军团，把杜甫曾经歌颂过的同罗部落这样的人，邀请到长安来的话，这些力量不仅可以阻止地方性叛乱，而且也能够抵挡住像安禄山、史思明这样强大的蛮族军团的。

唐王朝最终的灭亡，可以说就是因为作为它生命线的两条线路最终都被切断了。南方这条线路是由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控制的，同时淮南节度使高骈（821–887，出生于禁军世家，历任天平、西川、荆南、镇海、淮南五镇节度使。高骈慑于黄巢威势，又与中宦田令孜有怨，坐守扬州，拥兵十余万，保存实力。黄巢军入长安时，唐僖宗急调高骈勤王，他不服朝廷节制，割据一方）不再忠于朝廷造成的。南方运输线起点是淮南节度使控制的扬州，终点是宣武，就是汴梁，汴梁到扬州这条线是财政生命线，这条线大多数人都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另外一条线同样重要，就是从长安到云中、河套这条武士输入线。高骈切断了南方这条线，而李克用切断了北方这条线。于是唐王朝就沦落到只能够招募长安、洛阳附近小流氓打仗的狼狈处境。

但是唐朝的灭亡，并不是中亚武士体系的结束，实际上后来的辽金元清，他们最初的起源都是一个特殊的边区社会，这个边区社会的组织形式，跟残唐的藩镇非常相似，他们由小的部落武士组成，但是部落武士不依靠部落本身为存在的依据，而是依靠收养义子的方式，建立一个类似于埃及马木留克（Mamluk是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奴隶兵，后来随着阿尤布王朝的解体逐渐成为强大的军事统治集团，并建立了自己的王朝，统治埃及达三百年之久）似的军事专业集团，这个专业集团比较突出的体现，就是被朱全忠杀光的所谓魏府牙兵三千人，只要魏府的牙兵不被消灭的话，那么魏府的节度使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后来默罕默德阿里对埃及的马木留克集团也是采用同样的手段（ 1517年马木留克王朝被奥斯曼帝国覆灭，但马木留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直到1811年埃及的新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对他们进行大屠杀，马木留克集团才被消灭），通过斩尽杀绝来消灭他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这种体制无法结束。

一直到明末，像毛文龙在皮岛这个地方，仍然是用类似的方式来维持的。后来袁崇焕杀毛文农的时候，给他提出了一个罪状就是，让他手下的将领都要改姓毛，当毛大帅的义子。欧阳修这样的儒家文人修史的时候，专门修一个《义儿传》，就是要攻击那些藩镇。后来袁崇焕他们攻击毛文龙也是这样，但是始终攻击不掉，原因很简单，这个义子体制，它是有来源的，它在草原部落中是一个军事训练体制。你可以做一个不大好的比喻，就是说比如一个学徒到木匠师傅或者其他手工业师傅那去，那你要通过当学徒，学习他的技术，最后变成师傅。草原上的军事技术也是这样的，当义子并不是像是儒家文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件可耻的事情，恰恰相反，甚至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不是技术出众或者在决斗和其他活动过程中，赢得了勇敢声名的武士，原先的部落酋长是不会收养你的。只有你算是个有出息的人，人家觉得你值得栽培才会收养你。收养你的效果，不是说你要在血缘上跟他怎么样，而重要的就是，让你加入这个军事兄弟会，而这个军事兄弟会，将来就是未来统治者的核心。这个军事体制，它原先无疑是在中亚草原上产生的，但是最后在西亚伊斯兰教的文明，和远东东亚这些文明中间，都发挥着异常核心的作用。

内亚–东亚双元体系：

可以说，唐代灭亡以后，东亚王朝的统治中心，从西北移向东北，实际上后来的宋以后的历代王朝，他们的统治体系从哪来的，恰好是被欧阳修这种人瞧不起的那些，安禄山、史思明的这些藩镇的后代，是这些藩镇铸造了后来辽、金、元、清的宪法体制，而不是像欧阳修、王安石这样的儒家文人。而辽、金、元、清这种体制，代表着东亚历史一个最新的发展阶段，它的意义可能跟周人入侵殷商以后，开辟了周人的封建贵族制度意义差不多重要的。它建立一种双元的帝国体制。说是双元体还是比较简化的说法。它实际是一个类似于后来英印帝国的体系，这个双元体系的核心是内亚体系。它的战斗力来源，和宪法结构来源都是来自于中亚的部族武士集团。但是同时，它也占领了至少是相当于燕云十六州，甚至是整个中原，甚至是整个东亚，像清朝就占领整个东亚，而金只能占领中原，辽只占领燕云十六州。对这些定居体制，实行郡县化的统治。按照当地的习惯法，用儒家士大夫来统治它。

中原王朝方面记载基本把这两半割裂开来，而且把后面一半看得非常重要，实际上从这些政权本身来说，前面那一半，也就是内亚那一半毫无疑问是要重要的多。清朝的统治重心是什么？不是礼部，而是理藩院，理藩院要重要的多。准噶尔战争是清朝最核心的、关系到命运存亡的战争，它跟朝鲜，跟俄罗斯，跟中亚各部族之间的交涉，是清代皇帝，用满语跟他自己核心大臣搞出来的东西。而尼布楚条约，是只有满文而没有汉文的，从他的角度来看，南方的18省其实就是英印帝国的印度部分，是属于被统治，被征服的部分，主要是被征服者，把他们的钱拿出来供养这些部族武士，他容忍南方的郡县制行政制度继续存在，仅仅是因为这是最省事的方法，沿用当地原有组织。这是多元帝国，利用习惯法来降低统治成本的一个惯例。但是从宪法程序的角度来讲，这种统治结构是异常单调的，可以说是按照一个机械化程序自动展开就可以了。它基本上影响不了政局的核心。

而政局的核心，涉及到最关键的问题，继承权和法统的问题，它是依靠部落传统产生出来的。像蒙古帝国元朝，即使在忽必烈以后，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蒙古传统以后，它仍然可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皇族的两支达成协议，我们轮流执政，今天这一支的后代执政，下一届皇帝又恢复到另一支的后代执政，这在中原王朝是不可能的，像是宋代在赵光义的后人执政以后，他就无论如何不能再冒皇位动摇的危险去再把皇位还给宋太祖那些子孙去，一直到靖康之难以后，宋太宗子孙完全被捕再也找不到继承人以后，才能通过收养的方式，还给太祖这一支的后代。为什么这种做法在蒙古人能够行得通？这种做法其实在日本天皇和欧洲的封建君主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在中原王朝就很难行得通，为什么？因为蒙古的各个宗王，它就像欧洲的封建领主一样，它们各自都代表了独立的部族势力或者政治势力，不是说我这一支暂时当不上大汗或者皇帝我就完蛋了，就要任人宰割了。我自己即使不当皇帝，仍然是领主。领主的系统，在下面仍然有相当的政治势力，下一代你如果不履行合约的话，会在部族的各个领主的平衡中引起不利效果。但中原的皇帝不一样，如果亲王当不上皇帝，那你就是一个只能领取津贴的人。也许你领取的津贴比别人要多得多，但你是个软弱无力的毫无政治价值的东西，当不上皇帝，皇帝随便杀你也没有反抗能力的。但是大汗是不能够随随便便杀掉别的部落酋长的。即使我篡了汗位，有资格给我竞争汗位的那些其他的领主和酋长仍然会代代相传，仍然能够对我实行有效的制衡。

如果你按照中原士大夫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说那是部落简陋之习，远远不如我们的皇帝，皇帝掌握一切权力的方法整整齐齐。但是实际上你要是对照看欧洲历史，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这样起源的。最初的宪法，无论在哪个地方都跟普通民众没有任何关系的。它都是大贵族和王室之间的角斗，就是因为大贵族和王室之间长期相持不下，他们之间才会慢慢达成像大宪章那样的分权协定，在王室和贵族的权力分割当中，逐渐形成了有效的规范，而最后这个规范渐渐地扩充到没有贵族血统的人身上。

这种早期的贵族相互制衡的情况，在中亚的各部落中是非常常见和正常的情况，但是在中原王朝中已经消失了。如果从规则和组织资源的角度来说，内亚体系才是真正的秩序之源。而中原王朝是一个秩序已经被消耗完的灰烬。它在孔子时代，在西周的时代，它曾经跟蒙古部落或者中亚部落一样，有它自己的贵族制衡体系，所以孔子才会如此的怀念周礼，在他看来周天子是文明的，是仁慈的，不是暴君。但他为什么不是暴君呢，就是因为周天子和贵族诸侯之间存在着分权和制衡的关系，这种分权和制衡的关系在秦始皇以后趋于消失，在宋代以后基本上就不存在了。

而在草原的各部落中，它们仍然像征服商代以前的周朝一样，它们之间存在着这样的体系，各部落有其独立性，各部落的贵族不断进行军事创新，通过他们对对中亚海洋的掌握，能够掌握先进的技术。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中亚的技术先进，就是在蒙古征服的过程中，它其实是采取实用主义态度。蒙古人经常屠杀本地居民，但是很少屠杀工匠，因为工匠是他们宝贵财富。蒙古人有三个部门是只用回回人或者色目人，而不大用宋代的工匠。第一个是财政专家，第二个是火炮和军事技术专家，第三个是修筑城墙和碉堡体系的专家。这三个系列的人，都是中亚人，色目人和穆斯林。而汉地，比如说它在攻陷汴京时期得到的工匠，即使不是大部分，有很多都是用于制造各种精巧的奢侈品、消费品，这些东西对于蒙古人来说，不是很重要，在竞争中发生的作用也不是很重要的。

中亚道路的切断：

这些事情说明，宋代在它成功建立的几百年时间内，切断了通向中亚的道路，使自己陷入技术落伍的境地。这件事情有几条草蛇灰线可以显示出原因来。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文人士大夫一直有一个共识，事情之所以搞糟，就是因为以前的皇帝，特别是唐玄宗，不应该引用异国文化，不应该用蛮族将领。白居易特别写了诗，说是「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他把龟兹的音乐和安禄山的反叛联系起来，认为这都是胡人的东西。皇帝如果不那么热爱胡人的话，没有杨贵妃，也不会有安禄山的，今后我们要纠正这个错误。

宋朝果然要纠正这一个错误，也就把传说中的杨家将变成牺牲品，因为宋朝的立国精神，就是要纠正唐朝大用藩将的错误，它要把这些藩将排除出去，而被排除的藩将当中就包括民间传说中的杨家将，因为杨家将恰好是北汉系统留下来的藩将，而宋朝就是要纠正残唐五代的错误。

重文轻武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要说这仅仅是个职业分工的问题，因为在残唐五代，文武之别就是种族之别，这点其实陈寅恪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可以说，在南北朝时代，武将多半是鲜卑人或者是胡化的汉人，而文臣多半是汉人，或者是儒化的鲜卑人或其他什么血统。这里面差别，主要不在于血统，在于文化上面。双方都有对方替代不了的作用。残唐五代情况是什么样的？什么是藩镇之乱呢？就是中亚雇佣兵的叛乱。而士大夫阶级要重文轻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压住这些异族势力，最终把他们排出去。而宋人为什么积弱呢？就是因为排除了中亚的蛮族军事集团以后，它采取了一种纯粹的雇佣兵体制，宋代的军队不再像是郭子仪时代，招什么李光弼（契丹人），白孝德（龟兹王族后裔）之类的胡人武士来打仗，只有这些胡人武士才能打得赢安禄山和史思明这些组织的另一批胡人武士。

而宋朝在消灭了杨家将这批中亚武士的传承后裔以后，完全采取了招市人为兵的做法。市人是什么，就是没事干的流氓无产者，打不上工的流氓无产者。能打上工的话，他可能就不愿意去送死，实在打不上，连找工作都找不到，你只有去当兵吃粮了。宋代开启了晚期帝国的当兵吃粮的传统，也造成了这个当兵吃粮的军队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宋代没有战斗力，有很多原因，包括有很多人提到的，没有中亚的战马。但是中亚的战马是中亚军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一个孤立的组成部分。它和中亚的武士团体，中亚的军事技术，尤其重要的是，跟中亚连续不断的技术输出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技术输出不是静止的，它是在不断演变和改革当中的。如果你处在连绵不断的部落战争中间，这个技术演变对你来说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排斥在外的话，全靠招募那些找不到工作的流氓无产者给你当兵的话，你就完全退出了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说，靖康之耻和宋代的灭亡都不是偶然的，它实际是宋代切断了中亚道路，切断了技术输出路线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辽、金、元、清以中亚的部落为中心，重新接通了这个线路，暂时恢复了优势，但是一旦它接管了汉地，一旦有了重新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希望和可能，那么这个同样的过程又要重演了。

清人采取的是什么政策呢？可以说它采取的是一种系统的腐化和利用蒙古部落的政策。一方面它要利用蒙古或者其他部落去给他打仗，另一方面它又不希望这些部落太强大，威胁到自己头上，它要用大量的津贴来贿赂蒙古的诸王，让他们放弃迁徙的自由，放弃私自进行战争的希望，结果使这些部落渐渐丧失了战斗力。但是他们又要维持蒙古部落，像僧格林沁亲王这种人能替他们做主要战斗力。这两个要求其实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清政府实际上掌握得相当好，它使蒙古进入一个缓慢衰弱的轨道，入关以前它依靠科尔沁部落，入关的战争中它依靠内蒙古的可汗，在反对准噶尔战争中它主要依靠外蒙古的各个亲王。在雍干以后，基本上蒙古部落已经没什么用处，腐化大大加快了，而腐化的结果导致哈萨克人的崛起。在蒙古族人还能够独立的情况下，哈萨克人是根本不会崛起的。哈萨克人为什么能够崛起，就是因为清朝政府严重削弱了蒙古部落军事传统的结果。

这个游戏，尽管它能把节奏掌握得很好，使内亚草原军事系统的衰退缓慢，但是衰退仍然是不可逆的，最终把清朝带到鸦片战争前夜的那种状况。可以说僧格林沁的末日是清朝的一个宪法革命，本来清朝直到在最后关头，还是想两面一起用，一面用曾国藩的民兵，一面用僧格林沁的蒙古部落，但是僧格林沁一旦阵亡，就等于说是清政府能够依靠内亚部族的时代永远结束了，今后它要么依靠湘军这样的民兵，要么就是依靠西洋武器和琅威理（1843–1906，英国海军军官，曾受李鸿章聘请，帮助训练北洋海军）这样的外国教官训练出的西洋军队了。其实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清朝就已经是注定要完蛋的了，因为清朝从宪法意义来讲，它就是内亚部落的一个政治代理人。它失去内亚以后，必须反过来从西方输入技术以后，它本身的存在价值已经没有多少了。就像唐在安史之乱以后，它的存在价值已经没有多少了那样。

海路超过陆路：

近代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就是海路超过陆路。可以说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是内亚大草原作为技术和物流优势的最后一次体现。但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航海技术的革命已经使海上的运输在成本和各方面都比陆上运输更便宜了。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基本上在沿着草原地带的各个地域文明当中，都发生了秩序的颠倒。就东亚我们都可以看清楚，就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收功的在西北。为什么始终是西北征服东南呢？因为西北是通向中亚军事技术的一个接口处。临近西北的政权，像是赵武灵王和秦始皇这样的人，他们能比齐人— — 靠近东方，经济更繁荣，人口更多，但是战斗力不太强的齐人— — 这样的国家享有巨大优势，只要军事技术从西北来的，从中亚草原上来，只要中亚的大草原始终是主要的物流通道，这个格局就不会改变。

但是一旦海路取代陆路，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对于中亚大草原这个海洋来说，北京和张家口这些地方，就是它的港口。如果我们把中亚大草原看成一个陆地上的海洋、一个流动性的通道，你就可以看出北京和张家口这样城市的用途了。它就是一个港口，就像上海和广州是英国人的港口一样，北京和张家口，它是蒙古人的和女真人的港口。为什么以前的王朝要在长安和洛阳建都，而以后的王朝，却偏要在燕京建都呢？因为燕京就是草原和陆地的分界线；正如上海和广州，是海洋和陆地的边界线一样。在这个地方，就是中亚的船只又是骆驼的商队登陆上岸的地方，就像是英国人的船只，要在上海和广州卸货一样的道理。

这一点不仅限于东亚，你顺着这条草原的边界线向西看，到外伊朗地区，有撒马尔罕（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大不里士（位于伊朗西北部）。到俄罗斯草原，有喀山和利沃夫。波兰王国，它有北方的但泽港口和南方的利沃夫港口。利沃夫港口是什么呢？是波兰通向乌克兰大草原和中亚的贸易通道。来自中亚的商队在利沃夫集结，甚至到处都是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商团。波兰王国的发展方向如果向着乌克兰这方面，那么利沃夫的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对它是极其重要的。为什么16世纪波兰王国是欧洲最不迫害犹太人的地方？它要用这些犹太人干什么，答案很简单，当代理人。因为波兰王国的财政收入要依靠从草原通往利沃夫的这条商路。而犹太人是干什么的？是替他们充当商业经纪人的，所以波兰国王和大陆需要保护犹太人，这个原因很清楚，就在这一点。但是如果海路和陆路的地位倒转过来，情况就恰好相反了。波兰通道就要通过北方的但泽，依靠汉萨同盟（德意志北部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13世纪逐渐形成，14世纪达到兴盛，垄断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并在西起伦敦，东至诺夫哥罗德的沿海地区建立商站，实力雄厚。15世纪转衰，1669年解体）的日尔曼商人，最重要的路线是波兰出口商品要通过但泽运到西欧去，草原对它不太重要了。16世纪以后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乌克兰荒废了，变成所谓的只有狼在嚎叫的地方。

我们要明白人口的损失、战乱都不是偶然的，正如布罗代尔（1902–1985，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着有《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说的，只要金融中心还在阿姆斯特丹，那么路易十四无论如何都进不了阿姆斯特丹。只要法国军队逼近荷兰，那么荷兰的贷款就会送到西班牙、德意志、英国和其他地方，法国不得不分兵去打这些地方，进不了阿姆斯特丹。但是如果金融中心到伦敦，那么拿破仑大军即使到了布伦（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只要英国贷款一旦到了维也纳，那么法国军队就像听了号令一样，只有向东开拔，他们是进不了伦敦的。但是这个时候法国人可以进阿姆斯特丹，因为阿姆斯特丹已经不是金融中心了。

乌克兰为什么会变成只有狼在嚎叫的地方？因为利沃夫衰弱了，利沃夫在，乌克兰才能繁荣昌盛，利沃夫衰弱了，那么周围都要变成一片荒蛮，只有狼在嚎叫的地方。但是与此同时，以但泽为中心的商业体系会繁荣昌盛。波兰的中心从黑海移向地中海。波兰是两海之国，当大草原是主要通道的时候，黑海是它的生命线，通向热那亚人在卡法（克里米亚南部的重要港口，热那亚殖民地）建立的港口，通向君士坦丁堡，通向中东，这些贸易线都要超过乌克兰大草原，以利沃夫为集结点。但是海路一旦取代陆路，西欧就要取代伊斯坦布尔和卡法，阿姆斯特丹和巴黎才是波兰货物要去的地方，波兰的生命线移动到了但泽，波兰最繁荣的地方变成波罗的海沿岸的地方，南方的乌克兰就要荒废了。

同时东亚方面情况也是一模一样的。蒙古大草原一旦荒废，通道一旦丧失，蒙古部落就要整体上贫困化。大清为什么能够制服蒙古部落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蒙古已经丧失了控制这条最关键线路的能力，主要的线路已经离他们而去了。与此同时，整个西北和华北都倾向于荒残，变成人口急剧减少的地区；而同时，沿着东南沿海一线，从上海到广州一线的港口，迅速繁荣起来，人口急剧增加。从上海到马六甲这条线，形成新的人口聚集点，大量的移民不约而同的移动，各方面势力向南洋集结。伊斯兰教的战船，驶向万丹（位于印尼爪洼岛最西部），建立了亚齐（今印尼苏门答腊西北部）的苏丹国，建立马六甲的苏丹国；日本的武士把澳门称为阿妈港，他们来到台湾，来到菲律宾，来到澳门。日本人早在西方来临之前已经不只一次提出要征服台湾和菲律宾了。而在东南海岸上，产生了郑成功、郑芝龙父子海盗集团这样的集团。而欧洲的势力，荷兰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先后来到巴达维亚（即今天的雅加达）、来到菲律宾和其他地方。其实这个过程是交织复杂的，并不像我们后来所谓历史那么简单，是西方殖民入侵。

即便没有欧洲人：

其实我还可以大胆地说一句，即使西方殖民者根本不来，异国的舰队出现在广州海岸也只是时间问题，这是很明显的。如果西班牙人不到菲律宾来，伊斯兰教已经在棉兰老岛（菲律宾仅次于吕宋岛的第二大岛）站住了脚根，他们肯定会向北前进，进入吕宋的。他们的战船能够打得下马六甲那样的堡垒，这个堡垒可是比明朝政府在安南那些堡垒要难打得多的，那就说明他们的战船，实际上已经比张辅（1375–1449，明朝大将，曾征讨安南，死于土木堡之变）和郑和的明朝军队有更先进的军事技术了。而明清还处在那种过了300年，吴三桂大炮还能用到的状态。即使没有欧洲人，到了鸦片战争差不多的时代，恐怕占领琉球的日本武士，和占领马六甲的伊斯兰教武士，也会出现在广州海岸或者差不多的地方。欧洲人东下的主要结果，实际上就是打断了东南亚的伊斯兰化的进程，同时切断了日本武士在战国末期已经开始的向南洋攻略的过程。他们比这些人都要强大，但是无论如何，明清帝国在这方面，已经不能构成有效的竞争对手了，它们自己退出了这场游戏。

鸦片战争的故事和意义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像郭嵩焘这种人，就特别警告清政府说，西洋海上诸国，他们的性质跟蒙古女真的入侵完全不同。但是实际上他这句话也没有完全说对。鸦片战争不是只有一场，不是只在近代才开始的，鸦片战争实际上是从赵武灵王那个时代，都不断在发生。只不过在16世纪以前，这个鸦片战争发生在草原的边境上，发生在中亚的陆海之地上面。蒙古部落不是郭嵩焘他们想象的那些野蛮人。他们就是英国人以前的英国人，英国人是大海的主人，而蒙古部落和类似的游牧部落，是中亚大草原（内亚海洋）的主人，他们不是仅凭武力的。

你说他们仅凭武力是错误的。武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需要技术的，像蒙古人的骑射技术、马镫技术、连环弓技术，这些东西，都是中世纪先进技术，不是全凭武力能够搞出来的，它需要大批工匠形成整个生产链。为什么蒙古人不杀工匠呢？为什么耶律楚材要对他的可汗这么说，做弓箭要用做弓箭的工匠，治天下要用治天下匠，就是因为蒙古人熟悉制造弓箭的工匠，对这些人看得很重的缘故，这个分工是很强力的。哪种木材适合做弓，适合做什么样的弓，复合弓怎么样制造，在当初都是很需要技术的事情，更不要说造炮的阿拉伯技师，这在当时就是高科技的。尽管宋金战争中也开始使用火器，但是可以说，宋人使用的火器，效率不够高，口径不够大，打垮襄阳城的那种超级大炮是伊斯兰教的技师搞出来的，在技术上讲比宋人的火炮要先进。

撒马尔罕的天文台在技术上讲，比大陆的天文台要更先进。明朝削弱了蒙古人，从某种意义上，跟宋朝崇文是一样的，他们把胡人赶去的同时，也切断了科技输入的线路，包括一个很敏感的项目 — — 天文学。天文学是朝廷的面子，朝廷把历法制造出来颁行天下，这是朝廷正当性的一个象征。但是元明时期的历法是谁修订的？是穆斯林天文学家，为大都的可汗制订的。郭守敬时代的历法，被我们的教科书上吹得很厉害，其实它是中亚的技术，已经不是自己的技术了。明人驱逐元人以后，到成化弘治年间就出现了很狼狈的情况，他们没有中亚的技术输出以后，马上就出现了历法一错就好几天的情况，日食都也预测不准，一直到崇祯一朝，他们得到耶稣会的天文学家以后，才能够把穆斯林天文学家留下的这个缺口补上。

后来到清朝时候，杨光先他们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说这是儒家士大夫和西方的冲突，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好好想想杨光先是什么人，杨光先他是回族，他就是元朝引进中国那些色目人的后代。发生在康熙一朝和以后的冲突不是西洋天文学家和儒家天文学家的冲突，而是基督教天文学家和穆斯林天文学家的冲突。儒家天文学家，早在宋朝灭亡以后已经不复存在了，明朝用的那些天文学技术，还是元朝留给他们的那些，清朝能够拿得出去的技术是谁在跟汤若望竞争？是回回历和西洋历在竞争，汤若望最终证明了他预测日食比回回历预测得更准，于是最终说服了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

而即使没有西洋势力，我们可以假想一下，一个没有西洋势力存在的世界，明清帝国，最终仍然要面临类似鸦片战争的局面，这一点是无法避免的。内亚草原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技术演化场，而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家承认海上来的西洋势力是携带先进技术来的，但是不大肯承认中亚陆海之地其实也是先进技术的主要产生地。

但是你在西亚的话，这一点就基本上是没法否认的。西亚王朝存在的时间比东亚的王朝存在的时间要短得多，竞争要激烈得多，基本上帝国超不过三代人的寿命，能有120年就是时间超级长的帝国了。从西亚一轮接一轮的技术输出变得非常明显，因此穆斯林的历史学家很难否认这一点。但是儒家历史学家，就很容易抹杀这一点。可以说，儒家历史叙事中之所以会存在很多断断续续、难以解释的东西，关键在于他们用一种与意识形态挂钩的方式，以意识形态为纲的方式，把故事的好坏角色给颠倒了。他们的历史故事中的最英明的君主，实际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在切断中亚技术的输入，但是先前传入的技术仍然足够强大，还够他挥霍一阵子。

再过两三代人，继续控制这个帝国，会发现技术衰退到完全提振不起来的地步。但是这个帝国最初仍然能跟内亚技术直接接轨的时代，也不是儒家所喜欢的，因为这时的蛮族色彩是显示得非常明显的。魏孝文帝以前的北魏基本是一个鲜卑人的政权，唐太宗其实也是半个鲜卑人。在他以前，他的政权是直接继承的西魏北周宇文泰那个纯鲜卑式政权。府兵制是什么呢，其实府兵制和后来安禄山的体制一样，它也是中亚部落体制。什么柱国啦之类的，就是宇文泰把从武川从河套地区带来的蛮族部落武装安插到关中产生的结果（武川镇位于黄河倒U字型大拐弯的东北方，阴山山脉的北麓。宇文泰、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都出自武川镇。隋、唐两帝室的先人同为「柱国大将军」。杨家有一个鲜卑名「普六茹氏」，李家也有一个鲜卑名「大野氏」）。这个安插的方式非常像后来八旗分布各地、非常像日耳曼人入侵罗马以后分封各封邑的过程。但是到了安史之乱的时候，大家— — 至少是儒家历史学家，就忘记了他们所拥戴的唐王朝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中亚武士的产物，他们所热爱的府兵制，不是别的，就是蛮族武士安插到中土农民当中的一种形式，其实跟安禄山在河朔地区搞的那套差别不大，只不过安禄山是新来的蛮族，而长安的朝廷是古老的蛮族、已经丧失战斗力的蛮族。他们就把古老的已经丧失战斗力的这些蛮族当做是自己人来崇拜。

这样的情况，在清末又开始出现了，可以说乾隆朝的士大夫仍然没有忘记清朝是中亚武士的后代，但是到了晚清时代，这些士大夫就要跟着清朝一起说中国如何、西洋如何，好像把清朝也当成自己人了。其实它也是入侵者，只不过内亚海洋上的入侵者和真正的海洋上的入侵者，在层次上确实是有很大差距。我们得承认，来自海洋的这批最新的西洋入侵者，在技术上各方面，它的先进程度都要大得多。但是即使在他们以前，从中亚草原上来的入侵者，在形式上结构上，其实发挥的也是非常类似的作用。这就是内亚海洋产生以后的产物。

我想，其实历史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材料，我刚讲这些材料，零零星星地散布着，它们早就存在着，但是没有人把它联系起来。真正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重新复原出一个内亚海洋怎样产生的历史。因为内亚海洋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在苏美尔人刚开始开拓两河的时代，游牧生活方式即使已经存在，也是非常不完善的。草原的流通速度仍然是很慢、很不规范的。随着时间的演变，几百年以后，它渐渐变成一套非常有效的物流体系。这个过程是怎样展开的？它对世界历史的影响，绝对不会低于哥伦布以后大航海时代的西方舰队和商船对世界历史产生的影响。

2013-07-23 10:2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