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領袖蔣介石（連載之一）第一章中日往事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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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日往事掠影

第一节优美的传说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是由蔚蓝的大海“连结”起来的两个邻邦。那浩淼无垠碧浪腾空的沧海，阅历了多少荡气回肠的人生岁月，历史烟尘？古往今来，蕴涵着几许中日之间难以理清的历史往事？中日两国开始交往的日子实在是太遥远太遥远了，遥远到谁也无法说清的时刻。

那个连结的“结”字，本是由丝绦把“吉祥”结为一体赐予两国民众的礼物，然而在滚滚的历史烽烟中，日本满怀私欲的政客们，由於魔心兽性的作祟，将吉祥化为兵燹，几度给两国民众造成无法言状的苦难！

世间事，说得清的是历史，说不清的叫传说。

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是司马迁撰写的说得清的历史，就在这说得清的历史撰述中，也记载着许多无法说清的往古传说。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嬴政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郡守，县设县令，一切权利集於中央，郡守、县令皆由中央派遣，把百姓民众更名叫做“黔首”，於是，天下便成为了他一个人的天下。这时秦王嬴政认为，自己已处於人生的顶峰、极点，建立了三皇所未有，五帝所不及的功勳，如果不更改名号、称谓，就算不得人生事业的成功，且无法传於後世。於是便废除三代时王的称谓，取三皇之“皇”，五帝之“帝”二字，连在一起，号曰“皇帝”，自称“始皇帝”。秦始皇原想，其後世子孙以数计，二世三世至於万世，传至无穷。好在秦政暴虐，二世而亡，如果当年秦始皇的这个想法真的实现了，那麽，现代的我们，将都是他N代子孙的臣民了。

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之後，志满意得，西巡陇西，东登泰山，巡视天下，周游四方。基业既定，在充分领略了一切物质享受的同时，另一个最大的欲望就是千方百计追求长寿。於是走访神仙，寻求仙丹，寻找长生不老灵丹妙药，遂成为秦始皇朝朝暮暮的心思。上之所好，下必趋奉。 “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一版第一册P247页。）

徐市，就是後世传说中的徐福。其实，世上哪有神仙，哪有长生不老的仙丹灵药。因此徐福带领数千童男童女，漂洋过海，一去不返。东汉时沿海民众仍有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据说他们在那遥远的海岛上拓荒耕种，繁衍生息，立邦建国，这便是後来的日本，日本与中国原本是同文同种的一家人。在日本，也流传着关於徐福的传说，则是另一个版本。日本人认为，徐福为他们带来了童男童女、百工、谷种、农具、药物及生产技术和医术，对日本经济国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司药神”。每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都要祭祀徐福。

第二节倭奴国

在中国历史典籍中，对於日本的最早记载是在《汉书·地理志》中：“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倭即对日本的早期称谓。

到了东汉时代，中日两国才有所交往，在范晔所着的《後汉书·东夷列传》中，对日本亦称倭，始有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建武中元二年（西元57年——笔者），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西元107年——笔者），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东汉光武帝赐给日本倭奴国的是一颗“汉倭奴国王”金印。这颗金印於两百多年前在日本志贺岛出土，一九五四年被日本定为一级国宝，现藏於日本福冈的市立博物馆。

由上述史料可知，中华帝国于汉代时始知在东海之滨有倭人，而在史册中尚不称其为国，只有一个倭字，行文中才称其为倭奴国。汉光武帝及安帝时倭奴国曾两度派人来中国奉贡朝贺。史书上虽未记载他们是如何来到中国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时的倭人已经拥有航海知识，并掌握了航海技术，建造了航海船只，已可以航行于大海波涛之中。

中华帝国东汉之後，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在这将近五百年的时光里，在魏、晋及南朝之初的宋时。日本仍时有使者前来奉献方物。

隋文帝杨坚结束南北分裂统一全国之後，中日交往有所发展。在《隋书·列传第四十六·东夷》篇中，开始称其为国，有了稍多文字的记载：“倭国，在百济、新罗东南，水陆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岛而居。魏时，译通中国。三十余国，皆自称王。夷人不知里数，但计以日。其国境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开皇十二年（西元592年——笔者）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无义理。」於是训令改之。……内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义，次小义，次大礼，次小礼，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员无定数。有军尼一百二十人，〔军尼〕犹中国牧宰。八十户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长也。十伊尼翼属一军尼。……”

隋炀帝大业四年（西元608年——笔者）派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国。途经倭国的十余个属国，达於海岸。倭王遣小德阿辈台，率领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相迎。十几天之後，倭王与裴清相见，非常高兴地说道：“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仪之国，故遣使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可见当时的日本对於中国的文化礼仪，相当仰慕：“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仪之国，……冀闻大国惟新之化”，这是何等敬重之语。

从历史典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大约一千五百年前，中国对於世界上国际关系如何处理，外交原则如何确定，已经初步形成。《隋书·列传第四十六·东夷》篇中载有：“史臣曰：广谷大川异制，人生其间异俗，嗜欲不同，言语不通，圣人因时设教，所以达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与中夏悬隔，然天性柔顺，无犷暴之风，虽緜（mian)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时或来王。暨箕子避地朝鲜，始有八条之禁，疏而不漏，简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载不绝。今辽东诸国，或衣服参冠冕之容，或饮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经术，爱乐文史，游学於京都者，往来继路，或亡没不归。非先哲之遗风，其孰能至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mo)之邦行矣。」诚哉斯言。其俗之可采者，其徒楛（hu)矢之贡而已乎？……兵志有之曰：「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然辽东之地，不列於郡县久矣。诸国朝正奉贡，无阙於岁时，二代（隋炀帝杨广——笔者）震而矜之，以为人莫若己，不能怀以文德，遽动干戈。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闻也。然则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隋文帝杨坚以其雄才大略，结束南北分裂，统一全国，轻徭役，薄赋敛，与民休养生息，在位二十四年，致使天下殷实，国力强盛，据说仓中所积粮食，可供全国食用五六十年。杨广登基，穷奢极慾，挥霍无度，复修长城，开挖运河，远征高丽，不求广德，务求广地，违背兵志古训，遂导致杨隋亦成为二代即亡的短命王朝。一千五百年後，跨入世界列强行列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所招致的惨败，亦同样是违背了「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这一兵志古训的结果。

第三节遣隋、遣唐使

到了唐朝、宋朝的时候，正史典籍中有了日本的称谓。《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东夷篇”中，将倭国、日本并列。“倭国者，古倭奴国也，去京师一万四千里。……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外国七”篇中，只列有日本国，不再将倭奴国并列。文中称：“日本国者，本倭奴国也，自以其国近日所出，故以日本为名，或云恶其旧名改之也。”

贞观五年（西元631年），日本国派遣使者奉献方物，唐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不要让他们年年来贡。

日本人久仰中国文化，所以在隋、唐两朝时代，先後多次选派人数众多，包括各类人才在内的使团，前来学习，史称遣隋使和遣唐使。西元717年（唐·开元·五年），李隆基统治大唐的第五年，第九次日本遣唐使抵达长安，使团随员多达557人，除了正使、副使以及大量的工作人员之外，还有不少十八九岁的留学生，十九岁的阿倍仲麻吕就是其中之一。使团人员来到中国後，他们广泛了解大唐文明，观察社会，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不流览，对於唐朝的典章律令，教育制度，文化艺术，人文服饰，医药农艺等无不悉心研究；对於当时流行於唐朝的佛教文化，也是用心吸纳。使团人员学成回国时，常常携带大量的汉文典籍，匠艺工具以及作物花卉种子回去，从而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生产技术传播到日本。

据有关史料记载，一千多年前的日本“遣唐使船”，大约船长三十余米，船宽近十米，头尾高翘，分为三层，每船可以运载一百余人。使团最庞大的一次，四艘大船，六百余人。船队扬帆起航，驶向日本西方文明之乡的中国，乘风破浪，奋力航行，其雄心毅力，执着追求的精神，堪称为千年以前日本人的“下西洋”了！这要比明成祖时代的郑和下西洋，早了四五百年。

日本大和民族，是一个勤於学习的民族，也是一个强悍的民族，更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民族，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常常具有无法确定的两面性。

隋朝时代，他们就派遣使团与隋朝通好，唐朝初年仍继续派遣使者奉献方物。但是，为了所谓的盟友及自身的利害关系，其实质是为自身的利害关系，竟与大唐发生冲突，且不惜与大唐王朝兵戎相见。

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处於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都想统一半岛，但都又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心愿，於是便向邻国寻求援助，各自分别与唐朝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最後形成了以高句丽、百济、日本为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的政治格局。西元660年，百济向新罗发动进攻，想一举吞掉新罗。新罗见势立即向大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接到新罗告急求援的表章之後，立即派遣刘仁轨为主帅，帅军渡海攻击百济，解除新罗危难。在唐军与新罗军的南北夹击之下，百济军队很快溃败。接着，唐军与新罗联兵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不到十日，便灭亡了百济。

唐新联军灭了百济之後，原百济将领福信遣使至日本，向日本乞求出兵援救。为了保住自己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与既得利益，日本天皇任命阿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秦田来津分率前军、後军和别动队，组成了一支远征军，率领两万七千余人的船队开赴百济，西元663年6月向新罗发起进攻，在白江口与唐军激战，这是在一千三百多年前，中日两国之间发生的第一场战争。关於这场战争的战况与战果，《旧唐书·列传第三十四·刘仁轨传》中，曾有扼要的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很显然，唐军大胜，日军惨败。倭人白江口之战的幸存者，乘船逃回日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至此结束，日本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

日军在朝鲜的惨败证明了当时日本根本无力与中国抗衡。损失惨重的日本深知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进攻日本的话，後果不堪设想。於是日本立即换上另一副面孔，再连连派出“遣唐使”来华，开始认真的向中国进行全面学习，以求改造日本。

日本大和民族是一个极其擅於权变的民族，更是一个善於学习他人长处的民族。

雄伟的长安城，壮丽的大明宫，大唐的兴旺气象，深深地震撼了日本人。那时的日本全面向大唐学习，与日後的明治维新时期全面向西方学习如出一辙。一次又一次的遣唐使团返回日本的时候，不仅带回大量的典籍，还包括不少艺术珍品。大唐王朝不计前恶，派遣各类工匠，随船前往日本，帮助日本营建庙宇宫室。仿照长安城的形制，日本人建造了自己的都城——平安京；根据大明宫的风格，日本天皇建造了自己的皇宫——平城宫。从典章制度到律法规范，从都城营建到生活习俗，日本文化都深受大唐的影响，今天在日本的京都和奈良，这些世界文化遗产无不铭刻着盛世大唐的印记。

十九岁就随同遣唐使团来大唐留学的阿倍仲麻吕，当他踏入大唐帝国高度文明的土壤时，可能不曾会想到，他将在大唐的繁华世界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开放的大唐，不仅为日本留学生提供饮食起居，而且还发放数额不菲的奖学金，到达大唐不久，年轻的阿倍仲麻吕就进入长安的太学。一千多年前的长安太学，或许是当时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学，日本人，新罗人，西域人，波斯人，东西方的留学生济济一堂，如饥似渴地学习大唐文化。数年之後，阿倍仲麻吕参加大唐的科举考试，竟然以才学出众而进士及第，唐玄宗欣赏阿倍仲麻吕的才华，特赐名晁衡，一个外国人，在学者如林的大唐，能够取得如此优异的成就，堪称奇迹。正因为阿倍仲麻吕的才华出众，他不但与诗仙李白相识，而且成为了知心好友。

阿倍仲麻吕离乡日久，思亲心切。西元753年，他呈表唐玄宗，请求恩准随遣唐使回国探亲，唐玄宗许之，并命他为回访使者。阿倍仲麻吕非常感动，他写了一首“衔命还国作诗”，赠给他的唐朝朋友。诗曰：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

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

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他和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共乘一舟回国。船出长江口，他仰望明月，思绪萦怀，感慨万端，遂又写了一首“望乡诗”。诗曰：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回国途中，不幸在海上遭遇台风，航船迷失方向，遂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长安传说，使团航船在海上被台风吞没，船上人员皆葬身大海。李白闻听，为好友晁衡罹难极为伤心，遂写下《哭晁衡诗》一首：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其实，使团的航船，虽曾遭遇海上风暴，但并未沉没，而是漂到了南海一带。最後晁衡又返回中国，继续在唐朝任职。西元771年，在长安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第四节宋朝时中日僧众的往来

日本派遣僧人来到中国学习佛经，在隋唐时代已经开始。到了宋朝时，僧人交往更加频繁。《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外国七”篇中记载：“雍熙元年（西元984年——笔者），日本国僧奝（diao)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今〔令〕、王年代纪各一卷。奝然衣绿，自云姓藤原氏，父为真连，真连，其国五品品官也。奝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云：「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土宜五谷而少麦。交易用铜钱，文曰『乾文大宝』。畜有水牛、驴、羊，多犀、象。産丝蚕，多织绢，薄致可爱。乐有中国、高丽二部。四时寒暑，大类中国。」”

宋太宗赵炅（jiong)特意召见奝然，存抚甚厚，赐予紫衣，让他住到太平兴国寺，生活学习上给予诸多优待。奝然在开封生活学习了一年多後，搭乘台州甯海县商人郑仁德的商船回国。

郑仁德在日本经商数年後返回大宋，奝然派遣弟子喜因等奉表随船再来中国，向宋朝皇帝谢恩。表曰：

“日本国东大寺大朝法济大师、赐紫、沙门奝然启：伤鳞入梦，不忘汉主之恩；枯骨合欢，犹亢魏氏之敌。虽云羊僧之拙，谁忍鸿霈之诚。奝然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奝然附商船之离岸，期魏阙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里山岳之易过。妄以下根之卑，适诣中华之盛。於是宣旨频降，恣许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协，粗观宇内之瓌（gui)奇。况乎金阙晓後，望尧云於九禁之中，巌扃（jong)晴前，拜圣灯於五台之上。就三藏而禀学。巡数寺而优游。遂使莲花逥文，神笔出於北阙之北，贝叶印字，佛诏传於东海之东。重蒙宣恩，忽趁来迹。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爰逮明春，初到旧邑，缁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溟（ming)，恩高五岳，世超黄、轩之古，人直金轮之新。奝然空辞凤凰之窟，更还蝼蚁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纵粉百年之身，何报一日之惠。染笔拭泪，伸纸摇魂，不胜慕恩之至。谨差上足弟子传灯大法师位嘉因、并大朝剃头受戒僧祚乾等拜表以闻。” （《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外国七》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

P14135—14136页。）

这是一千年前一个日本僧人，呈送给大宋皇帝的一篇谢恩表，表章开篇，首先畅述对於大宋皇朝的感恩眷恋之情，然後依次敍述他如何离开日本国土，如何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求学；到达中国之後，又是如何受到皇帝的恩宠，除安排他在京城学习之外，还安排他去许多地方游历参观；学成回国，普通僧俗人等与达官贵人们无不以羡慕的目光欢迎他的归来，使他自感无上荣光。因此奝然发自肺腑地说道：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纵粉百年之身，何报一日之惠。染笔拭泪，伸纸摇魂，不胜慕恩之至。全文不到四百字，奝然用了不少“汉典佛语”，由此可见其汉学、佛学造诣之深。这篇充满激情的谢恩表，使今天的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千年之前中日两国关系的融洽与和谐。

那时，来往於中日之间海上的船只，无论是航船设备，航海技术还是驾驶能力，都还无法抗拒海上风暴，所以常有因风浪而漂泊到两国的船只。如宋真宗赵恒咸平五年（西元1002年）建州海贾周世昌在海上遭遇风暴，他的商船漂至日本，在日本居住七年才返回中国，在日本还交了不少朋友，平日尚有诗词唱和。

在那航海事业尚不发达的年代，船行海上，一遇风暴，常常会随风漂泊。宋孝宗赵眘淳熙三年（西元1176年），日本船只在海上遇到风浪，随风漂泊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地区）船上食物已经用尽，一百余人行乞到临安府，朝廷下诏，每人每天给钱五十文、米二升，等待日本商船来临，一起回国。此後，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有日本船只多次漂泊至浙江沿海地区，宋朝均给予妥善安置，送其回国。

《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外国七》中曾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桩命案：“淳熙二年，倭船火儿滕太明殴郑作死，诏械太明付其纲首归，治以其国之法。”

这类外交事件，一千年前的古人处理得冷静而人道。

第五节日、中“心结”

元朝是用铁蹄踏出的江山，战马嘶鸣，驰骋疆场，一代英杰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征战欧亚大陆，创建起蒙元帝国。元世祖忽必烈称帝之後，满怀雄霸天下之心，但不谙治国之术，更不通睦邻之道。他从历史典籍中得知，自东汉以来，日本国常来中国朝贡，隋唐时代更为频繁，派遣人数众多的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来留学，常常遣使朝贡，奉献方物。而他登基之後，却不见日本前来通好，心中颇是不悦。

元世祖至元二年（西元1265年），高丽国告诉元世祖，海国日本可以通好，可以选派使者，前去联络。元世祖闻听甚是高兴，遂於翌年三月，命兵部侍郎黑的，担任国信使，礼部侍郎殷弘为国信副使，持国书出使日本。国书曰：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於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元史·列传第九十五·外夷一》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4625—4626页。）

原本是一篇遣使通好的“国书”，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倒像一篇通牒对方的“战表”。咬文嚼字二百言，有受命上天洋洋自得的狂傲，有威加四方蔑视邻邦的轻浮，更有不相通好以至用兵的威胁。

元世祖命兵部侍郎黑的等，持书取道高丽，前往日本国。高丽国国王王禃奉命立即派遣他的枢密院副使宋君斐、礼部侍郎金赞作为向导，陪同黑的等前往日本。但因季节不合，风向不顺，行船艰难，不至而还。

黑的等出使日本未达目的，忽必烈终不甘心。两年以後，再次派遣黑的等赴高丽，传谕高丽国王王禃，全权办理通好日本事宜，必须要有结果。高丽国王王禃以为，海道险阻，不可劳烦上国天使，於是派遣他的起居舍人潘阜等持书前往日本，在日停留半年有余，但仍不得要领而归。

元世祖至元五年九月，第三次派遣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复持书前往日本，这次他们到了日本国的对马岛，但日本人却拒而不纳。黑的、殷弘深感愤怒，遂强行将两个叫作塔二郎、弥二郎的日本人带回元朝。第二年，又命高丽国官员金有成拿住元朝中书省的信函，将塔二郎、弥二郎二人送还日本。金有成虽将信函呈送日本官府，结果仍是杳无回音。

元世祖忽必烈，对於日本，不管条件具备与否，志在必得通好，实际上就是一定要日本臣服于他，成为他的一个藩属国。至元六年十二月，又命秘书监赵良弼持书四度出使日本，书曰：

“盖闻王者无外，高丽与朕既为一家，王国实为邻境，故尝驰信使修好，为疆场之吏抑而弗通。所获二人，敕有司抚慰，俾齎（ji)牒以还，遂复寂寞无闻。继欲通问，属高丽权臣林衍构乱，坐是弗果。岂王亦因此辍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近已灭林衍，复旧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元史·列传第九十五·外夷一》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 P4626—4627页。）

很显然，忽必烈是个不懂外交的皇帝。

忽必烈的思维方法，随着他的阅历与成功，已经形成一种固定模式，目空一切，惟我独尊。如是数次派人，远赴日本谋求通好，终因大海茫茫，风浪无时，再加语言隔膜，中多误会，十数年间，虽说使节亦曾数度往返，忽必烈始终未能如愿。

至元十七年（西元1280年）二月，不知何故，日本国竟擅杀元朝国使杜世忠等。忽必烈多次派人出使日本，所持国书，虽多有威胁话语，但其基本理念还是通好修睦，建立邻国间相互友好关系。日本国莫名其妙的杀戮，这就惹怒了忽必烈。十八年正月，忽必烈下旨，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万大军征讨日本。

在航海船舰，航海知识，航海技术，航海能力等诸多方面，尚处於朦胧时代，初级阶段，冒然派遣十万大军，出海远征，很显然是一次非常冒险的行动，其结果不难预见。所以这次出征，终因不谙东海水道，不懂季节信风，不知日本地理，不察倭人民俗，不悉日本国土舆情，故而与日人接战即遭溃败，再者暴风破舟，招致丧全师以还。据元史记载，战败，“余二三万为其虏去”，“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

日本虽是小国，既生存与天地之间，自有其民族的崇尚，国家的尊严，不能受他人之辱。

第六节寇犯海疆

在元朝统治中国的将近一个世纪里，虽屡屡遣使与日本通好，元朝始终也未能与日本相通。但是，对於日本国的情况，还是有了一些的了解。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王朝，历时二百七十余年，两个多世纪里，对日本国多有交往，因此对日本也就有了较多地了解。所以在清代，张廷玉等撰写的《明史》中对於日本国的记述，比以前的史书就详细得多。

“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初，改日本，以近东海日出而名也。地环海，惟东北限大山，有五畿、七道、三岛，共一百十五州，统五百八十七郡。其小国数十，皆服属焉。国小者百里，大不过五百里。户小者千，多不过一二万。国主世以王为姓，群臣亦世官。宋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事具前史。惟元世祖数遣使赵良弼召之不至，乃命忻都、范文虎等率舟师十万征之，至五龙山遭暴风，军尽没。後屡召不至，终元世未相通也。”（《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外国三》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8341页。）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之初，当时与朱元璋争夺江山、雄霸一方的方国珍、张士诚相继被消灭，方、张手下的一些人，有的就逃往海上，甚至逃上日本的一些海岛，勾结岛上居民，入寇山东滨海州县，这大概就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倭寇。

为了解决海边寇患，保障居民安全，洪武二年（西元1369年）三月，朱元璋曾派遣行人杨载诏谕日本国，且诘以入寇之故。并告诉日本国王：“宜朝则来廷，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将名将徂（cu)征耳，王其图之。”（《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外国三》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8341—8342页）

日本国王良怀，对朱元璋的正告不理不睬，倭寇仍然侵犯海疆，并由山东沿海，扩展到浙江、福建沿海一带。

洪武三年三月，朱元璋再次派遣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责问日本国王何以屡屡寇犯大明海疆？赵秩等泛海至析木崖，进入日本国境。日本守关者拒而弗纳，不许通关。赵秩遂致书日王良怀，良怀无奈，不得不请赵秩入境相见。

赵秩见到良怀，向他呈递了国书，并晓谕大明国威，诏书中多有指责日本不臣的话语。良怀听後很不高兴，对赵秩说：

“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惟蒙古与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赵姓者〔言术chu〕我以好语，语未既，水军十万列海岸矣。以天之灵，雷霆波涛，一时军尽覆。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姓赵，岂蒙古裔耶？亦将〔言术chu〕我以好语而袭我也。”（《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外国三》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8342页。）

良怀言罢，即目视左右示意将赵秩拿下。赵秩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厉声说道：“我大明天子神圣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後。能兵，兵我！”良怀见势，遂立即请赵秩坐於客位，礼遇甚优。然後又派遣他的僧人祖来于洪武四年（西元1371年）十月赴大明，奉表称臣，贡献马匹及方物，并且送还东南沿海被掠去的七十余人。朱元璋非常高兴，认为日本国民信奉佛教，於是派遣大明高僧祖阐、克勤等八人携带佛教典籍送日本使者还国。

那时的大和民族，是个没有所谓传统文化的名族，所以日本国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国家。就在祖阐、克勤等送日本使者还国的当年，倭寇又到浙江温州一带抢掠。翌年，又入寇福建沿海多个县城。此後七八年间，时而寇犯大明海疆，劫掠人口，抢夺财物。时而又奉表称臣，贡献方物。朱元璋对此极为愤恨而厌恶，遂命礼官移书斥责日本国王，如再不讲信义，反复无常，将要对其进行讨伐。

日本国王良怀，年少气盛，血气方刚，一见明朝移书指责於他，於是便立即回复上言：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来贡。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羞。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外国三》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8343—8344页。）

回书言语，激昂慷慨，棱角分明，尽管地小人稀，但却表现出日本人不屈服、不怕威胁的强悍精神。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具有潜在实力的民族。

朱元璋见表，虽说极为震怒，但终有元蒙王朝的前车之鉴，不曾发兵征讨日本。

明朝开国以後，鉴於倭寇屡屡侵犯海疆，抢掠沿海居民财物人畜，所以明初，即在沿海要地建立卫所，制造战船，设置都司、巡视、副使等官。对东南海防控制周密。

一代雄才朱元璋，尽管对海防建设极为重视，终朱明一朝而倭寇为患不但未平，且呈危害程度日益严重的趋势。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倭寇不单单只是倭人，他的成分极其复杂。所谓倭寇这个乱世群体，其中有方国珍、张士诚战败後逃亡海上的残部；有好逸恶劳，铤而走险，以抢劫为生的强盗；有走私海上，渴望非法谋求财富的奸商；当然更有以劫掠为业的日本浪人。据《明史》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他们盘踞海上，要生存，要生活，要吃要穿。海岛不产方物，不生五谷，不种丝麻，生活一应所需，只有从大明东南沿海州府县城抢劫而来！再加上陆居的不法奸人与之相互勾结，作为内应，狼狈为奸，为之囊橐，危害乡邻，这就导致了倭寇的泛滥成灾。朝廷虽曾下达禁海令，严禁海上一切交易，但不能做到令行禁止，所以随时随地就有倭寇进犯沿海州府，烧杀抢掠，扰乱社会的事件发生，造成人心惶惶，民不聊生。

为了平定倭乱，安定沿海人民生活，大明王朝先後曾派遣朱纨、周珫、胡宗宪、戚继光等将领，率军专职剿伐倭寇，也曾一度或数年取得辉煌战绩，但是，由於中央内部矛盾错综、利害复杂，尔虞我诈，相互倾轧，致使平倭战绩，一次又一次的化为乌有，平倭名将朱纨无端被诬，愤而自杀！致使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所造成的祸乱不断，不能根除。

第七节援朝抗日

中华民族的历史进入朱明王朝时代，在朱元璋大刀阔斧的治理下，国内日久承平。嘉靖後期，在胡宗宪、谭伦、俞大猷、戚继光等的联合打击下，中国东南沿海的倭患也曾一度得以暂时的平息。然而，这暂时的平静，却正在酝酿着一场更大的倭患。

日本的历史发展，也曾经经历了一百四十余年各路诸侯拼杀争雄的战国时代，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日本战国时代的起始一般以1467年的应仁之乱为起点，直到1615年德川家康于大阪夏之阵打败丰臣秀赖，丰臣氏灭亡，战国时代告以结束。日本大和民族的这段发展史，大致与明朝明宪宗朱见深成化早期，至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後期相对应。

经过征战厮杀，1590年丰臣氏家族基本完成了日本境内的统一。1592年，丰臣秀吉为了平息国内土地不足分封的问题，决定出兵攻打明朝。丰臣秀吉向朝鲜国提出“假道入明”的请求。朝鲜与中国交往日久，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地，所以朝鲜对中国的文化、历史非常了解，假途灭虢、唇亡齿寒的历史故事，朝鲜君臣非常熟悉，因此，对於日本的请求，遂一口拒绝。

当时朝鲜的国王叫李昖，对於日本“假道入明”的请求虽说口头上拒绝了，但内心非常紧张，遂立即将日本的动静、欲望向明朝发出了紧急报告。

其实对於日本战国末期的社会动态，政客们的欲望，不论是明朝朝廷也好，朝鲜的国王也罢，应该都还是有所了解的，只不过是没把他当回事情罢了。

商人经商，为了赚钱，凡能获利的地方，不管有多艰难险阻都会去。一个福建泉州籍叫陈甲的商人，多年来在琉球、日本经商，他就知道丰臣秀吉的作为，知道日本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位爱国的商人，他担心日本的举动会对中国不利。那时，琉球是明朝的藩属国，年年要向大明进贡。陈甲就和他琉球国的朋友联系，希望琉球国的使臣出使明朝时，将有关日本的资讯报告给朝廷。但他还担心琉球国的使者传递的资讯到不了北京，所以他专程从琉球回到家乡，把他在琉球、日本的所见所闻告诉福建巡抚，巡抚便将这些情报立即上报朝廷。万历皇帝的内阁、兵部见是关於日本的情况，他们本能的认为，日本离我们数千里海路以外，还是比较远的，不可能很快危及本朝。很明显，所有情报都是针对朝鲜的，所以，只是用公文的形式向朝鲜作了个通报。

中华民族是崇尚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立国，从没有想过要去侵略别人。千古圣哲孙中山先生曾言：

“世界上立国百有数十，雄强相处，难保不有战争发生，惟中国数千年来即知和平为世界之真理。人人均抱有此种思想，故数千年来之中国，纯向和平以进行。”（《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P318（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 2版）。）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三、四月间，两万日军渡过对马海峡、朝鲜海峡，攻占朝鲜的釜山。直接向王京（今称首尔）推进，当时的朝鲜有材料记载：“朝鲜承平久，怯不谙战，皆望风溃。”国王李昖一边逃亡，一边派人火速报告明朝天子，请求急救。

这时的明朝已建政二百余年，对外无征伐之念，对内无大的战事，承平日久，故而武事不举，战备不修。当外患降临时，朝廷大员们，着实紧张，不过万历中期，朝堂上下尚能一心不二，朝野都认为这一仗必须打。便立即派信使赴朝，告诉朝鲜国王李昖：明朝十万大军整装待发，马上就要渡过鸭绿江，援朝抗日。并“谕以匡扶大义”，告诉他保家卫国，匡复国家是你国王必须要尽的义务。

日本由於第一军团进展迅速，所以第二、第三军团也先後在釜山登陆，向王京进发。朝鲜陆军不堪一击，望风而逃，日军顺利占领了平壤城。但朝鲜的海军非常厉害，战斗力很强，这得益於朝鲜有一位杰出的海军统帅李舜臣。李舜臣为了很好履行保卫国家的义务，他多年坚持不懈，进行海上战备操练。日本发动侵朝战争，陆军越过海峡，在釜山登陆，李舜臣即帅海军在海上对日本的给养船队进行拦截。并对日本的海军进行打击。

万历皇帝任命英勇善战的名将李如松为提督御倭兵备。那时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动用兵力近二十万。当时明朝究竟派出了多少部队入朝参战，明史无明确记载，在李如松传中只有“会朝鲜倭患棘，诏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诸军，克期东征。弟如柏、如梅并率师援助。”寥寥数语。李如松率军入朝鲜，出奇兵收复平壤，随後又火焚倭寇龙山仓积粟数十万，致使日军粮绝求和退兵。

四百年前的这场援朝抗日之战，是中日两国之间历史上的第二次战争，在此期间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明朝两次派军援朝抗日，直到1598年，丰臣秀吉病死，始告结束，战争长达七年。在李如松英勇果敢的指挥下，虽说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遏制了日寇的侵略邪念，但也付出了李如松战死沙场的代价！并给明朝造成了严重的後果：

明朝的国力大为消耗；

二、明朝辽东地区的精兵遭到大量消耗；

三、从而为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与社会条件；

四、为大明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第八节进逼国门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开化最早，文化优秀，文明绵延，古今贯通的民族。古代的日本国对中国文明顶礼膜拜，随时随地以中国为师,无时无地不向中国学习。隋唐时代，多次派出众多的遣唐使，来到中国留学，将优秀的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地带回日本，用以改造、优化大和民族的原生文化，推动本国文明的前进与发展。

古代的中国，自三代以至於汉、唐、宋、明，人文进步，科技发达，处於世界领先、独强的地位，自称天朝，以礼仪通好天下，呈现了四方来贡，八方来朝的辉煌！

斗转星移，日月轮逥，时光老人的步伐踏入了十九世纪。

十九世纪的中华民族，正处於大清王朝的统治之下，而且已是满清王朝的後期。王朝的巅峰时刻已过，开始走向腐朽、衰败与没落。

这时的中国，没落衰败，固步自封，完全失去了古代的光彩，再也没有值得他人学习的地方了。

而这时的西方，正在兴起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首先进入蒸汽时代，机器生产代替人工生产，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继而又进入电气时代，用电力取代蒸汽，生产效率再度提高，从而促使欧美各国民富国强，远远超过了中国。

而这时的中国，在满族独裁政权的统治下，一切为了维稳，固步自封，不思改革。

而这时的日本则不同，立即开始向西方学习，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维新，进行变法：在政治上：“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颁布宪法；经济上：“殖产兴业”：发展近代工业，兴办工业企业。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技术；社会上：采取“改历”，“易服”，“剪发”等措施；军事上：改革封建军制，建立近代化军队，日本军人进行武士道教育。实行徵兵制，建立一支崇尚“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的军队；文化上：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国家学习，效仿西方建立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文化教育体系。向学生灌输忠君爱国思想。思想上：大力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习惯，努力改造落後愚昧的社会风气。确立了国民皆学的方针。打破了传统的身份等级制度，在政府“求知识於世界”的开放政策下，掀起了传播启蒙思想的热潮。二十年的时光，即实现了国力强盛的宏愿。

大和民族是个野心勃勃不讲道义的民族，明治维新，由弱转强之後，不思睦邻友好却立即产生了对中国的觊觎之心。

满清王朝的末期，面对虎视眈眈的东西方列强，闭关锁国已是梦想，一场鸦片战争，国门便被大炮轰开，各路列强，接踵入侵，割地赔款，卖国求安，不平等条约一个接着一个签订。大清王朝被洋人们欺侮的喘不过起来，若再不求变图新，世界之大已无天朝的立足之地。

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之托写成《海国图志》，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容闳根据自身经历提出：通过派人出国留学，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回国图新，中国或许可以再生，逐步变得文明而强大。之後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所谓的洋务大臣们，举着“自强”“求富”的旗帜，高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办邮电、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造船舶、练新军、废科举、办新学、创建同文馆，等等等等，热闹非常。然而，因为他们都是满清王朝家天下体制内的官员。所以无一人能、更无一人敢着眼於国家制度的更新。虽然有了电报、有了铁路、有了大楼、有了工厂、有了银行、有了新军、有了水师……但是，从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全面开始到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签订马关条约为止的一场甲午战争，向来自称天朝的大清王朝即败於刚刚跨入列强行列的日本，水师全军覆没，国威被扫除无余，这标志着多年以来的洋务运动完全失败。

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三场战争，这场战争日本人打赢了，是日本人向西方学习後，进逼到中国的国门（曾是“恩师”的家门口）之前打赢的。

日本战胜腐朽透顶的满清政府，气焰极为高张，欲望迅速膨胀。军阀、财阀和政客们，各提自己所希望得到的条件：海军部希望割取台湾全岛；陆军部则认为，辽东半岛抚朝鲜之背，扼北京之咽喉，从国家将来大计考虑，决不可不归我领有；财政部期望的是金钱，计画索赔十万万两白银。围绕这些苛刻条件，大清中堂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展开了反复艰难地谈判。经过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最後达成协议，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终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大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