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凡领袖的挫败 文化大革命在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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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英文学术期刊The China Review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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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还是疯狂

  武汉是王绍光的家乡,也是我的家乡。我在那里度过了十八岁以前的日子,这座城市一度给我沉闷和易怒的感觉。沉闷是因为市容欠佳,易怒是指的武汉人的个性。不过家乡毕竟是家乡,所以当我发现这是一本有关武汉历史,学术地位又相当高的着作时,心中自然充满了喜悦。
  
  王绍光在这本书中,致力于回答一个问题,文革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投身其中,为什么会达到如此之大的规模呢?参加其中的各色人等,究竟是抱有何种目的呢?传统的关于红卫兵的印象是他们挥舞着红宝书,哭喊到癫狂,暴力到极致,是疯狂的一群人。但是,作者指出,当对其中派别的对立进行研究时,就会发现,很多人是怀有特定目的投身其中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经过相对“理性”的思考,为自己个人的利益考量的。
  
  以武汉作为案例(北京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联合起来的,最为激进的造反派虽然鱼龙混杂,但大多是对现状心怀不满的年轻人。其中包括许多出身不好的人物,他们一方面因为传统的出路(读书考试)被堵塞,另一方面因为急需一场运动证明自己的忠诚和革命而变得非常激进。另一派,保皇派则很多在文革前是工人或是根正苗红的,原单位的骨干,他们反对打到干部,在造反派的紧逼之下逐渐走向联合。当然,还存在逍遥派,这是一个数量逐渐增长的团体,很多人是不关心,后期也有很多人是觉得迟钝,麻木,和自己利益毫不相关才进入其中的。
  
  造反派和保皇派在高层都有各自的庇护人。这就涉及王谈论的三对关系:精英之间的不同派别的关系,群众之间不同派别的关系以及垂直的,精英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此外,这两个派别在行事方式上也有很大不同。比如说,造反派在各自单位人数都是少数,所以他们很早就寻求联合起来,扩大声势;保皇派的行事方式则更为松散,因为他们纯属防御性的组织,他们也更多的要求将造反的要求限于本单位内。
  
  王在本书中还运用了信息传递的理论来解释这种差别,简单地说,就是“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偶像崇拜版。群众对偶像的解读其实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想象来诠释的,这个特点受偶像崇拜的天生特性决定,另外,中国语言的模糊性,文革中传递信息的中层组织(各级地方干部)被摧毁加剧了这一趋势。
  
  总的来说,这本书填补了大型运动中群众视角的空白。但是这一解释多大程度上有效,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举个例子,武汉“要造反”的信息最初是北京南下的学生传递的。如果运用书中的理论显然解释不通这一点,因为北京的学生在武汉并没有什么利益可言,这一批人应该是更多的受到中央政治风向的影响才这么做的。不过,应该承认,此书非常值得一看。

 


王绍光 2012-05-10 05: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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