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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下这个题目，我就知道，这里有点“媚俗”的意味。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准确的言说：以一种扒皮的“媚俗”来反对另一种“媚俗”——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神话。
 迄今为止，当代的知识分子还陶醉在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的理想生存形态之中。尽管后者与前者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追求完全不同，但理想主义的情怀依然如出一辙：知识分子应该承担时代道义和历史公义的责任。翻读葛红兵的《鸵鸟永远是人类的敌人》，他在此批判了被知识分子高捧的钱钟书这只“鸵鸟”：他在文革中学会了做缩头乌龟，尽管他知识再渊博，学问做得再好，但他还是像一只鸵鸟一样活着，因为他失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灵魂。
 我无意反对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仅仅是作为我探讨一个问题的契机。尽管几乎所有后来的知识分子对前几代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集体表现都倍感失望：在文革中，知识分子的精神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到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被视为复活了，他们经历了一场思想大解放的历程。很多的评论都对八十年代的思想大解放归结于知识分子的推波助澜：他们解构了八十年代之前的政治意识形态。
 但在这里，我只想说的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构也许根本不需要以一种知识分子的话语形态来进行，它自身就会被解构于市场经济的话语形态当中。至少在中国当代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大一统的政治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当然不是被知识分子解构掉的。用马克思哲学的术语来说，政治意识形态的瓦解最终来自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知识分子不过是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知识分子没有也缺乏一种结构意识形态话语的能力，而这恰恰证明知识分子的无能。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反而是得益于政治意识形态自身的解体的。在思想的专制之前和专制之后，在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不作为中，他们扮演了一种无能的角色——与真理对抗的无能角色。
 “无能”是对一种时代和历史的迎合，对政治的投机取巧。实际上，真正的“无能”反而表现出一种对时代和政治投机取巧的敏感性，反而表现出他们对自身坚守的信念的放弃和在政治上积极热情。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而言，任何在历史和时代之内为之唱“赞歌”或者“葬歌”的人都是投机主义者，他们不过是像诸如郭沫若、周扬一类的政治机会主义者。除此之外，他们别无所用。因为他们依附于时代、依附于历史、依附于政治，依附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政治理想。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命运要么是传统理想的政治热情（地位、权位等）的满足，要么是新生理想的金钱和物质的满足。还有一种极端的悲剧命运是他们被机会（历史、时代、政治）本身抛弃和蹂躏。他们的命运是阿Q式的命运——知识分子只知道阿Q是一个农民，具有自身局限的农民；他们不知道阿Q也是一个 “知识分子”，一个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主义者。正是这个意义上，阿Q的命运即是悲剧性的，而且还是存在性的。
 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他不依附于金钱、地位、甚至历史、时代和政治等任何东西——他仅仅是依附于他的信念和他的信仰。当然，他们也许是引领时代的人，也许是时代沉默者，甚至是时代的敌对者，因为“介入”是从信念和信仰的意义来说的。从这个角度上而言，余杰和葛红兵对昆德拉的指责都是无理的。昆德拉不“介入”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介入”——争取自主性是一种最基本的“介入”：他忠于他自身的信念和理解，使得信念和理解不被政治利用，并争取这一信念和理解在现实当中存在的空间。一个知识分子首选是对自身信念和信仰的承担，而不是某种道义和道德的承担。只有对信仰和信念本身的承担才是知识分子首要的责任；只有具有某种永恒性和普世性价值才是知识分子不惜以一生甚至生命去的代价去坚守的信仰。新青年余杰在他的一篇文章《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中指出：在关于抗议苏联占领期间的捷克傀儡政府虐待政治犯事件上，同作为知识分子的昆德拉和哈维尔两人却截然表现不了不同的态度。昆德拉觉得“思想并不能拯救生命”，而且厌恶后者要求签名的到的优越感，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异化状态。而哈维尔则认为签名“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严酷的现实中自我承担的勇气”，并且可以让“那些在牢狱里受难的人们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
  我们无权去指责昆德拉缺乏道义，这首先来自于签名完全是一种自愿行为——维护自愿的原则是首要的。当然，就像余杰对哈维尔的肯定一样，他以政治和道义热情的“介入”的确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价值。但，这两者也许不存在根本上的冲突，原因来自于他们对信念的坚持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前者是以在于他以一种反叛的姿态消解了道义的价值系统，因为产生道义本身的动机是值得怀疑的，把这种道义承担的签名行动揶揄成“媚俗”的表演——它更像一场政治秀，但并不代表他就认同政治迫害本身；恰恰相反，这种反叛和消极的姿态正是对另一种真正价值的呼唤——非政治意义的、个体性价值的持守。而后者则把自身的价值坚守放在了一场特别的政治运动中来获得表达。而这两者之间价值形态的差异恰恰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形象，那就是他们都反对集权的政治迫害，只是在昆德拉看来，反对并不能以统一反对规范的形式进行，要不然，反对本身也陷入到某种规范的专制之中。
 也许惟有在对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和作为基督教思想家的朋霍费尔之间的评判和比较当中，才更具有更为明晰的、根本性的价值和意义：拥护纳粹还是反对纳粹？这一命题的另外一层含义即是：反人类的非正义选择还是拥护和平的正义的选择？后者以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刺杀希特勒）实现了他对信仰的理解：信仰的表达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和思想的介入，而且还是行为的介入。而后者却在个体的选择中让道义悄悄地滑出了自身的信仰范畴，问题是：没有道义的信仰还能称之为信仰吗？
 尽管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身的使命和责任问题上一直在反省和自我批判，但从来都是局限在知识分子与政治、时代、历史的关系上以及相关的道义责任上——却从没有在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从具有永恒和普世性的信仰维度来进行审视和反思。如果知识分子自身没有一种具有普世的信念和价值立场的话，那么它对社会、国家和世界的思考又怎么可能获得价值的维度？因为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他的信念和信仰的价值决定了他言说的价值。
 因此，知识分子的信念和信仰难道不应该是超越国家、民族和具体的历史境遇甚至是民众的吗？如果他们把把自身的价值寄托在具体历史形态的国家、民族甚至民众身上，一旦国家、民族甚至民众发生了灾难行的裂变，知识分子的价值系统就崩塌了。一旦他们的价值系统崩塌，就意味着赖以生存的精神生命的死亡，而且这往往是致命的，它的结果是身体和精神的全部死亡。屈原终于还是跳了汨罗江，这是对国家理想主义权力愿望的终结；茨威格夫妇双双自杀，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理想神话已经完全绝望；叶赛宁的自杀是对科学主义神话的生命反抗，他以殉道的方式为理想的田园一去不复还唱了一首生命的葬歌；而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则更加具有某种荒谬性：一个献身于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理想诗人最后还是走向了死亡：他也许终于明白为了乌托邦的实现，不惜一切的去迫害其他知识分子是可耻的。
 那么，知识分子究竟在历史的境遇中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到知识分子自身的信仰问题。倘若一个知识分子的信念和信仰并非超越于国家、民族和时代，倘若一个知识分子的信念和信仰最终蜕变成一套精明的功利主义，甚至偶像崇拜，那么，这样的蜕变对知识分子而言就是一场精神灾难。
 因此，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本身存在的价值应该和大众一样，他不代言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时代、任何政治团体；他不代言历史——他只以他的信念和信仰说话。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引领了时代，那么一定是他的信念或信仰赋予他的，这些信念、信仰和永恒的东西相关，而不是信念和信仰之外的任何东西，不是时代、不是历史，更不是某个政治利益集团。否则，他的信念和理想要么被遭至失败之后无所适从，要么在民众偶像崇拜中异化自身。这两种精神的境遇都意味着知识分子个体信仰的终结。
 在中国的当代的历史境遇中，一大批的左翼知识分子几乎是集体性地对政治灾难保持了沉默。而无论是社会的政治灾难和是社会的政治改革都先于知识分子的葬／赞歌。八十年代社会的开放、民主和进步，大一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都并非是知识分子先见之明的结果，而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本身的矛盾使然。知识分子并不是从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上获得这些资源，从而先于政治本身作出反应；更不要说在政治灾难之前以自身的信念和信仰“介入”而阻止政治灾难的发生。相反，真正的马克主义知识分子反而在时代和历史中被阉割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志新、遇罗克、顾准和那些在写作和思想上仍然在秘密言说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而那些在政治灾难中迎合政治、迎合时代、迎合历史而写作、讲授的知识分子却是一群真正的“伪知识分子”——他们是一群丧失信念的附庸者，他们可以什么都是，但他们就不是知识分子。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信念和信仰才是成为知识分子之所以称其为知识分子的本质性东西。
 这样，信仰屈服在历史和时代之中——尽管一种理论上的信仰可能是时代和历史的结果，但信仰从本质的意义上而言是超越历史与时代的，否则它就不称之为信仰。所以一个引领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一个依附于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以他坚持的某种具有永恒性的信念和信仰来对时代和历史发话，而后者以一种对历史和时代的敏锐嗅觉紧跟着历史和时代——这看起来具有某种崇高性，但归根到底是一种彻头彻尾为的投机行为。因为这些人的信念是时代和历史本身的“变”，他们的信念和信仰是在历史和时代之内的。
 但问题是，一个自身具有信念和信仰的知识分子和一个同样自身具有信念和信仰的农民有什么区别呢？譬如一个基督徒知识分子和一个基督徒的农民有什么区别呢？前者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恐怕就不是因为他具有信仰的缘故，尽管也许他在写作当中一直体现了他的基督教价值和信仰取向（比如北村），甚至就他的写作生活而言，他就生活在信仰中。但一个农民在日常的生活，甚至作为农民职业的种植当中也同样可以体现他对信仰的理解，或者说他就生活在信仰当中（如电影《像土豆一样信仰》就体现了这一类的表达）。这样，知识分子就并不是单有某种人生的信念和信仰才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实际上这里就包含了知识分子的另一重性质：他们之所以称之为知识分子并不是对某个信念或者信仰执着的缘故，而是他自身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
 那么这样说来，是否可以说，知识分子不过是通过写作、演说、讲授、创作等来体现自身信仰价值的一群人呢？就像一个具有虔诚的农民基督徒通过种植，通过他与邻人的互助关系来体现他信仰的价值，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老工人通过他对工作的严谨、对前途的乐观而体现信仰的价值一样。写作、出版、演说、讲授、创作即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体现价值的手段，这是一个具有信仰的知识分子和具有信仰的农民和工人的不同。
 的确，知识分子不应该为任何东西代言，他甚至不为真理代言。因为真理是在他之外的。他仅仅说出自身，他仅仅通过写作、出版、创作等寻求真理和信仰。任何为农民代言的知识分子都难免陷入自我理想主义的陷阱之中——它的可怕在于知识和思想本身的集权。知识分子需要更多的反省自身，从存在的意义上去思考自身——他们当然思考自身以外的东西。但如果他们不思考自身，或者从自身的思考出发的话，那么自身便从对世界的思考中逃逸，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便蜕变成是一群真正的鸵鸟主义者。
 但知识分子不是英雄，即使对于一个引领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对于一个在政治灾难的逆境中遭受迫害而依然坚守内心坚守信仰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也不是英雄——如果硬要说他是英雄，那么任何活在具有永恒性的信念和信仰之中的人都是英雄。被罗马杀害的教徒们是英雄，在日军侵华之后而拒绝出走的弘一法师是英雄。英雄是从是信念和信仰的意义上而言的，除此之外，没有英雄可言。即使如此，英雄本身也不可被当做偶像——尽管这是英雄自身所不能控制的事情，但英雄的可怕之处也在于此。因为知识分子不应为任何人代言。他产生的影响是在他自身之外的：他应该以他的信念说话而不是以他自身说话，他自身并不能被创造成一个偶像——偶像的可怕在于它制造了合理的专制和合理的群体狂欢，任何具有与“英雄”的思想矛盾的“思想”都会被这种合理的狂欢湮没。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知识分子的确没有什么崇高之处，知识分子之所以被塑造成崇高的理想形象，在于他们本身的“原罪”被理想遮蔽了，他们自身从对世界的批判中逃逸了，更在于英雄之外的人需要偶像——而恰恰是这些人缺乏自身的信念和信仰。这样，英雄的信念和信仰反而被英雄本身置换了，知识分子的信念和信仰反而被知识分子本身置换了。信仰永远是和偶像相对立的，信仰的异化就是偶像。从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到极端的偶像崇拜，这中间不正是人之“原罪”的结果吗？换句话说，真正的崇高即是他们从不愿意被塑造成崇高，从不愿意被塑造成“代言人”的形象；真正的崇高是从不代言的，而真正的英雄是无名的——“英雄”一旦成名，就难逃被政治利用、“神化”的命运。这是英雄们难逃的悲剧，更是凡人们难逃的悲剧——他们陷入对英雄的神化和偶像化之中。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失去政治的庇护未必是一件坏事，从英雄的殿堂里跌落下来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些事件使得知识分子从政治和时代中脱离出来，从知识分子的英雄神话和崇高情结中脱离出来，审视自身，审视知识分子本身的使命和责任。开始用对自身的担当去担当世界，用对自身的审视去审视世界。他们从对世界的批判中更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认识到一种存在性的“原罪”，认识存在，认识人自身，从而在一种对自我和对世界的互动性批判中建立起一种关于爱、关于宽容、关于和平等一些终极性的信念的价值——而这些信念和价值是超越历史和时代的。
 简而言之，对信念和信仰的坚守是知识分子自身赋予的责任和重担，它是自我崇高化的结果。这些信念若只是被知识分子坚守，而不是一种普世性的价值，那么它说到底是一种话语建构——关于知识分子的崇高话语建构：它来自于一个缺乏信仰的国度，而信念和信仰被知识分子垄断和亵渎的结果。知识分子的职责究竟是什么？他必须言说真理，但他从不代言真理。难怪克尔凯郭尔欣赏苏格拉底甘愿把自己当做一个真理的“助产士”——他们都不是真理的代言人，但他们都以写作、言说和创作体现自身的价值，坚守自身的信念和信仰，他们以一种真正的谦卑和对代言的否定来体现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们不代言任何人，甚至不代言任何真理，他们仅仅提出问题。
 所以，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他们只是一群以写作、创作、讲授为自身生存方式的人，他们言说真理，但他们从不代言真理——一个牧师是知识分子，一个诗人是知识分子，一个作家是知识分子，一个社会活动家是知识分子。只是，现实中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有太多太多光环：他们具有知识的头脑，他们充满着智慧，他们具有惊人的才华。但，这一切都构不成他们自身具有某种普世性和永恒性的信仰。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崇高和英雄之处，相反，在市场化的今天，知识分子是软弱的，他们的软弱暴露了他们自身不能承负其自身赋予的重量——因为他们缺乏信念，缺乏信仰。也许他们仍然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这仅仅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而言，但他们是一群缺乏信念、缺乏信仰，甚至缺乏道德的知识分子——谁说知识分子是良心的代表？谁说知识分子就一定比普通的人更具有良心和道德责任心？他们要么被政治俘获，要么被市场俘获。一大群的“砖家”、“叫兽”们，他们可能的确具有智慧的头脑，他们的确具有惊人的能力和才华，但他们的信念和信仰又究竟在哪里呢？而这一点，才是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只是我想问，这又岂止淡淡是知识分子的问题？群众的愚昧和无知的确为知识分子自我崇高化的担当提供了契机，但知识分子本身的信念力量又从何而来呢？难道我们把这个社会改造的使命都推给那些正自我崇高却又正在堕落的知识分子么？难道群众对社会进步的期望和信念仅仅建立在知识分子为群众代言的理想主义之上么？这是否和把同样的期望和信念建立在对政府的信任上一样显得愚蠢？
 知识分子们在检讨自己，这的确难得可贵。但这中检讨却又重新把崇高的、理想的、英雄的使命重新附加在知识分子身上，这难道还不值得怀疑么？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许我们会说，知识分子，请走远一点吧。我们需要的，是我们称之为“信仰”的东西，而信仰，不是知识分子赋予我们的——他们自身的堕落使得他们已经丧失了灵魂的意义。
 但问题是，在一个严重缺乏信仰的国度里，在一个知识分子担当而又无能担当，在一个大众严重依赖于金钱和物质的国度里，在一个缺乏宗教感和永恒的价值的国度里，在一个文化价值的重建毫无可能的国度里，谁来赋予呢？
 
 ——读葛红兵《横眼竖看》之《鸵鸟永远是人类的敌人》：“我为这一代人唱了很长时间的赞歌”随想。

田三木 2012-04-27 03: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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