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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的坏处在哪里？它会腐化征服者的政治德性，使你以後丧失征服的能力。在你丧失征服的能力以後，福利慢慢的也会丧失。但这一切跟被征服者确实是没有什麽关系的。如果你始终是被征服者的话，你自然而然是根本想不到福利的概念，而且对於被征服者来说，因为你不能为国家提供军事服务，你唯一的贡献就是劳动。征服者无需劳动，就可以利用他们流血的收入来享有福利；而被征服者如果不能劳动，他在社会上就是完全多余的人。所以被征服者当然应该比征服者勤奋。勤奋是被征服者的美德，而勇敢是征服者的美德。这里面的道理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信任和勇武构成一切政治德性的最初来源，在宗教和习俗的保护下积累文明的燃料。物满则溢，文明是德性积累越过阈值的产物。

现代士大夫已经不能理解古老自由的真正源泉，一味陶醉於下游的浊水。他们将蛮族和埃及混为一谈，当做现代化的初等生，把季候差异视为制度差异，用妖妄的链金术折磨万国与万民。历史理解力的衰退本身就是季候演化的产物，预示着熟极而敝的秋天。他们是秋季的摘果人，却不理解自己所在的世界。只有播种者才需要理解古老自由的源泉，在甜蜜的果肉中保存坚硬的种子。

「幸运之轮永不停息，世界没有公正可言。」《天方夜谭》的作者怀着东方的宿命论，平静地接受自己的命运。

中国是一个费拉伪民族，所以中国爱国者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和土鳖loser的组合。只有後者是真正的中国爱国者，前者只是以此为诱饵捕食後者而已。真正的中国爱国者要崇拜和热爱强奸他妈妈的洋人，憎恶和抵制给他女儿送礼物的洋人。这种家庭文化使她们无法跟正常男朋友交往，传承都靠下一波强奸犯。

明智的读者只能用对待《三国演义》的方式对待他们：《演义》的叙事属於三国时期，社会背景和认知模式属於元明时期。

从陈寿的《三国志》到唐太宗的《晋书》，历史的真实性跟《世说新语》没有明显区别。要点不在於甄别事实，而在於附丽於时代精神的潮流和演变。

宪法作为文明的体质，有其生长衰亡的轨迹。轨迹也会反映文明本身的独特性。

你是会读闲书热爱闲书的学者吗？正常情况下，是的。我在大学时代（1990年代）的表现就是专业蒐集闲书的闲人。此後，我是那种专业喝茶扯淡的机关人员。问题在於：这种性格会使我缺乏坚韧和果决。於是我把七千册书锁起来，沿着类似老阿西莫夫的道路，背离了风暴即将来临的地方。

你最推崇的学者是哪位？原因。斯宾格勒，理由如前。他有良好的情景模拟能力，尽管他的错误甚多。这里必须说明，错误少不是优点。一位从不犯错的经济学家基本可以视为废人，一位成功企业家肯定比失败的同行错误更多。诸葛亮的隆中对就是大错特错，但没有这项模拟，刘备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

除了读书，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麽？中古音乐，亨德尔和巴赫。

在着名的《隆中对》当中，刘备和诸葛亮对同样的局势得出了不同的对策。刘备希望继续南逃交州。诸葛亮希望夺取荆州益州，绝地反扑。这就暴露了两人「情境模拟能力」的巨大差异，解释了刘备需要诸葛亮的理由

严复曾经说过：只要废除科举，中国社会就会发生废井田、开阡陌以来从未有过的剧变，超出了他的预测能力。

脏就是别人的东西，你习惯的东西就不觉得脏。你擦鼻涕的时候不会觉得脏，看见别人擦鼻涕就会觉得脏。你如果觉得用某一个男人或女人的牙刷不嫌脏，就可以结婚了。

我老人家作为业界良心，严正指出，如果秘传心法像大白菜一样乱扔，你都还学不会怎样分析，那麽即使把饼挂在你脖子上，你也会饿死的。

人类很容易因为软弱，不能先发制人，提前承受较小的牺牲，结果陷入被动，在为时太晚的时候，不得不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承受较大的牺牲。

中国人的本体当然就是编户齐民，在任何时代都是不行的，盛世做苦力，乱世做菜人。

赞米亚（Zomia）是西方学术界最近20年比较流行的概念，就像「新清史」的概念对内亚研究有颠覆性的影响一样，赞米亚的概念对东南亚研究也有类似的颠覆性作用。

大体上来讲，赞米亚指的是东南亚交通不便的群山地带。

帝国统治者在这里实施统治或者收取财政收入（因为统治的实质主要就是财政和兵源这两方面）是颇为困难的、成本甚高，而当地的土着又善于用各种软抵抗和硬抵抗相结合的方式，不以彻底征服帝国或者替代统治为目的，而是以提高帝国的统治成本为目的，使得帝国企图建立的统治归于失败。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努力能够得到成功，但是这种成功不会比如说像在内亚那样，成功者可以推翻原来的失败者、建立在地图上改变颜色的新型统治；他只是把地图上的颜色变淡，变到几乎是白色，使得帝国的统治者声称他能够执行的统治，变成一种若有若无的东西。

真的有这样的地区吗，在中国有句诗：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朱元璋给刘伯温送去了一把宝剑和一个官位，要麽做我的官要麽我杀了你，这叫“不为君用”令。

一生俯首拜阿姨

诸葛亮平孟获，也是一样的道理，和土司部落建立了信任，稳定了后方。

知行合一，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

你们要像《星球大战》的影片上那样，培养你们的绝地骑士团，培养你们的弟子去推行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推行到一定程度以後，你就要跟本地的大家族和本地的父老们签署像英国大宪章那样的盟约。

签署了盟约以後，大家就要宣誓忠实於盟约。像绝地骑士团守卫银河联邦共和国一样。

朝廷一看他死了，觉得他死了以後势力就没有了，於是就立刻发作起来说，禁邪说以正人心，夺伯爵以章大信。

感谢巴蜀利亚费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专业团队对大蜀民国总统的影像和音讯问题做出了极大改善，本编户齐民表示十分满意与欣喜。

拨云见日，高屋建瓴

阿姨是火星人视角，距离越远看的越清楚，距离近了反而不准

总体上讲，大洪水来临，离帝国中心越近越危险，那些民风淳朴而剽悍的帝国边陲地区，存活可能性更高。另外，你和你身处的人群的德行也很重要，如果你发现自己生活的地方到处都是鸡贼费拉豚的索多玛，就算是流着牛奶和蜜的富饶土地也会被大洪水一并冲走。

大洪水来临时，国有经济利用各种方式借尸还魂，攫取其他成员的养分以自肥，最后导致为经济体效率急剧下降，突出表现为经济危机面前毫应对能力，只能祈求印钞机，最后就是恶性通胀与财政危机。

百年变局由我们一起来推动～可见他并不想让普京那麽快死掉吧

已经不能面对失败。最后一点家当都要拉到前线，然后难忘的１９１９年，不可避免就要出现。

所以现在就看他愿不愿意及时的飞机失事了。

男孩要是穷养，可能会变成小气占便宜下等人的习惯。

无论上层下层，都应该养成承担冒险、驾驭风险的能力。

能力越大，将来阶级地位越高，自然而然的道理。

钱多钱少，取决于信用能力。信用越高，借钱能力越大，越是富裕。

靠省钱是富不起来的。

这种能力学校是没有能力培养的。

家长习惯于自身阶级地位来养成孩子，确定允许孩子冒的风险。

如果风险指标定得低，将来阶级地位就低。升迁时也不敢抓住机会。

女孩生理结构天然承受风险比较低，可让在处在安稳的地位上。

人的注意力空间，是一个珍惜资源。

凡是在小事上习惯于斗心眼，在大事上都会失去比例感。

有大亏要吃，往往是为了掩饰小便宜。

无产阶级往往容易见利而不见害，没有判断能力。

容易遭到惨烈的失败，多半是阶级上的弱点，赚小便宜吃大亏。

这一点是跟童年的训练是有关系的。

近代新儒家面对亚伯拉罕系宗教的挑战，处境比古典儒家面对内亚宗教更为不利。古典诸夏时代的君子小人对应于多层次的封建习惯法，宋明帝国时代的君子小人对应于扁平社会的道德善恶。组织退化和信息枯竭的发展倾向，一目了然。所以宋儒怀念三代上古，也是健全直觉的体现。任何稍有常识的人看到伊斯兰法关于理性适用范围和推理方法的几千种方法，都会觉得晚期儒家的车轱辘话信息量不高。所谓中国书只有几十种，读完了就没有了，数量看上去多，是因为同样的内容反反复复抄来抄去。其实，这就是文明灰烬的自然特征。

余英时在年轻的时候是什么人？完全就是明末遗老遗少在现代社会的一个体现。他在自己的年轻时期最敏感的时候确定了基本范式。

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敏感时期或者在这个敏感时期以前（不会比二十五岁更晚）确定了基本范式。在这个基本范式形成以后，在二十五岁以后，是很难再改的。

他在这个时期就是跟着钱穆和流亡知识分子在一起混。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当然就是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那种情况：衣冠南渡，偏安江左。

辛弃疾抛弃了他在家乡的朋友党怀英，单骑南下。靖康南渡，永嘉南渡。

九一八事变直到淞沪抗战以后从满洲到北平、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重庆这样一路流亡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毫不掩饰地把重庆的国民政府和台湾当作是第二个南朝来看待的，他们自己的定位也是这样。

那么他们的祖先，那些曾经在江东拜占庭政权牺牲的知识分子，结果是怎样呢？辛弃疾他们的下场是怎样呢？他们无疑在下一轮征服以后，在南朝灭亡以后，跟没有逃走的党怀英他们是同一个下场。

但是他们可以说，我们同化了异族。那么我们再看看他们同化的异族是什么样的人。

首先就是纳兰性德这样的人，他们的祖先是游牧骑士，是余英时和钱穆这一代人衣冠南渡所能够辨识的最大敌人，然后他们的子孙变成了南渡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子孙。

而南渡知识分子自己的子孙到哪里去了？在下一轮改朝换代的时候，以地地道道的汉人的身份，像是颜之推的子孙那样。颜之推就是南渡知识分子在南渡以后又被北朝征服的典范。

我们要注意，余英时就代表了南渡衣冠最后的困境。他们应该坚守节操，坚守节操就不能投共，至少在这一代人不能投共，子孙后代就管不了了。

唐人、清人和元人在被中原文化同化以后感到了儒家的重要性，被耶律楚材调教了一通以后觉得：我以前不懂，孔子原来还是一个很厉害的巫师，比我以前发津贴的道士和伊斯兰教阿訇一样厉害。

2023-11-24 11: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