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逸士 一个野蛮与文明搏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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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文士,蔑视官场,鄙视权贵。朝廷屡次征召而不起,终身游离于政权之外。他们以诗文广交天下名士,似给人招声扬名之嫌,我们不排斥文人轻利好名的天性,不过他们的言行、交往,更多地是发自自身的爱好,而不受什么方式的拘羁。他们总是自由的,自由也正是他们隐居山林所企望的精神境界。

明末清初,那是一个野蛮与文明搏斗的时代。

既有胜利者,也没有胜利者。野蛮以血洗劫了大地,获得了时空。文明却创造了一个新文化时代。野蛮征服了腐败、软弱,却未能征服一个民族自尊自强的灵魂,相反倒做了汉族文明的被征服者。

至今,人们还不会忘记那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薙发令。当女真贵族吼出这句得意的令他们发狂大笑的野话时,满以为一夜之间,汉族人的头发会削去半边天,一夜之间汉民会乖乖地成为他们的奴仆。他们万不会想到汉族人为了保住那几根头发,竟肯不要脑袋,竟会因之卷起反薙发的民族狂潮,竟使数月之间就可踏平北京的八旗铁骑,屡遭重创,竟使他们付出了预料不到的惨重代价,使得他们征服的日程竟拖延了近 40 年。

这是两个民族决斗的 40 年,是民族征服与反征服的40年。清初前期隐逸文化所进发出来的那种浩然、刚烈之气,正是这 40 年腥风血雨灌溉的。人们不会忘记“嘉定三屠”、“扬州十日”那悲惨的一幕幕:大地凝紫,婴啼鬼嚎,尸塞长江。隐逸文化同那前赴后继的壮士,一同表现了那个特定时代自尊自强、抗争不息的民族精神。

这一精神是包括女真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自豪,就连《清史稿》撰修官也不顾忌讳,愤笔直书道:“天命既定,遗臣逸士犹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及事不成,虽浮海人山而回天之志终不少衰。迄于国亡已数十年,呼号奔走,逐坠日以终其身,至老死不变。何其壮哉!”(《清史稿·遗逸传》)

一身不事二朝的遗民自伯夷、叔齐以来,连绵不绝,惟清初人数最多,气势最大,最为典型。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与民族的自尊自强意志交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无比强大的群体意志、群体精神力量。

清统治者像征服这块富饶的土地一样,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要征服这批遗民,征服这群避身于深山大泽的隐士。然而皇帝的御笔诏书,高官厚禄的引诱,丰厚的物质赏赐,多无济于事。直至聪明的康熙皇帝,见汉族中真正有才华的大学者对清王朝的科考不屑一顾,便想出了“博学鸿词科”的新招术。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者便成了皇帝的弟子,地位不在一般进士之下。这是皇帝特地施赐于遗民文人的殊恩。设计者自以为得意,然诏书屡下,应诏者寥寥无几。

这样的遗民逸士,在清初的数十年里,比比皆是,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魏禧、李孔昭、李清、阎尔梅、钱澄之、梁以樟、庄元辰、李长祥、沈光文、刘永锡、徐枋、顾柔谦、傅山、汪风、费密、郭都贤等。

这是一个文人救国、学术救国的时代。救国失败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经过这批遗民的潜心着述却获得了成功。清代的汉学正是经他们的手而建立起来的。清代的心学也在他们及其弟子手上换了别一种面貌。其文化功绩永不可没。

清初后期,随着这一代人的相继谢世,随着清政权的巩固,复明的愿望破灭了,一切都成为过去,一切都适应了现实。隐逸文化又进人其平缓流程。

清代对文人的笼络比明代还要厉害,一是科考取士的办法更纯熟、完备。文人不走这一进身之阶,在世上就直不起腰杆儿,就会成为被人瞧不起的多余人。无论你有什么本事,在进士眼里总是矮半截。于是对于科考,人们趋之若鹜。“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清史稿·选举志》)吴敬梓是蔑视科举的,却让他的儿子用心考上去,中举人,中进士。他所赞赏的上上人物虞育德就是进士出身。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总留着科考的位置。科考对隐逸文化的影响与明代大体相同。

文人不做官,还可以搞第二职业--学术。寂静的山林,清新的气息,秀丽的自然风光,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得天独厚。文人有这样的自由,虽不做官,精神反倒更充实,更快活。

然而,文人仅剩的这条路,到清代也被朝廷霸为公有了。皇帝把文人的心理摸透了,文人能做的事情就是那么个小圈圈:舞文弄墨,做官、着书授徒。于是他们想出许多办法。给文人找了许多活干:着史整理古籍、编辑大典。朝廷把天下的学者召集起来搞学问、可搞大工程、大项目,出流芳百世的大经典,况且学人们在一起,又能互相切磋、交流。皇上出钱把这批文人养起来,给他们官职和优厚的俸禄。文人想做的事,朝廷都为你设置好了,一切都想得那么周到,安排得那么舒适,不怕你不上钩。仅编一套《四库全书》征集的有才之士竟多达一千多人。能被征聘者引以为荣,所以清代的大学者特别是乾隆后的大学者都是官方人士,与汉代的古文经学、宋代儒学多为族中名士或大隐士已是同工异曲了。

清代中叶的隐士像明代一样,有不少是居住闹市的“市隐”或“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式的“心隐”。这是明代心学和禅宗转生于清代而结下的果子。但它已不是清代文化的主流。力求恢复原儒面貌具有求实精神的朴学的兴起,使得清代隐逸文化中的道德色彩与社会关怀的因素多了起来。也正因此,隐逸文化的衰落已达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

圆圆的日头经过一天的奔波,疲惫地躺下了,躺了。

在了大山的后面,收起了她那残红的余辉,夜幕降临

中国的隐逸文化走完了数千年坎坷而漫长的路程之后,也悄悄地去了,消失在了漫漫的夜幕里。

身滨十死不言危

政治风云,像大漠六月的天,孩子的脸,变幻莫测。当明朝内战打得火热的时候,女真人与农民军两把刀,已经架在皇帝的脖子上。

先是李闯王,真地闯人皇宫,崇祯“身挂东南枝”,以一根绳子结束了明朝。继而,吴三桂“冲冠一怒”,打开国门,于是努尔哈赤子孙们的铁骑以迅雷之势,踏平了半个中国。

国家危殆!明朝危殆!人民在死亡、流血!

热血男儿按捺不住,纷纷揭竿而起。在浙江,明朝旧员熊汝霖、孙嘉绩相继率众起义,“以一旅之师划江而守”。黄宗羲与两个弟弟,“纠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随诸军与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营’”(《神道碑文》)。当此之时,将士斗志高昂,“士民喟然有吞吴楚之气”(《鲁纪年》卷上)。被鲁王任命为监察御史的黄宗羲,也雄心勃勃,志在复国。

然而,拥有重兵的镇东侯方国安、武宁侯王之仁,拥兵自专,鲁王难制,况宗羲一介书生乎?方、王二帅意在自守,不肯挥师北上。当是时,首举抗清义旗的孙嘉绩、熊汝霖,屡遭排挤,弄得既无兵权,又无粮饷。孙嘉绩感黄宗羲义气,又倚重其才略,遂毅然将“营卒”尽付于宗羲,宗羲又与王之仁的儿子王正中合军,得 3000 人,宗羲率之,挥师北上,“由海道人太湖”,又“招吴中豪杰”(《清史稿·黄宗羲传》),“百日之内,牛酒日至,军容甚整”(《神道碑文》),直

达乍浦。这次进军,计划周密,外有精兵,里有内应,水陆并进。

然而,清兵防备甚严,陆军被清兵围堵,不能前行,孤立无援的水军已溃败,于是全军败还。

黄宗羲自感无颜见江东父老,率残兵 500 人,“归人四明山”,欲“结寨自固”,而后“徐为航海之计”(《行朝录·四明山寨纪》)。部队驻扎杖锡寺,宗羲微服出访,临行告诫部下:“善与山民结。”部下不听,与山民结隙,遂被山民举火,焚毁山寨,全军尽没。

宗羲悲恨交集,几痛不欲生。天地之大,竟无其立身之地,而清兵逮捕的檄文,张贴四方,为逃避清兵追捕,黄宗羲携带子弟逃往剡中,躲进深山,边精研历算,边等待时机。

当黄宗羲在山中研究历算的时候,鲁王在闽中攻城掠地,节节胜利,打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局面,先后复三府-州,共 27 个县,后来虽又被清兵夺去,但东南明朝势力毕竟振作了起来,鲁王召定西侯张名振返身夺回浙江建跳。黄宗羲闻讯,精神为之一振,遂连夜前往,鲁王晋升他为左副都御史。

然而,在那烽烟四起、时局飘荡的岁月,军人主政,悍帅一言九鼎,文职不过是傀儡,何况像黄宗羲这样曾失兵的败将,又能做些什么?

人最怕无所事事,胸怀大志、一腔热血的黄宗羲,空耗岁月,其焦急、忧愤、痛苦之情,何语能道!何言能述!

他无法打发那无聊的时光,只得“日与吴钟峦坐舟中,正襟讲学,暇则注授”(《清史稿·黄宗羲传》)。且莫将此等闲看,那不是在游山玩水,不是在观赏湖光山色,不是津津乐道古人话语,宗羲自己凄然写道:

觞余于鲸背之上,落日狂涛,凄然相对,但觉从古兴亡,交集此时,何处容腐儒道得一句!

--《思旧录》

“落日狂涛”,寓意何其深,“古今兴亡”感慨何其多。“凄然相对”,有心灵犀,无语自悲,那是心灵在哭泣。

当此无用之时,宗羲思念老母,自己只身在外,抛母亲于家中,况且清廷又“以胜国遗臣不顺命者,录其家口”相逼。母亲危在旦夕,宗羲日日心焦,既然在此无所事事,不如归去尽孝,于是他“陈情监国,得请,间行归家”(《神道碑文》)。

然而宗羲并未忘怀抗清大业,仍不懈地进行着秘密的斗争,“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费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岂能奈我何?”此首《山居杂咏》正是他此时此地内心世界的自我写照。直到顺治十年,鲁王去监国号,“海氛渐息,无复所望",他才“奉母返里门,毕力着述”(《清史稿·黄宗羲传》),将全部精力用于论道、治学。

黄宗羲是位典型的遗民,清代的伯夷、叔齐,我们从他百折不挠的斗争中,从那“身滨十死不言危”的坚强意志中,感受到了一种“威武不能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

持子陵之风节

黄宗羲没能实现“复明”的政治理想,于是像孔子一样,退下来治学,遂成就了一代大学问。

黄宗羲做事,十分投入,苦学力行,实属罕见。少年时代“入京诉冤”如此,自京返乡“肆力于学”也如此。

他读书,不读则已,一旦用心于此,便欲读尽天下善书,家中藏书读完了不过瘾,就四处乞书。浙江余姚,向有书海之地的美名,藏书楼甚多,他依次讨去,不肯放过一家。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千顷堂黄氏、绦云楼钱氏,他都一一讨来,手抄后,如期奉还。为此,他专门开出一片地,兴土动工,建起了一栋抄书楼,名曰“续抄堂”。嗜书苦读,到这个分上,学问的回报,自当与众不同。

黄宗羲早年是刘宗周的弟子,早在崇祯末年就小有名气了,十年烽火,千里奔波,使他对人生体验,对社会、政治的体认,清醒、深刻多了。学问也日渐精深博大。故而,一回到家中,“四方请业之士渐至”(《清史稿·黄宗羲传》)。

既然教学授徒,就要教出个样子来。他首先将 20年前老师刘宗周创办的“证人书院”恢复起来,重新开始讲学活动。

黄宗羲治学有三条原则:其一,讲根基,主张“以六经为根基”,反对束书游谈。其二,重博览,强调融会贯通。其三,强调经世致用,厌弃迂腐之学。自晚明以来,束书而谈的风气兴了近百年,黄宗羲力倡“实学”,且有自己的真学问推行之,遂风靡天下。“东之鄞,西之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神道碑文》)

黄宗羲学问博大精深,“着作盈车”。《清史稿》称:“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涉及经学、子学、史学、历学、文学等广泛领域,且一经其涉足,便多有发现、开拓。其治学的总精神一言以蔽之;总结明亡教训,恢复原儒精神,为中华民族寻找一条出路。最能体现他的这一构思的就是那部《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以“三代之治”为楷模,其着述总旨为:使天下为“家”变为天下为“公”。他认为,封建社会一切腐败现象的总根源,在于“家天下”的体制,从而使得国君“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原君》)。君权未到手时,“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一旦大权在握,便肆无忌惮,"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原君》)

何以变“家天下”为“天下百姓的天下”?黄宗羲提出了“君臣共治”的政治主张。君臣关系,不是上下关系,臣僚不是皇帝的“宦官、宫妾”,而是皇帝的师友、同事。君臣治国,犹如共拽一棵大树,同是拽树之人。何以共治?黄宗羲提出了“学校制”。“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学校》)处理政务,选拔人才,评判是非,制定法律,不可以皇帝的金口玉言为准,而由学校公议。学校制,颇似后来西方的议会制。且比西方早了近一百年。

黄宗羲的这些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革命性质,可以看得出字里行间还散发着战场的火药味。那是来自他亡国间的亲身经历,来自他长达十年抗清斗争的体验,来自于他对明代因何而亡的反思。这种反思有着鲜明的时代性,许多真知灼见不是任何时代学者都能提出来的,我们仿佛感受到,在他那思想的大海里,总是漂浮着商船的桅杆,显示出新工商业者对政治的渴求,大概也正因此,《明夷待访录》更具有近代的性质。

顾炎武读后,为之震惊:“大着《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顾宁人书》)梁启超也从中得益非浅,极赞此书“为刺激青年最有力的'兴奋搁”。我自己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而最早而最深。”遂“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清代学术概论》)

这的确是一部近代启蒙之作,不单单在政治方面,同时也是隐逸文化走人现代的一个符号。

如果以君臣共治取代封建专制,为臣的不再是伴君如伴虎,犹如同学、朋友推心置腹,尽情而谈,无所忌讳;如果官职大小不由皇帝一人定,而是由百姓、由学校公众推举,有本事自己做出业绩,无须争名夺利,勾心斗角……那么文人为了保持那独立人格,获得精神自由,又何必再逃入深山老林,忍受饥困之苦,经受酷暑严寒,消磨那孤单寂寞的时光呢!

隐逸文化说到底,不过是文人对自我意识的尊重,不过是寻求一种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品德的高洁,不愿做政治的奴隶,权势的奴仆,不愿为名利所累,为了挣脱名缰利锁,在政治之外所做的一种人生选择。

政治的民主化、法律化,君臣共治,学校参与,为文人的人生提供了自由的竞技场,提供了文人与政治的结合部,从而使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文人找到了他们用武的自由天地,因此可以说隐逸文化在理论上,自《明夷待访录》起已开始迈入近代时区。

然而理论归理论,行不通的理论到头来不过是一堆被遗弃的废纸。中国的历史不会因为几个书生做出了天真的想象,就像变戏法一样,突然间改变自己的面貌。政治制度尤其顽固,比经济体制、生产方式顽固得多,有惰性得多。战争不过是几个小丑在它设计的舞台上舞枪弄棒,扑打厮斗,像在如来佛的掌心里翻几个跟头而已。几个异想天开地舞文弄墨的文人,像大海中的小鱼,怎能翻得了船?

就像大自然有阴必有阳一样,世上的事物往往是成双成对的。教书和写书就是这样的一对,相互推促的一对。黄宗羲的许多着作都是在讲学过程中写出来的,这些着作直到今天我们还很熟悉。如《明文案》、《明儒学案》、《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以及后来的《明文海》、《明文授读》等。其学术价值,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人多希望出名,但也怕出名。不管是出好名,还是坏名,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苦恼乃至痛苦。在抗清的岁月,黄宗羲成了被捉拿的要犯,四处奔命。如今又以学问出了大名,与孙奇逢、李颙并称为当世三大懦,成为遗民文人的代表。于是清政府又极力地拉拢他,多次想以显赫的地位诱他人朝。

就在《明夷待访录》完稿的第二年,学士叶方蔼举荐他,被婉言谢绝了。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掌院长学士叶方蔼,寓以诗,敦促就道,再辞以免”(《清史稿·黄宗羲传》)。他的弟子陈锡暇深知老师的为人,对叶方蔼说:别再使先生为难了,弄不好会促使他像谢枋得那样自尽的。过了不久,“方蔼奉诏,同掌院学士徐元文监修明史,将征之,备顾问”(《清史稿·黄宗羲传》。他碍于私人面子,礼貌地给徐元文回了封信,信中言道:

昔闻首阳山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吾遗子从公,可以置我矣!

自比伯夷、叔齐,毫无商量余地,举荐之人也只好作罢。

有司知他不会来,只得令浙江督抚“抄其所着书关史事者”,送入京中,徐乾学将此事详奏皇上,说他年老不能来。皇上心中怅然,以为这位大学者只是不肯做官,想了想,说道:“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既欲归,当遣官送之。”乾学将信奉上,说明其绝无来意。皇上听了叹息不止,为失去这样的人才,深感惋惜。

作为一个文人,黄宗羲早在少年时就享有盛名,然自清王朝建立后的 50 年间,清廷屡征,他屡辞,至死未人清廷一步,科考不去,征召不至,布衣终身,表现出安贫乐道的隐士情怀,崇高的民族气节,可谓清代遗民的代表。其品德气节,不失为那个时代的伯夷、叔齐,而学术思想又超而上之。在他身上几乎凝聚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所有隐逸文化的光点,并初步展示出了近代隐逸文化的新走向。

康熙三十四年(1695),天空上一颗文化巨星陨落了,一个精神的光点眨眨眼、晃了晃,离开了它久居的星座,飞似地离去了。它虽然在有形的空间消失了,却嵌人那无形的记忆世界,成为一个永不消失的光源。

黄宗羲在死的刹那,同样是不寻常的,不寻常的

思想总是伴随着不寻常的行为。

他在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夕,早已营造好了自己的坟慕,那是一个既平常又极不平常的坟。墓底中央,放置一张石床,床上不放棺椁。对于这个独特的安置,他的再传弟子全祖望作了如下的解释:盖自以遭家国之变,期于速朽,而不欲显言其故也。临终前,他还立下遗言:不做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纸幡、纸钱之类,一概不用。

他不相信鬼神,更不愿落俗,他别出心裁让人在坟前树立两条望柱,柱上书写着一副对联:

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着述,同虞喜之传文。

不事王侯、变名隐居、耕钓于富春山的严光,屡征不起,朝廷有大事便“就喜咨访”的虞仲宁,就是他一生的楷模,一生的自画像。


2022-12-16 23: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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