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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明在天的的特礼

扎在齐化门(即朝阳门)外。陛见时，朱由检赐宴，慰劳有加。唐通也表示“愿捐躯报效，使元凶速就歼夷。”朱由检非常高兴，赏唐通本人白银四十网，兵丁每人五钱。为了加强对这支军队的控制，他派太监杜之秩充任监军。这种做法激怒了唐通。他把朝廷赐给的东西摔在地下，满腹牢骚地说:“皇上太师我，伯我;又以内官节制反上我，是我不敌一奴才也。”[2]接着便借口自己带领的兵员数“寡于贼，不敌;战此平地，尤不敌。当往居庸关设险以待。”[3]上疏后不待朝命，拉起队伍就走。朱由检也无可奈何。

此外，临近灭亡之时，朱由检还手忙脚乱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各项:

一、令勋戚、太监和百官助饷。朱由检为了搜括兵员进行垂死挣扎，但又碰到了军饷的困难。明王朝的国库早已囊空底净，有限的外解又由于京师在军事上陷于被包围状态而无法运来。皇宫里的内帑虽然还很多，朱由检却舍不得拿出来。他在二月中旬下了一道捐饷的命令，责成勋戚、太监和百官报效，以纳银三万两为上等。皇帝自己有钱不出，达官贵人们也相顾不动。朱由检派内官徐高，密谕周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让他纳银十二万两，给其他臣工做个榜样。周奎不肯答应，说是“老臣安得多金?”一口咬定只

[1]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延臣传》作:“通至，骑八千，步倍之，皆极精锐，壁

齐化门外。”(齐化门即朝阳门)李长祥自称当时曾经亲往拜访唐通，按他的说法，唐通部下士卒有骑、步二万四千人左右。然而，其他史籍记唐通入卫时，明延发给搞师银母人五钱，其发银四千两，算来还是八千人。唐通降于大顺军后，奉命领所部共马前拉山海关时，也只有八千人。李氏所记可能有误

[2]《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延臣传》记此语为唐道对作者李长样所述。[3]《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延臣传》

[4]明亡前夕，来由检仍说:“户部既称无纳，内帮业已如扫，各官速为集议。”(见孙承语:

《天府广记》卷三四，《成德传》) 然而，犹连她的亲信大臣也不相信。在都脚史李邦华在疏中说:“祖宗设止内梦，原积有余之财以供有事之用。今军兴告急。司农(即户部)掣肘，士无重赏，何d将其死力?杜稷杌程，皇上犹客此余挑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窃恐尽捐内梦尚无及于事也。………天下大头，未有天下义安而天子患贫者，特恐有力者负之而趋耳。”(见李邦华:《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朱由检不予批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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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明王朝的覆亡和山海关之战

第一节 大顺军攻克北京

三月十五日，大顺军进抵居庸关，唐通和监军太监杜之秩投降，号称天险的京师“北门锁钥”，便在大顺军面前敞开了。

大顺军的逼近京师，给明廷蒙上一片阴沉的气氛，朱由检和他的大臣们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境地。三月十六日，大臣们在朝房商讨对策，一个个“但相顾不发一论”[17。同一天，朱由检故作镇定，按照常例召对考选诸臣，以抵御满洲贵族军队和农民起义军以及筹措兵饷为题，挨次奏对。在厄运临头的时候，他做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官样文章，只不过是借以安定人心。然面，就连他本人内心的恐惧也无法掩饰了。据时人刘尚友记载，朱由检在听取诸臣奏对时已经心不在焉:“上或凭几而听之，或左右顾而哂之，或斟茶，或磨墨，皆亲手自为之。如忽忽无绪然，非平时庄涖景象也。”“闻是日帝笑语频失恒度。”[2]奏对还没有结束，内官便忽然递进一件密封文书。朱由检一看，立刻面无人色，皇遽退入后官。参加奏对的臣工们面面相觑，

[1]刘南友:《定思小记),[2]刘尚友:《定思小记》。

第十二章 明工烦的顺仁和山海关之股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出来后一打听才知道是报告昌平失守1，起义军即将兵

临城下了(2)

就在这天的傍晚，大顺军先头部队到达京师北面的土城(即元大都北面城墙遗址)。十七日，义军进抵北京城下，开始攻城。京师里立即像开了锅一样乱作一团，"人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见，唯唯否否或曰无害，或曰奈何?惟议巡街闭门，无一胜算也。[3]有的官镣心怀侥幸，“犹谓城坚势重，外有大帅足倚，围三月未伤也。故城中多务积煤米，余无所问。”[4]崇祯皇帝则“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仓皇召对，人人战栗无策，噤不发声。”15)守城的重任完全落到了宦官手里，被驱赶上城守垛的士兵平时既无训练，临事又缺粮饷，“守垛之兵，饥不得食。或母或子，携粥至城

[1]赵士锦《甲申纪事》中说:“昌平路兵陈一元谓予口:昌平进抚何老爷(即何谦)于大兵

未至，十四日借中居庸之名出域。吾辈于十七早闻大兵型，显李总爷中媒即襄成(指表城伯李国植)之叔云:"吾兵只得去降。’悲爷不肯。鲁草又云:老爷虽不肯，音辈去失。李田马至门房自蜢，我兵至三里坡，已有老人，生员在前迎接。刘老等(指宝敏)先生，吾翠骁云:"昌平守具降。’刘老爷云:"圣驾在后。"所史，皇爷(指自成)至，疏降之。据此则大顺军占顿昌平在三月十七日。关于李中锐之死，光绪十一年《昌平州志》的说法略有不同，“十七年三月乙未(乙未为初七日，当为己巴)，李自成陷苗平。总兵官李守锞马贼不屈，格杀数人，死之。(基六。《大事记))

[2]许多史籍都说大顺军经过昌平时，将明十二陵烧毁无遣(如文束《照皇小识》春八武

说:"闯贼破昌平，将十二陵亭威悉行焚败”)。清初，所天武在《昌平山水记》中说，被烧毁的只是康陵、昭陵的明楼和定陵的殿虎门。他在《恭请天寿山十三陵》诗中又说:“康、解二明楼，并遭劫火亡。定陵毁大殿，以及东西席。(《亭林泽集》养二)层大均在《自代北入京记》中也说:“定陵全毁于贼，阳陵、康陵仪明楼被焚。”(《翁山文外》卷一)顾炎武、屈大均都经过实地探访，所记完全相同，可证一般史籍之误，最可笑的是光绪十一年《昌平州志》卷六《大事表》，竟然也说“威逆焚十二陵享殿。”简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被又军烧毁的康，明，定三陵在而边，其他九陵在东边，也许能说明义革当时行经的路途。

[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4]刘尚友:《定思小记》。[5]张正声:《二素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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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狂呼，不知守之所在。一日再食者十无一二。”[]襄城伯李国祯所统京兵三大营屯孔于城外，大顺军一到立即全部投降，火炮等器械转手之间

便成了义军攻城的利器。

大顺军围攻北京的时候，李自成在昌平、北京之间的沙河巩华城设下临时总部，由大将刘宗敏担任前线总指挥，攻取北京。为了尽量减少攻城时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及日后进兵中的阻力，李自成等义军领导人认为，争取朱由检投降是比较理想的。于是，派了在宣府投降过来的太监杜勋等人进入城内，敦促朱由检看清形势，及早投降。关于这次谈判的情况，史籍中言人人殊。根据原始材料来考查，可以大致确定谈判的经过如下:杜勋到城下后，由于当时的城守掌握在太监之手，没有遇到什么阻拦就被城守太监曹化淳、王德化等用绳索吊到城上。杜勋说明了来意，指出大顺军兵势浩大，明廷根本无力抵敌，转达了义军领袖要求朱由检“逊位”的意见[3]。朱由检自知已成瓮中之鳖，除了接受起义农

[1]史可法:《请饬带门户政》，见《史忠正公集》卷一。《奏疏》。[2]孙永泽:《天府广记》春三四;《国雄》赛一〇○。

[3]关于谈判的情况，火籍中有种种说法。《国榷》卷一○○说，杜动在城下喊话，“提督太

盘王承慈随之上，同入见大内，盛称贼势，皇上可自为计。守陵大监申芝秀自昌平降，亦腿上入晃，述癫语，请通位。上怒叱之。”《平寇志》卷九所记相同。陈济生《再生纪略》说，三月十八日“中百时分，贼密遗杜勤通话，欲中分天下，谋之大僚，不可而业。”《甲申传信录》卷一云:“是日，威逢板监杜励缒城入讲和。盛言李闻人马强众，议湖西北一带，分国而王，并编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当局茫然无应。内臣告上，上密在见之平台，能匪欲藻德在焉。助具以事白上，且古闻既受好，愿为朝延内遇群寇，尤能以融兵助制过流，但不拳记与既耳。因劝上如诸为便。上语藻德口:"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藻德顾然不答，鞠躬偏身而己。上忧感不能坐，于龙椅后靠立，再回询藻稳定议，陈德终无一解。上命勤丑回话，联计定另有旨。复缒励还营。《怀陵流窥始终录》卷十七也有这样一段记载。另在三月十二日下又说:“蓟辽总督王永古陷贼，旅归。中枢张播彦政请召对。下目先问来意。永吉云;阳城有二说，一如楚汉分地，一解甲归期以大将军烧败。因者太陈，不许召对。”文宋《歌皇小识》卷八所记亦同。按，王永古当时并没有被大顺军修获，所记有谋。以情理而言，大顺军已经兵临城下，谈判

挺都不可靠。

中提的条件就只能是同永昌元年诏部一样，要来向检逊位，也就是投降，其他的说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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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明王期的围亡和山师关之推

民的条件之外只有死路一条。这时，他处于贪生之念与博个“国君死社瘦”的“美名”之间的矛盾之中。长期君临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极烟的爱面子，阻碍了他接受杜勋转达的要求，而一口拒绝就无异于宣判自己的死刑。在这种两难之中，他指使亲信太监同杜勋继续谈判，希望通过讨价还价争取到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条件，或许还希望拖延谈判，等持各地勤王官军的到来。谈判一直延至十八日晚，即义军攻克北京的前夕。史料记载说，十八日晚，明兵部尚书张缙彦巡视城头，走到正阳门附近，见“其处之城上有酒筵，上坐者一人，旁坐者皆内官。则数人见缙彦起。缙彦问何人?内官曰:城下都督爷。缙彦惊问何以得上?内官出一纸，草纸也，其上墨写'再与他谈’四字，帝之御书。缙彦默然。”清朝初年，张缙彦任职浙江布政司时，"有问以巡城事，无异词，惟帝之御书草纸谓是朱写非墨写。”[1]

朱由检的拖延不决，超过了起义农民的忍耐限度，大顺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攻城，崇祯年间满洲贵族军队几次攻到京师附近，明王朝都是依靠各地勤王兵才守住京师的，这次却没有任何勤王兵参加守城，京营兵的腐败已经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朱由检欲战不能，欲和不愿，只有坐待灭亡。三月十八日夜间，大顺军将士爬城面入，占领了外城(21。朱由检感到火烧眉毛了，他“徘徊殿廷，忧懑计无所出。” 内官张殷忽然跑上前来说道:“皇爷不须忧愁，奴辈有策在此。”朱由检忙问何策?答道:“贼若果然人城，

[1]李长祥:《天问阁集》意中。张蜡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有《缒威上成纪事》一文。

惜我所见北京图书馆藏刊本缺二页，这篇文章正在缺百之内。但书前既有这篇文章的题目，至少可以证明义军代表上城谈判完全属实。当时任明朝具部职方司郎中的张正声说，"是夜(十七日夜 )，降赔杜勒吊城，坐楼上与三军门叙话”，也可资者证(见《二素纪事》)。李长祥所记城头上坐者为“城下都督爷”，似乎是大顺军的一位将领，详情待考杨士聪《中中核真略》以“杜助已题，安肯复明”为理由，否定有杜动入城谈判之事，失之武断。

[2]杨士聪《甲中核真略)，记大顺军于十八日中时攻克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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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须投降便无事矣。”朱由检大怒，一剑把张殷砍死。直到这时，他还妄图突围逃命。他先要皇亲国戚巩永固、刘文炳等召集家丁护驾，得到的答复却是人心已散，无法可想12。他仍不死心，自己手持三眼枪带着一批内官像没头苍蝇似的向齐化(朝阳)、安定等门乱窜，但却碰壁而回。最后，他领着太监王承恩爬到煤山(今景山)顶上四处了望，看到城外烽火连天，已经插翅难逃了，才下了狠心上吊自尽[3]。临死之前，他逼使皇后周氏自缢，对长女乐安公主朱徽媞怒喝一声“为何生我家?”挥剑砍去，朱徽媞举手速挡，被砍断右臂，昏倒在地;又杀死幼女昭仁公主。他还念念不忘要同起义农民斗争下去，把太子、永王、定王叫来，让他们换上平民衣装，嘱咐道:“汝今日为太子，明日为平人，在乱离中匿形迹，藏姓名，见年老者呼之以翁，年少者呼之以伯叔。万一得全，报父母仇，无忘吾今日戒也。”4)说罢，派太监领去躲藏。朱由检的最后一道谕旨，是发给成国公朱纯臣的，命他总督内外诸军，且托以东宫5]。这道谕旨送到内阁还未及发出，就被大顺军缴获了。

三月十八日深夜，外廷大小官僚们还在梦中，宫内已经乱成一团。皇

[1]王世德:《烈皇帝遗事)。

[2]《天问周集》卷上,《新乐侯刘氏传》

[3]蒙山公园中原有一棵槐树，相传是崇植自继处。然而，当时在北京的人留下的记载不少，

虽然都说带死在煤山，具体地点却不一致，没有任何人说吊死在那棵槐树上。十几年以前，这棵槐树还在，并不太大，不像三百多年的古树;何况要说常祯吊死在上面，这棵树当时就不能太小。估计这种说法起源于清代官内人员的附会。

[4]《终宫造录》卷下。王世德《烈皇希遗事》也记载了这件事，文字略有不同:“上执太子手

大排日:"尔等今日是太子、王，城破，即小民也。各自选生去罢，不必恋我。朕必死社程，有何面目晃租案于地下，尔等切委谨慎小心，若逢做官的人，老者当呼为老爷，幼者呼为相公;若遇平民，老者呼为老爹，呼幼者为老见、或称为长兄，呼文人为先生，呼军士为户长，或称曰长官。”古毕，大声曰:"尔三人何不幸而生我家也。” 逐鸣咽不能出声。”太子、二王生子深官之中，长于阿保之手，虽经乃父的一番教诲，毕竟少不更事，大顺军进城以后，他们成了停虎，同别人谈到大瓶军时还是满口“城”字。原大学

[5]《甲申核真略》。

士邱瑜听得心惊肉跳，偷偷以笔书于掌示之云:今后的言寂字”(刘南友:《定思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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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明王期的便亡和山海天之楼

帝不知去向，皇家的变乱又是那样怵目惊心，宫女和太监们纷纷夺门而逃，络绎道路，在一片惊惶骇乱的景象当中，紫禁城迎来了黎明。

一六四四年旧历三月十九日，大顺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宣告了明王朝反动统治的覆亡。这天上午，大顺军迈着胜利的步伐由外城通过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进入北京内城1。史籍载，“刘宗敏整军人，军容甚肃。”12)大顺军纪律严明，进城后迅速地建立起革命秩序，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北京城里的居民热烈欢迎农民军13，皆门口设立香案大书大顺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有的人在帽子上也贴上“顺民”字样。“往来奔走如故” [4)。

李自成在得到京师已经攻克的捷报后，从巩华城来到北京，于中午时分由德胜门入城15

在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文武大员的陪同下，李自成这个当年的驿站马夫，骑着高头大马来到了象征着封建帝国权威所在的皇城。立马承天门下[6]，李自成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忽然，他拿起弓来，搭上一支箭，照着承天门的门扁上射了过去。“奉天承运”的朱明王朝垮台了。

[1]张正声在《二素纪事》中说，“十九日早，贼从正阳、安定门两股分入。”[2]《明季北略》卷二〇。又刘尚友《定思小记》中也说:“辰刻入城，果尔肃然。”[3]《国寿录》卷一,《左中九刘理顺传》云:“须臾贼入，百姓欢迎。[4]赵士锦:《甲中纪事》。

[5]许多书上都说大顺军开始进攻北京时，李自成即已亲抵域下，甚至说他向着城上大马，

这种违反常识的说法根本不足信。又，《虎樵纪闻》卷下《桃国人政》条说，李自成进城时先到西直门，"拔剑去镞，向后三发，今曰:"军士入域救伤一人者，杀无救。怒有黑气涌门而出。宋献策曰:“此害气也，宜避。’乃改从德胜门入。”钱就《甲中修信录》基一也有类似记裁。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因为李自成是在大顺军占领全城以后才从德胜门进城的，中明军纪应当是在军队进城以前。根据当时正在北京的视渊等人的记载，分守西直门的明朝官缭是吴解征，他在大顺军围城时，用土石把西直门的城门润子堵了个严严实实。李白威在京期间，西直门一直没有开过。清兵进京后才把土挖掉，重开西直门。此外，李自威从德胜门进京，不仅是因为这个城门的名称具有以他制胜的象征性意义。而且他从沙河观华碱过来，由德胜门进城路途也最便捷。“天门在清顺治皇帝亲政后改为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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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即位典礼的准备工作。新铸造了国家，文日“维天立极，天字上一层居中、下一层并列维立极三字。”11)在牛金星等人的主持下，制定了《永昌仪注入 可刻成为一卷。“前载伪令，禁奏疏冗长。条记官制、补服、朝见仪节，以及各官往来礼柬之类皆具。”121大顺政权规定以水德王，衣服尚蓝。这是由于明以火德王，取水灭火之义，反映了五德终始的天命循环思想。

六、继续推行追赃助饷等政策

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的财政政策，是西安时期的继续。它和历史上各个新建立的封建王朝不同，没有宣布在保护官僚地主土地财产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轻徭薄赋，而是坚持“三年免征”赋税，用没收明内帑、宗室、勋威、太监的家产和对官僚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关于大顺军攻克北京之后，究竟从宫中缴获了多少属于皇帝的私财(即内帑)，各种史籍记载分歧很大。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3)。对于明宗室和勋戚的财产，在政策上同对官僚的追赃是有区别的，前者的动产和不动产全部没收，而对后者则在数额上有一定的限制。在京期间的追赃助饷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在大顺军所到之处普遍推行这项政策;二是指在北京城内对明廷官员实行的追赃助饷。

下面着重谈谈在北京追赃助饷的经过情形。

[1]章道人:(遇变纪略)。

[2]《国被》卷一〇一。又,《甲申传信录》卷六载，四月“初二日，”……-榜示伪顺仪制，颁

为条约。儿文官供受权将军节制，行晚机:”刘南友《定思小纪》说大顺政权将官制、服色以及“家官拜武将之奖，俱刑定成精，以候顾行。”《永昌仪注》早已亡佚，从一些记戴当中可以看出，这部文献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反映了大顺政权实行“右武”制度，以保证久经战阵的农民军待领着于主导边位。

[3]赵士锦:《甲中纪事》说，内库“银的舟王千余万两，全一百五十万两”。大顺军政城时任

明新兵部职方同郎中的张正声说，"李自成比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年之”(见《二素纪

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动二十万而已"

事》)。榜士糕《平中柱真略》说:“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县三十七百万，金若千万。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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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找争史

不血刃。百姓簟食壶浆以迎王师。神武不杀，比隆尧舜，汤武不足道也。臣遭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殊恩。”自成很高兴，留坐款茶，谈得十分融洽。告辞时，梁兆阳向上打躬，自成也举手作揖回礼。随即任梁为兵政府侍郎。被召见的还有已委任为礼政府侍郎的杨观光，李自成向他询问了郊天典礼的有关事项，杨观光一一作了解答。自成颇为欣赏，在谈话结束时说道:“俱有至理之言，先生说得是。以后先生常进来讲讲。”把杨送到屋檐下才告别而还12)。后人有感于李自成的礼贤下士，赋诗寄慨云:“开国先延理学臣，赐茶留坐问谆谆。亲贤下士非夸大，漫骂刘邦敢问尘。”[3]

四月上旬，李自成先后两次召见了城内和城郊各村镇耆老，“问民间疾苦，有无扰害?”[4]受到接见的耆老们出宫后，喜形于色地传告李自成头戴大绒帽，身穿天蓝箭衣，同其他将领简直没有区别。

这些事实说明，李自成注意到了争取明朝官僚和士绅、耆老的问题。如果不是很快就爆发了吴三桂叛乱和清兵进关，大顺政权完全可以进一步稳定局势，并且以对社会生产最小的破坏为代价实现全国的统一。如能在一个新兴的、领导人物起自民间、饱经阅历因而能够实行开明政策的大顺帝国统治下，我国的社会进程，无疑地将会在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对外交流等方面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历史的偶然性却导致了大顺政权的失败。由于清兵的南进，民族矛盾激化，连年的战祸使劳动人口等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代替大顺朝执掌全国政权的清王朝，又是一个以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满族贵族同汉族中最腐朽的大地主阶级相勾结建立起来的新王朝，这就推迟了明朝末年凋敝已极的社会生产的恢复，从而导致了我国社会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陷

[1]《平寇志》秦九;《甲申传信录》卷五,[2]《明季实录》;《甲中传信录》卷五。

[3]民国三十二年《米斯县志》卷九下,《艺文·诗词》。[4]《再生纪略》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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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说明，李自成注意到了争取明朝官僚和士绅、耆老的问题。如果不是很快就爆发了吴三桂叛乱和清兵进关，大顺政权完全可以进一步稳定局势，并且以对社会生产最小的破坏为代价实现全国的统一。如能在一个新兴的、领导人物起自民间、饱经阅历因而能够实行开明政策的大顺帝国统治下，我国的社会进程，无疑地将会在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对外交流等方面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历史的偶然性却导致了大顺政权的失败。由于清兵的南进，民族矛盾激化，连年的战祸使劳动人口等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代替大顺朝执掌全国政权的清王朝，又是一个以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满族贵族同汉族中最腐朽的大地主阶级相勾结建立起来的新王朝，这就推迟了明朝末年凋敝已极的社会生产的恢复，从而导致了我国社会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陷

第十二章 明王朝的亡和山海关之

于间退停滞和发展缓慢的境地。

以上依据史实，列举了大顺政权在京期间活动的九个方面。此外，大顺军人京后也没有放松军事训练，仅据《甲申传信录》卷六所载就有:四月初一日“权将军刘宗缴下营点操”;初六日，“闯尝至万寿山观将士骑射，从者数千余人。”尽管由于大顺政权档案文书的被毁灭，我们无从弄清它的全部活动的具体情况，但是，在二十二天里有效地治理那么广阔的地区，从事那样多方面的工作，领导人公务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事实如此，我们才无法同意那种认为大顺军人京之后，领导人只顾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的论点。

第三节 山海关战役

三月，吴三桂率领辽东明军约四万人及八九万关外汉民陆续进关，暂屯于山海关至滦县、昌黎、乐亭、开平一带。这里需要纠正一种常见的误解:许多史籍都以为山海关属于吴三桂的防区，甚至把吴三桂说成是山海关总兵[2]。其实当时的明山海关总兵是高第(3)，下辖兵员数目约为一万人。吴三桂进关之后即同高第汇合，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

三月十五日，大顺军进抵居庸关，明守将唐通投降。李自成对山海关一带的官军十分重视，他知道吴三桂所统边兵是明朝的一支劲旅，距离北

[1]轮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三,《封城志》,《纪事》。又，顺治元年七月清滦州同知赵

钟瑞奏本中自我表功说:“即前平西亲王兵丁分居本城，尽皆安置得宜，兵民帖服。(见第一档案馆所藏《顺治朝奏本》第九号)，也是指吴三桂降清以前的事。[2]《明史》卷三〇九《李台成传》，就用了“闻山海关总兵吴三杜兵起”的指种。[3]见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曰,《宫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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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比较近，又处于大顺军和海洲贵族军队之间，如果不及时解决，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隐患。至于解决的方式究竟是以武力消灭还是采用政治手段招降，李自成分断了当时的情况，认为以招降比较稳妥。因为自从大顺军进人山西以后，除了宁武总兵周遇吉负隅顽抗落得个兵败身死的下场外，据守各战略要地的明朝统兵将领，如大同姜壤、宣府王承胤、居庸关唐通等。都望风归附。在这以前投降的总兵还有白广恩、牛成虎、郑嘉栋、左光先，陈永福等。这种先例对吴三桂自然会产生重大影响。其次，吴三桂自己统兵在外，他的父亲吴襄和其他家属却留在北京，为了保住身家产业，决策投降大顺政权也是在情理当中的。另一方面，如果不先从政治上争取就付诸武力，吴三桂势必倒向满洲贵族。因此，李自成命降将唐通率本部兵马。带上犒赏关宁官军的银两、财物，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和高第。唐通去后，“遗三桂书，盛夸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1这两个明朝总兵果然立即投降了。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防务，吴三桂则带领部众向京师进发，准备朝见李自成，接受新命

吴三桂领着兵马于三月二十四日到永平府(府治在卢龙县)，“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等语。”[2]-两天之后又行至玉田县3)。就在这时，吴三桂得到消息，说他在北京的家属受到大顺军的侵犯，政治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关于导致吴三桂叛变的直接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夺去，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4)。另一种说法是刘宗敏在追赃助饷的过程中，逮捕了吴三桂的

[1]《清史列传》卷七九。《唐通传》;《平寇志》卷一○。

(2]国名:《吴三桂纪略)，见《辛巴丛编》。行至水平府的时日是根据乾隆《永平府志》卷三，《封成志》《纪事)

[3]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政事志·兵警》。又,《临榆县志》所载当时人余一元《述

旧事诗》云:“进抵无炜地”，无终即玉旧县的古称。

[4]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三，《国圆曲》。这类讲法极多，充斥于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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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明王期的亡和山海关之成

父亲吴襄，“索饷二十万”。目前因史料不足，尚无法判定孰是孰非，但大顺军触犯了他的家庭，大致是可信的。吴三桂本来是个封建军阀，他的政治态度完全以个人利害为转移。他投降大顺政权，是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并希冀在大顺朝革故鼎新之际跻身于新贵行列。当他获悉自己的家庭受到波及时，便误以为李自成的招降是把他骗来北京，将不利于己。其他地方传来的大顺政权对明降官追赃助饷的种种消息也使他不寒而栗。于是，他一怒而去，率部直奔山海关，向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由于变生意外，唐通猝不及防，被吴军击败，山海关遂为吴三桂占领。吴三桂的叛变，对于各方面人士来说都是没有预料到的，也是很不得人心的。在一个当事人的诗中有这样的描写:“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2)说明愿意跟着他背叛大顺政权的人寥寥无几13)。

唐通被击败后，带着残兵驻于关城西北的一片石，派人向北京告急。约四月初十日左右，李自成得到了吴三桂叛变、山海关被占的消息。经过紧急商议之后，他一面批评了刘宗敏，对吴襄进行了抚慰，并且让牛金星代吴襄起草了一封给吴三桂的信，努力做挽回工作;一面决定亲率大军往山海关平叛。

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带领大顺军从北京出发，由丞相牛金

[1]张怡:《溲闻续笔》卷一。《甲申传信录》卷八也说:“闻其父为贼州掠且甚。” 杨士聪则

说:“吴襄者，三桂父也，在京为都督，被获将夫，复省而宴之。吴知终不免，遣人脸书[2]余一元:《迷旧事诗》第二首，见光堵四年《临榆县志》卷九，《典地编》四。《纪事》

与子云。”

[3]同上《述旧事诗》中有一联是:“二三绅懦辈，早晚共趋迎。” 可见参加吴三桂版乱的人

只是当地为数有限的几个钟士。请参看程儒珍《关门举义诸公记》(见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二一。《事实编》四，《乡型》下)和余一元《潜沧集》卷三《曹捷音传》，卷四《朱太母诸氏墓志结》,《春庭泻先生墓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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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明王朝的亡和山海关之推

早。解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1]

这封信送到大顺军镇守榆林的大将王良智手里时，李自成已经率军东渡黄河向北京进军了。尽管王良智立即奏知了李自成，但李自成对清廷“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建议却未予理会。大顺军摧枯拉朽式的进军，使满洲贵族们既为之眼红，也感到极大的不安。他们不仅考虑到一个新兴的朝气蓬勃的汉族政权代替原来腐朽没落、不堪一击的明王朝之后，自己将无油水可捞;而且一旦大顺政权完成了汉族地区的统一事业之后，必将凭借强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重新解决辽东问题。因此，清廷在摄政王多尔衮等人的策划下，决定乘大顺军立脚未稳之时出兵干涉。

四月初，清廷得到大顺军占领北京、明朝覆亡的消息，便急不可待地大举兴师。《朝鲜李朝实录》中，记载了朝鲜使臣郑太和四月十四日在安州同清朝使节谈话后写的一件紧急报告，其中说:

……(清使郑命寿)又曰:“项日九王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臣问:“所谓本坐空虚者何事耶?”曰:“为土贼所陷”云，而更不明言。所谓本坐似指中原皇帝而言矣。12)

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和豫郡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等，带领满洲、蒙古八旗兵员的三分之二以及全部汉军大举“伐明”3)。进军路线是采纳汉奸洪承畴的建议，准备由蓟州、密云地区破边墙而人。四月十五日，清军行至翁后，遇上了吴三桂派来的使者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告以山海关

[1]《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2]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

[3]《清世祖实录》卷四。按，据李演《沈馆录》卷七，清迷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即已准备“西

征”(即伐明)，并命李演从行。不久，得到大顺军攻占北京的消息，在出兵时间和调集兵员数量上大概都作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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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危意，“若及此时促兵来敷，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11。同时面呈书信一封，内称:“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患义之言，速选精兵直人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酹，不敢食言。-12]多尔衰大喜，除留下使者杨坤外，还派妻弟拜然随郭云龙前往山海关探其虚实。同时下令改变行军路线，向山海关兼程进发。在给吴三桂的回信里，多尔衮避而不用“合兵”一词，却趁机向吴三桂进行招降:“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13]吴三桂得到回书后，果然决定投降，并决心驱迫关辽兵同大顺军恶战一场，借以提高自己在满洲贵族面前的地位。

四月二十一日，大顺军到达山海关，吴三桂只留下少数军队和反动乡绅防守关城，把主力已拉到关内石河，摆开阵势。李自成除了把主力用于石河以外，还派出部队进攻山海关的东罗城、西罗城和北翼城[4)，对吴军实行包围。双方昼夜激战，至二十二日晨，吴军已困惫难支，据守北翼城的一支吴军向大顺军投降，吴三桂的全军已面临崩溃之势。清兵于二十一日晚赶到山海关后，屯驻于欢喜岭。此时的多尔衮并不急于参战，他“蓄锐不发”[5]，要等到吴三桂部支持不住、大顺军也疲惫时再一鼓作气夺取胜利;同时，他也要观察一下吴三桂的诚意，以免上汉人的当。二十二日晨，

[1]李淫:《沈馆录》卷七，引自《辽海丛书》。[2]《清世祖实录》卷四。[3]《清世租实录》卷四.

[4]按:山海关是东西向的，南翼成近海，故不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5]刘健:《庭闻录》卷一,《乞师逐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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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明王期的服仁粉山海关之路

吴三桂感到形势严重，带着属官和乡绅们出关，至欢喜岭上的威远台!"遇见摄政王，请求清军立即来援。多尔衮谕以“汝等愿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子领兵来成全其美。先帝时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渝大小居民，勿得惊慌。”[2继之又对吴三桂道:“尔回，可令尔兵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以何为辨?恐致误杀。”[3)说完，让吴三桂等先行回去，自己随即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布好阵势后，即向大顺军阵地发动猛烈冲击。大顺军虽然奋勇迎敌。无奈清兵以逸对劳，而且在数量上也占了很大的优势14)，故不久便败下阵来。清军乘胜追击，大顺军大败，兵员器械损失惨重，大将刘宗敏也负了伤。李自成只好连夜撤退。他们行经永平范家庄时，把吴襄处斩。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杀吴三桂全家三十四口。而吴三桂本人却在山海关战役结束这一天，被清摄政王承制封为平西王。这样，由于吴三桂的背信弃义，大顺军终于被满汉地主阶级联军击败。从此明末农民战争由盛转衰，进入了以抗清为主的新时期。

山海关战役是顺、清之间关键性的一战，它决定着究竟是大顺朝还是清王朝建立对全国的统治。大顺军的失败，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因素以外，主要的原因是: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在一片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思想，对于随着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而必然出现的满洲贵族的武装干涉，缺乏清醒的估计。这首先表现在，大顺军渡河东征时调集的兵员不够。

[1]威远台遗址尚在，称作“威述玻”，距山海关城极近，大约不过二三里。威远台建造在欢

喜岭上，所谓欢喜岭只是略高于平地的一条小丘陵。当地人士说，明时官军送自辽东，行至谊岭则关门近在跟前，心中欢喜，故名。[2]康熙八年《山海关志》春五,《政事志·兴警》

[4]李柠以当事人的身份说:“以臣所见，期兵似倍于渔藏。”(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交[3]《清世祖实录》卷四。

料》上编，卷五八)加上关三桂的军队双方共力悬珠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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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顺军兵力总数在百万以上，但平定西北地区后派驻各地的军队教量过多，占领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后，又在各战略要地分别驻军，使兵力进一步分散。因而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用于对付吴三桂等部的明朝官军虽然胜任有余，但要同强大的满洲贵族军队决一雄雌，就显得力量不够了。

其次，在用政治手段招降吴三桂之后，李自成派往山海关镇守的，只是刚刚投降过来的明将唐通所部八千人，没有派出农民军大将率领重兵协防。派到山海关地区的文官兵政府侍郎左懋泰和山海关防御使张若麒，都是大顺军进京以后从明朝官僚中选拔的。这也反映了大顺政权领导集团对辽东军事形势可能出现的新情况估计得很不够。按情理分析，从万历末年以来，辽东军事冲突连绵不断，特别是崇祯年间清兵几次攻人畿辅地区。造成朝野震惊的局面。要说李自成等人对此一无所知或漠然视之，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他们的行动却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在他们心目中明、清之战是“前朝”的事情，自己并没有同清方交恶，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安心过日子。因此，他们头脑中的辽东问题只是吴三桂等人统率的关宁边兵，吴三桂投降之后东北方面的问题就已经基本解决，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贵族被置之于度外。如果李自成在山海关地区部署了重兵。

吴三桂发动叛乱的可能性势必大大减少，即便叛变也不可能轻易地夺得关门重镇。这种麻痹轻敌不能不说是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

清廷方面的情况却正好相反。从皇太极到多尔衮等人都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原地区阶级斗争的演变，并随时根据获得的情报而决定自己的对策。到大顺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京进军之时，清廷已经认准农民军是自己的真正对手，紧张地筹划出兵干涉了。顺治元年初，范文程在《致摄政诸王启》里明确指出;

盖以为明劲敌者我国也，柳则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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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程 明王的履仁和山海美之所

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1]

到了大顺军攻占北京，明王朝覆亡之后，清廷就在极短的时间里几乎空国而来，“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因为多尔衮等人深知，“成败之判，在此一举”[21。

一方是对迫在眉睫的危险视若无睹，一方是处心积虑以求一逞。在这种情况下，前者的惨败和后者的大获全胜就是必然的了。李自成农民军在山海关战役中用鲜血写下的教训，直到现在仍然值得记取。

第四节 大顺军的放弃北京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带着败军回到北京。此时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固守北京等待援军的到来呢?还是趁清军围城以前主动放弃北京?刚回京时，李自成就下令火速拆除关厢民房和羊马墙[3)说明他曾一度考虑过固守北京，但只过了两天，李自成却毅然决定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向西撤退。作出这样的决策是痛苦的然而却是正确的。当时大顺军在距北京不远的地方虽然有不少驻军，但不可能组织起一支足以挡住清军(包括已经投降清方的吴三桂部)的武装。其他军队则因分驻在西北各省和湖北、河南、山西等地，短期内无法调来。在外有跟踪而来的强敌，内有仇视农民革命的残余反动势力的情况下，李自成以新败之余据守孤城，后果是不

[1]缪荃孙:《云自在龛笔记》。

[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基五八。

[3]杨士聪:《甲申祛真略》记，四月二十七日，“驱城中百姓于崇文、宣武门外、毁搬溢河诸

房及城外四面羊马墙，云:"向攻城时借此墙速蔽炮箭，大得其力。感东兵块城，故通去之。””下文又说第二天他自己也被抓去拆羊马墙，“余脱身而走。”这证明山海关战段后。李自成确曾打算国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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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龟卜的。大顺军领导人有鉴于此，终于决定了主动放弃北京。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即位典礼，由牛金星代行郊天礼、六政府各须救书一道”。典礼草草结束后，即“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121，同时放火焚毁了明代宫殿和各门城楼，开始撤离北京。“城中扶老挈幼西奔者络绎不绝”13，一些投顺了大顺政权的明廷官员也杂在队伍里一同逃难。在大顺军遭到严重挫折，而敌方以明太子为标榜的情况下，仍然出现这种场面，说明大顺政权在京师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撤退之前还要正式举行即位典礼完全是从政治上考虑。北京自元代以来就长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在人们心目中设在北京的朝廷拥有正统地位。李自成之所以在军情旁午之际，仍然要在这里举行一次即位典礼，颁诏天下，其用意即在于向全国宣布:大顺政权在推翻朱明王朝之后，业已成为全国唯一合法的政权，北京是大顺朝定鼎的地方，尽管由于军事上的失利而暂时放弃，但迟早是要回来的。

四月三十日晚，清军进抵蓟县，得到了大顺军已撤离北京的消息，多尔衮即命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人统率精锐急速追击，自己则带领一部分军队赶往北京。五月初二日，多尔衮到达北京。当时都中的明朝官僚和市民并不知道吴三桂已经投降清朝，纷纷传说吴三桂打败了李闯，夺回了明太子朱慈娘，将奉太子来京即位。于是一群官僚便聚集东郊迎接，内官们也准备了卤簿法驾。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傲然而来的却是胡服辫发的清朝摄政王，转眼之间满洲白旗兵已经布满城垣。许多人不胜错愕，惶遂而退。一部分鲜廉寡耻的官僚则将错就错，竟把多尔衮迎接进宫，居之于火

[1]杨士聪:《甲申植真略》，控传统规矩都是由皇帝颂语天下宣告即位，诏书的后面一般都附

有大做等忍款。大顺政权却分别由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各发教书一道，这些文献没有保存下来。

[2]李天根:《讲火录》卷三所引塘报，[3]聋进人:《通变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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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明王明的覆仁和山天之

后仅存的武英殿。

五月三日，大顺军退至保定，“虽钲鼓喧阗，而骑无行列，弧折害残，人尽阻饥。””但农民军仍严守纪律，““掏珠易饪”21，用财物向当地百姓购买食品。为了阻滞追兵，担任殿后的部队把“大内锦绮缠挂树上，铸金为饭甗抛置道右，啖追骑以可欲，少缓须臾，一日夜行三百里。13)五月初八日，清兵在庆都(今河北省望都县)追上大顺军。蕲侯谷英麾兵还战，双方战于城东。大顺军饥疲交困，士气不扬，被清军击败，谷英不幸牺牲141。大顺军继续南撤，又与清军战于真定，再次失利15，遂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兵防守固关6。追击的清军也因“马困人疲，不能远逐”(7)，又需要巩固对京师和畿辅地区的占领，不得不在五月十二日回到北京181

清军是在为崇祯帝复仇、“吊民伐罪”的黑旗下出兵镇压农民军的。为了在汉族地区站稳脚跟，多尔衮接受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采取了一些笼络汉族官绅地主的措施。进京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着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9由于在京的明朝官僚绝大多数都投降过大顺政权，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担心吴三桂和清兵入城以后，会把自己视作“从逆伪官”。清廷有鉴于此，“大张榜示，与诸朝

[1]康熙十九年《保定府志》卷十七,《忠熙》[2]康熙十九年《保定府志》卷十七。《志烈》[3]康熙十九年《保定府志》卷十七,《忠烈》

[4]《清世祖实录》卷五记:五月初八日“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等追击流寇于庆都县，大获其

稻重。”另参看康熙十七年《庆都县志》春三,《历代政绩》;《国椎》春一○一。按,《国榷》记双方作战地点为定州北十里清水销，据清实录和《庆都县志》，这一战役是在望都县境进行的，又《国雄》记大顺军有“大帅三人”被清军伴虏，恐不可靠。

[5]《清世祖实录》卷五记:“国山额真谭泰、准曙、护军统领德尔得赫、哈宁嘴等率前锋兵道

至真定，又破之。越楚辐重，仓业败走。” 另参见《清史列传》卷四，谭泰、准塔、哈宁嚆传。

[6]边大经:《虎口余生记》。

[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科》上编，卷五八。[8]《清世祖实录》卷五:9]《清世祖实录》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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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落漆前和”1”只要归顺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同时明确究布，凡闻被起义农民夺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12。这些保护汉族官保地主的政令一公布，那些曾能受农民军铁拳打击的明朝官绅地主，无不弹冠相庆，“放朝野一时耀然服从，如大早之得时雨也”13。"是月终旬，长安市上仍复

冠盖如云矣!””完全是一派全面复辟的景象。

[1]聋道人:《燕都志变》(即《遇变纪略》)。

旧。"

[2]《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七五页，引顺治元年谕曾云:“前朝勋威旸田、己业，俱各照

[3]《燕都志变》[4]《燕都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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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较早发生的叛乱往往以为崇祯帝发丧，恢复明朝年号，甚至拍出明朝宗室相号召，如德州推出宗室朱助镦为“济王”!1;大同总兵姜壤也以明枣强王朱鼎珊“续先帝之祀”12)。等到他们弄明白了大顺军是败在清兵之手时，就差不多全部归顺了清朝。而靠近南方的山东、河南一些地方的官绅地主，则在清廷和南明弘光朝廷之间摇摆。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廷，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能在黄河流域站住脚并且进而推行征服全国的事业，其最主要的因索就是它得到了北方汉族地主，特别是这个阶级中最有权势的阶层--官绅地主的支持。

在这些叛乱当中，对农民革命事业危害最大的是那些窃据了大顺政权重要职务的文武官僚。如明朝遵化巡抚宋权在李自成进京时拜表投降，被任命为大顺政权遵化节度使[3)。他发动叛乱时，大顺军守将黄锭还被蒙在鼓里，仍用对上司的礼节对待他，给果仓猝遇害，镇守军队全部被搞光，防御使、府同知和县令等下属文官也被一网打尽。又如李自成在晋北重镇大同留了上万名重兵、由制将军张天琳负责镇守，由于没有解除明朝投降总

[1]康熙十二年《德州志》卷一○。《纪事》载，当地乡绅卢世深信滩、赵继鼎、翟先贞等发

动叛乱时，“水得王孙朱帅狱为盟主”;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载，以朱帅微名义发布的横文申有:“闻吾君犹存六尺之孤，况寰宇不止一成之藉”。“知匡复之不远，识中兴之有期。”可见德州的官僚地主是以恢复明朝和号召的。朱帅锨(按:有的书写作朱帅做，有的写作来帅嫩，此据顺治元年朱帅世本人给清延的启本)原为明庆藩宗室，崇横年间换授为北直隶香河知县。他的济王称号是冒牌的。《德州志》讳而不言。但是，康熙十四年《香河县志》卷七,《秩官志》记载:“朱帅锄，官室换授，陕西宁夏人。……值李闯犯解，进率健卒至山东德州，为州人共推立为济王。”第一档案馆还藏有“山东济王府兵都主事臣张吕韬”在顺治北年七月给清廷的奏本。

[2]《清世祖实录》卷五戴大网总兵姜滚启本中说，他“恐无生生乱”，故立枣强王朱鼎谢。

被清福政王多尔襄斥之为“大不合理”[3]《甲申传信录》卷首原序。

[4]宋荦:《记文康公遵化平伪始末》，见光绪五年《永平府志》卷三○,《纪事中》。按:宋荦是宋权的儿子，文康公即宋权。宋学在这篇文章里，竭力掩盖他父亲曾经投降过大顺政权。可是在叙迷经过情形时又一再露出马聊，如说大顺军守将黄锭见宋权时“向上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吴伟亚在《绥寇纪略》卷九中记遵化事变即取材于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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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有所奇张，但表达了大顺政权领导人有整兵渡河、同清军再决雌维的意向。行牌中宣布以田见秀、高一功、赵光远(原为明朝汉中总兵)统兵三十万为先锋，也值得注意。他们在大顺军进军北京时分别留守西安、绥德和汉中，养防游锐，兵马齐整，计划中让他们打头阵，安排也是合理的。大联股权还加紧了反攻的其他准备工作，如筹集军用物资，在平阳属各县“派征钢、布、翎毛”等物[;在山西泽州、潞安(今晋城、长泊地区)“打造盛甲”12:在河南怀庆地区也积极征集制造箭翎的羽毛3。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清兵部右待郎金之俊在顺治元年六月上的奏疏中说:“臣接易州道塘报，流贼尚在太原，日事招练。又询之真定副将王爆云，伪将马总兵(当即大顺军大将马重禧)径倚固关以蔽我。且连日据守门官军盘获流贼奸细，供称来京探信，实繁有徒。可见逆闯包藏祸心，固未尝一刻忘东向者。”[4七月间，大顺军还曾派出部队东出固关，一度占领了河北井陉县城151八月，奉南明弘光政权之命前往北京同清政府和谈的左懋第也在奏疏中说:“然道路传闻，闯贼盘据晋中，以多寇守紫荆、倒马、井陉等关，似贼不甘心于(虏)而与为难者。”【6]九月间，高一功部也曾经一度由陕北攻人山西。然而，这些措施毕竟属于准备工作和局部行动，大规模的反攻始终没有成为事实。我们不大清楚李自成在部署反攻时遇到了哪些困难。从一些迹象来看，内部的不稳定是个重要的原因。不稳定的因素包括:

一、当时在西北地区的明朝投降将领还掌握着部分兵权。清王朝则利用各种社会联系对他们广为招徕，而他们的态度或是暧昧难明，或是跃跃欲试;

[1]康熙十一年《垣曲县志》卷十二,《兵乱》;雍正《临汾县志》卷五。《兵氟》。[2]顺治元年七月通政使王公粥启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3]顺治北年七月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启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4]金之傻:《贼谋甚狡疏》，见《息斋集》,《佐枢疏草》。

[5]《明末农民起又史料》第四七四页,《直隶真顺广大巡按监察御史卫周胤褐帖》。[6]左感第:《萝石山房文钞》卷一,《辞阔效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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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化之势。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全力对敌就不大可能了。

最行，我们还要着重指出一点，即从一六四四年六月李自报返回陕西到下一年正月放弃西安，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大顺政权当时管转的地方还相当广间，处理着好几个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日常事务。从现存的非常有限的一些材料可以说明，大顺政权在西安期间不仅做了大量的工作，政第上也作了相定的调整。如在财政政策上就作了重大的改变，停止了追难助响，改而实行按土地数字征收赋税的政策。上文说过，李自成在北京时就感到大规模地追姓助响对大顾政权的稳定不利，四月初八日曾亲自出面干预，把拘所在营中追赃的明朝官僚全部释放。然而，当时只是停止了在北京对明廷官员的追赃助饷，其他地方则仍在继续进行。回到西安以后，便“通行免追比”。全面停止追赃助饷的原因固然比较多，但主要原因还是避免对官绅地主打击过分而不利于后方的稳定。

追胜助响一经停止，各地政权便失去了财源，势必要用其他方式来代替。我们至今还不清楚大顺朝廷是否规定了统一的征税制度，但从各地的零星材料来看，从一六四四年六、七月起，许多地方确实开始了征收赋税。如顺治元年七月，清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启本中谈到，大顺政权在他家乡河南辉县，“每地一亩派银五分，追比急如星火。又按亩征解阊布，花缺布贵，敲朴就毙，人相枕藉。又科派雕以充箭翎，臣乡此鸟最少，乃至死鸱一只，费银十两有余。又派打造盔甲。” [2]曾任明朝兵部尚书、投降大顺政权不久又降清的张缙彦也说:“雕翎、鱼胶，尽派穷民;钢铁、牛角，

[1]顺治四年七月清陕西通抚黄尔性题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这个题本中说到，大顺政权中舒湛令陈尚新在“李贼通行免追比”之后，竟然把追到的一笔脏眼五百两“侵扣入

本，赤藏第一档堂馆。

己”。同一内容又见顺治四年十一月清别部尚书吴达海等《为贪婪伪官置藏伪印事》题

[2]瑶治元年七月十八日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启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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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北路阿济格带领重兵已由山西保德州渡过黄河，进入陕北。他留下一班投降将领围攻榆林，自己则统兵南下。十二月十四日，清军占领米脂、惨无人道地将李自成故里李家贴和李继迁寨的居民，不分老幼全部屠戮一空”。接着，便向西安推进。李自成在两路清兵夹攻的形势下，看到陕西的陷落已成定局，被迫带着主力撤回西安。正月十二日，镇守潼关的大顺军将领巫山伯马世耀以所部七千余人伪降，清军占领潼关。当晚，马世耀派使者送密信给李自成，被伏路清兵截获。次日，多铎假说打猎，在潼关城西南十里的金盆坡口埋伏军队，旋又声言举行宴会，把马世耀所部军队的马匹器械全部解除。然后一声号令，伏兵四起，七千多名大顺军将士统统被杀12)

潼关战役是大顺军保卫西北地区的一次决定性战役，经过十三天的激战，因力量不敌以失败告终。李自成知道守住陕西已无望，就在撤回西安的当天(正月十三日)决定放弃西安，取道蓝田、商洛地区向河南转移。这个决策是非常仓促的，因为估计潼关失守后多铎所统大军将很快进攻西安。当时，大顺军李过、高一功部还据守着榆林、延安;宁夏、甘肃、西宁也都还有驻军。但是李自成考虑到在多铎、阿济格两路重兵

[1]民国三十二年《米脂县志》卷一口,《秋事志》附《拾遗》,《李自成族裔考》。据这篇文

章记载，当清兵围到的时候，有一位妇女将带幼子，归宁于榆林所属的叶家站，幸免于难。此子遂冒姓叶氏，入籍榆林。又有李某从恶岩上跳下得脱，遍体鳞伤，人呼之为李没皮。此外全被清军杀光。《清世祖实录》卷八，记顺治元年九月二十日，平定山西田山额真叶臣自军中奏报:“伪定西侯唐通败降后，我军复攻破流贼原籍来脂县，歼其亲族，握其坟墓，弃其然骨。值得流寇党羽俱经星散，以闻。”唐通降清事在九月十五日，从九月十五日到二十日，并没有清军攻破陕西来脂县事，当时叶臣所部清军也没有进入陕西。《清实录》的这条记载可能有误。

[2]潼关战般的经过，见《清世祖实录》卷十四所载豫亲王多锋顺治二年二月奏报和康熙

二十四年《潼关志》卷下，《兵略第八》《绥寇纪略》卷九记，“二月，本朝大兵至潼关,攻之。伪巫山伯马世耀以六十万众大败，潼关破，世耀死。”《钦定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传》，也依样画葫芦，大书“顺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关，伪伯马世耀以六十万众迎战，败死，潼关破。”时日和战况无一不错。看来清朝明史馆的编基人员，连本朝的实录和档案也未能寓日，仅拾他人牙慧教材成篇，疏漏荒诞乃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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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19:00:35